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随着恶性、突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屡遭曝光，食品安全问题备受消费者关注。现今农村甚至出现很多“新自留地”现象，农户将大田里施过化肥、洒过农药的蔬果粮食卖到城市，而小块“新自留地”里的“土菜”“笨果”则自己食用。同一个行为主体，为何在生产过程中将自己食用的农产品与用于销售的农产品进行不同的“处理”？在中国众多中小规模稻农对生产的稻谷“既吃又卖”的现实背景下，是否也存在这种“新自留地”现象呢？中国目前稻谷年消费总量的85%以上是由国内农户生产的，而农户作为农产品的初级生产商，其生产过程中对不安全农药的施用是造成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促进稻农生产过程中的绿色安全农药施用行为，对于保障国民健康与国家粮食安全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现有文献大多将农户视为单纯的追求稳定收益或最大化收益的生产者，食品质量安全仅作为扩大生产者利润的一个因素，这很容易忽视农户作为消费者的回避消费风险行为，导致模型估计结果有偏。而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人们的生产观念和消费观念会发生很大转变，追求利润并非农户的唯一生产目标。因此，本文将基于中国众多中小规模稻农“既吃又卖”的现实背景下，将食品安全纳入稻农的多目标效用函数，探讨不同类型稻农的生物农药施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差异。
二、理论分析框架
（一）农户生产多目标效用理论
多目标效用理论最先由Robison等人提出，提出多目标效用函数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农户的真实行为。本文将食品安全效用目标纳入稻农生产的多目标效用函数，假定稻农生产过程中将考虑三个目标：追求利润、降低风险和满足食品安全效用。稻农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决定因素为农药施用成本和农产品收益，实现最小化风险目标取决于技术风险（施药效果）和市场风险（销售难易程度），实现食品安全效用目标取决于稻农的食品安全重要性认知和农药残留危害认知。
（二）稻农种粮目的分化及其生物农药施用行为
本文以稻谷的商品化率为标准将稻农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以稻谷生产满足口粮需要目的为主的“口粮型稻农”（00.5）；另一类是以稻谷生产增收达到利润最大化目标为主的“利润型稻农”（0.5<1）。虽然口粮型稻农与利润型稻农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吃”与“卖”，但两种情形下农户的目标效用函数有所差异。
对于口粮型稻农，其生产的大部分稻谷都供自己食用，只有很少一部分用于市场交易。而且区别于市场交易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稻农食用的稻谷由自己生产，信息是完全对称的，稻农对食品安全效用的追求直接反映在是否施用绿色安全农药的行为上。因此，在不考虑市场因素的情况下，口粮型稻农能否读懂并按照使用说明施用生物农药及其食品安全重要性认知和农药残留危害认知，对其生物农药施用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对于利润型稻农，其对市场的依赖程度较高，优质优价市场原则是利润型稻农选择施用生物农药的驱动力。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现阶段绿色农产品市场体系并不完善，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农产品市场信息不对称；二是生物农药施用的外部性。解决绿色农产品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常用手段就是构建农产品品牌、农产品可追溯体系和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而政府行为是解决农业生产外部性最适用的方法。
三、实证分析
（一）生物农药的施用及其评价
通过对稻农的施药品种进行统计分析可知：其一，稻农生物农药施用比例较低，施用生物农药的样本稻农仅占样本总量的20.75%；其二，在稻农种植中大多只施用一种农药，“新自留地”现象在水稻生产中并不常见。而且施用过生物农药稻农对生物农药施用效果的评价普遍较高。
（二）不同类型稻农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差异
运用SPSS19.0软件对口粮型和利润型两类稻农是否施用生物农药做了交叉项Pearson卡方检验。统计结果显示，口粮型稻农的生物农药施用比例为22.78%，利润型稻农的生物农药施用比例为17.74%，口粮型稻农的生物农药施用比例高于利润型稻农，卡方检验显著。
（三）稻农生物农药施用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1.全样本稻农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因素。估计结果显示，稻农类型、食品安全重要性认知、遵照说明施药能力、技术风险、区域品牌和口碑、农产品质检、种植规模与是否参加合作社变量均显著。但农药施用成本和水稻单产收益对稻农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也即市场的优质优价原则并未得到体现，这进一步契合了本文“现实的市场不完善”的研究背景。此外，口粮型稻农类型对生物农药施用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口粮型稻农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因素。估计结果显示，农产品质检变量和食品安全重要性认知变量都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即存在农产品质检以及稻农食品安全重要性认知水平越高，口粮型稻农采用生物农药的可能性就越大。此外，户主受教育程度也促进口粮型稻农的生物农药施用行为。
3.利润型稻农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因素。估计结果中，遵照说明施药能力、区域品牌和口碑、政府监管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水稻单产收益变量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但对利润型稻农的生物农药施用行为具有负向影响。从利润型稻农的稻谷销售情况来看，施用生物农药的稻谷的平均售价为1.98元/千克，相较于施用化学农药的稻谷的平均价格（1.94元/千克）而言，并不具备优势，稻谷优质优价的市场原则并未得到体现，绿色农产品无法被消费者识别，甚至存在“柠檬市场”的挤出效应。而区域品牌和口碑则正好解决了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对利润型稻农的生物农药施用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药施用成本变量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即农药施用成本对利润型稻农的生物农药施用行为存在正向影响。其原因是，生物农药较化学农药而言，制作工艺更复杂、成本更高，调查区域稻农普遍存在“农药越贵，药效越好，毒性越低”的观念。
四、主要结论与启示
第一，同一稻农对用于“吃”和用于“卖”两部分稻谷在生产中的施药行为具有一致性，稻农生物农药施用比例较低，施用生物农药的样本稻农仅占样本总量的20.75%，但施用过生物农药的稻农对生物农药的施用效果普遍评价较高。第二，口粮型稻农的生物农药施用比例为22.78%，利润型稻农的生物农药施用比例为17.74%，两者的生物农药施用行为存在显著差异。第三，稻农的口粮生产动机促进其生物农药施用行为，且口粮型稻农与利润型稻农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食品安全重要性认知、农产品质检与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口粮型稻农施用生物农药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利润型稻农是否施用生物农药较易受遵照说明施药能力、区域品牌和口碑、农药施用成本、政府监管和种植规模的正向影响，受水稻单产收益的负向影响。
不同类型稻农的生物农药施用行为虽然有所差异，但生产目的无论是“吃”还是“卖”，农业生产的未来导向必然都是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因此，结合本文研究结论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启示：一是要加强生物农药的研发与推广。在提升生物农药的研发能力的同时加强推广和示范，让更多的农业生产者对生物农药有客观、准确的认知并迈出尝试使用的第一步。二是普及农产品质量检测技术，进行绿色安全农产品的识别与分类，清除“柠檬市场”带来的困扰，实现农产品优质优价市场原则。三是完善绿色农产品市场的制度体系建设。在农户层面，要积极创建绿色品牌与标识制度，向消费者传递产品质量信息；在国家层面，要完善法制建设，构建全面的惩罚与激励机制，引导和规范农产品市场的绿色生产和消费行为。
作者单位：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农村经济》2018年第7期 微信公众号（原创）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