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食品安全威胁下，农户重新定义了“为自家生产”和“为市场生产”的差别化生产行为。基于经济理性行为假设认为农户存在以确保自家食品安全为动机的生存理性。根据在5省区收集的827份农村入户调研数据，对农户差别化生产行为进行具体分析，描述了差别化生产行为总体特征，并测量农户食品安全自我保护意识、威胁感知程度和信息渠道等因素。运用Probit模型验证了命题：以食品安全自我保护意识为特征的生存理性，支配了农户为确保自家消费安全而进行的差别化生产。
【关键词】生存理性；差别化生产；一家两制；食品安全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城乡居民的食品消费结构也显著改善，家庭餐桌上可供选择的食品更加丰富。但与此同时，资本主导的食品体系也在不断扩张，致使食品市场逐步“脱嵌”社会，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社会成员随之开始寻求自我保护。
在农户家庭的食品生产过程中，自我保护行为具体表现为“一家两制”的差别化生产，即农户为了既确保自家的食品质量安全，又能通过农产品从市场获利，而有意识地针对不同的消费对象进行的差别化农业生产。一方面要为确保家庭成员的食品安全进行遵循生命逻辑的生产；另一方面为增加家庭收入、满足市场需求，进行遵循资本逻辑的生产。
2300多年前，在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第一卷当中，就已将农业生产的动机区分为家计（house holding）和获利（money-making）。一方面，农户为满足家庭的自身消费而进行生产，生产和消费合为一体。韦伯认为，这是家计行为的主要表现。另一方面，农户要为所在的村社和集市贸易而生产，用以满足互惠和社区交换需求，即波兰尼所说的“附带性生产”，具有一定的区域市场特征。这两个方面互为补充，构成了长期以来农户生产动机中包含的两种导向。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仅用30年左右的时间，便完成从“伦理经济”到“社会市场”的深刻转型。在中国的农产品市场得到了迅速发展的同时，农户的生产行为也受到了匿名市场的深刻影响，波兰尼所说的“附带性生产”开始逐渐成为主流。这让学界对于传统农户的生产动机有了新的理论认识：农户在与匿名市场构成的紧密互动过程中，相关的农业生产行为受到经济理性支配，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成为主要农业生产的动机。
然而，在食品安全威胁下，这样的理论认识已经与实践经验脱节。在食品安全“一家两制”自我保护行为中，农户家庭是基本行动主体，它重新定义了以差别化为核心特征的生产。农户的生产行为并非仅由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的经济理性所支配。在生产过程中，农户能够“合理”认识到，其经济行为嵌入在自然本能和社会互动之中。多元理性（multiplerationality）贯穿在家庭的食品生产、交换与消费中，其中至少含有生存理性、社会理性和经济理性这三个类型。
本文基于课题组所获得的827份入户调查问卷数据，重点分析生存理性如何影响农户的差别化生产。
二、理论基础
（一）理性选择的两条理论路径
在社会科学的传统研究中，行动的概念被定义为人们根据特定的意义，设置行动目标，并按照目标进行实践的过程。韦伯认为，理解行动的意义存在两条路径，一是观察性的理解，二是解释性的理解。
对行动意义的观察性理解更多的源于目的理性的定义。韦伯给出了四种理想类型，即目的理性、价值理性、传统理性和情感理性。以目的理性支配的行动为例，行为主体首先要确立目的，然后找到手段，最后主观地设定一个判断行动成效的方法。实际上，相较于其他三类理想类型，目的理性更容易通过观察性的理解方式从客观经验中被识别出来。换句话说，每个人都可以从观察中对行动的意义产生某种预设，而目的理性容易让人们在预设上达到共识。
而解释性的理解则将动机定义为一组意义的复合，并支配行动的发生。这些动机不是在现实中被直接观察到的，而是观察者从主观角度，将意义赋予行动者的过程。这样的意义源于观察者和被观察的行动者都是有理性思考能力的人类。虽然不能直接观察到行为动机，但是理性思考的能力可以让我们理解到行动背后的意义。
通过对理性选择的两条理论路径的回顾，可以看出，作为韦伯构建解释社会理论的重要基石，理性是行动意义的来源。而之后的研究显然做出了不同方向的继承，于是便有了现在对理性定义的争论。
一方面，以经济学为代表的学科，继承了观察性的理解传统。目的理性作为行为动机，因其逻辑简明清晰、易于操作和量化的特点，成为经济学讨论行为意义和动机的必要逻辑起点。而从边际革命开始，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就以目的理性作为经济人行动的前提，通过对效用的概念界定，提出了系统的理性选择理论。由此定义了经济理性，即行动者在做经济决策时出发点基本上是自利的，在所能支配的资源限度内和现有的技术和制度条件约束中，人们希望自身利益越大越好。
另一方面，以社会学为代表的学科，继承了解释性的理解传统。与经济学不同的是，他们更强调个体行动的意义本身不仅局限在自利的逐利动机上，科尔曼就认为，人们的“有目的的行动”（purposiveaction）是个体在社会互动中，尽可能“合理”获取包括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在内的多元意义的行为过程。
（二）生存理性的概念内涵
农户在生产实践中的行为的确存在经济理性动机。然而，这样的动机不足以让我们理解农户的差别化生产行为动机。我们需要认识到理性概念的起点是理解行动的意义，在此基础上，才能超越对农户生产行为的逐利性理解，进而转向其中的多元意义。
农户在生产过程中，形成了适应生存环境的理性行为，它是农户对长期生活经验和习惯的理性选择与反思，也是我们能把握农户在食品安全威胁下所进行的差别化生产行为意义的前提条件。
首先，生存理性的概念源于实体主义对农户生产与消费不可分性的论证。他们的研究说明了农户家庭作为行动单位的重要性，并且将农户为自家进行的生产行为视为一种合理的存在。恰亚诺夫认为，农户是食品生产和消费的统一体。农户的行为逻辑与资本企业存在根本区别，其行为动机并不是追求货币利润，而是在劳动辛苦程度和满足家庭消费之间寻求均衡。目前，虽然为市场生产已经成为农户的主要生产形式，但为满足自家消费而进行的生产从来没有消失。一般情况下，农户会出于消费安全和饮食偏好等方面的考虑，保留小规模的土地为自家进行生产。
其次，生存理性主导的为自家生产行为是农户规避生产风险的表现。在斯科特看来，农户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逐渐形成生存理性，并最终构成他们特有的社会公正、权利义务和互利互惠的观念。在多元的行动目标面前，处于外在环境威胁中的农户，首先要满足生存的需要。因此，保障家庭的基本食品消费被置于行为意义的中心。只要能保证这一生存需要得以满足，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就可以承受那些与传统经济理性行为相左的技术使用方法、社会制度和道德安排。
更进一步看，在食品安全威胁下，农户对食品安全的追求为生存理性赋予了另一层新意。生存理性强调人类行为的出发点都是本能地满足对食品的需求。在食品安全威胁下，生存理性可以完成从“民以食为天”到“食以安为先”的转变。随着市场食品供给的逐渐丰富，农户开始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并开始更多地考虑“吃得安全放心”，进而理性地提出对食品安全的要求。在食品安全威胁导致的社会环境中，农户作为消费者，对市场上的农产品信任减弱。而食品安全“一家两制”的出现，说明同时作为生产者的农户，为自家的生产正在经历从传统生产向自保生产转变的过程（见图1）。换句话说，农户逐渐提高了食品安全意识，并开始在为自家进行的食品生产过程中，重视食品的安全性与环境的可持续性。
综上所述，生存理性的概念源于农户生产和消费的不可分性，以及农户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形成的风险规避偏好。
在图1中，最上方的箭头表示宏观水平的命题，说明食品安全威胁在系统层面促成了农户生产的“一家两制”现象。其他三个箭头则代表三个依次关联的命题：命题1表达了宏观社会特征对个体特征的影响，即随着食品安全威胁的不断加深，农户食品安全意识不断提高，为了确保自家食品安全，开始形成生存理性。命题2侧重刻画微观层面的个体特征，其中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分别为生存理性和差别化生产。农户在生存理性的支配下，自发地采取差别化的生产方式，为自家生产“更安全放心”的食品，以应对食品安全威胁。命题3说明，个体的特征将汇总并形成社会特征，当农户的差别化的生产以相互联系的行动结构出现在系统层面，则农户食品安全“一家两制”自我保护现象出现。
该命题系统的起点和终点一直关注宏观问题，而在推理过程中又能细致到微观水平，聚焦个体行为的因果关系。借此特点，本文得以聚焦于对命题2的分析，即农户的生存理性是支配其为自家消费进行的安全食品生产的重要因素。
三、模型设定
（一）变量的选择
根据上述的理论分析，本文设定的核心命题是：在食品安全威胁下，生存理性会支配农户为满足自家消费而进行差异化生产。从解释变量来看，生存理性作为一个理论概念，主要是指农户满足自身生存需求的生产行为动机，因此，在食品安全威胁下，农户生存理性的测量指标就是农户食品安全自我保护意识的程度。从被解释变量来看，农户为自家进行生产是一个长期以来的习惯，而“一家两制”生产则是一个随着农户食品安全意识提升而出现的新现象。因此，对于农户家庭生产行为的测量，恰当的指标是农户因为具有相应的食品安全意识而进行的差别化生产。
（二）变量的设定
1.农户食品安全环境变量。
这类变量包括食品安全威胁感知度和食品安全信息渠道。一般而言，农户对食品安全威胁的感知程度会通过食品安全意识而对农户的差别化生产形成积极的影响。如果农户在所处的熟人社会环境中，感知到的本地食品安全的威胁越大，则他们主动采取食品安全自我保护的可能性越大。而食品安全信息渠道则是影响农户食品安全意识的另一个因素。在实际生活中，农户很有可能是通过广播、电视以及新媒体搭建的平台与外界进行食品安全信息沟通。如果他们能获取相关的信息，提升了食品安全意识，那么即使身边的食品安全威胁很小，他们也有可能进行差别化的生产。因此，食品安全信息渠道对农户的差别化生产应存在积极影响。
2.农户内在的食品安全需求。
这类变量主要考虑来自家庭内部的主动的食品安全需求。一方面，当家中有12岁以下的小孩时，农户采取的差别化生产概率较高。在课题组所进行的案例访谈中，发现很多农户都会为自家的孩子准备他们需要的应季蔬菜甚至蛋鸡。很多农户认为，如果自家能种植新鲜蔬菜和饲养蛋鸡，就没有必要到市场上再去购买，毕竟这样比较安全放心。另一方面，当家中有65岁以上的老人时，农户采取差别化生产的概率也会较高。随着农户的食品安全意识提升，他们会更少的使用农药和化肥，以强调农产品的安全性。因此，这种差别生产是基于食品安全威胁的理性行为，并不等同于习惯式的差别化生产。
但需要注意的是，有部分农户也可能直接选择在市场购买更安全的产品，作为一种替代自家生产的方式，满足这些特殊的食品需求。也就是说，在实践中，农户主动的食品安全需求，不仅仅通过自家生产才能得到满足。
3.农户特征。
这类变量包括受教育水平、户主年龄、家庭人口3个方面。农户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户的差别化生产存在一定影响。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户，与市场进行交易的成本会相对较低，因此，他们为市场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可能性越高。在这种条件下，会出现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他们能接触到食品安全的知识会更多，而相应的技术保障和生产规模和条件会让他们主动选择为自家进行食品安全的差别化生产。与之相反的可能是，他们也可能会创造新的条件，使其市场提供更加安全的产品，而这些农产品，也同样可以提供给自家食用。
户主年龄也存在对差别化生产的影响。户主的农业生产经验随着年龄的提高而增加。一般来说，年龄越大的户主，选择差别化生产的可能性越高。但也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既由于劳动能力的下降，他们生产的食品主要是供给市场，而家中的晚辈则通过从市场购买的方式满足自家的食品的需求。
农户的家庭人口规模会影响农户的差别化生产。规模越大，他们为保障家庭成员的健康而进行的差别化生产就可能越多。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的自家，其范围根据受访户主观判断进行定义，重要的标准为“同灶吃饭”或保持频繁联系，而不仅局限于统计学上的户口意义或社会学上的核心家庭。另外，户主年龄对农户的差别化生产可能存在影响。
（三）模型的选择
由于农户是否采取差别化生产（Y）属于典型的二分类离散变量，较为常用的方法是运用Probit二元选择模型分别进行分析。本文首先将解释变量设定为食品安全自我保护意识（X1）。随后，分别用不同的模型对其他的控制变量进行测量。
其中，多元回归变量总体的Probit模型为：
具体而言，被解释变量Y是以和1构成的二元变量，而Φ表示累积标准正态分布函数，X1为回归变量，X2，…，Xk为其他控制变量。该模型可以通过计算预测概率和回归变量变化效应的方法来解释。也就是说，在给定X1，X2，…，Xk的取值时，计算Y=1的预测概率，可以通过Z值的计算来求解。其中，Z=β0+β1X1+β2X2+…+βkXk，然后寻找正态分布表中的Z值。
本文需要讨论的主要关系是食品安全自我保护意识（X1）对农户是否采取差别化生产（Y）的具体影响。此时，系数β1恰好表示在保持X2，…，Xk等控制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一单位X1变化所引起的Z值的变化情况。
回归变量变化对预测产生的效应则可以通过两个步骤来计算。首先计算回归变量取初始值的预测概率，然后计算它取新值或者回归变量变化后对应的预测概率，最后对两者求差。
四、数据来源
1.在综合考虑当地的经济社会因素、农业生产特点、食品的主要来源、公众食品安全意识、调研的便利程度等因素之后，确定选择河北、湖南、广西、陕西、山东5个省区。这些区域包含了中国的东中西部地区，而且在农业生产主体中，小农家庭比重较大。因此，可作为研究农户食品安全“一家两制”现象的调研区域。
2.在区域背景调查与分析的基础上，完成县级抽样单位的选取。主要考虑的样本特点包括：社会经济条件、主要农产品市场分布、主要农业生产类型、农产品产量等。另外，课题组依托现有的科研资源和条件，根据就近就熟的原则，选择相应的调研样本框。
3.依据两个条件确定调研村庄。一是市场距离。被调研的村庄需要分布在距离市场近、中、远不同的三个空间中。目的是可以使用农户生产区域与县镇农贸市场的距离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辐射范围大小，说明市场对农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影响程度。二是品种与规模。被调研的村庄，需要根据种植、养殖的品种和规模进行细分。
在2014年6月至2015年10月，课题组在河北WQ、湖南XT、广西LA、陕西DB、山东SG这5个调研区域进行了入户调研。调查期间，共发出问卷855份，收回855份。其中，因填答关键信息不全而导致无效的问卷有28份，有效问卷827份，有效回收率为96.72%。
在调查问卷中，使用意愿调查价值评估方法（CVM），和对主要知情人访谈方法（key informant interview）。
在问题的设计方面，反映食品安全自我保护意识的问题是“频繁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使您更加关注自家人的食品安全”；反映食品安全威胁感知程度“您觉得本村的食品安全问题很严重”；反映食品安全信息渠道的问题是“您可以通过很多渠道了解食品安全问题”，具体见表1。
五、研究结果
采用3组Porbit模型对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回归结果见表2。通过设置不同层次的控制变量，建立了3个回归模型。从表2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显著性较高，3个模型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其他控制变量也表现出很好的显著性。
1.农户食品安全自我保护意识与采用差别化生产之间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表明：在普遍的食品安全威胁之下，农户对食品安全自我保护意识的提升会促使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的差别化生产方式，以最大限度的自我生产来保护自家的食品安全。而对于边际变化的测量结果说明，农户的食品安全自我保护意识每增加1个单位，其选择差别化生产的响应概率将会相应增加10.2%-10.9%。结合访谈的材料，我们发现“自己种养的食品更安全放心”是很多农户的共同表达。由此，也可以进一步说明，农户食品安全自我保护意识越高，采用差别化生产的可能性越大。
2.农户食品安全威胁感知程度与采用差别化生产之间呈现出正向联系。说明食品安全威胁感知程度对差别化生产的存在直接的影响。而对于边际变化的测量结果说明，农户的食品安全威胁感知程度每增加1个单位，作为响应他们选择差别化生产的概率将会相应增加3.5%左右。实际上，农户对本地的食品较为信任，农户对于当地的食品呈现出放心的态度。相比之下，农户对于总体的食品安全威胁感知来自于他们对外界的接触。在案例访谈中，许多农户表示“自己种的和周围邻居种的是什么样，心里有底，很放心。外地来的食品，不放心”。可见，这种对威胁的感知来自于农户所生活的熟人社会之外。而从表1中的描述性统计可知，总体样本对于食品安全威胁感知程度是2.20，进而也佐证了访谈中得到的观点。
3.农户食品安全信息渠道与采用差别化生产之间呈现出正向联系。说明食品安全信息渠道对差别化生产形成直接影响。对边际变化的测量结果说明，农户的食品安全信息渠道每增加1个单位，他们选择差别化生产的响应概率将会相应增加3.6%-5.8%。因此，农户对于食品安全信息了解越充分，对于食品安全的意识的改变可能会更加明显，这有可能促成了农户的差别化生产。
4.农户内在的食品安全需求。从模型的结果看，它与差别化生产之间呈现负向的联系。农户家中有小孩或老人的数量每增加1个单位，对应的响应概率将会分别下降4.3%-12.8%与9.3%-13.9%。这存在三种可能的解释。其一，农户的差别化生产已经存在，孩子和老人并不是构成生存理性支配的差别化生产的最主要因素。或者说，农户不一定为家中的孩子和老人进行更加特殊的生产行为。在案例调研中，我们发现，进行差别化生产的劳动力多是家里老人，他们考虑更多的反而是为自己的成年子女提供安全的食品，自己的倒不是特别在意。其二，孩子和老人的食品需求变化是短期的行为，例如，有些农户表示，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会专门养鸡，并食用鸡蛋。“这考虑到给小孩吃上健康、放心的东西，但孩子长大之后，我们也就没工夫养鸡了。”亦或者为暂时生病的老人准备他喜欢食用的蔬菜和水果。而本文定义的差别化生产行为是农户针对食品安全威胁所做出的生存理性选择，因此，以上针对孩子和老人的短期行为相比在模型里，会更多地反映在案例当中。其三，匿名市场的产品可以满足孩子和老人特殊的食品需求。在案例调研中发现，农户常会从市集和附近的小卖部、超市购买食品，而这些食品很大一部分是为孩子和老人准备的。
5.农户特征与差别比生产的关系。其中，户主的教育水平和户主年龄对差别化生产有负向的联系。农户的受教育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他们选择差别化生产的响应概率将会相应下降9.6%。而户主的年龄增加1岁，农户选择放弃差别化生产的概率就会提高5.5%。这说明农户的受教育水平和年龄对于他们的生产行为的影响是复杂的。而这一回归结果证明了我们之前所讨论的一种可能性。农户的教育水平越高，他可能与市场接触程度就越深刻，受到农产品市场化思维的影响就越明显，这反而让他们放弃了为自家生产食品的机会，并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到为市场的生产中。与此同时，农户的年龄越高，他们参与为自家生产的可能性越低。此外，农户的家庭人口数量与差别化生产有正向的联系。具体而言，每增加1个家庭成员，农户会选择进行差别化生产的概率就会提高5%。这说明，农户家庭规模越大，他们选择为自家专门生产安全食品的可能性就越高。
六、结语
本研究建立了生存理性的解释性框架，试图说明农户的差别化生产行为不仅是由单一逐利动机构成；在食品安全威胁下，农户的生存理性支配其差别化生产行为。因此，本文的理论含义是，相较于单一的经济理性，生存理性的分析框架能更准确的把握差别化生产行为所包含的真实动机与意义。
在与经济理性对话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单一的经济学视角无法触及食品安全问题的实质。农户在生产过程中注入了多元价值，而目前过度强调追求经济利益的食品生产与交换体系，无法让农产品的自然、社会等多元价值得到体现。
据此，本文的政策含义是，需要让这些多元价值，尤其是生产安全食品的价值，通过在农户与消费者之间重新构建信任关系，从而得到市场和社会的认可。只有这样，农户的生产差别才有可能被弱化。因此，作为一种替代方案，社会力量参与改进食品交换体系，有助于从生产环节缓解食品安全的威胁。
未来的研究可以包括以下拓展方向：其一，拓展并测量食品安全威胁下的生存理性，提高这一分析框架的标准化程度。其二，加入农业生产区域和品种之间的差别化分析。第三，充分利用问卷调查过程中同时进行的案例访谈资料，进一步论证生存理性对农户差别化生产行为的影响。
致谢：本文在2016年中国食品系统研究会年会上得到讨论，感谢诸位专家学者的点评。此外，中国人民大学陈传波、仝志辉、高原、潘素梅、李彦岩等师友参与了本文的调查与修改，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作者简介:方平，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周立，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农村学 微信公众号（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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