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进一步清晰我国城镇化发展思路，12月12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从战略和全局上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会议提出六项主要任务，进一步回应了“人到哪去”，“钱从哪来”，“地怎么管”等社会三大关切。
其中，提高城镇建设用地效率，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用地结构，能为城市赢得更多发展空间。转变城市发展理念，控制好开发强度，在中西部和东北有条件地区形成若干城市群，能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可以说，会议的召开，对于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推动城镇化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指导作用。
低碳转型的发展道路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未来的趋势。
新型城镇化要“以人为本”。一方面，要改变人的角色，让更多的人，尤其是中低收入者真正享受到城镇化所带来的各方面成果。在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的同时，切实解决农民转变为市民过程中所面临的养老、医疗、教育等问题。另一方面，要合理规划城市的职能定位，强化规划的战略性、前瞻性和导向性作用，从根本上化解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高企、就业困难等难题。具体来说，包括三个层面的工作：
“亲自然”，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文明价值观。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以人为本的前提是以生态为本。“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强调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这其中也包括城镇化过程中的建设行为、指导观念和配套制度建设。这就要求我们在规划城市前先做生态规划，确定哪些是基本的生态红线不能碰，基于此设计指导详细规划实践。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破坏生态环境的要实行责任追究、终身追究。
“有特色”，探索适合自身地域文化、产业结构和自然资源禀赋的发展路径。城镇只有有特色，才有竞争力，只有有竞争力，才能可持续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要避免“千镇一面”、“千城一面”，要做到创新思维，实现“百花齐放”。这就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确定城镇定位，科学规划、务实行动，将城镇的发展建设放在地区的大背景下，注意形成特色，如特色人文、特色产业、特色品牌等，还要做好历史文化的传承。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不能定位太多太杂。
“循规律”，依靠产业促进城镇化产生的聚集、规模、分工协作等效应的发挥。城镇化的基础是产业的发展，城镇化的规模和速度也决定于产业的支撑能力。推进城镇化必须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从产业的转型升级出发，不能靠行政命令，要做到因势利导，切实提高城镇发展质量，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控制开发强度，增强抵御和减缓自然灾害能力。习近平主席11月在山东考察时特别指出：城镇化不是土地的城镇化，不要拔苗助长，而要水到渠成，不要急于求成，而要积极稳妥。
新型城镇化要更多地依靠市场。只有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才能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全面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城镇是增长的发动机。这个发动机要靠市场之手和政府之手共同启动，而不能仅靠政府行政权力强推独撑。这就要求我们在充分发挥政府制度环境、编制发展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职能的同时，还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定性作用。
一方面，要深刻认识市场的需求。现阶段，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是叠加在一起的。粗放式的城镇化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低碳、智慧、绿色、循环将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方向。对于新建城镇，要从规划伊始就树立这样的发展理念，通过发展低碳产业促进环境保护，通过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对于已经形成规模的城镇，要及时转变发展方式，通过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同时创新体制机制，引入碳排放权交易等市场，带动低碳产业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另一方面，要充分借助市场的力量。城镇化建设需要巨额投入，不会也不能够由财政全部承担。这就要求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要不断放宽市场准入，制定相关办法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镇公用设施投资运营，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这样不但有利于处理好城市基础设施服务价格问题，还能保护消费者利益，同时让投资者获得长期稳定收益。正在讨论中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就表示，将更多采取市场化的方式，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拓宽融资渠道，允许民间资本更多参与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企业将成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主体，政府主要负责的是对城市建设的管理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得到了快速提高，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3.73%，但同时也面临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加剧，城乡差距扩大，产业结构升级与就业压力巨大等问题。所谓新型城镇化，是指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要由过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改变为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真正使我们的城镇成为具有较高品质的适宜人居之所。新型城镇化更强调内在质量全面提升，也就是要推动城镇化由偏重数量规模增加向注重质量内涵提升转变。
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讲究“生态文明”，“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就预示着生态文明建设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将展现出更加蓬勃的生机和活力。我认为，想要让城镇化建设真正体现出“生态文明”就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第一，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农业成为一种职业。当前，农村人进城难，城里人想去农村也难。很多农村出来的年轻人在城市并没有归属感，我们要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否则就会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而正是这种风险倒逼了城镇化，让资本进入农村、农业领域，提高了农业的规模化水平。通过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使以人为主的要素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要素流动自然促进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而也有利于美丽新农村的建设。
第二，要合理确定城市边界，不能“摊大饼”发展，要给生态留出更多空间，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学会多留白。城市要精而美，走集约化的城镇化道路。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按照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要求，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合理结构；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扩大森林、湖泊、湿地等绿色生态空间比重，同时保护耕地、园地、菜地等农业空间，充分发挥自然以及人工生态系统在气候调节、水调节等方面的服务功能；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土地、水等资源。其实，每个城市都有生命，他们都有自己的边界，边界外面是绿地、林地、耕地，这就是生态带、绿化带，在之外又一个卫星城，亦或是一个或大或小的城市，这种才是生态型的城市群。
第三，“乡愁”一词实际上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新型城镇化要坚持传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保护宝贵的文化遗产,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中国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应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注重挖掘、保护和发扬这些宝贵的财富，突出民族文化中最宝贵的遗产，传承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的同时融入现代元素，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例如，贵州黔西南的城镇化建设很迫切，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黔西南是以布依族为主体的自治州。这样就要遵循少数民族众多这一实情，让少数民族美丽的舞蹈、动人的音乐、迷人的风俗和奇特的民居、含有寓意的服饰等等具有传统文化魅力的元素不因城镇化的建设而弱化甚至消亡。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我们留住乡土文化，让历史和文化来做城镇化建设的支撑，而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够有效避免千城一面，记得住属于自己的“乡愁”。
第四，要有合理的人口布局。在要素充分流动之后，就要以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更多地实行退耕还林，按照规模经济的特点构架一个合理的城市体系，实现大中小城市合理布局，合理承载人口从而减少对农村环境的破坏，同时也能减少大城市病的发生，从而在这两者中间找到均衡点。要根据城市的人口状况与城市的具体情况来合理布局产业，实现产业与城市群的合理布局。政府在这一过程中也要积极引导，在创造制度环境、编制发展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作用。
第五，我们虽然要推进城镇化，但是不能过于急躁。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切忌单纯追求城镇化率的提升。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也强调，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自然”的奥秘就藏在“市场主导，政府引导”这一原则之中，让“无形的手”充分施展，让“有形的手”更有效率，实现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双剑合璧，并以加速度变量的方式创造出城镇化的乘数效应。事实上，再精密的计算机很多时候也难以比市场更精确和理性，市场自会评估风险，计算投资回报率。城镇化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进程，我们在建设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必须考虑顺其自然、因地制宜，先行先试，不能搞“一刀切”，同时要遵循规律，因势利导，使城镇化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这轮新型城镇化势必要打破拔苗助长的城镇化方式，走出一条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镇化之路。
相信通过以上几点的努力，我们可以做到“天人合一”，以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实现“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周牧之：中国的城镇化需要“边动边谋”
周牧之系日本东京经济大学教授
日本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周牧之长期从事产业、区域、城市和空间政策及规划的研究和制定工作，对中国经济形势和中国城镇化都有独到的见解，并出版了《中国未来三十年》《第三个三十年－再度大转型的中国》《大转折－解读城市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城市化：中国现代化的主旋律》等著作。2015年10月24日，周牧之将应邀在新华网思客会上发表演讲。
城镇化绿色发展进程中，关键不是技术缺位，是系统缺位。我们过分强调单体的技术问题，而往往忽视系统的问题。比如对城市的垃圾问题和水处理问题而言，最关键的不是其中某一个技术的问题，而是技术体系和政策体系作为一个系统如何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
城镇化是一个社会机制大变革的过程，它需要在宏观上有通盘的考量和设计，但遗憾的是，与迅猛粗放的城镇化进程相比，中国在城镇化顶层设计上的研究和探讨缺位。
关于中国绿色城镇化轻重缓急的问题，一言以蔽之，是必须“边动边谋，边谋边动”。在城镇化上，中国长期处于一种“只动不谋”的状态。过去多年粗放型城镇化运动中，中国动得很猛烈，但是谋得太少，这造成了人口移动、城市生活、城市形态、城市交通上各种问题的显现。
宏观上讲，城镇化需要明确的政策导向和通盘的制度安排。例如人口移动是城镇化的根本，需要从户籍、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税收等一系列制度上进行改革，形成对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城市的人口移动的制度支撑体系。
只要放开户籍制度的束缚，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对人口移动的支持，不仅是农民，全中国人都会用脚来对城市投票，根据人生不同的阶段，选择学习、工作和养老的城市。
从微观上讲，城市需要根据自身的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从城市形态、产业经济、交通结构、人文社会和生态环境等各方面入手思考如何打造城市的凝聚力和魅力，也就是所谓“城市核力”。在人口、资金、产业流动化的城镇化时代，城市只有依靠自身“核力”吸纳人口、资金和产业，才能不断提高城市内涵的质和量。
这些都是所谓的“谋”。要从宏观上谋好城镇化，从微观上谋好城市发展这两篇大文章，需要让为政者和市民都能看到城镇化和城市自身应有的追求目标，在政策、制度和规划的制定上既有章可循，又有抓手可依。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绿色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正是试图为上述的“谋”提供有效的标杆和工具。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光明网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