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西南Z村属于山地自然村落。如果排除人居必要的非自然空间，这里及周边村落的植被覆盖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即使溪、河的浅水区低矮灌木长势也很旺盛。1980年代的植被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山上林木、田里庄家、地上菜园。如果仅从植被覆盖率角度，那么如今Z村及周边村落随着人口外流，自然生态环境比1980年代还要优化。如此优态的自然环境，完全实现了“青山绿水”的生态治理目标，却并非生态治理的积极结果，其中隐含着不健康的社会发展隐患。祖辈代代相传、对自然的守护，积累着地方性合理利用大自然能量的智慧、成果与经验，都逐渐因为失去与土地的亲密性而逐渐走向历史。
应对“地久耕则耗”，为了保持和增进土地肥力，人畜粪便在城里成为污秽无用的垃圾，在农村却成为农作物生长的重要肥料。清初学者张履祥在《补农书》中记载，“人畜之粪与灶灰脚泥，无用也，一入田地，便将化为布帛菽栗。”历史上的伺农经验，在Z村的农业中得到充分传承。
鉴于粪便对农业的重要性，一旦有新婚夫妻需要分家独立门户，建立一个储备粪便之需的厕所就是当务之急。与灶间一样，村子里一户就拥有一间相对独立的厕所。为了便于收集粪便，家屋不远处，会挖坑置池窖，窖上方用木板搭起，方便如厕，粪便顺着依窖壁斜靠的竹棍顺势入池。粪窖一侧则是猪圈，猪圈地面朝粪窖方向稍微倾斜，便于猪的粪便随势流淌，被粪窖蓄纳。再在粪窖和猪圈上方盖上屋舍，便是农村的厕所。初入乡村的城里人往往掩鼻如厕，却不知道如此厕所与农业经济之间有着密切相关性。
新年伊始，万物复苏；土地开始呼唤村民的滋润。每年元宵之后，一年的农业活动随之开始。迎来晴和天气，村里会出现男丁劳动力不约而同的劳动场景——出粪，挑一个春节积蓄的粪水到田地里。外在看来，随着春风，这是每年村子里污秽之物、污秽之气被集中清理的一次集体流动。在村民眼里，他们挑的是一年的希望。每年的伺农活动，从出粪开始。人被视为生态的一部分，粪便与土地、农业、生计联系到一起，开始了一年的生态循环。
差不多10年前就有村委会成员不止一次入村串户提议，盖楼房时需要对传统地窖式厕所进行改造。村民问为什么需要这么做，他们的回应往往是“这是上面的要求”。如此要求应该属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范畴对“村容整洁”的要求。要求归要求，村子里逐渐盖上楼房后，传统的地窖式、砖瓦结构的厕所尽管显得破败，而且与高高树立的、白净的楼房在外观审美上显得很不协调，却坚强地留存了下来。治理粪便与厕所的政治在这里并没有得到村民的响应。经济相对殷实或者盖楼房多余了砖瓦，才可能会重盖上焕然一新的厕所。如此厕所仅仅只是外貌上新，内部结构依然保留着储蓄粪便的地窖。不过，由于各家户不再饲养猪，猪圈随之功能性废弃。
村民对厕所改造的政治不正确，经济因素并非是主要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具备粪窖的厕所依然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山区村落地势起伏不平，各家户起居点尽管是大集居、小聚居，可是在如厕这一问题上，依然没有在自家附近方便，尤其是雨雪天气。另外，如今长期在家者主要是老人，这些人多有行动不便，让他们到村子里的集体公厕如厕，如此乡村美化行为不符合道德与方便原则。考虑到相对分散、处于不同地势的家户，压根就无法选取适合盖集体公厕的用地。再考虑到厕所另一重要功能——储蓄粪便与生活污水，以及与各家菜园就近原则，各家户需要有相对独立的厕所是必不可少的。自然作物生长需要周期性追肥，如果厕所还有着肥料储备的功能，这一周期因素必然会导致各家户可能同时需要肥料的情况，集体公厕肥料供应在同一时间必不可免地会紧张。
盖上楼房后，村民会将室内卫生间与就近的厕所以管道相连，有效地处置了如厕困难和生活用水收集问题。山脚下相对地势平整的一村，处于村委会附近。不排除应对“上面”检查需要，在村委会牵头和出资的情况下，在路边盖了一示范性公厕。该厕所不但使用率很低，而且由于没人长期清理，其卫生环境更加恶劣。Z村曾有楼房住户户外没有独立厕所，如此结果就是室内卫生间不能大便，只能借邻居家厕所使用。通向背墙户外墙角敞口的卫生间管道，只要有住户在家，该管道的生活污水加上尿液就会随着水沟流出来，远远不如地窖式厕所有利于环境保洁。最终，该户户主还是在就近房屋的地势低洼处建立起厕所，与卫生间管道相连，解决了问题。
尽管在家常住人口减少，需要粪便制肥促进蔬菜生长的需求降低，可是粪源也已经减少，因此有限的粪源与适量的菜园浇灌，仍然被在家老人们珍惜着。料理菜园，成了这些人最后的农业事务。父辈晚年的生活方式可能就是如今已步入迟暮之年进城务工者的未来，从而他们同样保留着对“厕所”的坚守。
尽管乡村生活人口在减少以及勤俭节约，残剩的食物却依然会反复出现。由于家禽、畜饲养减少，残剩食物不再可能成为一种可利用的资源，从而被抛弃。粪便虽然能充当肥料资源，可是依然是污秽之物，村民绝不会将残剩食物倒入马桶或者厕窖中。在观念中，他们认为将食物与粪便同流合污地加以处理是一种极大的罪恶，无异于破坏了乡村洁净秩序的神圣性。食物与排泄物绝不能混合在一起。稍微讲究点的家户，可能会将此类剩余物放到垃圾袋中再送到垃圾房里。一年才被清理一次的垃圾房，常年尤其是夏天不时会散发出酸腐味。常年在家的更多老人对此的处理方式是将他们掩埋到土里。有佛性的老人们会将茶叶渣倒到茶叶根部土壤中，取之如此，归之如此。配合传统习惯与农业生产丰富的生活系统，垃圾的分类早已经成为村民生活的一种习惯，无需知识化的宣导。反而是工业化生活废弃物，村民缺乏适当分类与处置的知识，将塑料材质废弃物、电池等混在一起焚烧，抑或将这些物品直接抛到山上，都有可能发生。
在山区村落中，充分激活居民对土地的需求，才可能有效化解污秽处理危机，迎来乡村真正的整洁。在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中实现作物生长消化污秽物污染，让地方性、乡土性的生态系统自身成为一个良性的保洁系统，促成“美丽乡村”的实现，这比仅仅只注重于乡村的外在美观更符合生态与生活伦理。长期的农耕文明实践中，历史性和经验性地生成了自身洁净秩序的维护能力，充分发挥和激活如此能力，是现代乡村建设应有的正义。仅仅只是以美化城市的治理思维来实现对乡村的改造，极可能是城市化大跃进运动的空间转移。
粪便、生活污水等是乡村日常生活再生产中附属的一种资源，一旦如此资源不能得符合生态与生活伦理的合理使用，如此美丽乡村建设不是将乡村变成了污秽之地，就是让自然的蛮性吞噬了土地，进一步削弱了乡村人居的优良生态环境与享用土地更多恩惠的可能性。
乡村生活最主要的经验就是一定程度上处理好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唯有尊重乡村生活、以乡村生活方式为本的乡村建设才可能让乡村生活更美好。标准化、城市化的美丽乡村建设未必能让乡村生活更符合道德与生存美学。那种表面上凌乱的、任性的人—物关系背后，也许蕴含着乡村生活秩序化与系统化实现的智慧。如果只是以都市审美旨趣来改造乡村，如此乡村究竟是谁的乡村？恐怕只是迎合都市休闲趣味的乡村景观。
(作者简介：方旭东，社会学博士，信阳师范学院法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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