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国是农业大国，以农业为主的农村，产业结构单一，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严重制约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农业集体化经营未能实现农民增加收入，摆脱贫困，提高生活水平的目标（李卫平，岳谦厚，2015）。1978年的改革虽然始于农村，源于农业，但在探寻使农民富裕起来的乡村发展道路时，却聚焦于农业之外，鼓励和支持乡村创业。乡村创业（Rural Entrepreneurship）在国外也称为“农村创业”，是指在乡村（农村）地区创建新组织，以生产新的产品或者提供新的服务，或者创建新的市场或者采取新的技术（Wortman,1990）。在中国最典型的就是农民在农村发展副业和手工业，创建社队企业及后来的乡镇企业。40多年来，乡村创业经历了“脱农”（1978-1992）、“离村”（1992-2006）到逐渐“回乡”（2007-）三个阶段的历史演变，伴随着农村的繁荣与凋敝，留下许多经验和教训。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再次鼓励乡村创业，那么，新时代背景下乡村创业的未来发展趋势是什么？本文试图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创业的演化轨迹，以展望其未来的发展。
二、从乡村创业兴起到脱农化的隐患（1978-1991年）
1.乡村创业兴起的动力来源
1978年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将中国经济分割成城市和农村两大相互独立、相互封闭的经济体系，形成农村以农业为主，城市以工商业为主的二元经济结构（于立等，2003）。改革开放之后, 三股力量同时促进乡村创业的兴起：（1）农村富余劳动力寻求就业的压力。我国在建国初期实行了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人口总数由1949年的5.4亿增加到1980年的10亿，而城市化率只有19.39%，这就必然导致大量的富裕劳动力沉淀在农村。20世纪80年代初期，大约1.2-1.5亿的农村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处于剩余状态（林伯强，2002），农村就业压力巨大；（2）城乡劳动力市场相互封闭的阻力。西方工业化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转移方式，是由城市工业的发展来吸纳。但是，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城乡劳动力市场相互封闭，农村剩余劳动力只能在农村内部去寻求农业之外的出路；（3）改革政策下农民自主权放宽的推力。1949年建国时，农村商品性手工业产值曾一度占全国工业产值的35.4%，但经过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民个体涉足非农产业的乡村创业活动受到极大限制。改革开放后的1984年，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和部党组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的通知》，强调“对部分社员联营的合作企业，分散生产联合供销的家庭工业和个体企业，也应热情支持”，将社队企业改名为乡镇企业，极大地推动了乡村创业活动的开展。
2.乡村创业的兴起及其发展
80年代乡村创业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兴起、发展、放缓三个阶段：（1）以社队集体为主的乡村创业兴起阶段（1978-1983年）。1978年从农村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促进了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也使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城市壁垒尚未拆除的条件下，通过发展非农产业来吸收农村劳动力就只能依赖于乡村创业，但由于当时的农户家庭创业资源积累十分有限，因此农村社队就成为主要的创业主体。从1978年到1983年，社队企业达到135万个，总产值从493亿元增加到1017亿元，年均增速为21%，吸纳农村劳动力人数从2827万人增加到3234万人（万忠兵，1998）；（2）以农民个体及其联户为主体的乡村创业高速发展阶段（1984-1988年）。随着改革后制度约束的放松，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到乡村创业的队伍中，除集体企业外，户办企业、联户办的企业发展迅速，1984年中央政府将社队企业、社员联营的合作企业及其它形式的合作工业和个体企业，统称为“乡镇企业”，有以集体企业为主的苏南模式，以家庭经济为主的温州模式，也有以外向型企业为主的珠江模式等等。到1988年，乡镇企业个数达到1888万个，从业人数达9456万人，总产值达到6495亿元（邹晓涓，2011），二、三产业乡镇企业的产值首次超过农业总产值，这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3）经济调整时期的乡村创业发展放缓阶段（1989-1991年）。1988年9月，国家开始“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采取“调整、整顿、改造、提高”方针，对一些经济效益差、资源消耗大、污染严重的乡镇企业实行了“关、停、并、转、迁”，乡镇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得日益严峻：银行不放贷，企业融资难；生产资料实行专营，企业原材料紧张；煤炭电力价格飞涨，企业生产成本高昂，凡此种种，导致乡镇企业普遍开工不足，经营困难重重（王宝文，2012）。1989-1991年间，出现乡镇企业总量增长减缓，经济效益下降，企业个数甚至出现负增长，企业职工人数也在减少，大批乡镇企业被迫关停并转，数百万企业职工重新回到农田的景象，乡村创业受到重创，不过，乡村创业经过这一阶段的磨炼，造就了一大批农民企业家（陈剑波，1999）。
3.乡村创业的贡献及其“脱农化”隐患
改革开放后农民在自己家乡土地上创办的乡镇企业，对增加农民收入，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支持农村社会事业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乡村创业成为农民致富奔小康的新路径。以创办乡镇企业为主的乡村创业，使中国农民在基本没有获得国家直接投资的情况下，在财富资产累积、个人收入增长、社会福利增加、生活水平提高等方面出现了惊人的改善（陈剑波，2000），成为中国农村解决温饱之后奔向小康生活的成功道路；（2）乡村创业成为推动农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契机。1981-1992年，乡镇企业年均以21.7%的速度增长，1978-1988年，乡镇企业工人数量从2830万增加到接近9500万，7000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入非农部门，1989年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上升到60%，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非农产业的发展使农村产业结构得到调整，有效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繁荣；（3）乡村创业架起了村庄与外界联系的桥梁。乡村创业打开了村庄自给自足的封闭系统，使农户与市场联系起来，不断提高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1988年，乡镇企业出口产品生产总值达到335.6亿元，出口交货总额达到268.7亿元，建立起中国农村与世界的联系，促进了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邹晓涓，2011）。
顾名思义，乡村创业是发生在乡村空间的创业活动，跟农业、农村、农民有天然不可分割的“血缘”、“地缘”、“人缘”关系。乡村创业活动只有以农业为母体，生命力来源于农业与农民，并在创业成长过程中能够反哺农业、吸纳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才能与农村建立起一种互相支持、共同促进的和谐共生关系（卢文，2000）。正因如此，国外学者甚至提出了“农工业”的概念，即在农村地区发展以农业为原料的工业，或者是直接为农业、农村提供生产、生活消费品的工业，并认为“农工业”是农村工业产业的主体（陈吉元，1993）。但是，我国的乡村创业活动从最初的社队企业到后来乡镇企业，都出现明显的“脱农”现象：（1）乡村创业活动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很少涉足第一产业。1978年至1992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的比重，第一产业从21.5%下降到2.4%，第二产业从69.7%上升到74.4%；乡镇企业产值比重，第一产业从7.3%下降到1.3%，第二产业从85.2%上升到85.6%，乡村创业活动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与农业相关的第一产业比重很低（唐忠，孔祥智，2000）。尽管农业领域充满着创业机会，也需要创业活动进入，但乡镇企业发展中很少涉及这些领域，相反，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许多社办的种植养殖场分散下放到农户由家庭经营，导致第一产业的企业单位数急剧减少。（2）乡村创业的行业进入，呈现出重工业型结构，而不具有“农工业”特征。如果乡村创业涉足的是以农业为原料的工业，即发展所谓的“农工业”，就能建立起与农村农业的联系，推动乡村创业与农村农业的联动发展。根据陈吉元等的研究，泰国、印度的农村工业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所占比重相当大，1985年泰国是57.5%，印度更是达到90%以上（陈吉元等，1993），而我国在1984年是27.79%，1996年下降为27.57%。我国在政府推动乡镇企业为“农业机械化服务”的政策导向下，鼓励农村地区发展以钢铁等原材料为主的“五小工业”（小钢铁、小煤矿、小化肥、小水电、小冶金）和小机械制造、农机具维修等行业，导致乡村创业呈现出重工业型结构，重工业在乡村工业总产值中占比接近甚至超过50%（唐忠，孔祥智，2000）。（3）乡村创业导致农村地区生产要素投入偏离农业，严重地向非农产业倾斜。首先是国家财政和农业银行及农村信用社的信贷资金投资都出现向农业投资减少，向乡镇企业的非农产业投资增加的倾向。这些主要来自农民储蓄的资金从农业流出支持农村的非农产业，导致出现乡村创业脱农结果；其次是乡村创业的收益中用于支农的资金不断减少。乡镇企业用于支农的资金从1979年到1988年间减少了72.3%，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逐步转向乡镇企业，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部集体资产投资的比重从39.6%下降到9.4%（陈武，1993）；再次是农户的生产性投资、劳动力、农村土地等要素，也不断从农业领域流向非农领域。农民由全职农业变成兼业农业，对土地的生产性投入开始减少，甚至出现撂荒现象；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入乡镇企业，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减少；农村土地尤其是耕地不断被用于发展乡镇企业，出现脱农现象。
乡村创业出现的“脱农现象”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后果：（1）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由于乡镇企业的“脱农”化，大量农村生产要素从农业领域流向了非农领域，导致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减少，农业基础设施投入降低，从而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改革初期的1978-1992年，农村道路、电力与通讯以及教育等公共投资的年增长都在10%以上，但与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紧密相关的灌溉设施，在1989年之前是减少的，使得灌溉面积没有得到增加（张林秀等，2018）。对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投入的减少，直接影响到粮食产量，从1978-1993年间，除了1981-1984年出现持续四年的粮食增产外，其它年份均呈现出波动状态，甚至在1984年粮食丰收之后，连续出现减产，直到1989年才得以恢复到1984年的水平（庄晋财，1996）。（2）制约了乡村创业的成长。我国乡村创业由于严重“脱农”而偏向重工业，不仅导致不同区域的乡镇企业之间趋于同构，与城市工业也出现高度同构。1988年，我国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的结构相似系数为0.75，到1993年同构系数提高到0.83，其中轻工业的同构系数更是高达0,98；中部与东部农村工业结构相似率为93.5%，西部与中部为97.9%(唐忠，孔祥智，2000)。其结果是，一方面造成乡镇企业之间、与城市工业之间在市场中的竞争趋于白热化，另一方面使乡镇企业与当地农业生产不能建立密切的产前、产后联系，没有在农村地区建立起有效的产业链分工，从而失去产业上下游之间的合作协同收益，成为无根无基的“空中楼阁”，严重影响乡村创业的成长。（3）危害了农村的生态环境。乡村创业的“脱农”化及“重工业型”特征，所进入的大多属于以“五小企业”为主的污染型产业领域。在乡村创业发展初期，以社队企业为主的创业活动相对较少，也较为分散，环境污染问题还不是特别突出。随着改革的深入，农民获得了经营非农产业的权利，导致大量的个体企业、联户企业在农村各地遍地开花，形成“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乡村工业发展图景，污染点多、线长、面大， 1985年后，乡镇工业排放的污染物总量持续增长，对农村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张立富等，2002）。
三、从乡村创业“离村”到农村打工经济形成（1992-2006）
1.80年代末90年代初乡村创业发展受阻
如前所述，乡村创业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活跃度非常高，所创造的产值份额不断追赶、逼近最后超过城市国有企业的份额。1980年我国工业产值中，国有企业占比是75.97%，乡镇企业仅为9.88%，到1993年，国有企业工业产值份额下降为43.13%,乡镇企业则上升为44.50%，首次超过了国有企业的份额（蔡昉，1995）。而且，1992年全国乡镇企业总数中，集中在县城以上的约占1%，在建制镇的占7%，其余92%的分布在自然村落（卢家丰，1996），是名副其实的“乡村创业”。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末以后，这些集中于农村自然村落的乡村创业发展受到了三方面的冲击。
（1）国民经济的三年结构性调整对乡村创业的冲击。乡村创业经过1984-1988年的超速发展之后，在1989-1991年间由于国民经济结构矛盾加剧，社会供求总量失衡，中央政府开始“整顿经济秩序”，控制乡镇企业的资金信贷，压缩基建规模，对一些乡镇企业进行关、停、并、转、迁。据统计，三年治理整顿期间，乡镇企业发展速度减缓，大量企业职工被迫回流到农田，仅1989-1990年就“回流”了280万人，使乡村创业活动不断式微。
（2）1992年后国有企业改制对乡村创业的冲击。上世纪80年代的乡村创业的兴起，一方面是由于在人民公社体制下通过压低农民收入水平为代价形成的公共积累，为乡村创业提供了机会成本很低的资金支持（蔡昉，1995）；另一方面是由于城市国有企业承担着国家发展的政策性义务，为国家计划之外的乡村创业留下了体制外的发展空间。然而，从增强活力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经过放权让利和1987年的“承包制”，到1992年开始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赋予了国有企业更多的经营自主权，使乡镇企业的体制生存空间不断缩小。与城市国有企业同构程度高的乡镇企业，在技术力量、产品品牌、管理能力、人才储备等都与城市国有企业有较大差距，同时由于分布分散、运用成本高、环境负外溢问题突出，使其与城市国有企业竞争中处于下风，不断被城市国有企业通过兼并或收购等方式而并入城市，从此远离它的乡村诞生地。
（3）乡村工业重新布局对乡村创业的冲击。如前所述，在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初期，乡村创业活动大多发生在自然村落内，与本地农民休戚相关。但是，这种“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重工业型乡村工业发展模式带来许多弊端：一是集约程度低导致运行成本奇高。乡村创业的分散性使用地规模增加了1/3，能源利用率降低了40%，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加了近30%，行政管理费用增加了近80%，从而导致资金利润率相对降低了20%左右（卢家丰，1996），完全是一种粗放型的发展；二是产业链条短导致企业分工合作难。乡村创业高度分散使企业之间没有形成纵向联系，企业属于独立的原子形态，公共设施无法共享，市场信息传递不灵，市场行情把握不准，物资运输费用上升，难以形成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协作与联合；三是企业污染严重危害农村生态。国家环保局于1984、1989、1995年对乡镇工业污染状况进行过调查，结果显示从1985年到1995年的10年间，乡镇工业污染物排放量迅速增加，增速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并形成乡镇企业污染由农村对城市的包围之势（李周等，1999）。为了克服这些问题，政府开始推动乡村工业向城镇集中，使原本发生在乡村的创业活动不断走向城镇，乡村产业重新回到传统的单一农业结构。
2.92年后乡村创业的发展及其离村现象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视察之后，国务院连续下发了国发（1992）19号和国发（1993）10号文件，充分肯定了乡镇企业的作用。进入“八五”之后，乡镇企业普遍强化了管理，经济效益也开始好转，1996年颁布《乡镇企业法》，标志着我国乡镇企业管理走向法制的轨道，从而使我国乡镇企业走入稳步发展期（万忠兵，1998）。到2005年“十五”规划结束时，乡镇企业实现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7.7%,乡镇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46.8%,从业人员1.43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8%，乡镇企业的外贸出口总额占全国比重达到33.6%，成为国家创汇的重要来源。不过，与上世纪80年代乡村创业主要发生在自然村落不同的是，92年之后的乡村创业活动开始向县城以上的城镇集中，出现非常明显的“离村”现象。
（1）乡村创业向城镇“乡镇企业园区”聚集。为了避免“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乡村创业带来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政府建立了“乡镇企业园区”，规定一切新建项目原则上进入乡镇企业园区，重点污染项目进入集中控制区。根据农业部《乡镇企业十一五发展规划》的数据，“十五”期末的2005年，各类乡镇企业园区有29575个，园区内企业数达到136.8万个，到“十一五”期末的2010年，全国乡镇企业园区数变为9854个，入园企业数1107967家，乡镇企业向城镇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产业集聚水平也不断提高。
（2）各类工业园区成为乡村创业的吸纳器。从1979年蛇口工业区建立开始，到1980年国务院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确立为经济特区，启动了我国工业园区的第一次创业。1984年大连经济开发区挂牌，到1988年10月武汉东湖高新区成立，开始了中国经济开发区和高新区模式的初始探索。1993年我国工业园区进入大发展阶段，以各类开发区为代表，层次由国家迅速扩展到省、市、县及部分乡镇，开发区的地域也由沿海推进到沿边、沿江乃至内陆地区，形成了全国的开发区建设热潮。2003年全国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52个，各类国家级开发区194多个，省级开发区400多个，其它乡镇以上的开发区则有近万个（刘群，2011）。九十年代以后的工业园区称为二代园区，其主导产业大多数是人口驱动的低端制造业，主要分布在一二线城市的市郊，恰好成为从乡村撤并出来的乡镇企业转移前往的目的地。许多乡镇企业以城市工业企业为龙头，联合组成协作配套型工业园区，通过兼并和联合走集团化道路，凭借城市工业企业的技术优势走向国际市场（邵雪廉，1994）。
我国工业园区的发展刚好跟92年之后的乡镇企业大发展在时间上高度吻合，说明1992年以后尽管乡镇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其发展的地理空间已经不是原来的乡村，而是更多集中在城镇的工业园区当中，从而形成乡村创业的“离村”现象。
3.乡村创业“离村”后的农村打工经济
多重因素叠加导致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乡村创业开始抱团，形成“块状经济”、“专业镇经济”、“集群经济”。这些由无数民营中小企业（乡镇企业）构成的众多的产业集群，呈现出色彩斑斓的“马赛克经济”（庄聪生，2018）。这些产业聚集区快速完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由农村变成城市，乡镇企业也由农村企业变成了城市企业，吸引着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要素不断向这些地区聚集，长三角、珠三角成为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的吸纳地。国家统计局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70%的农民工来自中西部地区，同样70%的农民工是被东部地区所吸纳。发达地区的农村完成向城市华丽转身的同时，也把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甩回到传统的农耕社会，走入漫长的“打工经济”时代。
所谓“打工经济”，是指我国农村地区主要依靠跨省、跨区域外出打工，通过离土离乡的工作模式提供劳务，以取得主要收入来源的经济形态。改革开放初期发生在自然村落中的乡村创业，使大量从土地中游离出来的农民进入当地的乡镇企业，在就近的农村一边务农一边务工，取得农业之外的非农收入，这就是所谓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然而，随着乡村创业“离村”现象的加剧，农民获取非农收入就需要“离土又离乡”跨区域外出务工。据农业部统计，1984-1988年非农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数量由2161.1万人上升到8611万人，1989-1991年有所回落， 1992-1994年从9764.6万上升到11963.8万人，到“十五”结束的2005年，上升到20412万人；从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特征看，也从1980年代末之前的本地就近转移为主，转变为1993年后的“离土又离乡”模式，而且呈现出由省内向发达地区的省外转移的趋势，1997年省内转移比例为68.7%,省外转移的为31.3%（张广胜等，2018），到2006年，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占比上升为49.3%。
乡村创业“离村”造成的“打工经济”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原来分散于各个自然村落的乡村工业通过工业园区向城镇集中，提高了效益降低了成本，减少了对农村环境的污染，推动了乡村创业从粗放向集约发展。同时农民外出务工，也能够获取更多的非农工资性收入；但另一方面，乡村创业离村导致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家乡外出务工，形成“乡-城”要素的单向流动，农业变成“老人农业”，加剧了农村的凋敝，造成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在1986年中央1号文件涉及“三农”问题的18年之后，2004年中央1号文件再次聚焦“三农”，关注“农民增收困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打工经济”还造成大量农村留守儿童与留守老人。有研究显示，2000-2005年，0-17岁的留守儿童数量由2443万人上升到5861万人，不仅造成由于家庭结构不完整所带来的亲情缺失, 导致一定的心理、 教育、 健康、 安全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导致这些留守儿童各种不利结构的交织和可利用资源的匮乏（谭深，2011）。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推算，2000年60岁以上的农村留守老人约1800万，到2013年这个数据攀升至5000万人，2016年仅农村空巢留守老人（子女及其配偶都在外打工）达到1600万。源于流动的“留守”，已经使农村留守人口出现“极老极幼化”倾向（叶敬忠，2018）。可见，乡村创业的“离村”使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受制，农民收入增长放缓，农村家庭分化，“三农”问题变得愈加复杂与严峻。
四、乡村创业回乡及其新特点（2007-）
1.宏观经济环境变化下的乡村创业“回乡”
进入新世纪以后，政府意识到依靠传统的“乡村-城市”的城乡要素单一流向的外生转移模式，解决不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城乡统筹发展”，紧接着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新世纪第一个涉及三农问题的中央1号文件，2005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7年的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采取各类支持政策，鼓励外出务工农民带技术，带资金回乡创业”。至此，原本已经“离村”的乡村创业，在十数年之后重新在国家政策层面得到明确的“回乡”支持。
中央政府之所以采取一些列措施鼓励乡村创业回乡，主要是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1）生产要素的“乡-城”单向流动，导致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后市场取向的政策打开了城乡要素流动的闸门，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农村大量生产要素流向城市寻求更高的边际报酬，城乡之间的差距出现恶化的趋势。1991-1999年城乡收入差距从992元上升至3643.7元，年均增长18.2%，2009年进一步攀升到12021.48元。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人口也从1991年的8906.2万，上升到1999年的13984.7万，到2009年达到22978万人（张广胜，2018）。（2）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层及生活成本高昂，导致农民工进城意愿降低。我国农民工进城务工，在职业层次、工资报酬、社会福利等方面与城市居民存在明显的差距（叶敬忠，2018），城市劳动力市场具有明显的分层特征（乔明睿等，2009；王美艳等，2005）。2001年以后，外出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之间的“工资剪刀差”急剧增加，导致大量农民工因“同工不同酬”而返乡。2003年房地产被定为支柱产业之后,到2013年主要城市房价上涨了近4倍,大幅度增加了进城农民工住房租金等生活成本，造成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实际收入下降，大大降低了农民工的进城意愿而选择返乡；（3）经济危机影响下的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导致农民工在城市失业加剧。受2007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出口大幅度减少，许多劳动力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企业开工不足甚至纷纷关门倒闭，企业就业岗位大约减少了8%（江立华，2018）。为了降低危机的影响，吸纳农民工就业人数相对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及外贸依存度相对较高的制造业，纷纷开始转型升级，导致这些地区和行业的吸纳就业能力减弱，大量农民工因在城市失业而被迫返乡。2009年春节前夕，我国有2000万农民工因失业而返乡，成为各级政府的难题（李晓阳，2009）。
面对农民工返乡潮带来的就业压力，2007年中央1号文件开始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 2009年中央1号文件中重申“落实农民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鼓励农民就近就地创业”；在2010年中央1号文件中强调“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政策措施，将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农民就地就近创业纳入政策扶持范围”；2013年的中央1号文件提出“鼓励农民兴办专业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等多元化、多类型合作社”，“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出台《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国办发〔2015〕47号)；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发《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最终在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中将“乡村振兴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乡村创业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开始出现明显的“回乡”态势。
2.2007年后乡村创业“回乡”的新特点
自2007年中央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之后，至2017年我国返乡下乡创业人数突破700万人，呈现出可喜的乡村创业“回乡热潮”。《2016年中国“三农”创富报告》显示，这一轮的乡村创业呈现出以下新特点：
（1）乡村创业以农业为基础，沿农业衍生新业态。截至2016年12月，全国在营涉农企业数量累计达276.99万户，较2010年增长3.43倍，涉农企业注册资本累计达87103.24亿元，较2010年增长3.11倍。传统农业具有弱质性，分工程度低，迂回程度低，中间品交易少，难以获得高收益，因此单一的农业结构一直制约着农民增收。技术进步使农业产业链由原来的线性向现在的网状产业链演化，形成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六次产业化，即在农业中注入互联网、文化、创意等新内涵，使乡村创业不仅仅局限在农业上，而是在包括乡村旅游、水果采摘等体验农业，绿色生态水果、农业休闲观光等多种功能的综合性现代农业开发上拓展，形成立体性的农业。这种以农业为基础，沿着农业产业链衍生，实现农业产业链与其它产业的交织融合发展的乡村创业，克服了以往以重工业为主，布局分散，环境负外部性等弊端，使乡村创业呈现出报酬递增的性质。
（2）乡村创业者具有较高的企业家才能，知识阅历丰富。这一轮乡村创业带头人除了传统的农村能人，主要包括返乡农民工、返乡大学生，更有不少城市工商资本下乡从事农业相关创业项目。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一部分率先创业的农村能人，具有较强的市场经济意识和把控市场的能力，完全有别于传统农民；那些“离土又离乡”的农村富裕劳动力，经历了多年的城市务工之后，掌握了企业管理知识与技能，累积了相对丰富的企业家才能；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高等院校扩招，使许多农村年轻人有机会完成高等教育，学习专业技术知识。这就决定了现在的乡村创业者，与以前乡镇企业发展中大多数是凭经验的农民企业家不同，他们在市场所要求的现代技术、管理、经营理念上都有更丰富的积累，尤其是一些农村大学生返乡创业，更是给乡村创业注入了知识的活力，这些新型的“乡村企业家”，奠定了乡村产业经济转型的知识基础。
（3）乡村创业的生产组织高端严密，企业制度完善。主要体现在农业合作社的快速发展，数据显示，在涉农投资主体中，农民专业合作社达169.09万户，占六成多。农业专业合作社跟原来的社队企业、集体企业不同，因为它有明晰的产权，跟个体私营企业也不同，因为它有集合的力量。通过专业合作社的方式，聚集了生产要素，扩大了经营规模，完善了管理制度和流程，使创业企业能够按照现代企业的要求进行管理与经营，提高管理能力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4）乡村创业有先进的市场技术平台，交易费用降低。乡镇企业经营成本高昂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分散在村落当中的企业，需要支付高昂的市场信息搜寻成本和产品原材料市场运输成本。“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大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农村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以及物流网络的不断完善和电子支付手段的翻新，尤其是高铁时代的快速运输，使“电子商务”成为农村产品销售最为便捷的平台。“农业产业+电商平台+物流体系+高铁运输”，降低了农产品从使用价值到价值跳跃的风险，电商创业成为促进农村产业转型升级，带动农村就业与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中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报告（2017-2018）》显示，2017 年，全国 24 个省市区发现 242 个“淘宝镇”，“淘宝村”总计达2118个。农村电商服务站覆盖约400个县（市）、近20000个村庄。“互联网+”极大地延伸了乡村创业的市场空间，吸引了大批草根创业者，使乡村创业队伍不断壮大。
五、主要结论与乡村创业的未来展望
1.主要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创业的发展经历了“脱农”、“离村”、“回乡”三个阶段的演变，不是回到原点，而是一个日渐成熟的螺旋式上升过程。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改革开放初期的乡村创业，改善了农村单一产业结构，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兼业模式，拓展了农民非农收入渠道，乡镇企业对农业的反哺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业技术进步。但是，乡村创业的“脱农”性与分散性，提高了企业运营成本和乡村生态环境压力，导致“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严重冲突，直接影响乡村创业的可持续性；（2）92年之后乡镇企业向城镇工业园区集中，深化了企业间的分工，形成了企业间的纵向产业链联系，降低了企业经营成本，提高了企业运营效率。但乡村创业的“离村”，大大降低了乡村创业活跃度，没有创业支持的乡村“打工经济”，使大量农村资源向城市单向流动，导致农村地区的“绿水青山”无法完成向“金山银山”的价值跳跃；（3）2007年后国家政策支持农民工等返乡下乡创业，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物流体系的完善、高铁等快速运输系统的建成，乡村创业开始复苏。而且由于创业者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良好的知识储备、先进的创业理念，乡村创业活动开始探索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正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乡村实践，并取得初步成效。
2.未来展望
实践证明，乡村创业不仅关系着农户的收入和生活质量，影响着农户的幸福感，也对农业农村经济转型发展和乡村振兴意义重大（陈和午等，2018）。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产业兴旺是重点，同时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理论为指导，实现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统一（黄祖辉等，2017）。因此可以预见，未来将有更多的产业要素流向农村，乡村创业也将日趋活跃。吸取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创业经验与教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变化，未来的乡村创业将会呈现以下发展趋势：
（1）乡村创业将更注重以农业为基础，通过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乡村创业的“脱农”与“离村”，将乡村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相分离，要么造成乡村生态环境破坏，要么造成乡村经济系统凋敝（王春燕等，2018），都与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相背离，只有以农业为基础，沿着农业产业链大力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将农村的“绿水青山”同时变成“金山银山”，乡村创业才能实现可持续。
（2）乡村创业将通过吸引更多的农民工等返乡下乡人员参与，实现创业的空间聚集，推动乡村产业兴旺。一方面，乡村产业兴旺需要大量企业聚集于乡村才有可能，另一方面，只有让乡村农民参与到创业当中来分享创业利益，才能实现农民生活富裕的目标。因此，未来的乡村创业必然更重视农民的主体地位，把乡村创业、农民创业、农户创业、农业创业结合起来，同时鼓励城市要素进入农村，实现城乡要素互动、产业联动，将乡村振兴置于城乡融合、城乡一体的构架中不断推进（黄祖辉，2018）。
（3）乡村创业将通过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实现产品创造与市场创造，突破城乡空间边界，实现农业报酬递增。以往的乡村创业更多是弥补城市工业留下的市场空隙，因此与城市工业具有很高的同构性。在新时代，乡村创业是城乡产业分工下农村产业发展新动能。在如今多方共享的电商平台、密集分布的高铁系统和方便快捷的物流体系支撑下，乡村创业有条件通过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实现产品创造与市场创造的双轮驱动，打破传统的城乡空间边界，以农业为基础驱动产业耦合，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王丽芳，2018），实现农业报酬递增。从现实来看，“互联网+”对农民把握和开发创业机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庄晋财等，2018），乡村创业的前景也将在多方条件的支持下，不断走向纵深。
（4）乡村创业将获得更多的政府支持，通过政府对乡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优先投入，以及保障性政策供给，推动乡村创业的环境改善。创业环境的优劣，决定了创业所需的企业家才能门槛（叶文平等，2018），这个门槛越高，乡村创业活跃度就越低。如今中央强调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优先保障，农村公共服务优先安排，无疑起到了降低乡村创业门槛的作用。比如，国家出台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就将普惠金融与三农政策结合在一起，向乡村创业者提供具有可行性和相对功能优势的普惠金融支持（曾之明等，2018），这将极大缓解乡村创业的融资困难，促使乡村创业汇集，推动乡村创业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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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创业视角下的归巢农民工双重生存困境突破路径研究”（批准号：18BRK003）资助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农业经济问题》201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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