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处于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旺盛的市场需求、互联网新技术在农业农村的广泛应用、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共同为北京农业转型、农村新型城镇化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关键是要根据市场需求侧的新变化，加快农业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培育城乡相依的乡村文明。
一、基本情况
北京的中产人群、集团客户较多，中高端市场需求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达到较高阶段后，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注重健康、食品安全、精神生活品质。早在2003年本市就提出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经过十多年的发育成长，农村的新产业新业态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
（一）乡村旅游、休闲农业提档升级
2016年，乡村旅游接待游客4547万人次，实现收入42亿元，人数、收入比5年前增长30%以上，比10年前增长1倍左右。产业形式拓展延伸，高端产品不断涌现。星级民俗村210家，乡村旅游接待户1.6万户（其中星级民俗户达到4691家）。特色业态645家，包括国际驿站、休闲农庄、采摘篱园、民族风苑、乡村酒店、养生山吧、生态渔村、山水人家、葡萄酒庄、汽车营地等10种。北京旅游的四大市场板块中，乡村旅游成为促进旅游业迈上新台阶的最具发展潜力的板块。
（二）利用闲置农宅、村庄发展服务首都功能的产业
这是近年来农业农村资源利用最显著的变化。近郊、平原也有，如朝阳区何各庄村按照“老房+艺术”的理念改造农宅后发展文化艺术产业；大兴区赤鲁村把每个院子改造成乡村酒店服务首都新机场。山区以密云区“山里寒舍”、怀柔区“国奥香居”为建设起点，到今年5月份全市改造盘活了789个院子发展民宿，其中整村盘活4个村、171个院子，零散盘活涉及 23 个村、618个院子，有效利用了存量土地，培育起富民产业。
（三）农业电商发展迅速
根据2016年零点调查公司的调查，全市农业电商3000家左右，其中企业电商占71%、合作社电商占29%。从产品来源看，85%的农业电商主要产品来源地为北京本地。从销售端看，销售地区以北京为主，遍布全国各地。30%的农业电商处于盈利状态，其中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电商的盈利表现最好，均高于40%。
（四）会展农业创出品牌
2008年以来举办了园林、花卉、草莓、食用菌、种子、葡萄、马铃薯、兰花、月季等全国性、国际性会展大会，扩大了现代农业的宣传影响。一些富有地方特色的农业节庆、宣传推介活动，如昌平农业嘉年华、平谷桃花节、大兴梨花节和西瓜节、延庆冰灯节等，开耕节、开镰节、油菜花观赏、小麦收割等农事体验和乡村旅游特色活动69个，深受市民喜爱，参与人数逐年增长。2016年，全市农业会展及农事节庆活动共接待游客447.2万人次，同比增长35.5%，实现收入2.4亿元，同比增长42%。
（五）新的经营主体涌现
一是以远方网陈长春、阿卡农庄江宇虹、沱沱工社董敏等为代表的互联网人士起变革作用，依靠专业团队经营农业。二是部分农民子女高校毕业后，有的还有出国留学经历，返回农村与家人一起从事农业、旅游业，成为“农二代”。三是社会企业特别是一批本地企业家返乡投资农业的情况增多。四是传统集体经济组织从事农业的理念方式出现变化，牵头组建旅游合作社、农宅合作社等，通过合作社把企业与农民联结起来。
二、新的特征
调研的60多个村庄或项目可分为老典型、新典型两类。以密云区“山里寒舍”，怀柔区“国奥香居”“山里中国”，延庆区“山楂小院”“百里乡居”，房山区“姥姥家”等高端民宿和昌平区阿卡农庄、平谷区沱沱工社农业电商、大兴区宏福农业等为代表的新典型，克服了传统农业面临的自然和市场“两个风险”，资金、人才“两个短缺”的固有不足，源于新典型的四个特征，也是优势所在。
（一）新产业形式——融合特色
一是从产业关系看。农业是产业融合的母体，新产业仍依托粮食、蔬菜、瓜果、畜禽、花卉、树木、水草或生态等农业的本原。农商、农游、农养、农文、农教、农创、农园、农健、农科、农展、农节等融合层次显著提高，产业形态丰富多彩。二是从城乡关系看。这些根植于农的融合性产业不与城市产业争原料和市场，二者错位发展、互为补充，不存在谁吃掉谁的问题，奠定了融合性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二）新生产模式——以需定制
借助互联网把传统农业的产后销售变为产前预售、前置投入变为轻资产运行。如阿卡农庄，为CBD和金融街的450余家企业以及近4万个家庭提供农产品。按每棚10万元租金企业年初预先支付，农庄按企业需求有计划组织生产，农产品全部归企业。每棚收入比传统的销售方式提高了4倍，农产品流通损耗率由15%～20%降到3%左右。如谈判沟通、订货选货、组织生产、下达指令、作业检验、质量控制、客户反馈等每个环节都通过互联网进行，把农业生产每道工序变为标准化流程管理。
（三）新要素组合——开放供给侧
专业人才的进入优化了投入要素结构，新产业的智力、技术、资本密集度显著提高。一是人才多种，每个专业团队集聚包括生产、策划、设计、营销、管理、餐饮、文创、培训等各类人才。二是先进技术应有尽有。立体、无土栽培、节水、保温、防疫、信息化等新技术和生产方式的运用，促进农业产量、价值量多倍数增长。产学研结合紧密，很多农园成为市级、国家级实验基地、试验基地。每亩地、每斤农产品、每个民宿院、每场文创活动，包含的知识信息、技术水平、资金投入都比传统农业和农村产业高很多。
（四）新合作方式——多主体共生
企业、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都是重要主体，缺一不可。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不是分割的一次性的，而是共生可持续的。如，延庆区“山楂小院”民宿项目，农民投资约30万元改造自有院落，委托远方网运营，每单收入按照业主40%、管家30%、村集体5%、企业25%即时分割，农民三年可收回投资成本。企业负责产品设计、营销、培训，业主负责投资、维修，管家负责餐饮、清洁、接待，村集体负责大环境整治、安全保障、应急处置等，多个主体合作办成一件事。
三、效果意义
从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农村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这些新产业新业态由点到面扩展，其效果和影响非凡，既反映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和趋势，又说明站在城市认识农村、站在市场发展农村、站在全局支持农村这些理念的正确性。
（一）培育城乡相依的乡村文明
城市集聚生产要素，创造现代成果，但也伴生了交通拥堵、大气和水污染、生活节奏紧张、人们心理焦虑等“城市病”。每年有4500多万人次“下乡”，休闲度假、放松心情、回归自然、体验野趣。据远方网统计，其客户80%是30至45岁的中产阶级亲子家庭，20%是小企业团聚和会餐；冬天和雾霾天的民宿院更紧俏。在这种需求之下，专供优质农产品、精神文化产品的新产业新业态应势而生，乡村价值被人们重新发现，乡村文明再次获得审视。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城乡关系是相互依存、互为一体、浑然有机、血肉联系、谁也离不开谁的“夫妻关系”。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相伴共生，才构成完整的首都文明。2016年农业产值占全市GDP比例虽为0.52%，但少数不等于小数，农业还提供1亿元的生态服务价值。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必须要有美好的农村做依靠。推动“三农”发展，不仅仅为“三农”自身，也是为全市全局作贡献；不仅仅为230万农民说话，更是为2200多万市民着想。
调整农业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从城乡关系上说，继续坚持服务首都、富裕农民的方针，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提档升级，出发点是为城市服务，落脚点是农民受益。二是郊区要为首都核心功能作贡献。要从服务首都出发，市民有需求、增强核心功能有需求，农村有优势，必须加快发展步伐。
（二）促进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农业进行了四次调整：1985年全面改革统购统销政策出现农民卖粮难，提出发展商品性大农业；上世纪90年代中期北京农产品供求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1997年提出发展六种农业（籽种农业、精品农业、观光农业、设施农业、加工农业、创汇农业）；2003年提出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2014年按照疏解非首都功能要求，对农业实施调转节措施。为什么要调整？就是因为北京农业的生产成本高、农民文化技能不高，再搞传统农业没有优势。所以要减少传统的种植业、养殖业，大力发展融合性产业，即都市型现代农业。
较之传统农业，新产业新业态具有人才、资金、技术、生产方式、运作模式等优势，按照市场需求改造传统农业，可进一步做大做强都市型现代农业。一是农产品增值。新产业新业态用村庄来构建融合平台，展示各种农产品、自然资源、农村资源，原来销路不畅的山货、野果、野菜等，变成游客的喜爱，比照旅游产品、文化商品出售，售价比原来提高好几倍。二是对土地的耕作管理更精细，按照有机、绿色、环保的要求组织生产。三是农业的技术水平更高。先进的、实用的技术和生产方式广泛应用，生产效率极大提高。这些都使农业的产业链价值链延伸扩展。
（三）提供了农村新型城镇化的另一种方向路径——田园综合体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农村城镇化有三种模式：中心城村庄征地转居，实现农村城市化；近郊部分村如丰台区草桥村、朝阳区高碑店村、昌平区郑各庄村，经过村庄自主改造，农村与城市融为一体；远郊小城镇上世纪90年代试行过解决“蓝印户口”吸引外埠人员投资、居住，近年来实施42个重点镇建设，盖楼房、建广场、造景观，但小城镇整体没有发展起来。究其原因，一方面大城市“虹吸效应”显著，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形成基于内生动力、体现乡村特色文明的产业形态。
未来北京农村小城镇可能出现三类：居住型、产业型、居住和产业复合型。不管哪种类型，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坚持以人为核心，解决好农民的出路和退路，提供就业与社会保障，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培育宜居宜业特色村镇，支持有条件的乡村建设田园综合体。田园综合体的产业形态就是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融合性产业。它既能隔离空间布局，避免城市“摊大饼”式发展，又是一个居住区、产业区。人口、产业的自然集聚，就可能形成由小村到大村、由农村社区到特色城镇的自然演变过程。近几年，密云区司马台村、怀柔区转年村、延庆区千家店镇、房山区黄山店村等新产业新业态发展起来的村庄、乡镇，展现出特色村镇的雏形和新型城镇化的方向。
（四）促进生态涵养区全面小康目标实现
生态涵养区是北京市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短板。按照2015年底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1160元作为认定标准，全市共认定低收入农户72632户、156173人，低收入村234个，其中约83%的低收入农户、95%的低收入村集中在山区或半山区。受到区域功能定位限制，到底该发展什么产业，实现“生态涵养区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更好、更高水平、更可持续发展”目标，一直困扰着生态涵养区。生态涵养区的乡镇企业在2004年左右随清理工业大院和企业改制基本退出，为涵养水源水稻种植退出；采矿业在2008年奥运会前大面积关停，养殖业随着2016年全市划定禁养区面积5202.3平方公里也退出不少。
生态涵养区传统产业大规模退出，当地农民增收乏力。从历史经验看，农民增收的根本出路在于产业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人均纯收入以两位数增长的有三个阶段：1978年至1996年（除1986年、1989年增速是个位数以外）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兴办乡镇企业和放活农村商贸服务业，使得农民人均纯收入以年均17.6%的增速高速增长；2001年至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1.2%，主要是农民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增长；2007年至201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1.3%，促增的因素包括都市型现代农业、乡村旅游发展、新农村建设、平原造林生态环境建设、建立社会保障转移性收入增多、全面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股份分红增多等。201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2310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占75%、经营性收入占9%、财产性收入占6%、转移性收入占10%。工资性收入保持稳定并有回落迹象，从事传统农业的经营性收入在降低，来自政府补贴的转移性收入逐年增加但潜力有限，增收的希望寄托在通过产业发展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务工收入、参与经理管理收入上。
从调研情况来看，有新产业新业态的村，收入情况普遍较好。房山区黄山店村面积20.2平方公里，村民500余户约1600人，过去曾是靠天吃饭的穷山村。2001年起开始石灰石开采，2008年关停矿山，2009年以来实施生态修复、旅游培育，2012年“7•21”暴雨后异地选址重建新村。村集体将旧村360余处农宅全部有偿收回后，按照每院约30万元投资改造后委托远方网经营民宿业。获益部分双方对半分成。2016年村集体获得收益450万元，为村民提供了200余个就业岗位，月工资2000～4000元不等。另外，村集体经济通过资产运营的收益也与村民分红。公司扣除成本后净利润约100万元，达到了双方共赢的收益配比。
作者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办综合处处长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北京农村经济2017第十一期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