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基于“双向力场”分析的理论框架
（湖南农业大学 长沙 10128）
摘要：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农村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急需理论与制度创新。认识我国当前的农村社会矛盾，要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失衡状态的视角出发，研究造成农村社会均衡状态破坏的压力来源和压力作用机制。同时,可以尝试将这些压力划分为引发矛盾的驱动力和缓冲矛盾的抑制力两种类型,通过考察两种力量相互作用规律，建立农村社会矛盾的“双向力场”分析理论框架，用以把握农村社会矛盾演化的机理和阶段性特征，达到精准识别、预测和控制农村社会矛盾的目的。
关键词：农村；社会矛盾；“双向力场”
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的中国，各种复杂矛盾凸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指出，当前“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挑战依然严峻复杂。如果应对不好，或者发生系统性风险、犯颠覆性错误，就会延误甚至中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对农村人口占据将近半数的我国社会而言，农村社会矛盾及时有效的识别与化解，不仅关乎促进农村和谐稳定与农村改革目标的顺利实现，而且是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全局的关键性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这是目前乃至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我们必须依靠理论与制度创新，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角度，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系统反思农村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表现与危害，从根本上把握诱发矛盾产生的因素和各种诱因引发社会矛盾的机理，认识农村社会矛盾运动的规律，以精准识别、预测和控制社会矛盾的发展。基于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矛盾态势的观察，本文试图提出农村社会矛盾“双向力场”分析理论框架，假设①农村社会矛盾是一种失衡的社会状态，这种失衡是由农村所处环境中的各因子相互变化所产生的“压力”所致；②由多种因素变化产生的多源“压力”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力场”；③从矛盾程度纵深发展的角度，可以将影响矛盾运动的各种力量粗略的归纳为两种相对方向的力量，一方是推动矛盾发展驱动力，另一方阻碍矛盾发展的抑制力；④“力场”中各种压力对比与相互作用情况决定了农村社会矛盾的存在状态与演变的轨迹。利用“双向力场”框架分析农村社会矛盾的发展情况，把握其演变规律，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防控对策，对于将农村社会矛盾置于可控状态，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和协调发展有积极的意义。
一、农村社会矛盾：一种失衡的社会状态
从理论框架构建本身来说，首先要解决理论设计的必要性与理论的逻辑基础问题。正如弗朗西斯·罗宾逊所说 “伟大的历史主题呼唤着伟大的著作”，一般情况下，只有在解决涉及时代实践的重大紧迫问题才急切需要理论。很显然，当前的农村改革正是这样一种涉及我国有史以来最为广泛的而深刻的、宏大而独特的社会变革实践，在这一特殊时期凸显的农村社会矛盾并不是偶然的、零碎的、片段式的社会“故障”，而是一种影响我国社会改革全局发展的失衡的社会状态，农村社会矛盾的化解需要理论上的创新。之所以要把我国的农村社会矛盾看成是需要理论创新的一种失衡的社会状态，是基于如下三点判断：
第一，我国农村社会矛盾是一种结构性的矛盾。唯物辩证法认为，“结构是组成系统的各个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方式，它是把系统中不同联合起来的纽带……”，并且，结构是功能的基础，系统的结构决定系统的功能状态。我们生活的社会，就是一个相应的由诸多社会要素组成的类似于生物有机体的整体结构,这些组成部分互为条件、相互依存。正如帕森斯所指出，“社会系统之所以能保证自身的维持和延存,是由于存在能够分别执行‘A(Adaptation)-G(Goalattainment)-I(Integration)-L(Latency)’这四种功能的经济子系统、政治子系统、社会共同体子系统和文化模式托管子系统。这四个子系统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它们共同构成了作为整体的、均衡的、自我调解和相互支持的社会系统”。据此，我们可以大胆推断，当社会系统的基本构成部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子系统之间以及各子系统内部不同组成部分出现比例不协调或是结构不合理的情况时，社会维持、整合、稳定功能就有发生紊乱与冲突的风险，进而触发一系列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这种结构性矛盾是一种系统性、基础性、本质性的矛盾。这种矛盾一旦发生只能依靠结构性的调整才能解决，简单的细枝末节的修改往往难以治本。而目前我国农村社会的矛盾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呈现结构性的特征。首先，从社会的宏观整体结构来看，我国农村社会矛盾问题的产生与我国社会长期处于农村严重落后与城市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有关。由于在历史上长期采取“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模式，城市与农村被人为的固化成为两个差距巨大的独立“场域”。按照布迪厄的说法，场域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gfiguration)”，也就是说在农村社会这一场域内，形成了其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价值与生态关系网络。而且，相较于城市社会而言，其运行的动力机制、整合机制、激励机制、控制与保障机制更加松散与复杂，因而它是一种“城市：强—农村：弱”的社会网络结构，由此，会造成城乡两极分化非均衡的社会秩序。其次，从农村社会系统内部构成来看，农村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子系统呈现不协调的状态。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地域等因素导致的我国东-中-西部农村社会发展水平依次递减的差序格局；二是当前民主政治、文化与社会建设还落后于农村新经发展的要求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状态，导致社会各构成部分之间的耦合程度低。而低强度的社会耦合状态其社会结构断裂、冲突的可能行就越大。
第二，我国农村社会矛盾是一种与时代发展、社会整体结构转型相关的阶段型矛盾。我们知道，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阶段，自由市场机制的确立过程中，曾滋生了农村大面积的贫困和社会冲突。现在，人类社会正在开始经历一个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变迁的新阶段，伴随转型过程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量亟待调和社会矛盾与冲突。如贝克所说，“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形式——（工业的）‘风险社会’。这种情形需要对存在于现代性内部的连续性和断裂之间的矛盾做出一种细致的权衡，此种矛盾也反映在现代性和工业社会之间、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之间的对抗状态中”。从世界范围看，这种变迁运动是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的。我国社会转型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尽管与西方社会不同，我们走的是一条由政府主导的、以建设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之路，但是在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的转换与西方社会一样，是根本性的。因此，应将我国的社会转型看成世界现代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转型过程中凸显的许多矛盾也是因社会整体的现代化变迁而来的矛盾。
第三，当前农村社会矛盾影响的深远性。近年来，我国农村社会矛盾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而且，这矛盾日益呈现出主体多元、类型多样、源头复杂、组织化程度高、区域性差异大、风险程度不平衡，矛盾更加隐蔽，识别难度大、预防与化解难度更大等特征，这些特点加剧了矛盾的破坏性程度。而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爆发引发规模性群体事件，据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称“近年来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2000年至2013年14年间，发生100人以上参加规模的群体事件871起，其中100至1000人规模的群体性事件有590起，1001至10000人规模的有271起，10001人以上规模的群体事件10件，这些群体性事件很大一部分发生在农村，或者与农村有关。正如前述，这些事件除直接影响涉及7亿农民的利益和广大农村地区的稳定外，也直接影响我国城乡一体化战略的实现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大局。
这里，将农村社会矛盾界定为“影响我国社会改革全局发展的失衡的社会状态” 作为“双向力场”理论的逻辑基础，这个问题是重要的，因为不同的界定会影响农村社会矛盾认识途径的选择，以及形成不同的解决矛盾基本思路。将农村社会矛盾看成是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复兴目标实现的结构性障碍，那么解决问题的思路就会是从社会治理创新入手。否则，孤立的将农村社会矛盾看成是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存在于农村区域的某种问题或冲突，那么在解决问题时就很有可能会陷入传统简单的“维稳”思路。
二、“压力场”：农村社会矛盾的风险源
“双向力场”理论分析框架的第二个问题是，这种“失衡”的农村社会状态是如何产生的。我们设想，理想的社会状态是一种良性运行、协调发展、处于相对均衡状态的状态，这种均衡是一种动态的均衡。因为现代的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与外界环境存在物质与能量的交换，社会将自动根据外界条件的变化做出适应性反应调整自身结构与功能，使之达到相对均衡的存在状态。关于这一点，现代系统论的重要创始人贝塔朗菲指出“开放系统被定义为与环境交换物质的系统，表现为输入和输出，物质组分的组建、与破坏……生命有机体在其组分连续不断的更替中维持自己，新陈代谢是生命系统的一个基本特征”。通过这一新陈代谢过程，社会系统将会由一种均衡状态到另一种均衡状态发展。也就是说，当社会系统处于均衡状态时，外界物质与能量的输入会扰动社会系统既有的运行秩序而致发生偏离，这时社会系统会出现一个自发的演变，也就是普利高津所说的“自组织”过程启动，逐渐至高层次的社会均衡系统替代低层次的社会均衡系统。
然而，社会不会总是处于均衡的状态，它只是在均衡与非均衡之间周期性的变动。就像生态平衡系统一样，在一定的程度之下的外界环境的改变能刺激其自我修复机制发生作用而达到新的平衡。但当外界环境变动形成的压力值超过系统所能的承受“生态阈值”时，就会使生态关系发生结构性的改变，引发社会矛盾或者冲突，使社会系统无法正常运行，进而危及其自身的存在。正是在这种考虑上，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将社会冲突与矛盾视作健康社会的“病态”，认为社会是移动着的静态的平衡，当这种均衡模式被打破时，社会问题就产生了。
如此来看，社会矛盾发生机制就可以从变动的外界环境要素中寻找。对于与周围环境已经适应和达成相对均衡的社会而言，只要环境要素发生变动，也不管是自然的改变还是人为的变动，都有可能形成新的不适应和紧张状态，它存在一个类似物理学上点电荷周围的“电场”移动产生电场力的机制，由紧张关系而形成的对社会系统的“压力”。每一种环境要素的变动都可能形成一个“压力”源，在当前风险社会大环境中，复杂环境中诸多环境要素的变化意味着会有众多“压力源”产生的“压力”作用于社会，形成一个“压力场”，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正处于这种情势。它面临来自复杂环境变化形成的多源压力影响。这些压力源总体上是来自当前社会改革过程中的“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从社会构成上考虑，我们可以从农村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与社会结构领域分析其压力风险来源。
第一，农村经济领域存在三种主要的矛盾风险。一是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发展方式转变的经济发展格局与传统的农业经济增长模式并存；二是农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保障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冲突；三是全面市场化改革与影响农村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并存。现代化的市场体系尚不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还过多等问题在短时间还难以解决。还有当前农村集体资产产权不清晰、主要农产品国内国际价格倒挂，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难度加大等问题也直接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第二，农村政治领域突出的问题一是农民现代民主意识观念落后，与现代民主政治要求还不相适应；二是乡村权力结构与关系还没有理顺，“乡政村治”格局下，基层政府、村委、村党组织构成的乡村权力关系网络复杂，与建立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基础群众自治机制存在冲突；三是基层民主参与机制运行不畅，传统宗法家族等各种利益集团妨碍了农村民主参与的有序性等；
第三，在农村社会领域，主要是农村现代化要求与传统农村社会利益、阶层结构的产生的张力。其来源一是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土地征收对农民利益侵害，引发的干群关系紧张与基层政府公信力下降；二是长期土地权属关系不清背景下的农村土地确权唤醒了农民的土地权利意识而引发的利益之争；三是市场化的社会机制推进带来的土地流转在客观上会导致土地集中，以及土地流转集中后农民与土地联结方式的改变，这种现象需要在稳定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进一步完善土地权属与使用制度；四是村镇合并中的利益整合困难现象普遍；五是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造成农村人口结构老龄化与农村“空心化”影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六是农村社会日益增长的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需求与落后的政府供给形成强烈对比；七是生态环境破坏对农民生存空间的挤压。
第四，在农村文化领域存在的压力产生于现代化过程中我国传统农村乡土与民俗文化、工业文明与市场文化、西方其他外来文化价值等多元文化在农村的碰撞形成的文化认同风险。如波兰尼所说“实际上一场社会灾难首先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经济现象，……文化接触通常发生在位于不同地理区域的社会之间。在两种情况中，这种接触都可能会对较弱的一方形成灾难性的后果。导致退化和沦落的原因并非像通常假定的那样是由于经济上的剥削，而是被牺牲者文化环境的解体”:134。也正如他所观察到的市场文明形成对农业文明造成的冲击那样——“（市场化）这一条件在农业社会中不可能自然就具备；它们必须被创造出来。即使它们是被逐渐地创造出来，也决不会影响所发生的变化的令人瞠目的本质。这一转变必然包含着大部分社会成员行为动机的变化:生存的动机被获利的动机取代。一切交易都变成了金钱交易”⑨:36——维持我国农村社会秩序的原有文化价值的社会整合功能已经大为减弱，利益的原则渗透农村大部分生活、淳朴民风退化、西方宗教盛行、封建迷信文化泛滥、“黄赌毒”现象屡禁不止、农村信仰陷入迷思等现象已经出现，如不注意采取措施防范，势必影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
三、“双向力场”作用与农村社会矛盾演变规律
如果把农村社会矛盾产生归结为来自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与社会结构领域“压力”的变化，那么，分析农村社会矛盾演变规律我们可以尝试从这种“压力”的作用特征入手。这里，牛顿 “运动定律”、勒温的“力场”分析理论、波兰的“双向运动”理论，以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部门发展的 “压力（Pressure）-状态（State）-响应”（Response）模型(PSR)都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根据牛顿运动定律“任何物体都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的状态，直到其他物体作用的力迫使它改变这种状态为止”，“ 相互作用的两个物体之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总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在同一条直线上”，我们知道：物体或系统的运动是由作用于其上的力所决定的，物体的运动状态与其来自各个不同方向同时作用形成的合力大小相关，当合力为零时，则物体保持平衡状态，否则物体会沿着合力的方向运动，合力的方向就是共点力中偏大的力的方向；或者说，物体与系统的运动状态会同时受到来自正反两个方向力的作用。这一理论在20世纪40年代被心理学家卡斯特和库尔特•勒温发展成“力场分析法”（Force field analysis )，用来分析组织变革的过程。根据物体运动的规律，勒温等社会心理学家发现除机械物体或系统外，其他任何事物都处在一对相反作用力之下，且处于均衡平衡状态。这对相反作用力的一方称之为“驱动力”，它是推动事物发生变革的力量。对组织而言，这些力量来源于组织的主动推动和组织所处环境条件，如政治、经济、社会、人口、技术、文化、社会心理等条件的变化，它们均有可能成为变革的动力来源，但一旦这些组织开始往变革的方向发展时，如力的相互作用规律一样，会同时存在一种反抗施力物体而产生的一种反作用力，这些来源于组织自我维持的惯性，如组织害怕变革的人士的抵抗、组织机制自身的应激性适应行为等，试图将组织保持在原来的状态，这个力被勒温称之为“制约力”。这一现象，在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中被其称为“保护性反向运动”。他通过观察市场经济的百年发展历史，断定现代社会的变迁是由市场的不断扩张和从相反方向把市场的扩张控制在某种确定方向上的“双向运动”所支配，并且，指出这种“保护性反向运动”不只是社会面临变迁时的一般防御行为，更是对破坏既有社会组织的那种混乱的反抗。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组织或系统变革运动的轨迹就取决于驱动力与制约力量的对比，当驱动力大于制约力时，组织变革运动就会开始进行，并且当驱动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实现了由量变的质变的飞跃；但是当驱动力等于或小于制约力，则组织和系统会维持原有状态。在此基础上，勒温提出了三种推动组织变革的策略：“1、增强驱动力，使行为脱离现有状态；2.减弱制约力，即妨碍脱离现有平衡状态的力量。3.混合使用以上两种方法”。
与此情形相似，农村社会矛盾的运动轨迹会受到类似勒温所提出的“力场”以及波兰尼所说的“双向运动”作用的影响。一方面，是来自于因环境变化而产生的、打破农村社会均衡状态的外在压力，可以称之为农村社会矛盾发展的“驱动力”。引发矛盾的驱动力大小与“压力源”数量的多少，以及各“压力源”释放压力的强度相关；另一方面，也会同时存在波兰尼理论中的“保护性反向运动”——即反方向作用的抑制力。这个力量通常是由两部分构成，其一是社会系统的自我平衡能力。正如尼古拉•于洛所说：“至于人类，历史证明他们具有一种几乎是无尽的自我恢复能力”，系统有自我修复与平衡的倾向。美国心理学家埃米莉•沃纳所提的出“回弹理论”充分证明了这种力量的存在，即是类似与生物免疫系统一般，在外界环境变化时，一种特殊的社会系统自我平衡机制做出应激性的自我适应性反应，使外来的压力根本就不起作用，或者是削弱压力的强度，社会系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慢适应这些压力，而又不至于使系统发生大的改变。如对于一定程度上的环境污染，生态系统是可以自行修复的。但从现实情况来看，这种发自本能的抑制外界破坏的力量作用毕竟有限，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结构转型的速度会不断加快，“压力源”持续增加，矛盾风险无处不在，人类社会系统变得更为脆弱，必须要依赖于人类自身的主动性措施才能提高社会自我缓冲风险的能力。同时，这也涉及到了控制矛盾纵深发展第二种抑制力来源，即由社会组织针对压力来源的结构，建立科学社会矛盾的防控机制，主动采取纠偏措施，解决问题，消除矛盾，使社会重新回到均衡状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部门发展的 “压力（Pressure）-状态（State）-响应”（Response）模型(PSR)表明，必须通过“响应”过程中的有效对策才能消除外界压力所造成不良社会状态，促进可持续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根据社会矛盾驱动力与抑制力共同作用所产生的“压力差”来判断农村社会所承受的外在压力大小。即是根据不同时期社会所承受的外界压力指数值，来建立农村社会矛盾运动的“力场”分析框架，通过观察因压力指数指变化时矛盾呈现的新特征、演变的轨迹来把握其规律。如下图所示，农村社会矛盾运动轨迹可以用压力指数值的变化来衡量，根据压力指数值的大小来判断农村社会的失衡状态和发生社会矛盾的可能性大小。其中，压力指数是矛盾驱动力和矛盾抑制力的函数F=P(f，N，μ)（F为引发农村社会矛盾发生的压力指数，f为矛盾抑制力，N为矛盾驱动力，μ代表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曲线S表示社会矛盾驱动力与抑制力相互作用后的轨迹，曲线S形状（斜率变化）是由某一时间点上矛盾驱动力与抑制力的相对大小所决定的，如果矛盾驱动力大于抑制力，那么矛盾的风险可能性就会增大；反之，矛盾风险程度就会降低。根据农村社会所承受压力程度变化在曲线S上的表现（即压力指数值的大小），以及斜率发生急剧变化的a，b，c三个关键点（分别表示此时压力变化的速度），可将农村社会矛盾运动划分为风险Ⅰ期（O t1）、风险II期（t1 t2）和矛盾爆发期（t2t3）。
对于农村社会矛盾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者而言，此“双向力场”分析框架在如下几个方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其一，根据矛盾驱动力与抑制力来源结构建立农村社会矛盾预测的指标体系；其二，根据不同时期双向力场的压力指数值描绘农村社会矛盾运动的轨迹，把握其演变规律；其三，在某一时间点，通过计算压力指数大小，根据压力指数所在的区间监测农村社会矛盾发生的风险性大小；其四，根据矛盾运动的规律制定农村社会矛盾控制的策略。把握驱动力的来源，通过合理的政策供给和社会组织建设，强化矛盾运动的抑制力，最终达到及时有效化解矛盾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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