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明代粮长的起源
摘要:明代粮长起源于宋朝的催税人，北宋前期为由乡村上户充当的里正衙前，中期改为户长，后期为甲头或大保长。南宋前后和各地实行不同制度，同时出现了税长和苗长，是为明代粮长的滥觞。
关键词:宋朝；粮长；催税人
早年在探讨宋朝的职役制度时，拜读前辈梁方仲先生的《明代粮长制度》一书，颇受启发。梁先生注意到粮长的起源，在第一章《粮长制的历史渊源及其设立目的》中，从秦、汉到唐朝末年讲起，涉及宋朝的内容，他根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役考》和《宋史·食货志·役法》，提到“当时‘保正副、耆户长，仅执催科奔走之役。’‘上之人既贱其职，故叱之如奴隶，待之如罪囚；下之人复自贱其身，故或倚法以为奸，或匿财以规免’。两宋对于掌催征之保正、户长等役的改革，和对于一般役法的改革大致相同，即初行差役制，继行募役制，最后行义田助役制，然终无补于事，且愈改愈弊，从此乡职与胥役便混而不可分了。这是随伴着官僚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底发展而产生的现象。”至于元代，梁先生则依据《元史·食货志·农桑》《新元史·食货志·农政》《大元通志条格·理民》等，从设立村社制的社长、里长、村主首，来论述统治者“利用他们来作榨取农民”。随后，直接探讨明代粮长的设置、职务和特权、演变等[1]。受此启发，笔者开始注意到明代的粮长、元代的社长和主首与宋代的关系，希望能找到粮长、社长和主首的历史渊源。
确实，明代初年创立粮长制度期间，制度的设计者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一制度与宋朝的关系，更没有人直接提到是依照宋朝的税长和苗长而设置。这就留下了本文试图解决的一个课题。
一、北宋乡村的催税人
北宋前期，州县的各种职役即“色役”实行轮差民户法，故又称差役法。其中，又分“乡役”和“吏役”两种。乡役有里正，负责催督赋税；户长承接“符帖”即官衙的公文；耆长、弓手和壮丁督察盗贼。吏役则有衙前，主管官物；人吏、帖司、书手，掌管案牍；手力、散从官，供官员趋使，等等。其中，最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衙前役。由于该役负责主管官府的库藏，运输官物，经常折耗赔偿，往往破家荡产，因此负担最重。所以，最初由乡村上户充当的里正兼任，称为“里正衙前”[2]卷五：岁役志。户长的职责在承接官府公文外，也与里正以其“掌课输”即催督赋税。里正在乡村第一等户中轮差，户长则在第二等户中轮差[3]①。陈耆卿等《嘉定赤城志》也有相关记载：“乡书手：国初，里正、户长掌课输，乡书手隶焉，以税户有行止者充，勒典押、里正委保。天圣后，以第四等户差。”[4]卷17：吏役门·县役人这说明北宋前期，里正、户长负责催督本乡、里的赋税，乡书手则隶属里正[5]卷14：版籍类五·州县役人，类似会计、秘书、文书之职，协助里正催督赋税。
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由于里正担任衙前之役过重，各地情况相同，遂废除里正，改差户长。是年四月，知并州韓琦上言：“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自兵兴以来，残剥尤甚，至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规图百端，芶脱沟壑之患，殊可伤痛。”他指出“国朝置里正，主催税及预县差役之事，号为脂膏”，后来“遂令役满更入重难衙前。承平以来，科禁渐密，凡差户役，皆（县）令、佐亲阅簿书，里正代纳逃户税租及应无名科率，亦有未曾催纳，已勾集上州主管纲运”。据此建议“其税赋只令户长催输，以三年为一替”。京畿、河北、河东、陕西、京西等路转运使司经过“相度利害”，都认为韩琦所议为便[6]卷179，4330。于是，实行户长催税之制。
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废除户长；六年，实行保甲法，始设保正副、大小保长，负责“讥察盗贼”；七年，改为主户每十户至三十户轮流派差保丁一名，充当甲头，主管催租税、常平、免役钱，每一税一替[7]卷263，6436-6437。甲头别称“催税甲头”，后又简称“催头”。神宗起初对实行甲头催税制有所怀疑，说；“已令出钱免役，又却令保丁催税，失信于百姓”。王安石解释说：“保丁、户长，皆出于百姓为之，今罢差户长充保丁催税，无向时勾追牙集科校之苦，而数年或十年以来方一次催税，催税不过二十余家，于人无所苦。”坚持推行甲头催税制。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正月，下诏府界及各路废除甲头催税制；复置耆长和壮丁，但并非实行轮差旧法，而是雇募人户充当，“等第给雇钱”[8]卷364，8711。不过，稍后又作调整，规定耆长、户长和壮丁的差役，必须“正身充役”，即不准雇募他人替代。这是“元祐差役敕”的规定[9]卷45：御史中丞论时事札子八首·论衙前及役人不便札子。绍圣元年（1094年）九月，废除耆长、户长、壮丁（保丁）法，以保正长代替耆长，以甲头代替户长，以承帖人代替壮丁[10]食货65之67《免役》，6190。不久，又恢复轮差保正、长法，废除甲头，由大保长催税；其中保正、长不愿被官府雇募者，仍旧实行旧法，雇募税户（主户）充当耆长、户长及壮丁[11]卷12：国朝州郡役人之制。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李元弼撰《作邑自箴》记载，此时又实行户长和甲头催税制。此制规定，每年县衙在开始征税时，知县发给户长帖子，令其催收。知县又先统计全县共有多少名户长，“每一名户长管催若干户，都若干贯、担、匹、两”；各户长“各具所管户口，及都催税赋数，须先开户头所纳大数（谓三十户为都计数），后通结计一都数，以一册子写录，每一限只令算结催到现欠数，亲将比磨”。县衙还在各村张贴榜文，“大字楷书，告示人户”，申明只差甲头，“更不刬刷重叠差人下乡”。同时，将税物的品种和数额，“逐户给单子，纽定折纳数目，印押讫”，交给甲头“赍俵”即分发，“免得将来计会”②。北宋乡村的催税人，大致上经历了由里正、户长、甲头等的变化历程，但尚未出现税长和苗长。
二、南宋乡村的催税人
南宋乡村的催税人，前后仍然出现较多变化，而且各地实行不同制度；同时，开始出现了税长和苗长。
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福州废除户长催税，复置甲头[12]卷14：版籍类五·州县役人，7898。建炎四年八月，广南西路转运司提刑司上疏说：“今乞罢催税户长，依熙丰法以村疃三十户，每料轮差甲头一名，催纳租税、免役等钱物，委是经久利便。”高宗下诏“依”；同时，又命令两浙、江南东西、荆湖南、福建、广南东路州军“并依此”，即照章推广。绍兴元年（1131年）正月初一，发布“德音”：“东南州县比缘差保正、副，代户长催税，力不胜役，抑以代纳，多致破产。已降指挥，罢催税户长，依熙丰法以乡村三十户，差甲头一名催纳，以纾民力。”“德音”还提到各地并未认证执行这一“指挥”，“人户未获安息”。因此，再次重申“仰逐路州县遵依已降指挥，疾速施行。如敢违戾，许人户越诉，提刑司觉察以闻，当议重置典宪”。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初次出现了“催税户长”一词。五月二十三日，朝散郎吕安中上书说：“契勘催纳二税，依法每料逐都雇募户长或大保长二名，系是官给雇钱。自建炎四年秋料为头催税，每三十家为一甲，责差甲头催纳。其雇募户、保长，更不复用；所有雇钱，只在县桩管。此钱既非率敛，又不预省计，乞督责诸县每年别项起发，以助经费。”高宗下诏“依”，并命令各路提刑司“依经制钱条例拘收起发”。从吕安中的奏疏和高宗的批示，可知：一、从建炎四年秋税起，恢复“熙丰法”，凡乡村主户每三十家为一甲，轮差一户充当甲头，负责催本甲的赋税。二、原来各都每料雇募户长或大保长二名，现皆取消。三、原来的户长或大保长的雇钱，从今起由各县作为经制钱上缴朝廷。九月十三日，又有官员上疏，指出使用甲头催税，使甲头“受害，又十倍于保长”。他认为以前所差大保长，“皆选差物力高强、人丁众多”的富户，“其催科则人丁既壮，可以编（遍）走四远。物力既强，虽有逃亡死绝户，易于偿补”。然而现今所置甲头，有五大“不便”：一是甲头的设置，“不问物力、丁口，虽至穷下之家，但有二丁，则以一丁催科”。他们“既力所不办，又无以偿补，类皆卖鬻子女，狼狈于道”。二是原来大保长催税，“每一都不过四家，兼以保正、副事皆循熟，犹至破产”。现今的甲头，每一都一料至少须催三十家的税，因此“破产者又甚众”。三是“田家”即“夏耘秋收，人自为力；不给，则多方召募，鲜有应者”。如今甲头“当农忙”时，“一人出外催科，一人负担赍粮，叫呼趋走”，即使能够“应办”，“官司亦失一岁之计”。以一都计算，则“废农业者六十人”；以一县、一州、一路计算，则“数十万家不得服田力穑矣，此岂良法哉”？四是保长中“多有惯熟官司人，乡村亦颇畏之”。即使如此，“犹有日至其门，而不肯输纳者”。如今的甲头“皆耕夫，岂能与形势之家、奸滑之户立敌，而能曲折自申于私哉”！因此，“方呼追之急，破产填备，势所必然”。五是“自来轮差保长，虽县令公平，亦须指决论讼，数日方定”。不然，县衙的“群胥之恣为高下，唯观赇赂之多寡”，此事最为“民所愤怨者”。现今轮差甲头，“每科一替”，其中“指决论讼之繁”，“群胥”“受赇纳赂之弊”，“必又甚于前日”。预计“东南之民自此无宁岁”。因此，他建议停用甲头催税，“且令大保长同保正、副依旧催科”。当然，如果朝廷“念其填备破产，则当审择县令，谨户账之推割，严簿籍之销注，申戒逃亡户绝之令，又安有保正、长破产之患哉？”最后，指出其危害是“不知出此，而但务改法，适足为贼吏之资耳”。经过户部官员十多天的讨论研究，到十月初五日，上疏说：“奉诏勘当臣僚所言改差甲头不便五事”，由于甲头催科“系于主户十户至三十户，轮一名充应，即是不以高下、贫富，一等轮差”，而大保长是从小保长内“取物力高强者选充，既兼户长，管催税租等钱物，即系有力之家，可以倚仗”。因此“欲乞依臣僚所乞事理施行”。高宗批准了这一提议。这意味着从此确定取消轮差甲头催税，而改行大保长催税制[10]食货65之76-77《免役》，6194-6195。依照大保长催税制度的设计官员的用意，已经充分考虑到减轻直接生产者—乡村下户的差役重负，这无疑是对维持农业生产的正常运转是有利的。
但是，任何完善的制度，不能很好的贯彻执行，仍旧只是一纸空文。绍兴三年（1137年）二月二十六日，提举淮南东路茶盐公事郭揖上疏，明确指出吏人对大保长催税制的破坏。他说：“差役之法，吏掾为奸，并不依法”。本来“五家相比者为一小保”，他们“却以五上户为一小保，于法数内选一名充小保长，其余四上户尽挟在保丁内。若大保长缺，合于小保长内选差；保正、副缺，合于大保正、长内选差。其上户挟在保丁内者，皆不着差役，却致差及下户，故当保正、副一次，辄至破产，不惟差役不均，然保伍之法亦自紊乱矣。”他提议，自今起“免役公文内选‘保正’二字下删去‘长’字”。这样“选差”，“上户不能挟隐，不须更别立法，自然无弊”。高宗下诏令户部在五日内“看详”，而后申报尚书省。稍后，户部上奏说：据“臣僚所言，止谓关防人户避免充催税大保长，多是计会系干人，将有心力之家，于小保下排充保丁，致选差不到。”现今“欲乞今后令州县先于五小保内，依法选有心力、财产最高人充保长，兼本保小保长祗应”。其中，大保长的年限、替期、轮流选差，“并依现行条法施行”。其余皆“依臣僚所乞”。这样，州县“奉行，不致隐挟上户却充保丁之弊”[10]食货65之78《免役》，6195。
到绍兴四年（1138年）正月二十四日，御史台检法官李元瀹再次上书论“大保长代户长催纳税租事”说：“凡户绝逃亡，未曾开落，若诡名户无人承认，及顽慢不时纳者，以官司督迫、箠楚之故，率为填纳，故多致于坏家破产”。他提议“现充保正、长人将替，县令前一月，按产业簿，依甲乙次第选差”。高宗下诏户部“看详”。随后，户部汇报李元瀹“所陈，皆有条法，欲申严行下诸路州县，委监司常切钤束；违戾者仰案举”。高宗批示同意[10]食货65之79《免役》，6196。据熊克撰《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28绍兴四年（1138年）正月甲戌（24日）记载，“先是，御史台检法官李淪论保正、税长之弊，上谕宰执曰：‘役法推行寝久，失其本意，致富者益富，贫者益贫，民力重困，此宜讲究。’。”及至此日，高宗又说：“原淪所论，乃是民事，祖宗法固不可改，然民事急务也。孟子所谓民事不可缓，其令州县条利害上之。”[13]569值得注意的是初次将“催税户长”简称“税长”。熊克《中兴小纪》卷16绍兴四年（1138年）正月甲戌也记载此事，不过御史台检法官李淪则写作“李元瀹”[14]。九月十五日，朝廷颁布“明堂赦”说，福建路的保正、保长和大、小保长只管缉捕逃亡军人及私贩禁物、斗讼、桥梁、道路等事，其余承受县衙追呼公事、催纳二税等物，“并系耆、户长、壮丁承行”。但现今两浙、江南等路各县，并不雇募耆、户长、壮丁，却差保正副和大小保长“干办”，又“责令在县衹候差使”。因此，保正副和大小保长“费用不赀，每当一次，往往破荡家产，遂诡名挟户，规免差使，深可矜恤”。从今起，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同共相度，可与不可并依福建现行事理，或量增役钱，以充雇募耆、壮、户长之费”；同时，规定“自今不得更令保正副、大小保长在县衹候承受差使”[10]食货65之79-80《免役》，6196。这意味着各地推广福建路的雇募耆长、壮丁、户长负责承受县衙追呼公事、催纳二税等事。
不过，绍兴五年（1139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广东转运常平司上言说：近据知平江府长洲县吕希常陈请，大保长催科，一保至内，岂能亲至？违其过限，催促不前，则枷锢棰栲，监系破产”。他提议改用甲头催税，“用刑势户催形势户，平户催平户”。高宗以“朝旨”指出：“户长与甲头催科税租，其风俗利害各有不同去处，令诸路相度以闻”。广东转运常平司提议，“今欲依所请，改用甲头，专责县令、佐，将形势户、平户随税高下，各分三等编排，籍定姓名，每三十户为一甲，依此攒造成簿，然后按籍，周而复始轮差，委是久远便利”。高宗“从之”。说明在该年十一月，平江府长洲县还是由大保长催科。当然，从此月起，与各地一样，改为甲头催税。
但是，到绍兴七年（1141年），福州仍旧由大保长负责催科[12]卷14：版籍类五·州县役人，7898。九年（1143年）正月五日，“内降新定河南州军赦”规定，凡“州县催税保长，官司常以比较为名，勾集赴县科禁，人吏因而乞取钱物，有致破产者”，因而规定今后“并仰依条三限科较外，更不得逐月或逐旬勾集比较，仍仰本路监司常切觉察”[10]食货65之85《免役》，6199。同年，福州则规定保正、长专管烟火、盗贼，“不得承受文帖及输课事”，即不再掌管催税之事。十年（1144年）至十一年，福州又拘收耆长、户长及壮丁的雇钱，“充总制窠名”，即列入总制钱系列，成总制钱的一个名目[12]卷14：版籍类五·州县役人，7898。十三年（1147年）十月二十四日，广西路提刑和提举常平司上奏说：“依准朝旨，相度到本路催科利害，除琼州不行役法，及高、廉州乞用甲头外，其余柳、象等州，自绍兴六年（1140年）以后，各随都分编排三十户为一甲，夏、秋二税，轮差甲头二名催科，自高至下，依次而差”。又说，此制实行“至今已经七年，每甲共差过一十四户，今已轮至下户”。但一甲内“不下三无户系逃移，一半系贫乏”，如果轮到他们充当甲头，剩下“尽是上户之家壮丁、佃客，委是催科不行”；如果回过头来“再差上户，即又不免词诉”。因此，“今来若复用户长，实为利便”。高宗又“从之”。这表明广西路高、廉州依旧用甲头催税，其余柳、象等州改用户长催税[10]食货65之85《免役》，6199。
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正月十日，权知复州章焘上疏建议湖北、京西路各州县，每一都“选差”都保正一人，“催税户长”则“通行雇募”[10]食货65之87《免役》，6200。二十九（1159年）年七月初五，国子正张恢提议“推详祖宗旧法，每都令户长专受催科”；同时，允许大保长自愿兼任户长“催纳税租”。三十年（1160年）十一月初四，有“臣僚”上言各地多用甲头催税，说“各郡邑乃有以三十户为一甲，创为甲头，而责其成效者”。其中一甲之内，“或有贫乏输纳未前者”，不免“尽令甲头代输”；还有官衙的“无名之须”，“民户不从”，则“悉取办于甲头”。因而甲头一旦挂名于籍，则“迁延莫得而脱”。他指出广南二路就是这种情况，建议以后“应有催科合纳税赋，各于本户人自输纳，勿复广置甲头，以勤骚动”。高宗下令“有司看详”[10]食货65之91-92《免役》，6202。事后“有司”研究结果如何，不得而知。绍兴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权发迁江东路转运副使魏安行上书指出“保长催税无不破产逃亡”，为此改为雇募耆长和户长，但“此等本无税产、行止顾籍，为害不可言”。现今与属县官、民“详究相度”，决定“以比邻相近三十户为一甲，给帖从甲内税高者为催头催理”。其中，“本户足者，本县画时给凭由，执照出甲，不与三十户上流下接催理之数”。此制“行之数月，足渐见效”。提议其他各州“悉依此施行”。户部认为，可以下令江东路转运、常平司“权依所陈施行”，其他路则“从长相度，如经久可行，不致骚扰，兼别无利害，即仰保明申请施行”[10]食货65之91-92《免役》，6202。同年，福州命令由甲头催税[12]卷14：版籍类五·州县役人，7898。
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六月初一，因福建路转运司上疏反映，建宁府、福州、泉州各县轮差保正、副，凡保内“事无巨细”，包括“承受文引，催纳税役”等“无所不至”，“一如责办”，“一经执役，家业随破”。故重新下诏“诸充保正、副，依条只合管烟火、盗贼外，并不得泛有科扰差使”[10]食货65之94-95《免役》，6203-6204。这种情况似乎带有普遍性。乾道元年（1165年）八月初五，有一名官员反映说，各州县“被差执役者，率中、下之户。中、下之家，产业既微，物力又薄，故凡一为保正、副，鲜不破坏家产”。除了负责严防烟火、盗贼外，要“承文引，督租赋”即负责催纳赋税。此外，还有种种负担：“方其始参也，馈诸吏，则谓之‘参役钱’；及其既满也，又谢诸吏，则谓之‘辞役钱’；知县迎送，僦夫脚，则谓之‘地里钱’；节朔参贺，上榜子，则谓之‘节料钱’；官员下乡，则谓之‘过都钱’；月认醋额，则谓之‘醋息钱’。如此之类，不可悉数。”这名官员期望朝廷“严敇有司检照参酌，立定条法，身严州县”：今后仍然“敢令保正、副出备上件名色钱物”，“官员坐以赃私，公吏重行决配”。孝宗“从之”[10]食货65之95-96《免役》，6203-6204。乾道三年（1167年）九月十九日，四川制置使兼治成都府汪应辰也上疏说，最近有“臣僚”请求“罢催税户长，改差甲头”。汪应辰认为，提出这种要求者只“见户长之害，而思有以救之”，却“不知所以害民者，在人不在法也”。他以为“户长之法，无可更易。望降明旨，令州县并依现条施行，勿复他议”。孝宗赞同他的提议，下诏“令户部下诸路准此”[10]食货65之97《免役》，6205。从汪应辰的提议及孝宗的诏书，可知此时各地普遍实行户长催税制。乾道六年（1170年）十月七日，又有官员上奏说，近年有的“漕臣务在催科急办，不用役法，罢去税长”即催税户长，“行下州县，每三十户差一甲头，逐时催税”。此制推行后，各县“并缘为奸，一名出头，即告示出钱数千，谓之‘甲头钱’。往往一县岁不下五七千缗，以至万余缗”。有的县有一万户，夏、秋两税，共差甲头六百多人，“此事岂不为扰”！请求下令各路提举司，“并行住罢”，由户部“检坐乾道二年九月已获旨行下”，“如有违戾，重作施行”[10]食货65之99-100《免役》，6208。这表示取消甲头催税，仍旧实行户长催税制。
当然，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难以实行一种统一的催税制。比如福建路、福州，此前多次变更。到乾道二年（1166年），福州取消甲头催税；四年，复设。五年（1169年）九月十六日，又有官员向朝廷提出，“两税催科，用户长或耆长之类，此通法也”。说明此时各地普遍实行户长或耆长催税制。这名官员又提到，在江、浙四路，“以赋入浩繁，耆、户长不足以督办，乃权一时之宜，而责之保正、副长”。近二三年以来，福建诸州县“亦仿浙、江之例而行之”，但“不知福建地狭民贫，赋入不及于江、浙也”。所以，他建议禁止照搬江、浙的催税制。孝宗于是下诏：“应福建路州县催科之人，悉仍其旧。如近来创置甲头与保正、副长，追税之扰，一切罢之”[10]食货65之98《免役》，6205。八年（1172年），“又罢甲头催税”[12]卷14：《版籍类五·州县役入》，7898。自此至淳熙九年（1182年）五月，福州耆长、壮丁雇募“投名”即自愿报名者，保正、长则依旧轮差税户即主户。依据该州各县主户的户数统计，平均约每一千多户设置户长一名，其中有的县近700户设一名，也有的县5000多户设一名[12]。
从宋孝宗朝至宁宗朝，按照法律规定，乡村一都之内，一般设都副保正二名，主管本地有关盗贼、斗殴、烟火、桥梁、道路公事；下设大、小保长八名，负责“催纳税租及随税所纳钱数”。都副保正是本都“物力颇高”者，“役之二岁，尚可枝梧”；而保长“类多下户，无千金之储，限以二年，困穷特甚”。淳熙元年（1174年）三月起，保长的任期缩短为一年，后来又减为“一税一替”即每任一界（半年），前提是要自愿兼充户长“轮催纳税租”[10]食货66之21《免役》，6218。淳熙六年四月，孝宗采纳“臣僚”所说“差役之弊，人但知保正受害，不知大保长催科者受害尤重，盖其数多于保正，而力弱于大姓”，下诏自今大保长“不许催科，止受凭由，给付人户，依限输纳”；如果遇有“顽户”“欠多”，“即差保正追纳”[10]食货66之21《免役》，6218。但在执行时，又出现了保正负担过重的问题。在县衙“以文引勒令”保正副“拘催”时，“其间有顽慢不肯输纳之人，又有无着落税赋，往往迫以期限”；保正副“不堪杖责”，县衙则“勒令代纳”。理学家朱熹了解到“县道差募保正拘催二税，自承认之日，便先期借绢借米，硬令空坐人户姓名，投纳在官，曾未旬月，分限完较，或三五日一次，或五六日一次。”在“比较”过程中，“人吏、乡司皆有常例，需索稍不如数，虽所催分数已及，却计较毫厘，将多为少，未免箠楚”。而且，在“一月之内，尽是趁赴比较之日，即不曾得在乡催税”。因此，保正、长“一经役次，家产遂空”。针对这一弊病，朱熹以两浙东路提举常平茶盐公事的身份，在本路各州县乡村市镇张榜公布，声明如果县衙有如上的“违戾”，“许保正副、催科保长径副本司陈诉”[10]食货66之21《免役》，6218。不管用大保长催税，或者用甲头及都、副保正催税，时间稍长，都会产生弊病。一是一般官户可以利用权势免役，完全不承担本都、保的催税之责。二是上户则使用“诡名挟户”的办法降低户等避役。三是县衙的案吏、“乡司”即本乡的头目、乡书手等，往往受上户的“计嘱”，“抑勒贫乏之家充催税保长”，中、下户反而被迫充役，“频年被扰，不得休息”。四是县吏在保正或保长交税时，还对无权无势的催税人敲诈勒索，迫使承担逃户、绝户田产的赋税以及“陪备输纳管物”，“以至破家荡产”。对于这些弊病，每隔数年总有官员上疏提出改革，有时讲“催税保长”或“大保长代户长催税”，请求朝廷取消“催税户长”或“税长”，改差甲头，或建议雇募；有时讲“保正、副”催税负担太重，要求州县官衙“遵守条法，不得泛有科扰”或“非泛科配物色”[10]食货66之27、28《免役》，6221；等等。其实，不管改来改去，总有弊病出现。究其原应，正如乾道三年四川制置使汪应辰所说，是官员们“不知所以害民者，在人不在法也”。看来，世界没有百分之百的完善之法制。任何一项新法，执行时间稍长，总会出现一些漏洞，给某些人钻空子，从而产生弊病。随后，有人指出其危害，提出进行改革，于是出现了新的措施或办法。
三、税长和苗长
如前所述，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年）正月已经出现“税长”一词。从当时使用者的角度推断，此词是负责催夏、秋二税等赋税的户长的简称。绍兴五年至七年，张守在《措置江西善后札子》中提及“民间积欠税赋，多是逃绝死亡，及贫民下户。如逃绝死亡，则取办于税长、保正；贫民下户则不胜箠挞，亦逃亡而后已。臣契勘绍兴五年分积欠，已有绍兴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指挥除放外，今欲乞将本路绍兴六年分积欠税租、和买，特与蠲放。”[15]此处将税长与保正并列，似乎税长仅指催税户长，不包括保正，即使保正也被派去催税。
到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年），甲头负责催税也被称为税长。据浙东提举袁说友奏请朝廷遵行绍兴间的“甲首法”即甲头法，具体为：“以三十户为一给（甲），流水排次。遇开场，则以各户合输之目，列为榜，揭之通衢，令已输者自疏其时，以待考察。限满，上其榜，以县钞点磨：其输足者，先出甲；未输或输未足者，择其尤一人罚为甲首，给甲帖，催甲内税；违者，痛绳之。”自此法实行后，效果甚佳：“自是民畏充甲首，竞先输官，不费寸纸而赋集，齐民破荡之祸殆少纾矣”。但也有一些人不满意，主要是县衙的吏胥们无法从中敲诈勒索，于是“日撼岁摇”：或“怖以税长”，或“虽用甲首，而已非袁公之旧，名实交戾，利害相反，虽未如至催头之酷，而中产下户遍患苦之矣”[16]。
从此，“税长”一词的使用频率明显增多。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六月，知绍兴府洪迈、同提举郑湜“奉诏”“措置”绍兴府和买的“均敷”问题，洪迈等采取的措施之一是“诸县人户物力，有原管绝少，而新并过倍；有原系白脚，而新并千百贯者，多合升起等第充税长保正之人。缘积习累年，一旦输纳和买，又便当役，中产之家所不能堪。”指出“均敷”和买的结果，造成乡村中等户的户等提升，被迫充当本保的保正，并负责催税，担任当年的“税长”。二年（1191年）八月十七日，据太常少卿张叔椿统计，按照乡村的都、保制，大致“一都二年用保正、副二人”，“一都十保，一保夏、秋二税用保长二人”，“二年之间，为税长者四十人”。这里明确计算平均每都每年设保长十人，充当税长。张叔椿建议采用不论宽乡或狭乡，人户的“物力”“均以十分为率，以上五分充保正、副，以下四分充保长，至末等一分之贫乏者免之”。他具体举例说，“如物力三千贯至五百贯，皆以为正、副；自四百贯至二百贯，皆以为保长”；宽乡物力不及一百贯，狭乡不及五十贯，“与免役”即不担任保长[10]食货66之26《役法》，6220。光宗朝的官员蔡戡在《论州县科扰之弊》的奏疏中，说乡村中担任保正者，要承担县衙的“科买土产，科买竹木”外，“巡尉下乡，则预备酒食；居民被盗，则先纳赏钱；应期限，则有缴引钱；违期限，则有罚醋钱；以至修造公廨、桥梁、驿舍，一切取办”，所以“中人之家，无不剔屋破产以充役”。至于担任税长者，遇到邻户“逃绝”，其税则“令代纳”；邻户的的土地“坍江”，其税则“令代纳”；邻户“产去税存、无所从出者”，其税则“又令代纳”；“异县它乡、不能追逮者”，其税“又令代纳”，因此“单产之民，无不典妻鬻子以免罪”。蔡戡还提及州县“催科”过程中对农民的种种骚扰[17]第2册：1457-1458。
宋宁宗时，又出现了“苗长”一词。从其名，估计由主管催缴本地的秋税即秋苗而来。由此，如果同时出现税长和苗长的话，税长只管催缴本地的夏税，苗长则只管本地的秋税。据《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宁宗时，地方官范应铃在《罗柄女使来安诉主母夺去所拨田产》判词中指出，嘉定十四年（1221年）秋，“已差邹明充应税长一次”。邹明是主户罗柄家女使阿邹之父，其田产系罗柄赠与阿邹及阿邹自己以铜钱和会子典买者，由于法律规定“不许起立女户，而以父邹明替之”。这说明邹明是在当年征收秋税即秋苗时，充当本地的苗长[18]上册：115-116。
宋理宗时，又出现了“税长催头”一词。端平三年（1235年），胡太初撰《昼帘绪论·差役篇》说：“今既行绍兴甲首之法，可免税长催头之责，则应役者不过辑保伍、应期会而已，民亦不至甚惮，而巧计以求免也”[19]。如前所述，宋高宗时，一度实行“甲头”催税制，胡太初认为由甲头负责催税，便可以免除税长催税的麻烦。“催头”列于“税长”之后，可能就是负责催督秋税（秋苗）者即“苗长”之意。不过，当时更多的官员不分秋税和夏税，只笼统使用“税长”一词，以代表负责催督二税之长。如黄震撰《知吉州兼江西提举、大监糜公（弇）行状》记载，糜弇任绍兴府山阴县知县时，“山阴旧苦催科”，地方官“往往抑税长代输”。糜弇到山阴后，“郡议排甲以易之”。糜弇提出反对说，“此不在变法，而在择县令。县令得人，税长可，排甲亦可。否者税长之弊，排甲独无弊乎？”他在当地“厘正税长苗税”，于是二税“不趣而办”[20]第7册：2470-2471。王柏在《答季伯韶（按名镛）》函中针对各县乡村主户为逃避重税而出现许多逃户和亡绝户，县衙往往逼迫“税长”代缴的现象，提出“由此逃亡户绝者不与厘正，而税长代输，破家荡产，比比皆是，而争役之讼，自是而扰扰矣”[21]第1166册：245-246。孙应时在《与施监丞宿书》中也言及“其余保正及税长名次，一面排结，当以面呈”[22]第1166册：613。
由于负责催纳二税等成为乡村主户的沉重负担，税长等逐渐变为职役的一种，而且带来了许多纠纷。为了减少矛盾，平均负担，各地推行新的役法即义役法、倍役法等。其中义役法大致为：乡村主户为了减轻轮差保正、保长而兼任税长等的重负，自行结合，捐田收租，资助当役户。嘉熙二年（1238年）正月，刘宰撰《义役记》，记载平江府常熟县的义役法说：“役之大者曰保正，以式法受政令，而赋于下；役之小者曰税长、苗长，视岁时之宜，督租税以奉其上。保正则岁一人，及除而代；苗、税长则岁各二人，或一人。”[23]说明常熟县的义役法是每年每保轮差保正一人，而税长和苗长轮差各二人或各一人。
在南宋人的各种记载中，人们更多地论述税长的重负，而较少谈到苗长。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据朱熹说是因为夏税和秋税催纳时难、易程度不同。他说：“尝有人充保正，来论某当催秋税，某人当催夏税。某初以为催税只一般，何争秋、夏？问之，乃知秋税苗产有定色，易催；夏税是和买绢，最为苦重。盖始者一匹，官先支得六百钱，后来变得令人先纳绢，后请钱，已自费力了。后又无钱可请，只得白纳绢；今又不纳绢，只令纳价钱，钱数又重。催不到者，保正出之，一番当役，则为之困矣。”[24]第7册：2714-2715朱熹原来也不知道催夏税和催秋税的难易有别，在请问了一位当保正者后，才弄懂其中的奥妙。由此我们推测南宋人较少提到“苗长”的原因就在于此。
四、元朝和明朝的催税人
元朝乡村也设置催税人，但没有继承南宋的税长、苗长制，而是承袭金朝之制，设立里正和主首制。据刁培俊《元代主首的乡村管理职能及其变化》一文的研究，元朝的基层组织编制，乡村分为乡、都二级；部分乡村地区（尤其是北方）在更小的村一级还设立社制。在乡设里正，乡之下设都，都设主首。里正、主首成为元朝乡村管理基层体系的职役人员。主首具体的治理职能首先是催督民户交纳赋税，其次是催督民户承担徭役[25]。高树林《元代赋役制度研究》一书《元朝赋税》《元朝力役》[26]，也对元朝的二税和职役制度作了深入研究，不过都还没有涉及前代的税长和苗长的问题。
明朝乡村催税人制度，在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九月就设立了。据梁方仲先生研究，洪武四年（1371年）九月丁丑，太祖“以郡县吏每遇征收赋税，辄侵渔于民，乃命户部令有司科民土田，以万担为率，其中田土多者为粮长，督其乡之赋税。且谓廷臣曰：‘此以良民治良民，必无侵渔之患矣。’”[27]明太祖设计这一制度时，没有沿袭元朝的主首和里正制，而是直接制定粮长催税制。据明代一些方志记载，“初，嘉定之为役有四，曰粮长，曰塘长，曰里长，曰老人（塘、老人皆杂泛，唯里长为正役），而沿革损益之变，以时移易。”又说：“高皇帝（按明太祖）念赋税关国重计，凡民既富方谷，乃以殷实户充粮长，督其乡租税，多者万担，少者乃数千担，部输入京，往往得召见，一语称旨，辄复拜官。当时父兄之训其子弟，以能充粮长者为贤，而不慕科第之荣。盖有累世相承不易者，官之百役以身任之，而不以及其细户，细户得以相保，男乐耕耘，女勤织纺，老死不见县门。故民淳事简，中家常有数年之蓄。”[28]明太祖如何与在朝大臣商讨制定乡村催税制的，史无明文，但不可能不经过与大臣们商议，明太祖自己独自作出了这一重要的决策。至少在明初君臣的心目之中，南宋的税长和苗长催税制还留下一些历史的记忆，因此立即设计了“粮长”制。不过，与南宋之制略有不同，第一，粮长由当地的缴税“殷实户”即富户中产生，税长和苗长则有时轮差到中、下户。第二，粮长不仅负责催纳本地的租税，还要负责运往首都；税长和苗长则只负责催税，将赋税缴至本县。第三，粮长将本地租税解发至首都时，有机会谒见明太祖，如得到太祖的赏识，还可授予官职，故富户尚愿任此差遣。由此可见，明朝的粮长制还是脱胎于南宋的税长和苗长制。
作者简介:朱瑞熙，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庐山白鹿洞书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宋史。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