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金乡愁系列
刚刚过去的农历春节，同根同祖的台湾有没有出现返乡潮？台湾人的乡愁如何安放？较早城市化的台湾如何回望乡村、进行乡村治理？听台湾淡江大学的邓建邦老师娓娓道来。
建邦老师，刚刚过去的农历春节，您有否到台湾的乡村走走？
答：有，今年农历春节到台中走了走。一方面我本身是一个爬山爱好者，所以有到台中的谷关爬山，然后也因为家人的关系一起到南投草屯，其实这两个地方都算是台湾的乡村。尤其南投，是台湾唯一四面没有被海包围的一个县市。
台湾每到过年的时候就会出现一波一波的返乡潮，大年初一我从台北南下的时候，会看到在高速公路上南下的车非常非常的多，这个部分和大陆春节是很接近的。以前南投实际上是农业大镇，他也是来台观光的一个主要城镇。我记得四、五年前，可能更早的时候，春节南下可以看到一路上有很多主题乐园，那条贯穿南投的道路，从彰化开始连接到日月潭，沿途有非常多的观光景点和主题乐园，那条道路在春节几乎变成停车场，是塞道的。这次的返乡或者说这几年的返乡其实有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地方，这也和接下来我要讲的主题有关联。
台湾比大陆较早经历快速城市化之后的城乡落差，就经济、社会和文化视角看，台湾近些年的乡村治理有否值得大陆借鉴的？
答：台湾其实从50年代末期就开始经历工业化的过程，到现在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这个过程造成相当长时期的城乡差异。今天，在乡村里面老年人多、小孩多，青壮年人口少这是事实。不过，台湾的城乡差异和中国大陆的城乡差异仍有一个根本的差别。大陆的城乡差异背后是城乡的二元结构，特别是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有本质差别，台湾其实并没有这样的农村户口跟城镇户口的严格差异，它实际上就人们的迁徙——城乡迁徙而言，在台湾，要从农村到都市里去落户生根其实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当然在台湾的城市和农村之间仍然存在差异，特别像在偏远的乡村，相对资源比较少。台湾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因有规划在先，使得乡村和城市之间并没有形成绝对的差异性，也即乡村是落后的，城市是进步的并不是那么显性。
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来举个例子，比如交通建设。台湾的西部主要有两条高速公路——1号和3号，以及一条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是从北到南，贯穿了西部走廊所有主要的城市。同时还有多条的横向高速公路，使得高速公路纵横交错，横向的部分串联起来相对偏远的乡村。透过这样的交通建设网本身，城乡差异就显得没有那么悬殊。在这样的规划和交通建设之下，事实上在乡村生活还算是比较便利的。
同时在这个过程里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医疗。在很多的乡村，卫生所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卫生所的存在使乡村医疗得到相应的保障。虽然说都市的医疗资源远比乡村资源好很多，但是早期的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乡村的医疗并没有完全被忽视。
同时，九年一贯的教育制度在台湾的实施，让偏远乡村的基础学校教育，从小学到中学事实上也是完整的。所以在偏远的乡村，教育也没有被偏废。
台湾的乡村跟都市很不一样还有从日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地方组织：农会跟农田水利会。这样一个制度在台湾农村里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乡村生活的角色。当然，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台湾的历史脉络来看，过去的农会和农田水利会在选举的时候变成一个买票仓，是造成政治贪腐的来源之一，也是地方派系聚集支持着的重要部分。可是放到今天来看，例如，即便是都市化程度相当高的台北市，仍存在台北市七星农田水利会，除灌溉、水利等基本功能外，它本身拥有的土地、提供工业用水的租金收益及推展观光农业等，都有高额的收益，因而与农会一样，在地方都担负着资源分配的重要角色，所以农会和农田水利会在很多地方社会里面，事实上是一个自治组织，不完全是由党派控制。台湾乡村在发展历程中并没有完全的空洞化或者是边缘化，台湾的农会可以推出有机的农业产品，可以推广农业的休闲园，可以让整个地方进行农业再造，目前看农会和农田水利会还将继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台湾自上世纪90年代推行的"富丽乡村"政策、以及近年来推行的乡村民宿建设，极大促进了台湾休闲农业和旅游业的发展，这其中是资本的推动，还是政府或乡民的合力而成？
答：有关于“富丽乡村”这个政策，我不是台湾农业问题的专家，就我所得到的资料部分，目前台湾的内政部是有在推“富丽农村，形塑风情小镇”这样一个计划。这个“富丽乡村”政策，是近几年才开始的，其实并不是90年代提出来的。这个政策背后很重要的目的是城乡均衡发展，尽管台湾的城乡差距不是很悬殊，但有数据显示出目前台湾整体有69%的人口是集中在六大都会区，像青年人口外流、产业外移、人口老化以及乡村生活设施不足，这些者是确实存在的。政府在这个部分想要通过资源的整合再造，去推动城乡的均衡发展。
但今天我们所看到台湾的休闲农业也好，民宿旅游业也好，它主要并不是自上而下，由政府去推动。像生技产业园区、科技园区确实是政府投入大量资源由上而下持续创造的科技产业，但在农村政策上面，政府扮演的角色，我们可以说是有鼓励，但是以我从个人的观察，其实政府不见得是扮演一个绝对核心的推动角色。回头来看，究竟民宿产业是怎么样起来的？民宿产业的兴起，跟一般旅游提供的大型酒店住宿是有差异的。第一，它是小众的；第二，它通常位在比较偏远的地方；第三，它是有特色的。确实没错，在这十年台湾民宿产业形成一种风潮，这个风潮背后第一是民间资本，自发去盖很多民宿；第二还是市场的作用，如果这个过程里面没有相应的供给需求的话，民宿产业事实上没有办法形成。
此外，民宿产业的活络，跟休闲价值观的兴起有很大的关联。台湾自1998起，施行隔周休2日，就是从每周44小时工时，变成2周84小时工时，这样上班族变成每隔两周有两天连续空余时间，这些人就会问度假何处去？比如说在台湾小小地方也有露营产业，现在大概有200万固定的人口。我们讲民宿、露营、农业的休闲园，它们之所以可以变成大家想去的地方，是因为近些年，休闲在台湾是具有重要价值的。这跟我们所看到在欧洲社会，对休闲高度重视的认知，有着相同的地方。
曾经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是，在德国，他们的家事服务员，会利用每年的夏天假期，前往西班牙海滨的小岛上去度假；且各个社会阶层每年都要去度假。以前我们都认为工作是重要的价值，现在呢，休闲也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价值。如果你只有工作没有休闲，德国人他们就会形容这样的人“Elend”，认为你很贫穷。在台湾社会隐约也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休闲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价值。
我刚才有提到，其实像南投在早些年的时候，事实上都是一些主题乐园，因为那时候休假少，所以一有休假大家就往那些主题乐园去。但是这些主题乐园它并不能造就农村经济的复苏、农村经济的有序。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民宿是普遍在所有台湾乡村的社会脉络里面，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这个部分是说休闲产业起来以后，其实可以造就很多人，愿意在休假的时候，而且不是特定的像大陆在“五一”、或者“十一”、或是春节的时间才出去玩，它事实上是可能每一周就有两天的休假，这些人可能礼拜五就开始规划了，充分利用礼拜六、礼拜天的时间到乡村去，造就了这样一个休闲产业，在台湾形成一种风潮。
台湾乡村是否已形成自下而上的乡村营造氛围？乡村治理的权力结构如何？
答：我们所看到的，乡村里扮演很重要角色的组织就是刚刚提到的农会和农田水利会，这在台湾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的脉络里面，农会和农田水利会与过去长时间执政的国民党是一种政治上的侍从关系。但这并不表示说，执政的国民党可以长期掌控乡村、地方的发展。事实上，台湾在80年代有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我们看到，在地方有越来越多的自治组织。这个过程中，在台湾，如果到乡村，到社区，会看到有社区总体营造。在地方上有很多人希望去改变乡村的社会结构。就传统的社会组织来讲，农会、水利会还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在新型的社会运动里，它也想要去改变自己原来的地方社会，去投入乡村社区的总体营造中，而这股力量，我们所看到的，确实是一个由下而上的新兴力量。
晚近的政府，事实上也希望平衡城乡的发展，所以他们常常推“一乡一特色”，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由下而上的力量有持续地在壮大，而政府在这里扮演的其实是与之相对应的角色。
台湾都市人的乡愁如何安放？年轻人是否愿意回到乡村就业？
答：提到台湾都市人的乡愁的部分，我们或许可以说，台湾的地理范围可能比较小一点，特别是居住在西部平原的城镇，交通上相对便利，所以普遍来讲，城乡的移动，并没有给那些从乡村到迁移都市的人造成非常大的乡愁，我们所看到的，过年的时候「回家」，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回到到老家去拜访，并不意味着这群人有很大的乡愁存在—因为他们可以经常回家。而我们说都市人有乡愁，跟都市人到农村观光、观光产业的发展，以及年轻人是否愿意返乡就业，也不见得有必然的因果关联。
我们所看到的农村观光产业的发展，是由一股市场力量形成的。很多人确实是有乡愁，但年轻人有乡愁的话，他不见得到要回到农村去观光、去发展。在台湾，80年代的时候，罗大佑一首歌是非常流行的，叫《鹿港小镇》，里面有一句话说“台北不是我的家”。这群人是从中部、从南部，到北端的台北城打拼，他/她们其实在这个过程里是对自己的原乡是有怀念的，这群人有乡愁的时候，不见得造成一股力量，想要回家，或是想要去乡村观光。观光本身，如前面提及的，在台湾社会的发展里，形成一种市场，这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变迁所造成的结果。
关于年轻人是否愿意回到乡村就业？这个部分事实上在台湾的社会脉络里面确实存在这样的趋势。台湾现在可以说有两股趋势并行，一方面年轻世代在台湾这几年突然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很多年轻人往海外就业，另一方面，还有一部分人回到家乡去就业、创业，这两股趋势同时存在。这两个趋势存在反映了同样的背景，就是整个台湾晚近的经济下滑很严重，这群从中部、南部到台北寻梦的年轻人，面对的问题是，在台北不见得那么容易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之前在台湾大家常常提到，是“22k的薪水”，那“22k的薪水”就是大学毕业以后，起薪是台币22000的月薪，拿着这样的月薪，怎么可能在台北市长期居住下来？台北的房子动辄2000万起跳，事实上这么低的薪水是不可能在台北市安家立业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就看到年轻人往外走，往国外去找工作。那另一股力量就是，年轻人寻找另外的可能性，就是在自己的家乡寻找新的机会。这个是很有趣的，新竹有一个地方叫老寮，有一群年轻人就回到老寮进行“打工换宿”的方式，去经营地方的民宿。这种模式，一方面是创造在地的青年就业，二方面是透过公民力量的串联，第三个是传统记忆的传承。他们怎么去实行呢？年轻人实际上是没有钱的，他们打工换宿的方式，是在网络上用crowdfunding（众筹），然后去经营这样的民宿产业，让这些都市人在假期的时候，可以去农村地方，去老寮，去深度旅行，去河边晚餐，去买在地的商品，去认识那个社区，我们所看到的是，在晚近的台湾社会里面，年轻人其实是有一股这样的风潮，回到自己的农村，认识自己的家乡，然后再创造新的工作机会。
政府当然也有这样的想法，之前政府推行一个「漂鸟计划」，鼓励年轻人返乡，去体验，去经营自己的家乡。不过我所看到的是，事实上政府还是一个鼓励的角色，不是一个主导的角色。青年返乡，以目前的观察来看，在台湾社会是一股进行中的新的社会运动。年轻人透过这样一个新的社会运动，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创造一个新的工作机会，这同时也是一个新的生活形态的选择。不是必然要通过城乡的迁移，永久留在都市才能寻找到生活机会。我们今天观察两岸社会的变迁趋势，对照大陆的话，其实很重要的，我们可以观察两岸年轻人怎么去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到新的生活机会可能性。如果往相反的方向走，这个生活机会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话，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回到自己的老家，回到农村，回到自己成长的乡村里面，去寻找自己安身立命的可能。
作者简介：德国马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台湾淡江大学未来学研究所副教授，台湾发展研究学会理事，国际社会学会（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会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移民社会学、专业人才跨界流动、年轻世代未来意象与跨界工作、都市社会学、移动社会学、台商与中国研究。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紫金传媒智库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