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状与政策启示
内容提要:基于2013年进城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应用描述性统计方法从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和身份五个维度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现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并不理想，多数人没有建立“城市人”身份认同。在户籍制度障碍下，农民工工资歧视、社会保障程度低、子女教育受限等现象依然十分突出。农民工对定居城市的积极性较高，但他们并不愿意以农村土地作为交换的筹码。群体异质性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特征，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或外来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或本地农民工的融入程度更高。基于此，本文提出赋予农民工与市民平等的公民权、探索农民工跨地区服务管理体制、发挥城市社区和社会组织的协同作用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民工；城市融入；服务管理体制
一、引言
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一个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当前学术界对城市融入的称谓、定义和测量标准尚未达成统一。相关研究大多只是基于农民工某一个或几个融入维度单独展开分析，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整体状况的描述性分析还比较缺乏。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府准确把握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妨碍了相关政策的有效制定和推进。本文在构建农民工城市融入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利用实地调查数据对进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现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以期对当前的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有个全面的把握，并为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依据。
二、文献回顾与指标构建
（一）文献回顾
“城市融入”是一个渐进的、动态的过程，很多学者将“融入”和“融合”交替使用。国外学者主要从社会“融合”的角度构建指标，侧重于不同种族文化的相互交融(Dustmann,1996; Sam 等,2010; Ward,2013)，体现着文化间的“双向”渗透。最具代表性的是戈登·米尔顿(Milton Gordon)的七维度测量体系。针对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种族融合问题，Gordon(1964)提出，可以从七个方面综合测量移民的融合状况：文化同化，用来度量移民对主流社会语言、服饰、风俗习惯以及价值观的接纳；结构性融合，意指少数族群大规模地进入主流社会的圈子或机构；婚姻融合，指广泛的种族通婚；认同性融合，指移民对迁入地的身份认同；观念接受性融合，表示种族间偏见的消除；行为接受性融合，表示各种歧视行为的消除；最后，当价值和权利斗争都消除的时候，就实现了公共事务融合。之后的一些学者分别从社会经济融合(Alba等,1997)、政治融合(Achen,1975)、居住融合(Bobo等,1996)等维度扩展了Gordon(1964)的研究。Entzinger(1990)则将社会融合的测量归纳成社会经济融合、文化融合、政治融合以及东道国对移民的态度等四个维度。
国内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研究则是从社会“融入”的角度展开讨论，偏重于农民工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由“农村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蜕变过程，暗含着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的主从关系。杨菊华(2010)认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指标应包括显性指标（经济整合和行为适应）和隐性指标（文化接纳和身份认同）两部分，前者反映农民工客观层面的融入，是其在城市谋生、立足的基础，后者则反映主观层面的融入，体现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深度和广度。风笑天(2004)从家庭经济、生活方式、社会认同、与市民关系、生产劳动等五个维度选取9个指标，考察了三峡移民在迁入地的融入状况，发现三峡移民在日常生活上的融入状况明显好于经济和心理方面的融入状况。张国胜(2007)指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呈现出针对农民工的制度异化、经济歧视和心理隔离等特征，相比较，制度层面的融入是容易被忽视却又不容忽视一个维度。王桂新等(2007)认为，公共权益的融合也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应有之义。
从文献回顾来看，国外研究对社会融合测量所包含的维度比较全面，但是在各个维度的操作解构上并未形成统一意见。相对而言，国内对城市融入测量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主要还是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和补充。与国际移民的社会融合研究不同的是，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研究往往淡化文化和政治维度的融入，如农民工的城市业余文化生活、对国家政治问题和政策方针的关注状况等，而更突出社会维度的融入，如农民工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活动参与等。
（二）融入指标构建
尽管学术界在农民工城市融入测量指标的设计上存在一定差异，但对融入维度的划分基本能够达成共识。本文在国内外经典文献的研究基础上，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划分为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和身份五个维度。其中经济维度包括工资与就业、社会保险与住房2个子维度；社会维度包括社会参与和社会关系2个子维度；文化维度包括文化活动和文化接纳2个子维度；心理维度包括心理距离、歧视感知和城市适应3个子维度；身份维度则由子维度身份认同度量。虽然城市融入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但进行量化操作时并非指标越多越好，应该控制合理的数量，以便于实证分析的相互比较。通过整合并完善现有文献提出的具体指标,本文给出各个维度下相应的参考指标，如表1所示。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从诸多关于农民工的定义来看，农民工的概念和范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农民工范围比较宽泛，大致包括两类人，第一类是在本地乡镇企业工作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第二类是外出进入城镇从事二、三产业的“离土又离乡”的农村劳动力；狭义的农民工一般指异地流动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本研究中的农民工指的是狭义的农民工，即目前依旧持有农村户口的，从农村流到城镇工作或生活的农村劳动力，通常也被称作进城农民工。
本文的数据来自课题组2013年寒假与暑假期间对进城农民工的实地调查。在正式调查之前，课题组选取了50个农民工样本进行访谈式预调查，就问卷中的不合理问题进行修正。此后，课题组以分层抽样的方式在东、中、西部地区随机选取了1968位年龄在16周岁及以上的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剔除数据空缺严重以及前后明显矛盾的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1632个，问卷有效率为82.93%。调查样本共覆盖全国浙江、江苏、天津、河南、河北、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广东、广西、陕西、福建、新疆、山西、吉林、黑龙江、辽宁、贵州、四川、重庆等21个省市。
在被调查的农民工中，男性占62.53%，女性占37.47%。就年龄分布来看，16岁~25岁的占34.87%，26岁~35岁的占32.62%，36岁~45岁的占21.15%，45岁以上的占11.36%。就教育分布来看，小学及以下学历占12.98%，初中占44.51%，高中或中专学历的占31.28%，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11.23%。参与调查的农民工主要分布在以餐饮住宿为主的服务业，占32.73%，建筑业和制造业的从业比例分别占21.33%、20.21%，其它行业的从业比例为25.73%。在户籍所属地级市行政区域内务工的本地农民工占47.31%，跨市或跨省务工的外来农民工占52.69%。
四、农民工城市融入现状及其群体差异
（一）农民工的经济融入
经济融入是农民工能否在城市生存并立足的基础，综合体现了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经济地位。
1.农民工的工资与就业。从调查来看，过去一年里进城农民工平均工资为2631元，该结果与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的2609元非常接近。对街头拦访数据的分析发现，市民的平均工资达到3304元，显著高于农民工的平均工资。从工资分布来看，81.10%农民工的工资集中在1000~4000元之间，工资水平在5000元以上的比例仅占6.97%。
从工资的性别差异来看（表2），男性农民工的工资明显高于女性农民工，工资水平在2000元以内的男性和女性分别占20.37%和51.22%，21.55%的男性工资水平超过4000元，而对于女性，这一比例仅为5.22%。代际差异方面，老一代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明显高于新生代农民工，两者的平均工资分别为2703元和2590元。其中，工资水平在3000元以上的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比例分别为35.10%和29.98%。从户籍地差异来看，工资水平高于3000元的本地农民工和外来农民工比例分别为31.66%和31.99%，两者差异并不明显。从教育水平来看，对高中或中专以下学历的农民工，工资水平分布的差异并不明显，超过八成的农民工工资都低于4000元。但对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工资在4000元以上的比例明显增加，达到23.43%，说明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群体差异在高教育水平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与钱文荣等(2012)的研究结论比较一致。
从农民工的工资满意度来看（表3），有较大比例的农民工对目前的工资状况并不满意，回答“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比例仅占20.02%，而回答“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比例则达到35.13%。虽然不同性别、代际、户籍地及教育水平的样本之间的工资满意度有所差异，但总体趋势完全一致，只是选择的程度差异而已。当问及“工资和相同岗位的本市人员有没有差别”时，明确回答“有差别”的农民工占49.21%，回答“没有差别”的占25.23%，回答“不知道”的占25.56%。说明多数农民工对由户籍差异所导致的“同工不同酬”感同身受。
从就业状况来看，大部分进城农民工只从事非农工作，占样本总数的79.45%，但也有15.75%的农民工处于兼业状态。老一代农民工的兼业比例明显高于新生代农民工，分别占22.71%和11.81%。这种差异也体现在农业生产经验上，老一代农民工的农业生产平均年数达到6.32年，而新生代农民工仅为0.93年，说明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从未有过农业生产经验。当被问到“有没有想过以后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时，49.61%的农民工表示“从未打算”，41.15%的人表示“视情况而定”，仅有9.24%的人明确表示“很有可能”。从未打算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明显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两者分别为57.07%和36.25%，新生代农民工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明显比老一代农民工疏远。
从就业流动性来看（表4），进城农民工的就业流动性较大。50.33%的人在近三年换过工作，相比较男性，女性的就业流动性更高。代际差异方面，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平均工作转换次数分别为1.11次和0.91次，44.50%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三年内未更换过工作，而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这一比例达到59.01%，说明老一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度更高。随着农民工教育水平的提高，选择“没有换过”的比例呈现 “U”型变化，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农民工就业明显比其他教育水平群体稳定，说明教育有助于提高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
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动机是什么呢？从调查来看，获得更高的收入是农民工选择就业流动的最主要原因，其次是更好的工作条件、更好的福利及社会保障。该结果表明，除了提高农民工收入以外，改善工作单位的福利状况是有效降低农民工就业流动的重要途径(梁海兵等，2014)。虽然农民工的就业流动性普遍较强，但在实际的流动过程中，仍然面临许多困难。调查了解到，39.41%的农民工认为找工作最大的门槛是缺乏相应的技术或技能，其次是学历，占29.88%，仅有5.76%的人认为最大的门槛是户籍。说明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化，户籍对农民工就业的限制作用正在逐渐降低，而较低的人力资本才是限制农民工就业的根本因素。
2.农民工的社会保险与住房。社会保障制度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或最基本的生活权利(任丽新，2009)。农民工享有的社会保险与住房保障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他们能否平等参与城市就业竞争，融入城市生活。
表5显示，当前参加城镇社会保险的农民工比例较低，城镇医疗保险的参保率最高，但也仅达到38.12%，失业保险参保率最低，为12.89%。相对而言，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率较高，分别为80.27%和45.18%。住房保障方面，虽然57.37%的农民工享有工作单位提供的宿舍或住房补贴，但人均住房面积仅达到14.71平方米，远低于城镇居民的平均居住水平。值得指出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社会保险参保率和享受住房保障的比例都明显高于老一代农民工，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保障具有更高的诉求。
（二）农民工的社会融入
与经济融入强调农民工的就业和收入不同，社会融入更强调农民工在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方面的融入(李培林等，2012)。
1. 农民工的社会参与。调查发现，68.93%的农民工进城以后没有回农村老家参加过村委会选举，58.16%的人认为应参加城镇所居住社区的选举活动，81.09%的农民工较少参加社区、慈善公益等社会活动。从工会的参加情况来看，85.43%的人没有加入工会，有14.81%的新生代农民工加入了工会，比老一代农民工高出2.47%。在被问到“如何看待现有的工会组织？”时，48.21%的人回答“不了解”，19.95%的人回答“没有什么实际用处”，认为工会能发挥重要作用和能代表农工利益的比例仅占19.24%。调查中还了解到，54.89%的农民工希望加入属于农民工自己的合法组织，随着年龄的增加，这种意愿愈发强烈。
2.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交往状况体现了农民工构建城市社会网络的积极性。表6的调查结果表明，78.00%的农民工表示与城市人相处融洽，75.57%的人有去城市人家中做客的经历。分群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状况不如老一代农民工，这可能与新老两代农民工的流动区域有关：老一代农民工中就近就地转移的比例较高（49.85%），从而更容易与当地人实现互动，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多是流动在异土他乡（54.13%），与当地人互动也相对较难。本地农民工和外来农民工在社会交往状况上的差异也印证了这一结果，无论是“与城市当地人相处融洽”状况，还是“去城市人家中做客”情况，本地农民工都要明显优于外来农民工。
（三）农民工的文化融入
Redfield等(1936)最早提出文化融入的概念，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或个人在不断地接触以后，其中一个群体或者所有群体的原有文化特征发生变化的过程。就农民工而言，文化融入是其（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根本标志和重要切入点(沈蓓绯等，2012)，体现着农民工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以及行为习惯的转变。
1.农民工的文化活动。从调查来看，进城农民工的文化娱乐时间较少，57.53%的人没有时间参加业余文化生活，25.31%的人偶尔有时间参加文化活动，只有17.16%的人表示有较为充裕的时间参加各类文化活动。不仅如此，农民工的业余生活也显得单调贫乏（图1），主要以看电视和上网为主，分别占67.26%和40.92%，其次是在家休息或者找人聊天，分别占39.46%和25.79%。业余文化开支也是反映农民工文化活动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参与调查的农民工，旅游、看电影、唱歌等方面的年均娱乐服务开支仅为367.02元，70.60%的农民工娱乐服务开支低于300元，其中，有51.30%的人没有任何娱乐开支。值得一提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年均娱乐服务开支为457.28元，比老一代农民工高出247.78元，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对业余文化活动的需求更高。
2.农民工的文化接纳。文化接纳是农民工对迁入地文化、生活理念的了解和认可程度(杨菊华，2010)。借鉴Inkeles(1969)的研究，我们以“现代性”和“对当地语言的掌握”来度量农民工的文化接纳情况。结合调查的实际情况，我们采用健康理念、技术接纳、消费观念、发展观念等四个指标测度农民工的现代性。总的来看（表7），农民工的文化接纳程度较高，76.15%的人认为每年去医院做全面体检很有必要，82.84%的人赞成学习一项新的技术，从事更好的工作，79.59%的人认为一份工作的发展前途比这份工作的暂时收入更重要。但是，农民工的消费观念仍较为保守，赞成贷款买房、信用透支等超前消费的比例仅为30.86%。语言掌握程度方面，会说当地方言的农民工比例占38.06%，能听懂但不会说的占26.46%，听懂一点点的占26.69%，完全听不懂的仅占8.78%。从性别来看，女性的文化接纳程度略高于男性；从代际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接纳程度明显高于老一代农民工；本地农民工和外来农民工文化接纳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对方言的掌握程度上；此外，教育对农民工的现代性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民工更容易实现文化融入。
（四）农民工的心理融入
心理融入是不同文化群体接触所导致的个体心理与行为上的变化(Graves,1967)，只有实现了心理上的融入，农民工的“本地化”过程才能顺利实现，从而使融入城市社会成为可能(崔岩，2012)。
1. 农民工与城市人的心理距离。心理距离是农民工对城市人的心理接纳程度(李培林，田丰，2012)，参考博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我们选取农民工“是否觉得城市人值得信任”、“是否愿意与本地市民交往”和“与城市人接触的过程中是否存在困难”度量农民工与本地市民的心理距离。表8显示，76.01%的人认为城市人值得信任，76.79%的人愿意与本地市民交往，63.39%的人表示和城市人接触不存在困难。由此可见，大部分农民工对城市人的心理接纳程度较高。进一步分析发现，女性对城市人的接纳程度高于男性，可能的原因是女性从事服务业的比例较高，交际能力较强，和市民接触的机会也更多，所以更容易建立起彼此的信任，而男性主要集中于建筑业和制造业，接触市民的机会相对较少，所以与市民之间关系更为生疏。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的接纳程度明显高于老一代农民工，这与两代人的生命历程不同有关，老一代农民工有着浓厚的“落叶归根”情结，而新生代农民工则缺少农村生活感受，他们更渴望成为城市居民中的一员并融入城市社会。由于本地农民工的生活习惯更接近当地居民，所以他们对城市人的接纳程度明显高于外来农民工。
2.农民工的歧视感知。歧视感知（perceived discrimination）是移民心理融入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Berry等,2010)。表9显示，相对于找工作和生活中受到的歧视，农民工对子女就学歧视感知尤为明显，71.64%的人认为目前对于进城农民工子女就学存在不平等现象。在调查中也了解到，多数进城农民工对子女寄予厚望，希望通过教育能改变子女今后受到的户籍歧视。对于问题“您希望让您的子女接受哪种类型的教育？”，选择“普通教育”的占79.08%，选择“职业教育”的仅占20.92%。而当被问及“您对子女受教育程度有何期望？”时，87.19%的农民工表示希望子女能接受本科及以上的教育，其中有28.68%的人希望子女取得研究生以上学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农民工对自身在生活中以及找工作时受到歧视的感知程度明显降低，但是对子女就学歧视的感知程度则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说明接受过高教育水平的农民工对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的感受尤为强烈，并且更渴望改变农民工子女的就学现状。
3.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过程是其对城市生活的适应程度以及生活满意度不断提高的过程(李丹等，2012)。表10显示，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适应程度和生活满意度并不高，对城市生活比较适应和非常适应的比例仅占28.94%，对生活表示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占28.86%。从个体特征来看，女性对城市生活的适应程度和生活满意度都要高于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的对城市生活的适应程度比较接近，但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明显低于老一代农民工，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期望值更高。由于离家距离较近，相对于外来农民工，本地农民工更能适应城市生活，生活满意度也明显更高。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适应程度以及生活满意度也明显提高。
（五）农民工的身份融入
城市融入过程中最关键的一环，也是最后一环，是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李培林等，2012)。农民工对自己身份的认知是其身份认同的主要标志(杨菊华，2010)。在问卷中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您对自己的身份定位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从调查来看，目前实现身份融入的农民工比例较低，建立“城市人”身份认同的比例仅占18.31%。
城乡户籍产生的制度隔阂是农民工难以建立“城市人”身份认同的重要原因，那么农民工是否希望获得城镇户口呢？调查发现，想获得城镇户口的农民工比例为33.41%，对城镇户口持“无所谓”态度的占47.13%，不想获得城镇户口的占19.46%。当问及“如果您进城定居，希望如何处置农村土地”时，回答“保留承包地，自家耕种”的占40.13%，“保留承包地，有偿流转”的占30.93%，明确表示“给城镇户口，无偿放弃”和“给城镇户口，有偿放弃”的仅占9.69%。由此表明，虽然农民工希望通过定居城市享受更高的社会保障水平，但并不愿意以农村土地作为交换的筹码。相比较农民工本人，他们对其子女获得城镇户口的希望更为迫切，55.81%的人希望子女获得城镇户口，回答“不想”的比例仅占8.88%。
在对“城镇户口最吸引你的是什么？”设问时，回答“子女教育条件优越”的比例最大，占43.84%，其次是“城市生活条件好”和“社会保险水平高”，分别占41.37%和34.64%。对于老一代农民工，城镇户口吸引力排列前三的依次是“子女教育条件优越”，占49.53%、“社会保险水平高”，占35.91%，“城市生活条件好”，占33.75%；而对新生代农民工，排列前三的则是“城市生活条件好”，占45.71%、“子女教育条件好”，占40.61%、“社会保险水平高”，占33.91%。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品质具有更高的诉求，而老一代农民工则更偏重于城镇户口所带来的子女教育资源。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在系统回顾城市融入经典文献的基础上，构建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测量指标，并应用实地调查数据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现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总体较差，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新生代农民工或本地农民工的融入状况明显好于老一代农民工或外来农民工。尽管农民工有较强的积极性在城市定居，但他们并不愿意以农村土地作为交换的筹码。教育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值得说明的是，当前学术界对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评价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我们只能根据农民工自身的主客观指标评价描述其融入状况，这是本文的不足之处。今后如果能够形成一套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标准测量体系，配套建立长期的跟踪调查，以了解各个时点上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进而了解其变动轨迹，将为政府的政策制定提供更有说服力的实证依据。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
1.在制度和法律上赋予农民工与市民平等的公民权，逐步消除农民工的“边缘群体”、“弱势群体”等身份标签。从国际经验来看，移民融入当地社会是个艰难的过程，即便是获得法律身份的公民，也未必能实现身份融入，更不用说农民工这样一个在户籍障碍下受到歧视的特殊群体。公民权的缺失不仅使农民工难以享受与市民平等的劳动权益、社会保障及城市公共服务，也迫使其在“边缘群体”的社会标签下通过身份认同依照社会的期望行事，进一步加深各类歧视或不平等的“自我实现预言”。因此，对农民工赋予平等的公民权能产生正面的自我实现效应，能使农民工更加乐观地看待自己，并为融入城市而付出更多努力。
2.加强政府间合作，为农民工创造良好的城市融入条件，积极推进就近就地市民化。中央政府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应积极探索中央与地方相协调，权利与义务相对等的农民工跨地区服务管理体制，从政策法规上明确规定迁出地和迁入地在就业服务、治安管理、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的职责，并将农民工的服务管理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方面，避免地方政府在政策落实过程中的避重就轻或相互推诿。而地方政府应顾全大局，加强地区间的沟通和协调，创造良好、公平的城市就业环境，认真倾听农民工群体的心声，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此外，国家应该加快中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创新，逐步将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西部的中小城市，提高中小城镇对农民工的吸纳能力和吸引力，在收入分配和公共资源的享有上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在尊重农民工意愿的前提下，鼓励并引导农民工的就近就地迁移。
3.构建社会团结机制，充分发挥城市社区和社会组织的协同作用。社会结构的不协调和社会联接机制的断裂是当前农民工群体性事件激增、社会戾气上升等问题突出的重要原因，应当从社会形成的原理出发，探索并构建社会联结或增强社会团结的机制(包晓霞，2011)。比如，开展和谐包容的社区文化，鼓励农民工参与社区组织的文娱竞赛活动，使其有更多机会广泛接触城市文明；加强农民工与市民的交流和融合，通过举办一些“双向互动”服务活动，逐渐消除市民对农民工的疏远和偏见。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文明的接纳程度更高，他们中的多数人希望能够“扎根”城市，这就要求市民对他们予以更加宽容的接纳和关照，积极帮助他们找到城市归属感。此外，社会组织在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能够有效弥补政府管理的不足(陈丰，2014)。政府应积极探索农民工的组织化模式，充分利用农民工合法组织在就业信息、教育培训、权益保护等方面提供的服务，从而增强农民工服务管理的有效性。
4. 扩大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加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建设。随着农民工代际的转换，农民工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将是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逆转的趋势。政府应尽快调整农村教育结构，扩大对农村教育的财政支出，提高农民工的教育水平，特别要提高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水平，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从而更好的融入城市社会。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农业经济问题》 2015 (7)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