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赣南山区自然村庄的消亡看农村社区的变迁
摘要:运用社会人类学的村庄共同体理论模式 ,对赣南山区乡村社会的传统结构试作剖析 ,探寻其在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 ,一步一步走向衰落的过程 ,并以这一农村社区变迁的视角为探讨中国农村社会改革发展的途径及规律提供一定的借鉴 。
关键词:自然村庄；共同体 ；农村社区 ；衰落；消亡
一、导论
所谓“社区”或者说“共同体” 、“公社”(community)一词最早见于德国社会学家腾尼斯所著的《社区与社会》 , 指的是一种基于自然关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群体, 它由同质性的人口组成, 强调成员间唇齿相依的感情 。
现今社区的定义已不局限于此, 这一概念自腾尼斯提出到现在, 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角度下了不同的定义, 其内涵与外延都有着很大的弹性, 至今没有取得学者一致认同的定义。但概括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要素:一定数量的人口 ;一定的地域;一整套相对完善的生活服务设施;居民对自己所属的社区产生了认同。本文所说的农村社区是指自然村庄、村镇, 和腾尼斯关于社区的定义比较相符。
中国对农村社区的研究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典型的有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因社会学这一学科的取消 , 有关农村社区的研究也一度中止 。80年代 ,社区研究复苏。90 年代至今, 随着农村问题的突显, 学术界对农村社区的研究逐年增多, 各学科全面出击 ,都有学者从各自的学科角度进行了不同的探索。其中 ,对农村社区变迁的研究, 典型的有陈万灵的《农村社区变迁》 。
陈万灵认为农村社区变迁的主题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他在研究中所选取的对象都地处珠江三角洲的村庄 。这些村庄处于几个大城市的交汇点, 地理位置优越, 依托与城市的紧密联系, 利用国家进行市场改革所给予的优惠政策, 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与演变, 已实现了从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的转变。然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农村, 并无此得天独厚的优势, 其变迁又是另一翻情景 。
在赣南山区许多自然村庄的变迁不是繁荣与发展, 而是萧条与萎缩。 人口不断地向外迁移 , 使它们失去了作为一个社区所必备的要素———人口, 从而已经消亡, 或趋于消亡。
这绝不仅仅是人口的迁移。人口的单向流动, 使村庄的人口急剧减少, 随之而来的是其他方面的改变。 这无疑撼动了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结构。本文就试着分析这种变迁形式的动因与过程, 以及这种变迁形式意味着什么。不过在此之前, 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传统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
二、有关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论述
美国学者施坚雅在他的著作《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书中,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结构应该是一个基层市场共同体结构, 其理由如下 :
1.基层市场体系内的一个成年人, 在市场体系内买卖和交际,对基层市场区域有充分的了解;
2.他所需要的大部分劳务会在基层市场体系内找到 ,通婚也是在市场区域内的 ;
3.村庄的宗族与基层市场体系内同姓氏的其他村庄的宗族紧密联系在一起, 构成一个“复合宗族” , 而不同基层市场的宗族是各自独立的;
4.一些秘密会社, 也在基层市场体系内结成的, 他们往往会形成对市场的控制;
5.宗教节日里的活动也是在一个基层市场体系内进行的, 从而强化以集镇为中心的结构及其领地范围。
而弗里德曼在其著作《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里却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结构。他认为是宗族把乡村居民整合在了一起, 人们的日常生活围绕宗族而展开, 因而宗族共同体结构才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单元。
黄宗智在其著作《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中, 则将华北农村的结构视为村庄共同体结构。 为此黄宗智专门进行了说明 :
从小农家庭在一定程度上是市场生产的单位的角度来看 ,与其说村庄是一个紧密的整体, 不如说他是一个由个别农户组合的街坊。
但是, 大部分的村庄也在不同程度上形成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它的居民直接消费他们的产品的一部分。 村庄不仅划分居住的界限, 而且也在某种上划出生产与消费的界限。工作和居住的纽带关系, 又常和宗族关系交织在一起而相互强化。从这一角度看村庄是一个闭塞的, 或许也是紧密的共同体。[ 1] (P21)
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 一书也涉及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基础的讨论。 与他人不同, 杜赞奇倾向于否定乡村共同体的存在。在他看来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结构是一个文化网络。其中“`文化' 一词是指各种关系与组织中的象征与规范,这些象征与规范包含着宗教信仰、相互感情 、亲戚纽带以及参加组织的众人所承认并受其约束的是非标准” 。[ 2] (P14)
但是杜赞奇又认为 ,“将乡村或概括为具有紧密有关系的乡村共同体,或概括为具有多种重要活动功能的实体这种区分十分重要”。 因为 ,“进入 20 世纪之后 , 村庄越来越成为下层社会合作的中心,从以经济利益出发 ,属于哪个村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2](P20)
由此看来 ,杜赞奇的观点就是, 乡村社会的结构无所谓“共同体” , 但将村庄当做一种实体进行研究又具有重大的意义,因而如果要讲共同体的话,那么村庄将成为一个共同体 。
综上所述,可以说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具有多元属性,会因地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但都表现为一个共同体的结构, 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密, 有社区共同体的意识。在上述的任一结构中, 村庄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为一个独立的实体,虽然有时更多地整合进了市场结构或宗族结构中, 但不可否认,它还是能成为一个结构单元。只是不同程度地交织在宗族、市场、村庄这三种共同体当中。 其各自的程度依地域而有所不同。因而不妨就将传统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视为乡村共同体。
中国现政权成立后, 国家政权史无前例地深入到了乡村基层社会 ,试图打破共同体的结构。 但集体化的运动, 国家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 将生产与消费局限于单个生产队内(往往就是一个自然村庄), 反而限制了农村所应有的流动性 ,进一步强化了共同体的边界 。
三、实证分析
笔者的调查地为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 Z 乡, 地处赣南山区西北角 。赣南山区地处偏远, 交通闭塞, 而笔者的调查地所在的宁都县, 更是如此。 它离赣州市区有二百多公里 ,离省会南昌有三百六十多公里。
此次调查的重点, 是正处于消亡过程之中的村庄,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来考虑的:首先, 对于已消亡的村庄来说, 其村民分散到了各地居住 , 只能找到个别家庭进行访问, 已不可能从社区整体上进行把握;其次, 笔者想考察的是村庄消亡的动态过程, 因而深入一个处于消亡过程中的社区进行调查更加有利于研究的目的。 因而, 笔者选择了其中的一个:R 村, 作为调查重点, 再结合其他材料来进行分析。
R 村是一个比较大的自然村庄 ,曾有二百多户人家居住, 一千多人口。 村子处于群山环抱的谷盆地带, 交通闭塞, 只有一条路(正式的)与外界相通, 离 Z 乡集镇有 7.5 公里。村中有一条小河流过, 南北流向, 从村北两山相夹的而成的豁口处蜿蜒而出。小河东岸为居住区 ,西岸为农田区 。到 2006 年春节, R 村只剩八十来户人家。
与已经消亡的村庄比起来, R 村还算是平原性质的村庄。就已经消亡的村庄来, 从部分原来的居民的口中,能归纳出以下几个共同点:一是离集市较远, 10 公里至 35 公里不等 ;二是交通不便 ,不是在半山腰或山顶上就是在山那边的山脚下, 属于山区中的山区, 俗称山旮旯;三是村庄间分散, 相距虽近但路程遥远, 比如彼此对立着的山头 ;四是居住的人不多, 每个村只十几户人家。
从中可以看出同处赣南山区, 这些自然村落还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类就是这些已经消亡的村庄 ,在这里称之为山村;还有就是 R 村这样的村落, 一般比山村大,人口也更多 ,离集市也没山村那么远, 不妨就叫平原村 ;最后就是这些村民的迁入地之一,集镇及其周边交通较为便利的村庄 。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 山村大部分已经消亡, 只有部分还未完全消亡的山村。 政府也因看到了这一趋势而于 2004开始 ,计划用五年时间, 实施“移民扶贫” 工程, 将那些自己无力搬迁的人家迁出。此外 ,平原村庄, 很多也开始了消亡的过程。因而, 可以说村庄的消亡趋势已从山村向平原村扩散 。这一村庄变迁形式意味着, 传统的乡村共同体结构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综合所收集的材料, 村庄消亡的动态过程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一）人口向外迁移的动因
经济生活与外界的充分整合。从农业生产方面来看 ,传统中国乡村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 农民大多是以满足自身需要来安排生产的。粮 、菜、油料 、棉、糖基本上都有种植, 农作物种类比较多元, 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很低。在 R村, 甚至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都还保持了多元的农作物种植局面。在农产品的出售方面, 1999 年之前, 农民的余粮基来上都是以公粮和购粮的形式上交或卖给了国家。而疏菜, 时至今日这些离集市较远的农民都没打算拿到市场上去出售。但是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兴起 ,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 这一情况在赣南山区的农村有了很大的变化。 在 R 村,90 年代初, 引进了一种经济作物———白莲, 并很快推广与水稻一起成为该地主要的农作物。原先多元种植的局面被打破,转而成为以粮食和白莲为主 ,兼种自家食用的蔬菜。 经济作物的出现意味着村庄与市场联系的加强 ,因为其产品完全是为市场而生产的, 农民家庭自己并不消费。1999年之后, 国家也不再实行粮食的统一购销, 粮食市场的开放使得农民自己要想方设法把粮食卖出去, 即农民手中的余粮也成为商品。另一方面, 农药 、化肥以及良种已然成为支撑农业高产所必须的物质投入 , 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有赖于市场的供应。
在生活消费面, 随着多元种植局而的打破 ,许多原先农家可自产自用的物品, 如棉、麻、油转而依赖市场的供应 。现今的洗涤用品如肥皂、洗衣粉已完全取代了传统的草木灰 、皂角的使用。 不仅如此, 由于经济的发展 , 村民生活整体水平的提高 ,农民也产生了许多新需求, 这些更是有赖于外界的提供。
所有的这一切, 使得村庄与外界联系加强 ,意味着交易次数的增多 ,从而使得农民越来越频繁地往返于集市与村庄之间。而交通的不便, 无疑增加了他们的交易成本 。可见 ,生存空间的扩大与市场经济的杠杆调节, 是为山村消失的诱因之一 。
基础教育资源的缺乏。山村及平原村的农民还遇到一个特别麻烦的问题, 那就是子女的教育问题 。如今, 九年义务教育已成为法律的强制与村民自身的需求。 但是, 在笔者所调查的地方, 许多村庄的孩子却面临无处入学的窘境。
计划经济时代, 该地区的学校设置是依照如下原则进行的:在乡政府(原来的公社)所在地, 也就是集市所在地设一所中学和一所中心小学 , 然后在各行政村的中心村设有一所小学称为“完小” , 而完小又将一、二年级设在各自然村称为“村小”, 多由民办教师负责教学。 一些较大的自然村还有幼儿园 ,如在 R 村就曾有幼儿园的存在。 这样安排是考虑到:初中生的年龄,到市镇上学并不是一个不可克服的困难;但小学生却还需要父母的日常照顾不方便住校, 因而不能离家太远 ;而一 、二年级的学生要步行到中心村去上学也多有不便 。这一体系一直延续到了 90年代初。
随后情况却有了很多的不同。 在提高师资队伍素质的口号下, 民办教师的教鞭被剥夺了, 而政府又觉得派一个老师到一个村庄里去教十几个孩子在成本上不划算, 当然派了也没人去 。因而将一 、二年级全部并到了完小, 使得许多七八岁的小孩也不得不每天走好几里山路, 到中心村的学校上学。再后来, 由于计划生育的原因, 生源萎缩, 许多完小变成了原来的村小 , 只剩下了一、二年级 。有些更彻底 ,连完小都没了。那些已然消亡的村庄, 所在的行政村所经历的变化, 正是这最彻底的一种。幼儿园, 更是早已在自然村里销声匿迹 ,因而在这些村庄里根本就没有了学前教育 。由于这种种变化,这些村庄的小学生上学变得极为不便, 他们不得不走出自己的自然村, 到行政村的中心村上学, 甚至到镇上的中心小学住宿 。
在 R 村, 原先除一 、二年级外还有一个幼儿园。 1997年一、二年级并到完小, 幼儿园支撑到 2002 年 ,也因为老师到了退休的年龄而关闭。2004 年下半年, R 村所在行政村的完小也只剩下了一 、二年级, 中、高级的小学生不得不到镇上的中心小学住宿。
可见, 原先在村庄共同体内所能提供的部分基础教育 ,现在也在国家的制度安排下,一步一步向外界转移, 使得村庄对外界的依赖性加强, 给村民带来不便的同时, 也成为村民搬迁的一个 主要诱因。 R 村 就有一位姓黄的年青人 ,2002 年他女儿到了上小学的年纪, 面对农村教育的现状就把小孩送到了县城的小学上学, 为此专门在县城买了一所房子 ,由其父母照看小孩 , 夫妇俩依然外出务工 。从此, 也就与 R 村告别了。 而这不是偶例, 宁都县城近年涌入了大量的农村购房者 ,大部分都是为了解决子女在县城上学的问题 。
医疗资源的流失。在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 村庄里的农民要看病也不是很方便 ,如同施坚雅所说, 他们要到集市上才能找到这种服务。但是在集体化以后, 由于合作医疗的推行,培训了许多乡村医生, 因而几乎每个自然村庄都会有一两个赤脚医生的存在, 以协助疾病的预防与治疗。 这一制度的存在, 使得农民在自己生活的村庄内就能得到一些基本的医疗服务, 小毛病不需走出村庄就能得到治疗。
市场化改革之后, 合作医疗失去了存在的制度性基础 。村庄里的赤脚医生从兼职医生角色成为职业医生(虽然不够专业), 从医成为他们谋生的主要手段。他们在实现了从农民到医生的角色转换之后,就开始寻求一个更大的市场 ,在村庄行医有了一定的经济积累之后 ,他们便转向了集镇 ,使得村民就是只有一点小毛病也要跑到市镇上去才能寻求到医疗服务。疾病预防在村庄一级也成为真空, 婴幼儿的疫苗注射也只得定期到镇上的定点医疗点进行 。
R 村原来有两位赤脚医生, 1996 年其中的一位就搬到了镇上开诊所了。按常理看来剩下的一位就可以垄断该村的医疗服务了 , 但事实不然。 一般说来 , 只有不甚严重, 无生命危险的病 ,村民才会在这种乡村诊所里看 。成年人在生这种小毛病时大多会硬撑着, 而小孩生病时做父母的总是会很担心, 而很急切地往诊所跑,所以乡村诊所更多地是给小孩看病。村庄里的医生总会有其他的事情而有不在家的可能,以前村子里有两个大夫的时候, 两个同时不在家的情况很少。现在 R 村只剩下一个医生在村子里, 要是他不在家 ,做父母的总是会很快的就把小孩往集镇上的诊所抱 。而他不在家的时间又显得特别的多, 久而久之许多村民也不看他在不在家, 就直接把小孩抱到集镇上看病去了。 再者由于搬迁, R 村的人口锐减, 使得诊所里的生意比较清淡, 因而这位赤脚医生也准备往市镇发展, 他已打算在 2005年春节以后就到镇上开个药房, 不再行医。
这样一来 , R 村的村民将彻底告别村庄里有大夫的岁月, 以后他们有任何毛病都只能跑到村庄以外去寻找医疗服务 。
生育方面, 在传统的自然村庄里面也总是会有乡村产婆存在,因而妇女在生产时不用离开自己居住的村庄。 现在产婆在乡村已经消失了 , 妇女一般都到乡镇卫生院或县城医院分娩 。偶尔有人在家里分娩, 也总是要到镇上去找医生来。
可见, 自然村庄在医疗卫生方面, 相比于计划经济时代 ,更加依重于外界了。
精神生活的改弯与共同体纽带的松弛 。村民大都是外出务工, 他们就如同候鸟一样 ,只是在春节期间才回到村子里去,这导致村庄里原先许多的仪式活动都慢慢减少, 最后消失,从而导致社区内的整合度减弱, 共同体意识变得更为淡薄。
在 R 村虽然姓氏较多, 但以前同样存在宗族结构, 而且居住空间也有一定的模糊界限。这从村中某一小块居住区的地名就可以看出来 , 如:黄屋 、连屋、徐屋、许屋、曾屋等 。以前各宗族都会举行许多宗族仪式 , 如:春节期间的祭袓 、清明时的扫墓、农历六月初六晒族谱。 除每个宗族自己的仪式外, 还有整个村庄共同的仪式活动:R 村原先有一个业余的戏班, 每年正月都会在村中央的晒谷场搭台唱戏, 费用由各家各户共同凑足;元宵节那天还有舞龙表演, 长龙会在各家的正厅里转一圈为农户祈求新年的幸福与安康;中秋那天晚上有一个名为“ 追火老虎”的仪式, 一群人拿着火把从村头开始, 沿着既定的路线, 游遍村中每一户人家的厨房 ,最后走到村尾 ,将火把投入小河中, 以保佑村中的家禽家畜兴旺。这些宗族或村庄仪式 , 无疑起到了社会整合的作用,从而加强了人们对村庄的认同感, 形成了一定的社区文化,使村庄以一个共同体结构的形式存在。
而今村庄人口的减少,特别是老一辈人的逝去, 加上大部分的村民长年不在家 ,这些仪式都消失了。1994年 , R 村的业余戏班解散, 时至今日村中再也没有唱过大戏。八月十五那晚的仪式, 最后一次举行是在 1996 年还是 1997 年 ,村民现在也记不清楚了。而各宗族的仪式也在进入 90 年代中后期后全部销声匿迹了。
仪式的减少甚或消失 , 使村民之间感情联系的纽带松弛 ,也让他们在选择离开时在情感上没有那么痛, 也使得原来形成的社区文化也慢慢消失。
(二)搬迁的可行性
谋生手段的多元与土地束缚力的减弱 。当然搬迁的前提是土地对人们束缚力的减弱。而恰好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农民的谋生手段更为多元 , 又因为种田的收益不佳让更多的人抛弃了土地选择了其他的谋生手段。
经商是较为常见的一种。他们也往往是最早走出村庄的一批人。在 R 村最早搬走的一户人家姓许, 一开始夫妇俩除了种田外 ,每逢集市日就到集镇上摆摊卖服装, 又在村子里开了一家商店供应日用品 。显然, 作为行商要经常往返于村庄和集市之间, 无疑不便的交通对其生意不是很有利 。因而在有了一定的积累之后, 于 1990 年在镇上买了一个铺面搬到集市上发展去了, 再过了没几年就到县城发展去了。在 R 村因经商而离开的, 还有以返卖中草药材为生的黄三生, 多年来 ,他一直在各个集市上摆摊设点, 也因而也对每日住返的路程不胜其烦, 2002 年, 儿子大学毕业后 ,觉得再无牵挂 ,用不着再存那么多钱, 因而在镇上买了一所大房子,也离开村庄到集市住下 。
再有一些人就是到县城谋生 , 做搬运工 、拉大板车、开三轮车、出租“摩的”租住在人家楼房顶层的简易阁楼里 。
当然外出打工, 是农村居民 ,特别是农村青年最主要的谋生选择。他们春节后外出, 下一个春节前回来。平常村庄中只剩下了老人和小孩及部分中年人 。在 R 村同样如此, 要不是年末岁尾村子里的人不多。 现在这一帮从十几岁就在外打工的人, 并没有正式从事过农业生产, 他们不会也不愿继续父辈的生活。 虽然每一个打工者都认为自己没法一辈子打工 ,有的也没想好以后干什么 ,但大多表示回乡种田不是他们的首选。而现在他们要做的就是存钱, 为将来可能的搬迁做好准备。 对于那些还没有安定下来的打工青年来说, 把家安在哪里也提上议事日程, 现在 R 村谈婚论嫁很多都得看在县城买没买房了。
离开村庄的人大多是自己积极主动追求的结果,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其实并没想过要从原来居住的村庄迁移到别处去 。他们只是因为村庄里的人基本上都搬走了 , 使得村
庄日渐萧条, 用当地的话说就是没了“人气”(和通常说的“人气”的意思不一样, 大概是指“没有人居住的气息”)。现居住在离 Z 乡集镇不远的一个叫长乐的村子里的一户肖姓人家 ,就是典型。他们家以前住在一个叫老虎坑的地方, 两个小孩读到初中但没毕业就外出打工去了, 而读小学的时候恰好村子里还有小学存在。他们家本并没有要搬走的意思, 只是后来左邻右舍都搬走了, 村庄里只剩下了三户人家, 且另外两家也打算迁出去。 因而他们也只好去寻找一个新的迁入地 。刚好在长乐村他们有一个亲戚在村委会工作, 而该村委会在实行土地承包制时留有一些公田也正好打算“出售” , 这家人于是就花了一些钱把户口迁到了长乐 ,村委会则从公田中匀出一些给他们家承包 。当然还有一些人想走但走不了,原因不外乎经济实力不够, 以及找不到一个可以接纳自己, 且可以在其中谋生的新地方 。也正是因为有这么一些人的存在 , 使得一些村庄没有完全消失。 针对这一情况, 2004 年开始江西省实施了一个“移民扶贫工程” ,计划用五年的时间将一些边远村落的“剩余居民”全部移出 ,为此乡政府专门在集镇周边的一块空地上开辟了一个“移民新村”。
四、理论分析
自然村庄的消亡正在赣南大地的边远乡村发生着 。笔者将这一过程看作乡村共同体结构的衰落 。在这里有必要回过头来说明本文是在何种层面上使用“共同体”这一概念的。
本文所关注的农村社区变迁的时间是在中国启动市场体制改革之后 ,特别是 20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之后的变迁 。这主要是赣南山区地理位置的天然闭塞, 使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影响, 在改革持续了一定的时间, 进行到了一定的深度之后, 才在实质上冲击到了该地区的乡村社会结构 。因而 ,本文所说的社区变迁是相对市场体制改革之前, 集体化运作影响下的村庄而言 。这时自然村庄有以下几个特性 :
1.生产与分配活动在社区内就可完成 :农业生产的投入基本上由国家供应, 农业产品也由国家统购统销 。
生活的基本需要在村庄范围内就能得到满足。生存必需品与日用品基本自给自足;教育上村庄内就有村小, 大点的孩子可到中心村上小学中、高年级, 中学生有生活自理能力 ,可到镇上住校读中学, 从而有一条较为完善的基础教育链条;在医疗上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使得每个自然村庄中都有了赤脚医生的存在, 从而村庄内具备了基本的医疗服务 。
2.自然村庄是一个熟人社会, 其内部会有自己的共同的节日、宗教活动仪式及宗族仪式, 这些仪式将村庄中的居民整合在了一起, 并产生共同体意识与文化认同感。加之邻里之间日常生活的相互扶持又会加强村民的纽带联系 。因而居民对自己生活的村庄具有一定的认同感。
3.村民 、村庄与外界的联系, 很多是以自然村庄的整体进行的。如以生产队(现在的村民小组)的名义, 参与到大队(现在的村委会)中, 个人与外界交往也会是以某村成员的身份进行。
4.村庄之间人口流动性小, 除了嫁娶外 , 外村人基本上没有可能为特定村庄的新成员。 可以说村庄具有很强的封闭性。
总之, 自然村庄具备相对完善的生活功能 ,能满足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对外界的依赖性很小;村庄居民的日常生活接触及各种共同的仪式活动又形成了共同体文化与共同体意识;再者, 从新成员加入的困难程度, 也可窥见其封闭的程度;而村庄的村民参与外界活动, 也往往要有村庄内部的支持。因而在这种意义上, 赣南山区的村庄可认为是一个共同体。
在社会变迁理论中 ,社会变迁的类型主要有进化型、循环型、功能型、冲突型。显然, 就本文所讨论的社区变迁可归为功能型 。因为, 这一变迁模式表现为人口的不断向外迁移,而人口迁移的原因, 正是由于自然村庄内部, 原先基本完备的社区功能逐渐缺失, 人们的需求逐渐越来越多地要到村庄之外才能得到满足。加上交通的不便, 使得人们逐渐向功能更为完备的居住地转移 。从而使原先的村庄经历了一个所谓“分散化”的过程, 即居民从一个社区逐渐向外转移, 而各转移目的地自然就经历了一个所谓“集中化”的过程。
五、结论
这一过程不是共同体内部自发的制度性安排的结果,而是在国家市场体制改革所引起的社会整体变迁的影响下, 所带来的局部变迁,是宏观背景下的微观变迁 。总的来说, 它是外部因素作用所引起的结果, 是国家某些体制变革所带来的变化 。
国家经济体制从计划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 使村民在生产和消费上都与外界联系起来, 也使得村民有了更多的谋生手段, 从而使村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乡村社会的精英, 如商人、乡村大夫,为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 而搬迁到集市上 ,以占有一个更广阔的市场。 政府也在理性的算计下, 将基础教育及其他一些服务, 从自然村落中抽出, 从而使村庄原先完备的社区功能出现缺失, 需要从外界得到弥补。这使得其村民, 不管是作为一个“ 理性的小农”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还是在所谓的“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的驱使下, 都倾向于向外界搬迁 。因而, 乡村共同体的衰落也就成为某种必然的趋势 。
可见赣南山区乡村共同体的变迁模式与陈万灵所研究的珠三角村庄不一样。后者是自身发展壮大实现城市化并与附近的城市连一体, 前者则是自身的消亡, 在“集中化”的过程中可能成就小城镇建设。
参考文献：略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S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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