原题：华西、南街等“集体经济”明星村的模式既名不副实，也不可复制
一些人常常以华西、南街、刘庄、大寨等明星村为例，说明“集体所有制”更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共同致富。网上甚至热传一个题为《坚持走*毛*泽*东*道路的村庄个个都很土豪》的帖子。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全国农村是否应该重走人民公社式的集体化道路？这是一个关系改革开放大局的重要问题。
实际与标签想去甚远
按通常的说法，全国保持所谓“集体经济”体制的村庄，大约7000个，占行政村总数的1.2%左右。在人民公社解体时，这些村的土地或没有承包到户，或承包后又收回村里；村办企业没有承包或出售给个人，而是继续由村党组织或村委会代表“集体”实施管理；在生产经营和日常生活中强调集体主义、共同富裕；在收益分配中注重积累和公共福利。这些，确实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和“集体经济”色彩。
但是，如果深入考察，则不难发现，这些村庄的经济实态，并不符合“集体经济”的文本标准。在人民公社化年代，这些地方的经济与其他生产大队（或小队）一样，是“半国有的集*权*经济”：“社员”们的生产资料是奉命献出来交给“集体”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集体组织”的领导人掌握着“集体资产”的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收益分配权；“社员”们的所有权处于虚化状态。改革开放以来，这些村庄实行土地统一经营，具有民意基础，国家不但没有平调这里的劳力和资产，而且给予较多的扶持。从这一点来看，似乎符合“部分劳动群众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这条标准。然而，由于这些村庄二、三产业都比较发达，依赖土地进行的农业生产经营比重很低，村庄经济的主体是工厂和商贸公司。所以，应从这些工厂和公司的资产构成和运行着眼，来分析其经济性质：
1、从资产所有权的享有主体看，多数劳动者被排斥在外。一般情况下，原有村民享有相对充分的权益，而在工厂或公司上班的外籍职员，虽然是“劳动群众”，却只能是没有资格享有“所有权”各项权益的“雇佣劳动者”。在那些声名显赫的明星村，后者数量已经远远超过前者。
2、多数明星村的资产，已经实行了股份制改造，按股分红的比重已经超过按劳分配。一直宣称抵制私有制，并提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口号的河南省南街村，在2004年进行了改制，注册资本为5.3亿元的集团股权，量化到原集体公司40％，其余量化给12个领导班子个人。虽然有人矢口否认，有人说只是“形式上的”，但无论是股东大会决议还是工商局的注册记录，都表明在“法律意义上”，这里已经接纳了“私有制”（见2008年2月26日《南方都市报》）。浙江省杭州市航民村实行股份制，将26亿元的企业资产中的近一半量化到村民。如果像有些人所说，股份制经济或股份合作制经济就是“新型集体经济”，当然有一定道理；从对传统“集体经济”的改造角度看，股份制可能是未来的方向。所以，本人非常赞同这样的改革举措。问题是，2015年11月中央“两办”印发的《深化农村改革实施方案》，把“农民合作经济”、“各种私人和股份制经济”与“集体经济”作为不同的经济成分并列提出，说明在中央政策层面上，并没有把“股份制经济”当做“集体经济”。从逻辑上说，如果私人参股的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企业，都属于“集体经济”，那么，现在已经遍布城乡的股份制或合伙经营企业，岂不都成了“集体经济”？按市场经济规则衡量，按资分配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体制本无可非议；为体现共同富裕和照顾弱势群体，减少收益分配增加公共福利，只要权益人同意，也是好事。但把这种分配方式吹嘘成完美的“社会主义”或“集体经济”，则有害无益。
3、村民享有的财产权不完整。对本应属于自己的份额，不能转让；应该分到的红利，必须按村上的要求，将“大头儿”投资给企业；一旦离开本村，名义上的财产转瞬成空；住着别墅、拥有小汽车的村民，自由支配的现金却少得可怜。至于占员工多数的没有“村民”身份的雇佣劳动者，除按市价领取工资以外，不能获得其它收益，也享受不到大部分公共福利。
4、“庄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普通村民缺少参与管理的渠道。按“集体所有”的本来意义，集体组织成员，必须通过一定的渠道参与企业决策和管理。但因为我国这些保持“集体经济”体制的村庄，都是从人民公社体制内的大、小队转移过来的，缺乏劳动者自愿组合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只所以这些村庄在土地家庭承包时没有分田单干（也有的分后收回），是因为有个特别强势的领导人，靠个人权威把大家统了起来，并靠率先发展工商业使“集体”富了起来。在这样的“强人治村”背景下，很难生成民主管理的机制。特别是那些业绩辉煌的明星村，尽管形式上设立着党组织、村委会和公司董事会，但实际权力集中在一个戴着各种光环的“村庄领袖”身上。尽管他们中的多数，都具有先公后私、秉公办事的品格和一呼百应、一言九鼎的魅力，由此形成较高的效率，给村民带来诸多实惠。但这不等于说，这样的体制就是理想化的公有制。我们应该支持这样的村庄继续在现有轨道上继续发展，但要警惕并消除家族式统治可能带来的弊端。比如，华西村大部分资产控制在吴式家族手中；南街村“班长”可以异想天开地搞“永动机”试验；大邱庄庄主禹作敏暴力抗法。这些事例说明，离开民主管理，村级经济搞得再好，本质上也只能是“庄主经济”而不是什么“集体经济”或“合作经济。”
综上所述，明星村的经济是在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确实取得了显著成效，给村民们带来很多实惠，但从体制上看，则是兼有平均主义、极权主义、集体主义和雇佣劳动、家长统制等多重色彩的混合体。
明星村的发达主要靠什么？
明星村确实很富裕，其经济发展和村庄治理的经验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作为先进典型当之无愧。但把他们成功的秘诀归结为坚持“集体经济”道路，则太过意识形态化了，至少是片面的。
不可否认，明星村的“集体经济”尽管名不副实，但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确实在凝集人心、聚集合力、调集资源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说这是成功的因素之一，不算夸张。但是，为什么改革开放前全国都实行更为集中统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却连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呢？为什么华西、南街、大寨、刘庄等明星村的经验宣传这么多年，没有扩散开来呢？
其实，这是个非常容易解答的问题，之所以成“迷”，是因为某些明星村为了迎合*官*方*意识*形*态，获取*政*治*资*源，故意夸大甚至编造了某些“经验”，回避甚至隐瞒了某些真实做法；某些官方机构也顺坡下驴，按自己的口味打扮起这些美丽的“小姑娘”。比如，1991年，当南街村率先摘取了河南省“亿元村”桂冠的时候，有关部门把南街的经验归纳为四个方面：（1）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2）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3）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4）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此后，当地媒体都按照这一口径进行了大力宣传。显然，这几条“高大上”的经验不可能揭示南街发达的奥秘。
根据本人观察，明星村的成功，除了客观上得利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以外，主要有三条原因：
1、在兴办二、三产业上捷足先登，获得成功。如华西村，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成功办起了五金厂，现在有工贸企业20多家，年销售收入达几百亿元。南街村改革开放以前就是多年的先进典型，但直到70年代末，仍很贫困，1978年人均收入仅72元，1980年兴建了一个小面粉厂和一座砖瓦厂，此后，依靠“玩泥蛋”(烧砖瓦)和“玩面蛋”(面粉和食品加工)，建起村办企业20多个。大寨村曾是全国的一面红旗，八十年代后期，建起了煤矿和化工厂等小型企业，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兴办了水泥、酒业、贸易、旅游等多家公司。换个视觉看，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很多没有坚持所谓“集体所有”制的村庄，靠二三产业发展起来，经济规模和村民富裕程度都非常可观，有的甚至比明星村还要富裕。如江苏省张家港市南丰镇永联村，2010年，工业销售收入285亿元，利税16亿元，村民人均收入21586元。
2、有一个能力超强且热衷公益事业的带头人。华西村的吴仁宝、南街村的王宏斌、大寨村的郭凤连，都具有超强的政治智慧、创业能力和管理水平。没有他们，这些村的发展可能平常无奇，也可能成为个体私营经济高度发达的村庄，但决不可能成为红色典型。其实，有些“土豪村”，也有一些类似的能人，他们自己成了富豪，也把村民们带富了。如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九星村，12年间已培育出500多位千万富翁，涌现出4000多位创业老板。
3、具有得天独厚的政治资源，得到政府的特殊扶持。有调查表明，吴仁宝、王宏斌虽然都高举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甚至XXX思想的大旗，但实际上很善于在市场经济和现实政治的结合中找到发展机遇，寻求特殊资源。如吴仁宝就很精通“用形式主义应付官僚主义”的谋略，王宏斌则精于“外圆内方”之道。无论是上项目，还是要贷款，他们都能得到方方面面的特殊照顾。有媒体披露，南街集团欠银行债务高达16亿元，但仍可继续运转。他们还私自将集体资产折股到个人名下。如果是真的，可能涉嫌贪污犯罪；如果是为注册故意做假，等于蔑视法律法规。但这照样不影响南街继续做红色典型。华西村耗资30亿元建起号称中国第八楼的五星级大酒店，铸造了一吨重的金牛。如果是别的地方，不要说肯定亏损，就是“炫富”的指责也受不了，但华西村依靠“第一村”和集体主义典型的名头，却可以大张旗鼓地干。中部一个名扬全国的集体明星村，多年来获得巨额贷款、财政拨款支持，但在部分银行坏账被免除后，尚欠财政周转金1.2亿元，占全县村级债务的38.7%。
哪个地方都学不来
华西、南街、大寨、刘庄等明星村的经验，已经宣传了多年，全国县乡两级党政主官，恐怕很少有人没到过华西村考察学习。但是，这些明星村的模式却基本上没有得到扩散或复制。就发展二、三产业来说，当然各地均有新的进展。我们可以说这是推广明星村经验的结果，也可以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至于走“集体化”道路，我们不敢说没有一个地方去尝试，但肯定没有也不可能大面积推行。道理很简单，如果那条道路是可行的，全国农村怎么会几十年经济徘徊不前，农民口粮不足、收入不增呢？怎么会出现中央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刚一松口，人民公社就土崩瓦解的结局呢？再从这些“集体明星村”成功秘诀看，除了发展二三产业这一点具有一定的可学性以外，超常精英是不可能多见的，多见了，就谈不上超常了；特殊扶持更不可能达到那样的程度。
所以，“集体明星村”的模式不可复制。过度渲染它们的虚假经验，除了助长极左思潮，干扰农村改革发展大局以外，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对现有7000多个号称“集体经济”的村庄，应支持、引导它们按照村民意愿，继续在现行轨道上发展或进行必要的股份制改造。对村民自愿组合的“新集体经济”（实际上是合作经济），应该支持并依法规范运行。就面上的改革、发展而言，必须毫不动摇地稳定家庭经营制度，在此基础上，运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循序渐进地推动农户家庭经济、农民合作经济、各种私人和股份制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微信号 李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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