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深处的革命
摘要: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目的不只是打倒“资本主义当权派”，更着力于城乡社会生活的革命化改造｡本文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关系三方面，讨论“文革”以革命重塑社会日常生活的努力｡红卫兵运动中的“破四旧”､“大串联”及后来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均以限制物质生产与供应的方式，达到革命目的；旧思想的简单冲击及“学毛著”的仪式化，则使以“破旧立新”为宗旨的思想革命流于形式；“清理阶级队伍”带来了人人自危的社会情势，导致社会关系政治化和社会裂痕的出现｡正是这些发生于生活深处的革命，使后革命时代的社会生活长久难以摆脱革命的影子｡
关键词:文化大革命；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关系；革命化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要求以“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虽只限“精神”，然以革命重塑日常生活的诉求却表露无遗｡从此后的历史进程看，持续十年的革命，确实给城乡社会生活带来了深刻影响。
“文革”对当代中国的影响之重，使其甫一结束就入学界视野，历史脉络和关键事件的讨论繁多，不过很少触及生活。多数研究中，“文革”时期日常生活的讨论都隐于社会影响分析。如在李怀印笔下的秦村，“文革”“一直是一个有趣而令人激动的记忆，即使在三十年后，每当回忆起那场经历时，他们的情绪依然如此。”高默波认为，“文革时期，像高家村这些农村地区，不仅农业生产活动没有受到干预，并且在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娱乐等方面还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不过宝森则强调“文革”“的确扰乱了人们的生活。”亦如黄树民所言，“文革”确给农村带来了伤害，只是“相形之下，文化大革命对于农村造成的伤害，不会比其他的政治运动更严重。”无论“激动记忆”还是“扰乱”式伤害，“文革”对社会生活的影响都显而易见。整体上反思“文革”，日常生活的讨论不可或缺。
近年的“文革”研究，日常生活始受关注。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虽仍以政治事件为线索讨论“文革”，但“天下大乱”的分析已触及社会生活。金大陆以上海为中心，指出“社会生活”的研究对激活“文革”整体记忆颇为重要。孙沛东对“文革”期间广东人着装的研究，也回到日常生活。不过总体上看，“文革”时期社会生活研究仍未真正展开，除了金大陆的上海研究，至今少见“文革”社会生活的专门讨论。鉴此，本文从物质､精神与社会关系三方面，初步讨论革命化生活的再造之途，以期为学界的“文革”生活研究抛砖引玉。
一､革命场景下的物质生活
在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毛泽东提出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革命路径。“大乱”的实现，主要仰赖红卫兵运动的兴起。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明确表达了对他们的支持。“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一周后的“文革”决定，对红卫兵运动亦大加赞赏，“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毛泽东和中央的肯定，鼓舞了“闯将”的士气。自此，全国高举“革命造反”大旗的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虽然红卫兵组织普遍建立，但如行动若限于校园，自然不会对社会生活造成太大冲击。不过《决定》发布十天后，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登上天安门城楼，高唱“造反有理”的歌曲，表达了对红卫兵支持的同时，更掀起了全国范围的“造反夺权”高潮。在“造反有理”的号召下，红卫兵运动冲出校园，在全社会开展了“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的“破四旧”运动。实际行动中，“破四旧”未止于思想､风俗等观念领域，反演变为强迫抄家的荒唐之举。至此，意在清除“资产阶级当权派”的革命，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
季羡林曾回忆了抄家对物质生活的影响。“屋子里成了一堆垃圾。桌子、椅子，只要能打翻的东西，都打翻了。那一些小摆设、小古董，只要能打碎的，都打碎了。地面堆满了书架子上掉下来的书和从抽屉里丢出来的文件。我辛辛苦苦几十年积累起来的科研资料，一半被掳走，一半散落在地上。睡觉的床被彻底翻过，被子里非常结实的暖水袋，被什么人踏破，水流满了一床。”与季羡林相比，于光远碰到的抄家者虽未动武，也不断向其索要文稿。季、于的知识分子身份与遭遇可能给人一种印象，抄家是否只发生在文化人身上?事实并非如此，赵铁林就指出，“造反团”的抄家可谓挨门挨户，说是“破四旧”，其实，“值点钱的东西就都被抢走了。”卜伟华也发现，抄家的影响相当广泛。北京仅在1966年的8、9月，被抄家的就有11.4万户。整个“文革”期间，北京被非法没收的私房达52万间，其中私人自住房82230间。上海的情况更甚，从1966年8月23日至9月25日，被抄家的共15.77万余户，占全市总户数的6.5%。
抄家的破坏性虽较直接，终究只发生在部分人身上，不足以反映物质生活的整体变化。红卫兵运动对工农业生产的破坏，于生活的影响更为广泛持久。8月8日的《决定》曾有“抓革命，促生产”的内容。9月14日，中共中央又专门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但频发的通知并未阻挡革命向生产领域的蔓延。早在8月底，上海商业职工就加入到红卫兵的“破四旧”狂潮，还通过调整商品供应种类来体现革命行动。类似情形不止发生在上海，全国范围内，一些被认定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商品如中高档化妆品以至绣花枕头都被迫停止经营，理发店里的吹风等服务项目也被迫取消。这些都直接影响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除了商业失序，工农业生产混乱所致的物资紧张，对生活的影响尤重。在毛泽东的“大乱”倡导下，1967、1968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跌入“谷底”。以1968年为例，当年工农业总产值2015亿元，比上年下降4.2%。主要工农业产品均出现减产，其中粮食减产4%，棉花减产2%，钢减产2%。生产下降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民众收入与生活水平的下降。1968年，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只有737.3亿元，下降4.3%，人均消费只有132元，下降3.7%。粮食、食用油、肉禽蛋等主要社会消费品零售量，都有不同程度减少。以粮食看，1967-1969年城市人均粮食消费量始终低于200公斤，1968年只有18885公斤，低于1965年的210.65公斤。当然，关于“文革”期间的民众日常生活，也有不同认识。金大陆对上海蔬菜供应及粮食消费考察发现，混乱虽一直存在，但无论造反派还是其他政治掌权者，对民众的日常饮食消费都相当重视。不过王冠中等人指出，上海的情况特殊。自新中国成立后，各种物资供应中存在着“全国保重点，重点保上海”的策略，与其他城市相比，上海物资供应相对丰富。尽管如此，“文革”十年，上海人均年消费家禽也只有0.64只，鲜蛋2公斤，分别比1966年下降了20%和22%。重点保护的上海如此，其他城市更可想而知。一位嫁到中国的美国妇女回忆，应该会在经历过“文革”生活的人中引起共鸣。
在革命混乱的年代里，可以得到的生活原材料一点点减少。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的饭桌上只有米饭和一个用花生油稍微炒一下的蔬菜……情况同饥荒不同，大米还有供应，但是想达到均衡饮食的标准已经是不可能了……几乎每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几乎整天都在为吃饭发愁……研究如何使用肉票的最佳方案，成为家里每天谈话时的主要话题，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城市生活物资获取多赖商业流通，即便生产不受影响，社会无序也会造成困难。在生产与流通都被纳入革命轨道后，物质生活的“革命化”可以想见。当然，如此说并不意味着农村未受影响。与城市革命的迅速高潮化不同，文革初期的农村形势相对稳定，这源于中央对农村的特殊规定。1966年9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提出，“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联，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农村的“破旧立新”，“应当依靠本县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的力量去进行，必要时可由省、地委有计划地组织一些学校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下乡帮助宣传和协助行动。”应该说，上述规定短期内保证了农村革命没有出现城市的混乱。但好景不长，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同年12月15日的《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将上述限制废除殆尽。新指示要求农村革命同样要“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革命方式与城市一样，“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联，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联，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参加农村文化大革命，但不要包办代替。”新指示打通了城乡革命界限，受城市夺权启发，相对稳定的农村开始步入革命狂流。
由于新指示明确农村革命重点为“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夺权亦成农村红卫兵的首要工作。在山西张庄，七个造反组织刚成立，就将“大队领导干部”视为攻击目标。公社体制下，生产队及大队干部同时是农业生产组织领导者，夺权势必影响农业生产。因此夺权混乱刚开始，又被紧急制止。1967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一封《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强调“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3月7日，又发出《关于农村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春耕期间不要夺权的通知》，再次明确“农村干部(包括正职)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些既为困境中的农村干部松了绑，也稳定了渐趋混乱的农村形势。因此，农村革命虽也有过短暂的夺权混乱，但类似城市那样的大范围抄家并未出现，至少在前两年，农村物质生活未受太大影响。
限制夺权后，农村革命在1967年底进入新时期。1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将农村革命重点定为宣传毛泽东思想，具体形式是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重点包括“斗私，批修”，节约闹革命等。革命的新方向虽似思想改造，但对物质生活的影响更为剧烈，统购统销及粮食分配都成了革命内容。“文革”之前，受三年饥荒影响，农村粮食征购相对稳定，未有大起大落。但在“斗私批修”影响下，粮食征购和革命连在一起，“表忠心”、“献红心”与批判资本主义相结合，不少公社提倡交售爱国粮、战备粮。山东省崂山县松树庄大队，就要求在粮食分配上，“一定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要识大局，顾整体，发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多卖余粮给国家，支援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支援世界革命!”“斗私批修”使征购过头粮情形再现，人为扩大了农村缺粮面，以致1968年与1969年农村人均粮食消费仅为170公斤，为三年饥荒后的历史最低值。
“文革”带给农村物质生活的最大影响尚不是统购波动，“斗私批修”下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影响更甚，典型做法是限制副业、取消自留地和集市贸易。人民公社时期以自留地为核心的家庭副业，在改善社员生活、活跃城乡市场方面有着无以替代的作用。但在革命洪流中，生活让位给了革命。黑龙江阿城县1969年9-10月，就收回社员自留地、小片开荒地44000亩。江苏秦村，不仅自留地受限，家畜养殖也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每户可饲养家畜家禽数量有严格限定。辛逸也指出，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家庭副业。陕西子长县涧峪岔公社，自留地减了一半，自留羊一家只准养一只，树只准留两棵，多余充公。安徽凤阳县的一些社队，则对社员的家畜家禽，采取了禁、限、毒、罚等措施，以致社员六七年不敢养家禽。
除了生产限制，取消集市贸易也是约束“资本主义”的重要途径。1968年1月18日的《关于进一步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和投机倒把活动的通知》规定，“坚决取缔无证商贩和无证个体手工业户。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一律不准经营商业。”不少地方执行通知时，直接取消了集市贸易。至1976年文革结束时，辽宁全省原有的506个集市被全部关闭。集市取消给农村生活造成了极大不便，农民再也不能依靠集市贸易实现生活物资的互通有无。实在需要，则只能冒险交易。对此，皖北李家楼的村民印象深刻。“70年代张集的集市也不让赶了，说是为了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不过，我们还是经常偷着去那里买卖生活必需品。一看到民兵乘车来抓人时，我们就逃跑。等他们离开后，我们又聚到张集。”
综上可见，“文革”对物质生活的影响，城乡皆然。农村虽无城市那样激烈的抄家，但限制副业、取消集市，更具长期效应。从物质生活上说，“文革”对城乡的影响都值得关注。实际上既有文革研究对城市的侧重，多源于初期造反夺权及串联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不过随着红卫兵运动式微，尤其多数以知识青年身份下放农村后，社会性文革的阵地大有转向乡村之势。当然无论城乡，激烈的风潮过后，都迎来了“思想深处闹革命”的新阶段，紧随而至的是精神生活重塑。
二、破旧立新中的精神生活重塑
1966年7月，在中央印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草稿)中，毛泽东特意申明“文革”的目的“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8月8日的决定，也有“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这说明，以思想革命化为核心的精神生活重塑，亦是“文革”的重头戏。
以思想为对象的“破四旧”运动，对精神生活的冲击要甚于物质。以破旧立新的方式重塑社会精神，首要步骤是旧思想的冲击和批判。思想作为观念，惟有辅以相应载体才能为人所识。红卫兵对旧思想的冲击主要以旧知识分子为载体，以古书、古迹为依托。政治出身不好的普通人，同样要接受思想清算。从社会影响看，普通人的思想批判更能触动社会整体精神面貌的改变。王友琴呈现了中学生思想清算的画面，“开斗争会的时候，10名红卫兵坐在椅子上，20多名既非红卫兵又非狗崽子的学生坐在地上，10名狗崽子则站在教室前面挨斗。有人拿一根长绳子绕过这10个挨斗者的脖子，把他们拴成一串。有人动手打他们，并强迫交代罪行，交代完还必须说：‘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
面对面的清算，可从表面上快速扭转精神面貌。而对年轻的红卫兵来说，以理性方式系统批判旧思想相当困难。刘东透露了他们的困惑，“尽管我们作为红卫兵，也高喊‘破四旧，立四新’，但究竟什么算‘四旧’，根本没有权威的说法和可行的标准。”标准的缺失，未能成为革命障碍，多数时候的旧思想清算被简单等同于政治异见批判和个人历史问题清理。以至日常生活中的小物件，都会成为批判由头。季羡林在一次批斗会上，看到“明晃晃一把菜刀”、“装着烧焦的旧信件的竹篮子”和“画了红×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后，就几乎“吓昏了过去”。这些普通的日常生活用品，在革命横扫一切的年代，确有可能成为“反革命罪行”的见证。
思想斗争标准的泛化，对每个人都是考验，如此情势极易催生社会心态的变化。怀特指出，“阶级斗争范围逐步扩大，许多原本认为自己会免除政治危险的人，突然发现他们成为攻击的对象。例如，对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来说，蹲‘牛棚’(在单位临时建起的监狱)的经历，目睹一位父亲被押到群众大会上挨批斗时的情景，以及自己被强迫搬出宽敞的住房住进狭窄的茅草棚里，这一切使他们第一次清楚地认识到了所谓的政治牺牲品是个什么样子。”尽管不是所有人都能意识到“政治牺牲品”的命运，但现实斗争中的标准泛化确可让每个人都要谨言慎行。
对精神重塑来说，除了旧思想的批判，更重要地是新观念的确立。不同于“旧”的标准泛化，“新”的指向相当明确，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无产阶级观念塑造。不过实际操作中，“立新”多被简化为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对批判对象而言，清除旧思想的同时就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只是运动中的学习并不求理解，多是教条背诵。季羡林曾忆此情景，“在出发劳动之前，我们必须到树干上悬挂的黑板下，抄录今天要背诵的‘最高指示’。这指示往往相当长。每一个‘罪犯’，今天不管是干什么活，到哪里去干活，都必须背得滚瓜烂熟。任何监改人员，不管在什么场合，都可能让你背诵。倘若背错一个字，轻则一个耳光，重则更严厉的惩罚。”
机械背诵显示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的教条化，这样的事情不只发生在知识分子身上，全民皆然。“每个家庭都必须在家里显要的位置张贴毛的画像，并用毛的语录作为家庭的主要装饰。在一些单位，人们每天早晨给毛跳‘忠字舞’。回电话时先说‘毛主席万岁’。”很显然，如此情景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内容不再重要，倒是学习行为本身成了革命与否的标准。这样的荒唐，身处复旦隔离室里的吴中杰体会尤深。“身边只有四卷《毛泽东选集》，这是早已读过几遍的了。原来还带有几本马克思、恩格斯的书，进隔离室时都被收去了。说是审查对象只能读《毛泽东选集》，不能看其他书。你们不是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吗?为什么连老祖宗的书都不准读呢?真是莫名其妙!”马恩书籍的禁读，昭示这场标榜文化的革命，用意并不在文化本身，而是确立政治思想的一元化。
和城市的批判运动相比，农村思想革命因有了“学习班”看似更有系统。1967年12月14日的指示，就要求各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自此，农村革命进入了思想学习阶段。不过在初期的短暂混乱中，农村思想革命也有过对旧观念与旧习俗的运动式冲击。在皖北李家楼，“有关宗教信仰的书籍、古典文献以及族谱也被当作封建思想的象征遭到没收。出于恐惧，农民们开始烧毁或隐藏了他们的族谱。同时，传统形式的婚礼、葬礼以及祖先祭拜仪式也都遭到禁止。”马德森也指出，来自城市的红卫兵对农村的传统礼仪并不理解，均将其视作“四旧”毁之。“他们强迫农家搬出并毁掉他们最崇拜的圣物，捣毁刻着历代祖先名字的牌位，这些牌位供奉在正房的祭坛上。他们没收并烧毁了含有宗教内容的旧书籍，摧毁神像和护身符，至少在一个地方，他们甚至打碎了模具，这是家庭主妇用来做带有传统的护身符的米饼的。”这说明，初期“文革”中的农村“破四旧”并不比城市温柔，接下来的“立新”中，农村革命甚至超过了城市。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设立，使农村革命披上了文化面纱。正因此，韩敏指出，“农村学校在传播社会主义新文化、新理念方面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李怀印甚至认为，各生产队组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表演，是“真正令村民感觉兴奋和有趣的”。不可否认，类似的政治宣传表演，虽然内容枯燥，但以当时的条件，也确是农村难得的娱乐活动。至少与繁重的集体劳动相比，它的受欢迎可想而知。但表演的目的不是娱乐，真正令村民印象深刻的，还是渗透其中的政治教育。
农村的毛泽东思想学习，教条化更为明显。张乐天在浙北发现，毛泽东思想学习活动1968年初就完全教条化了，毛主席从人变成了神，成了农民顶礼膜拜的对象。那些来自城市的红卫兵在一手将农民传统的拜神仪式荡涤之后，又竖起了另一座神，并创造出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崇拜仪式。“‘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活动像一阵风一样席卷了浙北大地。习惯于顺潮流而动的农民用各种方式向毛主席表忠心、献忠心，L大队有人把毛主席的石像供在灶台上，就如过去供奉灶神一样。‘早敬’、‘早请示’当时是每个生产队必做的仪式。”类似情形绝非浙北特景，而是遍及全国的乡村生活常态。“毛(‘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成了一个圣人。他的画像和语录被刻在所有农村的墙上。每家都要买几套他的语录的红宝书，家里曾经供奉祖先牌位的祭坛现在摆放了数套四卷本毛选。”江西彭泽县的升洲大队，甚至开设了家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普通的社员家庭变成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课堂，到处可以看到父子、夫妻、婆媳、姑嫂同堂学习毛主席著作，一起开展革命大批判，一起斗私批修，一起谈论国家大事的生动革命景象。在各个社员家庭里，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老三篇’、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深入人心。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就得到支持、赞扬，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就受到反对、批评。”
家庭学习班的设立，显示了精神重塑的无所不在。或因于此，韩敏认为，“政府通过展开对毛泽东崇拜的活动，把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文化在全国传播开来。通过学校教育以及行政组织的宣传，一种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被引进了农村。”不过愚以为，韩敏显然夸大了政治学习的效果。从以上梳理看，无论城乡，“文革”时期的精神生活重塑形式单一、内容单调，更像新式造神运动。这种脱离日常生活的教条化学习，虽有繁复仪式，但仪式的凸显也恰使其流于形式。虽然不能否认，“文革”影响了城乡社会的精神生活，但却并非重塑者所期望，更多是社会应对革命情景的潜意识自我调适之结果。
三、“清理阶级队伍”中的社会关系政治化
物质与精神显见了革命影响生活的外在与内在，人与人的关系之变，则显示了革命影响的社会性。1968年3月，“文革”的初期混乱渐趋结束。而《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员文章，又道出了革命新方向。
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徒、特务，党内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以及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明火执仗地反对革命委员会，是越来越困难了。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们常常改变自己的策略：或者削尖脑袋，钻进新生的革命政权里面来；或者施放糖衣炮弹，用反革命经济主义等手段，把我们的人拉下水；或者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接过革命的口号，到处招摇撞骗，搅乱阶级阵线；或者收罗心腹，安插在革命队伍内部，充当他们的代理人；或者挑起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派别斗争，煽动无政府主义，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或者大刮黑风，否定革命群众运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等等。但是，不管这些阶级敌人变换什么花样，“左”的还是右的，矛头都是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准人民解放军，对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对于这种情况，我们的同志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从文章看，激烈夺权后的革命形势将更为复杂，因为“敌人”会隐藏在人民中间。接下来的革命重点，不再是那些显在的“敌人”，而是发现并清除革命队伍里的隐藏“敌人”。如此，革命便不再限于有着明显身份标签的人。表面看来的最革命者，也可能是潜于人民中的“敌人”。该文为接下来的“清理阶级队伍”奠下了基调。
“清理阶级队伍”肇始于“十六条”提出的“斗批改”，真正进入高潮是在1968年下半年到1970年。1968年5月15日，北京市革委会发出《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明确提出“清理阶级队伍”的目的是“揪斗坏人”。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了毛泽东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批示的通知，要求各地“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以充分发挥群众专政的巨大威力，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自此，一场旨在发现潜在敌人的运动在全国城乡普遍展开。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通知中，何为揪斗对象的“坏人”并无明确界定。时任公安部长谢富治在讨论这份通知的讲话中透露，“有的同志说文件应该写具体，政策界限分明”。由此即见，很多干部对“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界限不甚清楚。标准的模糊，也使“‘清理阶级队伍’带有强烈的主观随意性，往往成为派性斗争、挟嫌报私、排除异己、打击报复和处理一些所谓‘历史问题’的堂皇理由。”5月15日的北京市讲话中，谢富治强调“清理阶级队伍”中无论“坏人自杀”还是“活活把人打死”，都要尽力避免，但又指出“这些事情都是由于没有经验所造成的，不要去追查责任，主要的是总结经验”。如此表态使渐趋消失的武斗又开始出现。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指出，“清理阶级队伍”在全国各地都导致不少干部的非正常死亡。王绍光的武汉研究也发现，“清理阶级队伍”使派性斗争再度复苏。“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武汉兴起不久，造反派就开始指责运动代表了一种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被称为‘保守队’，而军代表则被叫做‘保守派的同情者’。他们被控准备帮助前保守派卷土重来。”运动的影响尚不止于此，政策模糊不仅带来了运动过程本身的混乱，更让社会充满不确定感。“从中共领导人宣布的政策来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本来应该有相当明确的对象。但是批阅北京、上海以外的地方运动记录，就会发现目标变模糊了，过程变得不确定了”。
斗争中的界限模糊，让人人身陷危机。要发现隐藏“敌人”以彰显革命，揭发遂成最受鼓励之事。即使没有鼓励，在缺失标准的政治斗争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经受考验。“政治压力所要求和导致的熟人间的相互揭发，从同事、同学、朋友、师生，一直贯穿到父母与子女。”结果是，“许多人被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地诬为‘阶级敌人’，被‘群众专政’的人数迅速增加。”甚至个人之间的私下谈话，都有被揭露之虞。在北京，朋友间的几句牢骚之语，即因揭发而成“有反动言论的严重错误”。吴中杰也讲述了自己被揭发的经历。在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上，领导小组抛出一个假党员案，大会争论后并未定性。吴觉得案子有疑点，但身为革命对象的他因不能向领导说明，只得将疑惑与好友分享。“我在吃午饭时还是把我的看法与一个教师谈了，因为我认为这个人有分析头脑，而且比较可靠，平时私交也不错。殊不料下午大会一开始，此公就跳出来揭发我，不但把我私下告诉他的疑问和判断一股脑儿公之于众，而且还激昂慷慨地加以批判。”朋友间的揭发，撕裂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纽带，使政治成为社会关系的准则。
“清理阶级队伍”中的“坏人”揪斗，农村同样激烈。在浙北乡村，“由于清理阶级队伍所危及的人太多，而清理者与被清理者，造反派、干部与普通农民之间都有错综复杂的联系，所以，清理阶级队伍一开始，村里就乱成了一锅粥，拉关系的、说情的、骂娘的、两面三刀的、趁机报复的、准备秋后算账的，什么都有。”皖北的李家楼，没有标准的政治斗争同样成了“清算个人恩怨的机会”。黄树民笔下的林村，政治狂热甚至改变了人们的固有性格。“由于处在一个不断地倾轧斗争的环境之中，许多人变得冷酷无情。连鸦片洪这样温和的人，也变得杀气重重。”
激烈的政治斗争，带来的是社会关系政治化，阶级逻辑泛化为日常行为准则。在不确定的政治形势中，由于无法预测斗争何时再至，个人相对保险的做法是总结既有运动经验，以“阶级分析”的方式生活。这种情形最直接体现于婚姻关系形成中。阎云翔指出，1960年代阶级身份还是会成为爱情障碍。王跃生更强调，“文革”十年间，“阶级内通婚主要表现为，贫下中农出身者一般不会与地富等高成分出身者结婚。”相反，“地主、富农家庭青年女性则希望嫁与贫下中农子弟，跳出本阶级的门槛，但往往比较困难。”婚姻中的政治考量，直观反映了革命对社会关系的影响。更需注意的是，这样的影响会成为潜在认识，不会随着运动结束顷刻间烟消云散，而是长期留存于社会生活中。
四、结语
由物质到精神再至社会关系，“文革”对城乡社会生活的冲击是全面的。上述论述还只是城乡社会生活变化的冰山一角，但由此足见政治泛化下的社会生活之态势。这样一场旨在解决“资产阶级当权派”的革命，最终所及并未限于“当权派”，按照现有逻辑，这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表现。事实上，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范畴内，政治泛化是必然之事。任何一场革命都需要对象，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后，革命对象至少在表面上成了问题，尤其在通过“夺权”解决了“当权派”问题后，革命何以继续便成了难题。此时只有两条路，一是宣布革命胜利，这并非革命者所愿。因为如此，“当权派”问题会再次出现；再就是寻找新的革命方向，“清理阶级队伍”正由此而生。借用两种矛盾概念，“清理阶级队伍”实际是敌我矛盾内部化，或者说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发现敌我矛盾。这样，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两种矛盾状态中，旨在解决敌我问题的革命实现了常态化，因为表面的敌我矛盾解决后，谁都无法肯定还有多少敌我矛盾潜藏于人民内部。
敌我矛盾内部化带来的是斗争标准消失，辅之以革命常态化，一个不确定的社会政治生态因此而生。对一般民众来说，在不确定的社会政治生态中，最安全与可靠的生活方式自然是谨遵宣传中的革命政治原则，将自己的日常生活靠近政治与革命，这在上述人际关系及婚姻形成中有明显体现。当然，也不能完全说，民众日常生活的政治化是政治形势迫使下的虚与委蛇，因为革命带来的不只是动态的政治形势和物质生活控制，还有类似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样的精神塑造。虽然政治学习班对民众政治态度塑造的作用不可高估，影响亦不能完全忽略。正是在此多重作用下，革命对日常生活的持久性影响得以延续。这也是时至今日，仍需从日常生活层面反思“文革”的出发点，因为今天的生活，仍有其痕迹。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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