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对流动农民的社会认同分化（身份认同和地域认同）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
流动农民的社会认同结果呈现“边缘—过渡—融合”3种不同的形态，不同因素对流动农民社会认同结果的影响存在差异；
与人力资本相关的个体特征和政策制度因素对流动农民的身份认同影响显著；
本地社会关系、居住方式、社会保障和外群体态度因素对流动农民的地域认同影响显著；
居住时间与家庭因素则对两个维度的社会认同都产生了影响；
在社会认同范畴的结果分析上，流动农民的社会认同整体上呈现出从边缘到融合的分化状态，不同社会认同范畴之间依然存在内群偏好与外群排斥；
提出应持续关注中国流动农民产生分化的社会现实，并需进一步推进城市管理政策的完善及对流动农民关系认知的改善。
一、流动农民的社会认同
在关于流动农民分化的讨论中，社会认同是一个重要讨论维度。对于流动农民而言，流动作为一项个体生存策略，在城市社会空间中面临重构认同的可能性，即流动农民在特定的时代和社会中脱离原有的社会认同，通过各种方式建构新的认同并融入新的群体。在关于流动人口的学术讨论中，社会认同是实现社会融合中的关键一环。从个体层面而言，社会认同的成功建构有助于个体融入社会生活；从社会层面来看，社会认同在维护社会秩序、增强社会凝聚力与融入归属感方面具有重要功能。
概括已有讨论可以认为，社会认同是指个体对自我特征概念化，并与某社会群体特征形成了同一性感知，从而明确个体对群体的归属认定。社会认同一方面与客观社会结构紧密关联，另一方面强调主观信念结构的能动作用，即人们会拥有一种关于社会流动的信念系统（belief system），相信群体之间的边界是可以渗透的，通过社会流动策略转换所属群体，从而实现社会结构位置与社会认同的改变。
当前中国大量的农民为了实现向往的美好生活，正在努力实践社会流动策略，城镇成为他（她）们流动的目的地，乡城间的社会流动为其实现农民群体与市民群体之间的社会认同转变提供了可能性，并会进一步促使农民的社会分化。尽管已有研究对此问题展开了讨论，但从不同维度进行实证分析的研究依然有限，那么，在农民的社会流动过程中，流入到城镇中的农业户籍人口（流动农民所）形成的社会认同结果是怎样的？又有哪些因素影响了流动农民的社会认同？本文将尝试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对此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二、流动农民社会认同的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一）流动农民的社会认同过程
国内学者通常用以下3种方式来划分流动人口社会认同的范畴：一是把社会认同看作是社会融入的一个重要方面，把外地人是否认同自己为“本地人”看作是衡量其在居住地社会融入的重要标志；二是根据对农民身份的接受与否来衡量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即认同自身是农民抑或市民；三是上述两种情况的结合，即根据流动人口的职业身份（是/不是农民）和城乡归属（属于/不属于城市）的交互划分出4种认同类型：隔离型认同、游离型认同、断裂型认同和融入型认同，或通过身份认同、乡土认同、社区认同等多维角度分析城乡社会认同。
已有研究对流动农民的社会认同特征有一定的概括性分析，并体现出了城乡社会差异的结构化特征。然而，时至今日，关于流动农民社会认同的范畴化研究仍可继续深入讨论，并需要对研究的不足予以补充完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将社会认同表达为具体的“农民—非农民”范畴之后造成了信息的流失，“农民—非农民”的社会认同直接表现出的是职业或户籍的身份转变，而单纯的“本地人—外地人”认同则可能弱化了城乡差异的信息；二是对社会认同的不同范畴的说明需要进一步深化，即需要对“农村人—城里人”“外地人—本地人”的社会认同过程中的范畴进行整体细化的分析。
由于流动人口的生活目标设定、在城市的生活原则及生活方式等基本上是以农村和农民为参照，因而他们往往将拥有城市户口的人称为“他们城里人”，而称自己为“我们外地农民”，这也就区分了相对本地城市居民来说，流动人口作为城市“局外人”(outsiders)的身份。于是，流动农民在城镇工作生活的过程中，面临两个维度的社会认同分化，即在“农村人—城里人”与“外地人—本地人”的两个维度的社会范畴化，这构成了本文研究流动农民社会认同的基本分析路径。
1.流动农民的“农村人—城里人”身份认同
“农村人—城里人”可以理解为一种身份认同差异，这种身份不仅指职业上的差异，更包括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内容。由于城乡之间存在上下关系与身份差别等社会秩序上的差异，因此对于未在城市有长期生活经历的流动农民而言，城乡之间的经济差异及生活方式差异等显得更为突出。城市经济的相对发达是流动农民迁移的主要拉力，城市生活方式的“进步性”也成为流动农民所期待的美好生活。因此，对于农业户籍人口来说，无论是寻求经济财富，还是向往美好生活，都使他们产生出是“农村人”还是“城里人”的类化观念。在城市工作过程中，流动农民经济收入的提高可以通过个人寻求就业等方式实现，即拥有“城里人”的经济优势特征；在城市生活过程中，流动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可以通过居住与消费等方式实现，即拥有“城里人”的生活优势特征。由此可以推断，流动农民迁移到城市后的第一个维度的社会认同转变将会表现在认同自身是“农村人”抑或“城里人”方面。
2.流动农民的“外地人—本地人”地域认同
相较于城乡身份认同的转变而言，流动农民的地域认同的形成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完成。形成“本地人”的地域认同首先需要对本地人的“地方性知识”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才能有对本地人特征的描述以及对自己归属的判断，这就需要流动人口有与本地人共同生活的经验。因此，对于流动农民而言，“外地人—本地人”也成为明确的范畴化区分，而认同为“本地人”也会强化自身的比较优势。由此可以推断，流动农民迁移到城市后的第二个维度的社会认同转变将会表现在认同自身是“外地人”抑或“本地人”方面。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流动农民的社会认同过程将伴随范畴化的路径产生分化的结果，具体表现在“农村人—城里人”的身份认同和“外地人—本地人”的地域认同两个维度。在此问题的讨论上，已有学者通过对北京农民工的调查，指出农民工普遍认为自己“算是北京的一员，但不是北京人”，社会认同上存在二重性特征，即部分流动人口认为自己属于“城里人”但不属于“本地人”。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身份认同和地域认同两个维度是分离的。也有学者将城市人/本地人的社会认同合称为城市认同，将农村人/外地人的社会认同合称为乡村认同，这表明身份认同和地域认同两个维度又是相互关联的。因此，社会认同的范畴是多样化的，而多样化的范畴体现了流动农民“边缘—融合”的社会认同结果。概而言之，从社会认同的理论视角来看，流动农民改变社会认同的主观信念策略选择，外在表现为向城镇的“流动”，内化表现为向不同范畴的“穿越”，从最初的“农村人—外地人”逐渐在身份认同和地域认同两个维度改变社会认同，其社会认同结果可能表现为从边缘到融合的不同程度的差异
（二）流动农民社会认同分化的研究假设
1.“农村人—城里人”的身份认同假设
流动农民迁移到城市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生存问题，在城市中立足是流动农民获得城市中群体资格的基础，核心表现为在城市就业。前文已经提到，对于刚刚迁移的流动农民来说，城乡间的差异，尤其是城市经济方面的相对优势对其流动的策略选择影响很大。因此，一旦在城市就业，且在经济水平上接近“城里人”的流动农民更有可能认为自己拥有城里人的特征，从而认同自己为“城里人”。已有研究指出，流动农民的人力资本因素会影响其在城市的就业水平，也就是说，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个体的人力资本特征会对流动农民的就业水平有重要影响，如男性、年轻一代及受教育年限较长的流动农民更可能获得较高的就业水平，进而也就更容易实现社会认同的转变。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1a: 与老一代流动农民相比，年轻一代流动农民更倾向于认同自己是城里人。
假设1-1b: 与女性流动农民相比，男性流动农民更倾向于认同自己是城里人。
假设1-1c: 流动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认同自己是城里人。
在目前的户籍制度下，不同的户籍类型所带来的不仅是制度性身份的不同，同时还有社会资源分配的差异，户籍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将社会上一部分人排斥在分享城市的社会资源之外，户籍制度是影响流动农民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因此，一旦实现户籍转换，就会极大地提升“穿越”制度障蔽的成功性，从而使流动农民认同自身转变为“城里人”。此外，流动农民的行为方式与其生活的空间息息相关，不同的空间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流动农民行为的不同特质，如城市中的中心城区比镇而言更具有“城里人”的色彩，因而生活其中的流动农民更有可能获得“城里人”的特征，从而具有“城里人”的群体资格并认同自己为“城里人”。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2： 实现户籍转换的流动农民更倾向于认同自己是城里人。
假设1-3： 居住在靠中心城区的流动农民更易倾向于认同自己是城里人。
2.“外地人—本地人”的地域认同假设
“外地人—本地人”身份兼具了文化记忆和地缘性的两重特点，其中获取居住空间，是人们解决生存条件和安全条件的必然结果，而居住空间的获取方式对于人们的心态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自有住房的流动农民比租住住房的流动农民在城市中的流动性更低，归属感也可能更强。此外，流动农民在城市居留时间越长，越会更深地卷入城市的生产和生活中，从而不断强化在城市继续居留的期望：在某一地区生活的时间越长，与本地人形成越深入的交往，越有可能了解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积累更多的人脉资源。随着城市经历的不断丰富和社会资本的日益积累，流动人口会对城市产生强烈的情感体验，加深对流入地文化的理解，并且在行动取向、价值取向、情感取向等方面逐渐融入当地社会。因此，居住、时间及社会交往等因素都可能影响流动农民的“外地人—本地人”的地域认同。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2-1a： 自有住房的流动农民更倾向于认同自己是本地人。
假设2-1b： 在本地居住时间越长的流动农民越倾向于认同自己是本地人。
假设2-1c： 与本地社区居民有深层交往的流动农民更倾向于认同自己是本地人。
对于流动农民而言，作为重要参照群体的“外群体”对其社会认同具有重要作用，这是由在城镇居住的户籍人口所组成的、对于流动农民而言的本地人。当“外群体”认为流动农民在城镇工作生活方面的机会与权利不应与“本地人”存在差异时，其在与流动农民交往的过程中有更大的可能性表现出更包容的态度和行为，这样的状态也将模糊“外群体”与流动农民之间存在的群体边界。此外，家庭是流动农民获得有关自身评价与归属判断的重要来源，家庭中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差异在个体层面上表现为家庭教育方式、家庭文化等方面的不同，在社会层面上则往往影响了家庭在社会结构中所处位置的不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实力为流动农民提供与“本地人”相似的物质与文化环境，从而流动农民越有可能认为自己拥有与“本地人”相似的特征。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2-2a： “外群体”对流动农民的包容度越大，流动农民越倾向于认同自己是本地人。
假设2-2b： 父母教育程度越高，流动农民越倾向于认同自己是本地人。
流动农民不同社会认同的形成除了受基于群体差异的主观因素的影响之外，流入地与流出地之间客观存在的社会差异也是促使产生群体差异的重要原因，其社会差异包含了经济水平差异、社会保障差异等诸多层面。从流动农民的流动方向来看，一般是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流动，流动农民自身的经济条件、原所在地的经济环境和所在省的经济环境之间一般必然存在不同。社会保障福利的获得是影响流动人口生活稳定性的重要因素，外来人口在现居住地，其社会参照群体变成了本地居民，在就业、生活上往往以本地居民的标准为参考。与本地市民的社会保障获得相比，流动人口就会处于弱势状态，并且在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外来人与本地人在社会保障水平上的差异就越大。也就是说，流动农民的经济水平越低，社会保障越欠缺，就越容易感到与本地人的差距，这种客观存在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认同。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2-3a：流动农民在流入地的经济水平越低，越不容易认同自己是本地人。
假设2-3b：流动农民在流入地的社会保障越欠缺，越不容易认同自己是本地人。
三、流动农民社会认同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与变量说明
研究分析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1）。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大型抽样调查，2011年的调查为第三期，主要是反映经历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后转型中国社会变迁的数据资料，调查范围涉及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分析的变量是流动农民的社会认同。作为分析对象的流动农民采用3个条件加以界定：一是出生时的户口性质为农业户口；二是目前的居住地在城镇；三是离开过出生地，即流动到城镇的农业户籍人口（流动农民）。以此研究选取的有效样本为1188个。
作为因变量分析的流动农民社会认同分为两个维度，一是身份认同，即流动农民对自己是“城里人”或“农村人”的身份归属判断；二是地域认同，即流动农民对自己属于“本地人”或“外地人”的地域归属判断。在调查问卷中，具体表现为流动农民对以下两个问题的回答：“就您目前的生活状况来说，您认为自己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和“就您目前的生活状况来说，您认为自己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简而言之，即流动农民对“我是谁？”这一问题的回答和判断。身份认同与地域认同交互形成4种社会认同范畴：分别为“农村人—外地人”，赋值为1； “城里人—外地人”，赋值为2；“农村人—本地人”，赋值为3；“城里人—本地人”，赋值为4。
作为影响流动农民社会认同范畴的自变量因素分为7类，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户口、家庭、居住、社会交往、社会保障、外群体态度等测量指标。（1）个体特征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2）制度因素，主要指流动农民目前的户口性质；（3）本地社会关系因素，包括本地居住时间和社区交往层次；（4）社会保障因素，包括是否有养老保险、是否有医疗保险和是否有失业保险；（5）家庭因素，包括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全家总收入；（6）居住因素，包括目前的居住地类型和住房性质；（7）外群体态度，即用在城镇地区居住的非农业户籍人口对农村外来务工人员的包容度来衡量。对包容度的测量来自于外群体对于流动农民在城里工作、买房和其子女上学问题的态度分析，数值越小代表着外群体认为越不应限制流动农民在城镇中的行为，也就是说对流动农民持有更包容和接纳的态度。
（二）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结果
1.因变量的分析结果
在调查的样本数据中，流动农民认同自己属于“城里人—本地人”（范畴4）的比例最高，占总样本量的44.5%，表明此范畴流动农民的社会融合程度相对于其他范畴是较高的。结果还显示，在身份认同和地域认同上没有发生转变、即仍然认同自己为“农村人—外地人”（范畴1）的流动农民占20.0%，处于中间状态（范畴2与范畴3）的流动农民占总样本量的35.5%。可以认为，多数流动农民的社会认同发生了改变，且身份认同为“城里人”的同时，也有更高的概率在地域认同上表现为“本地人”认同。
2.自变量的分析结果
在个体特征方面，纳入分析的流动农民在性别方面分布均等，以青壮年为主，受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的比例约为1/4，约半数的流动农民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在居住方式方面，纳入分析的流动农民中有超过80%的人居住在城区，且自有住房的比例超过了50%。流动农民普遍在现居住地生活时间较长（均值为9.77年），有50.9%的流动农民已经改变了最初农业户口的状态，目前的户口性质为非农业户口及居民户口。在社会保障方面，51.5%的流动农民没有养老保险，82.7%的比例没有失业保险，流动农民医疗保险的参保率相对较高，有医疗保险的人占总人数的79.9%。在外群体态度方面，总体来看，外群体对于流动农民的态度较为包容。该变量的范围是3.0至7.9，当取值为3.0时意味着外群体成员认为对于在城镇工作、买房和子女教育方面，流动农民“只要愿意就可以，不应有任何限制”。
此外,通过对2011年度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人均GDP进行高低排序，并将地区排序与对农村外来务工人员的包容度进行相关分析（相关系数为-0.33，且显著性水平低于0.01），可以得知，外群体对流动农民的态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表现为对农村外来务工人员的包容度与省人均GDP排名呈显著负相关，即在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越容易产生外群体对流动农民群体的不包容态度。一般来说，在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获得和创造财富的机会、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就越大，因而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就越大，但人口集中的同时也更容易产生资源机会的竞争及关系的“摩擦”，因此城市的内外群体之间更容易产生排斥的态度及行为。
（三）回归分析结果
研究的分析策略分为两步，一是通过模型验证流动农民不同社会认同范畴的影响因素，二是分析流动农民社会认同分化的结果。在确立验证因素模型方面，由于作为因变量的流动农民社会认同是包含4个范畴的定类变量，因此使用多项Logisitc回归模型来检验多个主体特征变量的效应，并将“农村人—外地人”作为因变量的参考类别群体。在模型的整体解释水平上，拟R2的值为56.8%，似然估计值较大，且模型卡方检验显著，表明模型选取的变量能对流动农民社会认同的差异提供较好的统计解释。
1.流动农民不同社会认同范畴的影响因素分析
整体来看，基于不同社会认同范畴的发生比结果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1）社会认同范畴为“农村人—本地人”的流动农民更可能是居住在城市周边镇、自有住房、收入水平较低、有医疗保险和在当地社区有深层交往的流动农民。（2）社会认同范畴为“城里人—外地人”的流动农民特征更可能是拥有非农业户口或居民户口、年龄较年轻和受教育程度较高。（3）社会认同范畴为“城里人—本地人”的流动农民特征更可能是受教育程度较高、拥有非农业户口或居民户口、自有住房、有医疗保险以及在当地社区有深层交往。（4）从参照群体的角度来看，外群体更包容的态度增加了流动农民认同自己为“农村人—本地人”和“城里人—本地人”的发生比。（5）从家庭代际影响的角度看，父母受教育程度越低，流动农民转变自己社会认同的发生概率越大。
具体而言，影响流动农民身份认同与地域认同两个维度的效应因素表现存在差异。
（1）“农村人—城里人”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
个体特征因素对流动农民身份认同具有显著影响。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均对流动农民的“农村人—城里人”身份认同产生影响，性别因素则并无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与老一代流动农民相比，年轻一代流动农民更倾向于认同自己是城里人；流动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认同自己是城里人。数据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1-1a和1-1c，研究假设1-1b的性别因素假设没有得到验证。此外，户籍制度因素对流动农民身份认同具有显著影响，实现户籍转变即从农业户口转变为非农业户口的流动农民更倾向于认同自己是城里人，这些结果均与已有研究的观点较为一致，也验证了假设1-2。居住区域因素对流动农民向“城里人”社会认同转变的影响是模糊的，假设1-3是难以验证的，从数据结果来看，居住因素更容易在“外地人—本地人”的社会认同维度产生影响。
（2）“外地人—本地人”地域认同的影响因素
本地社会关系因素、住房因素、医疗保险因素、外群体态度因素及父母受教育因素对流动农民的地域认同具有显著影响。主要表现为：①在本地居住时间越长的流动农民越倾向于认同自己是本地人，与本地社区居民有深层交往的流动农民更倾向于认同自己是本地人，研究假设2-1b和2-1c均得到了验证。②与“租住及其他”类型相比，住房性质为“自建或自购”即拥有属于自己住房的流动农民无论在身份认同上如何表现，都更容易产生属于“本地人”的地域认同，研究假设2-1a得到了验证。如果结合“居住地类型”因素来看的话，居住在“镇”上的、拥有“自建或自购”住房的流动农民更容易产生“本地人”的地域认同。③在流入地有医疗保险的流动农民更容易形成“本地人”的地域认同。已有研究也指出，由于流动的农民工普遍采取灵活就业方式，失业保险的保障功能往往难以完全体现，医疗保险对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障待遇效果最为明显。综合纳入模型的三种保险因素分析结果，仍可认为流动农民在流入地的社会保障越欠缺，越不容易认同自己是本地人，这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假设2-3b。④本地人这样的外群体对流动农民的包容度越大，流动农民越倾向于认同自己是本地人，这验证了假设2-2a。考虑到外群体态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流动农民所在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本地人”的地域认同相联系。居住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外群体对流动农民的包容度较低，流动农民也就不容易发生向“本地人”的地域认同转变。⑤从作为经济水平指标的家庭收入因素的影响结果来看，对流动农民社会认同影响的方向和维度是难以确定的，假设2-3a并没有得到验证。
需要注意的是,家庭因素中的父母受教育程度对流动农民的地域认同具有显著影响。从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结果来看，当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时，流动农民更容易实现“本地人”认同的转向，数据结果反证了研究假设2-2b。结合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来看，作为个体特征的受教育程度仅影响身份认同维度，而父母受教育程度对两个维度的社会认同都产生显著影响。当代际受教育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时，主要表现为父母受教育程度低于自身受教育程度，流动农民更有可能意识到自己与原所属群体（家庭）的差异，进而寻求更加积极的社会认同，以此向提升自尊社会认同转变，这符合社会认同理论的解释。进一步对社会与代际教育程度差异（流动农民与其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和）进行相关分析也能够得知，社会认同和代际受教育程度差异之间存在正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11且显著性水平低于0.01），即当流动农民的受教育程度高于其父母时，流动农民更有可能实现向“城里人—本地人”的社会认同转向。
2.流动农民社会认同分化的结果分析
上述数据分析表明，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作用，流动农民的社会认同已出现分化。由于社会认同一般被视为衡量其在居住地社会融入的重要标志，因此分化的社会认同表征了流动农民社会融合的不同程度。社会融合的重要意义结果就是，如果流动者认为自己永远只是外来者而难以融合的话，必然不利于和谐社会秩序的形成，并有害于城市的长期发展。流动农民越是倾向于向“城里人—本地人”的社会认同转变，社会融合的程度就越高，并越可能对生活有较高的满意度和积极的预期，由此能够形成良性的社会秩序。
从对应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与认同自己属于其他群体的流动农民相比，认同自己属于“城里人—本地人”的流动农民对未来生活水平的变化没有显示出较高预期，相反，认同自己属于“农村人—外地人”的流动农民对未来生活水平的变化持有更高的预期，这表明在社会认同上未实现“融合”的流动农民对自身的发展及社会融合持更为积极的态度。
流动农民社会认同分化的另一重要结果表现在对农村人和城里人的态度方面。流动农民普遍不排斥与农村人或城里人交往，但对比不同社会范畴的态度可以看出，内群偏好与外群排斥依然存在。第一，流动农民选择对农村人和城里人的态度倾向时，在对他人进行范畴化的同时，也卷入了对自身的评价，出于提升自尊和进行积极认同的需要，流动农民倾向于对“内群体”作出更积极的评价，进而表现在其对不同群体的态度选择上；第二，人们能将自己和他人纳入某些范畴依赖于对社会共识性的或常识性的认知，但是这种共识是有限的，如认同自己为“城里人—本地人”的流动农民中，存在极少的一部分人对“城里人”持疏远的态度。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发现，伴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及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原有的农业户籍人口通过社会流动策略实现了社会认同的改变，流动农民在身份认同（“农村人—城里人”）和地域认同（“外地人—本地人”）的两个维度发生了分化。通过对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与人力资本相关的个体特征、制度因素对流动农民的身份认同影响比较显著；本地社会关系、居住方式、社会保障和外群体态度因素对流动农民的地域认同影响比较显著；本地居住时间和父母受教育程度则对两个维度的社会认同都产生影响。概而言之，受教育程度越高、实现户籍转变的流动农民更倾向于认同自己为“城里人”；本地社会交往越深入、自有住房和有当地社会保障的流动农民更倾向于认为自己属于“本地人”，作为外群体的城市本地市民对于流动农民包容的态度也对其“本地人”的社会认同有正向促进的影响。此外，在城镇本地的居住时间和家庭因素会在身份认同和地域认同两个维度发生作用，共同影响流动农民的社会认同改变，表明时空因素与代际差异对于流动农民社会认同的重要意义。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流动农民的社会认同分化的结果体现了在城市生活的边缘与融合的特征。
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应持续关注中国流动农民产生分化的社会现实，并需要在两个层面持续推进流动农民的城市社会融合，一方面仍需要在户口、教育、居住及社保等涉及社会管理的政策上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则是需要进一步改善流动农民的社会交往关系及对流动农民的群体认知。前者实为从农业户籍人口的主体特征出发推进流动农民走向市民化的重要内容，后者则是从群体关系的角度出发，探讨接纳或吸收流动农民走向共同认同的重要内容。
作者简介：李升，北京工业大学首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社会学系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劳动社会学和社会建设。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8年第4期“农民问题”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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