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杨箕村回迁入伙摆千围宴的新闻曝光，“拆迁”话题再一次引起了公众的热议。有相当一部分人开始感叹，拆迁才能致富。甚至有评论称，杨箕村的万人宴是打在所有奋斗者脸上的耳光。据新闻媒体报道，杨箕村共分配到4032套回迁房，平均每栋（户）分得186.1平方米的回迁面积。如果按照周边价格估算，杨箕村的村民户均坐拥1000万的资产，成了名符其实的“拆迁富”。然而今日看似繁华的杨箕村，过去亦曾暗流涌动。
杨箕村城拆迁改造的故事
回顾杨箕村的改造过程，整个拆迁过程异常艰难，爆发了众多的矛盾与冲突。早在2007年，杨箕村就开始传出即将被拆迁改造的消息。2010年7月，这一消息被证实，杨箕村正式开始清拆工作，并且于两个月内拆除了村内98%的房子，共1400多栋房。然而，有18户村民拒绝搬迁。18户留守户各有各的理由，有的认为拆迁方案程序不够公正合法，没经全体村民表决。有的则认为赔偿并不合理，拆迁补偿的钱，在相同的地段买不回一样的面积。由于18户村民的留守，杨箕村的改造工程一拖再拖。
2011年5月，杨箕股份合作经济联社为此将其告上法庭。同时，已搬迁的村民与留守的钉子户的矛盾也越来越深，留守户也成了村里的众矢之的。为了逼迫留守的村民同意搬迁，一些已经搬迁的村民甚至在未拆除的房子四周挖出了“护城河”。最终，经过长达3年的拉锯，随着杨箕村的最后两家“钉子户”李健明、李启忠的迁离，施工单位对所有房屋进行拆除，杨箕村的拆迁故事终于落下帷幕。杨箕村拆迁改造过程中，最为悲壮的故事便是留守户李洁娥之死。由于楼房没有产权证明，李洁娥只能获得极少的赔偿金额。2012年5月9日上午，留守户李洁娥在众人面前绝望地跳楼自杀。
杨箕村拆迁改造过程中的冲突爆发，并不是个例。实际上，根据新闻媒体的报道，众多的拆迁事件都成了冲突爆发的集中地。例如广州大学城之前的征地拆迁以及冼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都陷入了抗议拆迁的拉锯战中。类似的故事，也正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一幕幕地上映。
冲突来源于甄别利益机制的缺失
拆迁冲突来自于各方对于自身利益的争议，当这种冲突发生时，却往往缺乏一种可以合理甄别各方利益的机制。在杨箕村的拆迁改造过程中，政府宣称自身代表公共利益，目的是为了更加有效地促进城市的发展与更新。大多数早早就完成搬迁的杨箕村民也认为拆迁改造能够极大地改善村内外环境，使财产增值，符合所有村民的整体利益。而少数留守户则认为拆迁赔偿的价格并不合理，自身的权益受到了侵害，因此不同意搬迁。
基于各自立场的不同，不同的人或许会对自身利益立场产生不同的看法。同样一件事情，有些人认为这符合我的利益，有些人却认为这侵害了我的权益，这都无可厚非。
但问题在于，当发生冲突和矛盾的各方相继提出自己的利益立场时，如何来判定他们的利益是否真的合理？政府宣称拆迁改造是为了城市发展，是不是意味着他们真的能够代表公共利益？当钉子户以弱势群体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宣称自身利益受到不合法的侵害时，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们的要求真的合理？当各方的利益立场冲突时，需要一个机制去界定哪些利益是合理，哪些利益又是不合理的。
但当前我国的拆迁改造过程恰好缺乏这样一个能够使得各方信服的利益甄别机制。于是，一旦利益立场发生冲突，矛盾就难以调和，利益各方陷入一场场拉锯战之中。
过于依赖讨价还价的博弈
由于这种甄别机制的丧失，拆迁变成了各方用尽方式讨价还价的博弈过程。各方能够把自身利益推进到何种程度，取决于自身的权力和议价博弈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民众对于政府的拆迁持有异议时，民众需要通过各种“闹大”的方式来吸引政府的注意，进而推动自身利益诉求的最大化。于是，民众偏好于采取比较激励的抗议手段来表达和争取自身的利益诉求，诸如游行、示威、静坐、堵马路、集体上访等方式。
一些抗争者甚至采取自杀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身的不满和绝望，杨箕村的李洁娥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而在政府方面，政府也尝试运用各种方式来削弱民众的议价能力，进而推进和维护自己制定的政策，以维护自身利益立场。实际上，政府除了采取强制迁拆的硬性措施之外，也会采取相当柔性的策略。这些柔性策略包括利用抗议者的社会关系去劝说或者迫使抗议者放弃抵抗，给予抗争者更多经济补偿和政策优惠等等。
然而，这种通过讨价还加的博弈过程来解决冲突的方式，无论是对政府而言，抑或是对民众而言，都并非是明智的选择，会造成诸多不良的后果。对政府而言，依靠议价的方式来确定利益划分，有可能会导致一些无理诉求的泛滥以及牟利性抗议的出现。由于无法有效地甄别合理与不合理的诉求，也无法区别对待和处理，政府只能够单纯根据民众的议价能力来回应民众的利益诉求。因此，有可能会导致一些抗议者通过各种策略向政府施压来索取不正当利益。而对民众而言，需要依赖于与政府讨价还价来争取自身利益，也并非是恰当的方式。一旦自身能力较少，政府权力过大，自身的权益就可能会受到侵害。尤其在当前政府权力过强，民众权利过弱的情况下，抗议者可能难以维护自身的利益诉求。
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缺乏一个甄别利益的有效机制，需要依靠各方不断博弈和讨价还价来解决争端，拆迁过程中种种冲突难以调和。一方面，政府指责一些钉子户漫天要价，索取不合理不正当利益。而另一方面，民众又觉得自身的权益没有得到合理的保护，甚至采取极端的方式进行抗争。
长久的解决之道在于，建立一套使得各方信服的利益甄别机制，能够合理地甄别出各方的利益，并以此作为解决冲突的依据。这有赖于整个法治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一方面，推动政府和民众向法治思维转变，通过法律法规解决社会冲突。另一方面，完善现有的法律规章，加强对于复杂社会矛盾问题的解决力度。唯有将拆迁过程中的冲突纳入到制度化的渠道内解决，而不是通过政府和民众采取各种方式博弈和议价来化解，征地拆迁才能够避免不断的拉锯。
参考文献：略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IPP评论微信公号2016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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