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邓纳姆著《困境中求生存：印度尼西亚的乡村工业》
一、乡村手工业的现代命运：对经济二元论与现代化理论的批评
在印尼进行了将近14年（1977-1991）的人类学研究后，邓纳姆于1992年完成了她长达1000多页的两卷本博士论文，题为“印尼的农民铁匠：在困境中生存与繁荣”。该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印尼乡村手工业的现代命运，即乡村的非农业活动或“手艺世界”（craft world）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尤其是其如何受到各种现代政治经济因素的推动（George，2010：255）。每一章都是从不同角度来探讨乡村手工业的发展状况，以及政府、村民、合作社、市场等各种力量在印尼乡村手工业发展中的不同作用。当时，有关这一问题的主流观点是以荷兰经济学家伯克（J.H.Boeke）和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为代表的经济二元论和现代化理论，而这两大名家正是邓纳姆在该书导论中树立的理论对话对象和批判靶子，后面各章主要就是从不同方面来具体说明和论证对伯克、格尔茨的批评。荷兰经济学家伯克认为，印尼殖民社会及其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其二元性：乡村与城市之间、东西部之间、本土经济与外国经济之间，排成了一个从前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时空序列。并且，印尼农村的落后主要源自其文化贫困，因为印尼农民具有跟西方社会完全不同而又根深蒂固的落后的生活态度和经济心态。而且，越是落后地区，各种各样的种族、宗教、宗族等群体的交织和混杂就越是严重，这阻碍着“团结统一”（solidarity）的有组织的经济群体的形成（Boeke，1942：8-13）。于是，印尼农民及其传统文化应该为自己的贫穷落后负责，而不应该将其贫困归咎于其他的外在原因。
格尔茨的《农业内卷化：印尼的生态变迁过程》一书，则是伯克经济二元论的某种翻版。通过精细化而非效率化来维持边际劳动生产率，同时又不降低人均收入的过程被称为“自我挫败过程”（self-defeating process），被格尔茨（Geertz，1963：80）视为“农业内卷化”。现代化理论是经济二元论在线性时间观方面的继续发展，认为各国发展程度的不同主要在于其传统的文化差异，并且认为落后国家和地区只有以工业化的西方世界为楷模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
对于邓纳姆来说，这些理论实际上是将殖民时期形成的有关爪哇社会的迷思（myths）当成了永恒真理，而且她极为强调，以伯克和格尔茨为代表的此种刻板印象或西方偏见，对印尼政府和普通人民起到很大的误导作用。二元论过于强调印尼与西方之间的差异，尤其是认为文化差异是造成地区落后的根源，因而忽视了印尼农民同样具有的理性能力，也忽视了印尼社会中生产资源的分配不均。邓纳姆（2013：2）抓住了一个显而易见但却经常被忽视的重要事实：“村民们倾向于从事他们认为最能获利的经济活动。”因此，爪哇农民并不像伯克和格尔茨所认为的那样缺乏企业家精神，相反，他们也都极为看重利益和利益最大化，爪哇穷苦农民对时间和资源的理性管理方式，与西方并没有根本差异，这也是他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她尤其强调资本的作用，认为资本是导致农村中各种分化的根本力量，印尼乡村经济发展之所以困难重重，并非由于村民缺乏理性能力、经济盈利动机和企业家精神，而只是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本。只要具备充分的资本，印尼农民的理性能力和企业家精神就可以得以发挥，印尼乡村工业就会得到很大发展。至于资本和资源的分配不公，一方面体现为乡村政治精英的团体化及其与地方政府的勾结，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国家政策制定上缺乏对铁匠工人的考虑。因而分配不公主要是政治问题而非文化问题，解决方案的根本则并不在于文化变革而在于政治经济改革。此外，还需注意的是，尽管邓纳姆强调印尼乡村铁匠业的政治阶级结构，但她同时也认为农民具有很大程度的能动性，完全能够把握住发展机会，接受新技术，适应政治经济形势，进而促进和支持社会变革。
总之，伯克和格尔茨的经济二元论和现代化理论，实质上是对经济问题的文化解释，而邓纳姆的研究则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取向的人类学研究，或者说是对经济的政治解释。作者研究的那段时期，也正是苏哈托领导的新秩序政府的独裁统治时期（1966-1998），虽然人权受到很大限制，但农业发展却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尽管农业和乡村工业的发展是以社会分化和不平等为代价的。这一点也体现出了邓纳姆跟伯克、格尔茨的差异，后者认为印尼农民都处于共同贫穷状态，邓纳姆则指出印尼农村早在殖民时期就已经存在社会分化，并在20世纪70、80年代乡村工业的繁荣发展中得到进一步扩大。
当然，邓纳姆对二元论的反驳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邓纳姆以印尼农民的逐利倾向来反驳二元论学者，认为印尼农民同样具有和西方人一样的理性能力。但问题在于，此种日常生活中精打细算的实践理性是否跟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工具理性和形式理性是一回事呢？此外，还有学者指出，尽管该书将荷兰经济学家伯克的经济二元论视为研究的出发点和挑战对象，但是由于其对现实状况及政策制定的特别关注，而使邓纳姆没有充分把握荷兰有关印尼的各种研究，因而该书缺乏一定的历史纵深（Ricklefs，2010：564）。
二、人类学的思想姿态与社会关怀：格尔茨与邓纳姆的分歧
邓纳姆不仅反思和批评了格尔茨所代表的二元论，而且在人类学的学科理念和思想姿态方面，她也并未追随格尔茨这位红极一时的人类学大师。格尔茨的人类学研究经历了从经济人类学向象征人类学或阐释人类学的转变，邓纳姆在书中虽然主要是跟格尔茨早期的经济人类学思想（以《农业内卷化》一书为代表）进行对话和论辩，但显然她也并不太认同格尔茨后期的阐释人类学和反思人类学。
邓纳姆则并非如此，她很少在书中以第一人称进行民族志叙述。其实，该书并不像是一本严格的民族志著作，全书的重点内容是铁匠师傅、五金商人及外部力量的影响，较少详细描述锉磨工等下层工人的生活状况，对铁匠手艺的生产过程及具体细节也没有给予重视。另外，就研究对象的性别而言，也许因为邓纳姆曾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过一项有关“爪哇乡村工业中的女性工作”的研究，所以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铁匠业中的男性世界，很少讨论乡村铁匠业中的女性及其劳动，仅在第二章中有一小节题为“女工及童工的雇佣”。
可见，她对乡村手工业和农村贫困的政治经济结构分析，实际上是“逆潮而行”。“邓纳姆写作这部著作的时期，正值经济人类学对印尼研究影响日益衰落的时期，当时以政治为导向的学术研究并不为世人所推崇。”（海夫纳，2013：313）这一方面是由于苏哈托的专制统治和意识形态控制使很多印尼学者关注的焦点都从政治经济转向文化象征（Dove，2010：452），另一方面是源自格尔茨的巨大影响，尤其是他的“文本转向”（textual turn）和“深描”方法。但无论是面对学术权威还是政治威权，邓纳姆都极为勇敢，她“没有追随学术潮流，而是忠于研究项目所必需的多样生动的研究方法，竭力向权力拥有者和决策者揭示真理”（海夫纳，2013：314）。
这当然不是说邓纳姆完全不关心经济和物质之外的文化层面，她其实也涉及不少非经济方面。她认为文化与经济是彼此联系的，但她对文化和仪式的分析是为了从更全局性的视野分析政治经济问题，而不是对仪式及其神秘力量本身的关心。第三章及第二章的一部分主要就是以田野研究为基础的，因而也最具人类学特色。第二章题为“金属制造业的社会经济组织”（The Socio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Metalworking Industries），讨论的是印尼乡村金属制造业这个行业是如何在社会、经济中被组织起来的，尤其是爪哇农村铁匠是如何使用他们的技艺的。第三章则是以卡亚村这个铁匠村为田野地点所进行的民族志研究，同时结合了铁匠业的实践层面和文化象征层面，铸造铁器和民间仪式一起构成了整体的传统铁匠文化。比如卡加之泉，同时也是祈雨之地，这象征着铁匠的力量跟季节变化之间的联系；再如，马来剑的制造过程也充满了神秘仪式，否则就无法赋予其以神力。可见，邓纳姆虽然不是严格的民族志学者，但正是这种田野研究的实际经验，让她对于传统物质文化保持了不被乡愁所束缚的敏锐感（nostalgia-free sensibility），使她认识到：“传统技艺并未消亡，它既没有跟宏观的各种政治经济力量脱离联系，也不是繁荣与发展的障碍。”（George，2010：256）
因此，邓纳姆更为重视应用人类学、公共人类学，或者说是“真实世界的人类学”（real-world anthropology）（Ricklefs，2010：564）。作为一名人类学家的她，从未担任过任何学术职位，而主要是在诸如福特基金会、世界银行等各种国际组织及其发展项目中工作，她还是印尼小额信贷领域方面的公共政策专家。对邓纳姆来说，她的学术分析主要就是为政策服务的。尽管学术研究既可能有利于殖民者，也可能有利于反殖民者，但邓纳姆坚定地站在弱者一方。因为她是非常具有道德责任的人类学家，想要通过其研究而提出实用的政策方案，以帮助那些无助而又无权的人们。人类学家乔治（George，2010：257）在总结邓纳姆的贡献时指出，邓纳姆的研究工作要早于人类学发展研究的批判性转向，这一转向主要是围绕着福柯有关权力与治理术的论述而展开的；但是，“现在，也许我们在进行阅读和研究时，确实需要有某种与众不同的分析性敏感（analytic sensibility）。然而，邓纳姆那艰辛万分而满怀激情的研究，却给我们这些想要给那些实用的、满怀激情的问题解决者（无论他们是在村庄、政府部门还是在非政府组织工作）留下点有用遗产的人以持久的教益”。
三、邓纳姆的影响与价值
任何社会科学研究想必都可以在现实与事实中得到某种检验，在该书的后记中，海夫纳介绍和讨论了自邓纳姆去世后印尼社会与印尼研究的变化，并指出邓纳姆敏锐地把握住了印尼社会变化的趋势。他指出，邓纳姆有关印尼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发现基本得到证实，“高地地区农业资本化发展将最贫穷的乡村地区变成了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商业繁荣也引来了政府项目，而这一切都归功于政府对乡村精英的扶持。”“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道路建设、旅游、灌溉工程、工业商业化、公共教育的发展使这一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他较基杜尔地区距离印尼大型工业和农业产业园区更近的地区更是发生了令人惊叹的变化。”（海夫纳，2013：309-311）
海夫纳（2013：310-313）还指出，尽管邓纳姆研究极为严谨，但她似乎还是低估了当时正在发生变化的深度和广度。比如，邓纳姆在研究中认为她所研究地区的社会分层和阶级分化并不十分严重，而且乡村的上层人士都很俭朴友善，但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商业化却严重地加剧了爪哇的阶级分化。再如，邓纳姆研究时期伊斯兰教被大力清除，因而她认为当地很少有伊斯兰教活动，但她并未想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伊斯兰教再度获得复兴，而无论是伊斯兰教的被打压还是再度复兴都离不开政府的干预。
跟二元论相对，邓纳姆所坚持的似乎是一种一元论。二元论的现代化理论认为他者性是落后之根源，只有学习西方并成为西方，才能实现其发展。邓纳姆的一元论则认为，印尼和西方本来就没有实质差异，都具有理性的发展能力。但无论是伯克和格尔茨的二元论，还是邓纳姆的一元论，似乎都认可资本主义这一发展路径，分歧仅仅在于印尼农村是学习西方而走向市场化，还是发掘出自身就有的理性能力而走向市场化。可见，二者都未考虑到多元现代性或多元现代化的可能。也许正是因为如此，邓纳姆认识到了印尼乡村工业的发展趋势，但却并未完全认识到印尼乡村工业市场化的后果。如邓纳姆的政策建议那样，政府、国际组织、各种企业等力量对乡村工业的资本投入，虽然使乡村工业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却导致了问题更严重的阶层分化，而不是如邓纳姆曾认为的那样，农村精英分子都很和善，为了乡村工业的发展和多数村民的生活，可以允许农村社会分化的存在。
在该书英文版封面上，高调地写道：“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母亲的人类学研究著作”。除了作为出版社的营销策略外，相信任何读者也都确实会对邓纳姆跟她的总统儿子多少有些好奇。对于我们来说，与其好奇地关注邓纳姆跟她的总统儿子巴拉克·奥巴马之间的奇闻逸事，不如认真地思考作为人类学家母亲的邓纳姆如何影响了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成长及其执政理念。甚至有人类学家半开玩笑地说，奥巴马的当选，其实是人类学的胜利。
作为人类学家和发展项目专家的邓纳姆，其艰辛而勤奋的工作必然会影响到对其子女的照顾。但这也使作为她儿子的奥巴马从小就潜移默化地培养了一种人类学意识，因而有些人类学家笑称奥巴马是一位“根本上的人类学家”（organic anthropologist）（Comaroff，2008）。邓纳姆对底层的倾听和观察，尤其是从底层对社会变迁进行综合性思考，是她传授给奥巴马的最佳态度（Dove，2009；Boellstorff，2011）。在奥巴马的竞选宣传中，他的母亲被刻画为具有“自由精”（free spirit）和“道德基石”（moral bedrock）的理想楷模。除了思考态度和精神气质之外，邓纳姆的政治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奥巴马，比如有人认为，邓纳姆在苏哈托独裁政权下坚持进行自由研究，深深影响了奥巴马对于权力和自由的认识（Hoskins，2010：80）。
邓纳姆的人类学思考尽管对奥巴马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似乎也有些夸大，这一方面是出于美国政治宣传策略的选择，另一方面则是部分人类学者对奥巴马作为人类学家儿子这一身份的过分阐释。最后，我们必须强调的是，每位对《困境》一书做出严谨评论的学者都一致认为，这本著作本身就有其重要价值，而不是因为作者是美国总统的母亲。该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邓纳姆通过对印尼农村铁匠业的扎实研究，对以伯克和格尔茨为代表的二元论进行了反思和反驳；以其强烈的社会关怀和道德责任，致力于公共人类学的实践和运用，在认识真实世界的同时努力改变世界，尤其是维护和提升无权者的权益；而且，印尼农村确实因其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而发生了一些积极的改变。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社会发展研究》2015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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