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层制逻辑与社会治理逻辑是左右农村基层党组织行动的两种关键行动思维。在理想情景中，农村基层党组织有充足的时间与精力来满足科层制与乡村社会的双重期待，然而在现实的党建创新实践中，农村党组织往往更倚重于科层制逻辑，具体表现为：单向度的服务供给与多样化的需求之间存在冲突、压力型体制下信息共享不畅导致的监督失效及不信任问题、党组织与农民组织互动不足。农村基层党组织对科层制逻辑的过分倚重既有对传统科层制惯性的路径依赖，也受官本位文化的影响，不仅造成党组织上下级、党组织与社会信息不对称，以及党组织行动目标偏离，而且也会造成公众失语，参与不足。未来，提升农村党组织的适应性既需要重新定位基层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的关系，而且要对农村基层党组织本身的功能与角色进行重构。
【关键词】农村党组织；科层制逻辑；社会治理逻辑；政党适应性；基层治理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任何政党都是特定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利益的代表者与反映者。政党合法性主要来源于政党的适应性，政党越能适应复杂的社会环境，且越能代表和维护公众的利益，政党的合法性和公众认同感就越强。因此，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就需要通过政党自身的变革来提升其适应性。
基层党组织是政党联系公众的纽带，保持与社会的沟通与联系是提升基层党组织适应性的关键途径。计划经济时期，党组织掌控着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对乡村社会进行统合性治理。但是随着乡村社会自治空间的孕育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乡村社会结构以及民众的需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沿袭以往的管控社会的思维必然会遭遇社会的抵触。如“农村党员队伍缺乏优秀群体的支撑影响农村党组织的战斗力，土地流转影响农村党组织引领发展的能力，‘三留守’人员考验党组织的服务能力”。当然基层党组织并不是静止不变的，孙柏瑛认为“十年来党组织总体上实现从单纯管控向服务转变、从纵向组织系统构建向横向嵌入转变、从单纯依靠政治动员和意识形态方式治理向居间利益调适、代表利益方式治理转变”。但为什么依然会出现党组织适应性下降、功能弱化的问题呢？学界从以下几种方向作了研究。从结构层面来讲，如吴梅芳认为，农村党员干部队伍、领导方式以及党组织设置方式与新农村建设需求间的冲突导致农村党组织的号召力在下降；万银锋认为，“教育管理乏力，整合压力增大，凝聚力下降，保障体系不健全”是导致城乡结合部党组织建设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从文化层面来讲，如刘子平认为，党组织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服引导能力下降以及党员干部因党性修养不够导致的腐败等都影响了党组织适应能力的提升；刘汉峰提出要以“柔性治理”来化解党组织建设的困境，即依托思想领导、党内生活、党员职业理想与党性教育来提升党组织的适应性。
综合上述，两种研究取向将研究视野局限于政党自身，而忽视了对农村基层党组织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与组织运行逻辑的考察是导致以往研究解释政党适应性乏力的重要症结。结构取向的研究将注意力集中于组织结构本身而忽略了内化在政党行为背后的文化逻辑。而文化取向的研究则侧重于从规范价值意义上进行规约，缺乏对党员干部行为动机的考察。为此，本文采用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以贵州的党建实践为案例，作横向比较，力图回答几个相关联的问题：第一，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行动逻辑及其运行机制是什么？第二，这些行动逻辑为什么会留存下来，对党组织适应性有何影响？第三，这些行动逻辑的限度是什么？
二、农村党组织功能的“双轨化”与行动逻辑
农村党组织直面农村社会，掌握基层社会的第一手信息，是国家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纽带，也是在基层推进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抓手，作为承接政党与社会互动的中介，农村党组织扮演着非常重要的功能。
（一）农村党组织功能的“双轨化”：政党与社会互动的结构性要素
农村党组织一端扎根于基层社会，深谙民情民意，与基层社会有广泛的联系，当以服务基层民众和服务基层社会的发展为己任。但同时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基层的延伸，又需要承担来自科层制组织自上而下的压力和任务。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主要围绕两条逻辑线索展开：一条是基于组织理论发展的管理主义取向，强调科层制运作对农村党组织行动的规约；一条是基于社会属性取向对农村党组织行动逻辑的限定。管理主义取向的功能规定党组织要以服从态度来积极应对纵向的考核任务，积极重视纵向的考核压力与任务。在开展组织活动时候要以效率为根本的行动准则，以上级摊牌的指标为抓手。同时，上级组织掌控着基层组织的组织人事权力、资源分配权力，并通过政治激励等手段促使农村组织以上级的命令为行动的中心。社会属性取向的功能包括党组织要以民众的利益需求为导向，在充分了解社情民意的基础上，来确定党组织的工作目标并采取相应的发展策略。“服务型政党是适应政党社会属性要求，反映政党从权力控制、社会秩序维护等统治性职能向更多履行社会职能转变。”此外，党组织要保持组织结构的适度开放性，在“权力运行中引入群众话语”，以此积极吸纳群众的参与。
（二）双重行动逻辑：农村党组织适应性的组织机制
与农村党组织的双重功能相适应，其行动逻辑也相应地围绕两条逻辑线索展开：一是内化于官僚体制中的科层制逻辑，二是归因于党组织社会属性取向的社会治理逻辑。
科层制逻辑从两种方向展开：（1）控制。在党组织体系内部，在实现纵向到底、整体化的组织运作逻辑下，党组织实行自上而下的命令与自下而上的服从相结合的运行机制。上级党组织通过政治激励手段推动基层党组织来实现其职能和上级摊派的任务。由于上级党组织掌控着组织资源的分配权力，在与农村事务冲突的条件下，农村党组织会选择优先去完成上级党组织的任务指标，从而产生“选择性治理”的行动逻辑。党组织内部成员依据所属科层制层级确定薪酬待遇而不是其工作绩效。党组织成员依据上级组织和部门一把手的命令开展工作，工作的自主性与积极性不能很好地发挥出来。在政党与社会互动关系层面，党组织创新实践中将民众的需求预设为一致的，因此党组织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就有高度的同质性。此外，民众被视为被动地接受党组织提供的公共产品，其主观能动性很难实现。（2）整合。公共服务供给中呈现出党组织单向度供给的特征。基层公共服务不是基于公众的个性化的需求来提供，而是同质化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建构的产物，必然与公众的需求之间存在裂痕。在党组织成员的考核中，经常会出现为了考核而考核，流于形式的问题。
社会治理逻辑主要分两个层次：（1）党组织与公众的关系层面。党组织不再介入乡村社会的具体事务，而是在乡村的发展战略确定，协调与村委会、村农民组织的关系方面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党组织以民众的需求为导向，依据民众的利益诉求确定党组织的活动目标并组织专业化的团队来帮助民众实现其诉求。此外，党组织的社会治理逻辑还要求党组织要保证组织结构的开放性，强化与民众的交流互动的机会。（2）党组织内部关系层面。以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为干部绩效考核评价的标准，实行弹性化的绩效考核制度，注重效率的同时侧重对党员干部促进公共价值的考察。
三、农村党组织行动逻辑冲突的表征：科层制亦或社会治理
农村党组织功能的“双轨化”型塑了其行动逻辑。科层制逻辑与社会治理逻辑就像一个光谱的两极，农村党组织总是不断在两者之间摇摆。在理想状态下，农村党组织具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来应对来自科层制体制与乡村社会两方的职能，并有充足的资源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但实际情况是，农村党组织总是显得捉襟见肘，最终倒向了优先应付来自科层制体制的压力，适应性受到很大的限制。
（一）个案选择
贵州省FG县从本地实际出发，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探索出了“12345”为主体架构的“党群直议制”，即构建1个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相融互促的基层民主议事体系、夯实2个平台（基层党员议事平台、群众议事平台）、突出3个主体（基层组织、党员、群众）、规范4个程序（提、评、审、决）、明确5大核心（议发展、议法律、议道德、议风气、议和谐）。该模式在推进过程中，对于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调研中笔者也发现部分议事日程往往因为要经过很复杂的流程最终流产，也有的议事日程因为缺乏外部的监督而最终流于形式，成为面子工程。此外，一些农村党组织牵头的议事流程因为效率低最终不了了之。一村改居社区主任说到：“当初村改居的时候，县政府承诺给被征地的农民养老保险金，而且还给商铺，但是现在一样没落实，各个政府部门总是相互之间推诿。”
贵州WA县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来化解社会矛盾，协调党群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统筹“经济发展、基层建设、社会管理、民生保障、生态保护五位一体”的工作，整合“党委、政府、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志愿者队伍五种力量”，满足人民群众生理、物质、精神各个层面的需求，贯彻做好群众工作这一红线的“5531”模式。其中较有特色的做法有：开展县委书记大接访、千名机关领导干部大走访、千名教师大家访、公检法司大联访、乡镇干部大巡访的“五大访”活动。依照政策的设计目标，政府部门的一把手要挂出牌子，认真倾听群众的意见，主动接受群众上访。此外，政策还要求创新政府领导干部的考评机制，让群众和党员参与干部的考核任命。一系列的政策虽然在短期内稳定了民众慌乱的情绪，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但是在采访村民的过程中，笔者发现WA县的党组织建设现状与当地媒体所报道的存在很大的差异，媒体所报道的典型事例只有在个别“样板村”才可以看得到，很多党组织建设的构想都流于形式了。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初衷良好的政策构想最终不能发挥应有的效用呢？
（二）单向度服务供给与多样化需求间的冲突
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促使社会成员的需求变得日益多元化，公共服务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而且每一个领域的服务都各具特点，只有了解公共服务的具体内涵与特征，把握其规律，采取合理的方式方可实现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为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总体目标。要着力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确保公共服务惠及全体人民。国务院十三五发展规划也将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着重加以强调。虽然社会流动性的增加以及城乡的互动增多进一步弥合了城乡之间的差异，但是由于人文环境以及社会需求的差异，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并不是同质的，需要区别对待。
然而，在科层制运行体制下，乡镇党组织凭借其掌控的资源分配权力，实际上成为了农村党组织的“掌舵人”，对农村党组织事务进行运动式治理，以命令和严格考核的双重压力对农村党组织进行管理；而农村党组织由于在村民自治、取消农业税后对乡村的控制力弱化，不得不围绕乡镇党组织的任务指标来转，所以无力对农村社会的多元化需求及时作出回应。例如，贵州省FG县在2014年开展了“党群直议制”活动，在当年3月，该县县委组织部就以通知的形式对活动的标准进行了规定，其中包括有单独的议事室、醒目的标志牌、固定的公开栏、规范的上墙制度、详实的活动资料、浓厚的宣传氛围等。在运动式治理的思维中，绝大部分的村党组织确实按照县委组织部的要求进行了部署，但是由于这些公共服务并非农民最迫切的需求，而是县委自上而下权力建构的产物，因此在基层推行的过程中就成了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一位村干部讲道：“上面一开会，就层层往下压任务，最后就落到我们头上。我们每年有很多时间都忙着编这些材料，如果我们有时间放在多为百姓做点事情上，我们也是会有成绩的。”
与党组织将公共服务视为同质的相一致，公众的复杂性偏好在公共服务的供给过程中鲜有被考虑进去。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出多样化的利益关系，也促进了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复杂化的偏好。2010年广东省就开始在全省上下展开了党代表常任制的探索，通过建立社区党代表工作室、行业党代表工作室、网络党代表工作室、“红旗工作室”、“优秀工作案例”等活动载体，党组织与群众的联系有所增加，党组织也更易于掌握来自社会底层的需求信息。但是由于是省委组织部自上而下下达的任务，往往是政治激励程度越强的党组织更会严格按照省委组织部的文件标准进行设计建设，这样公众的多样化的需求被渐渐忽略了。
公民偏好一致与公共服务同质化的认识偏差导致党组织在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乡村事务的管理过程中将命中视作被动的接受的客体，民众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很难被调动起来，民众的意见逐渐被边缘化，最终结果是民众与党组织无法形成更高质量的互动协商。
（三）压力型体制下农村党组织的行动偏好
在压力型体制下，党组织的行动具有很强的随意性、权宜性、变通性与短期性，似乎任何有助于基层党组织实现上级的任务指标的手段、策略、方式，无论这些要素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合规的还是不合规的，都可以被拿来用。结果导致基层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之间的沟通互动出现缝隙。
自上而下的压力性体制促使基层党组织为了完成上级摊派的任务指标采取选择性应付等措施，从而导致科层制内部信息共享遭遇阻隔。在贵州WA县走访中笔者发现，该县所属众多村落在接到县委下达的建设党内民主相关的文件之后，立马召开了村党支部班子会议研究处置对策。村支部采取的策略是首先就文件中的硬件、文字材料进行整理，实在没得可写的一般都会选择制造数据和故事，以此来应对上级党组织的检查。一位村干部对我们说道：“上报的那些材料你们不用去看了，那都是我们编的，每年有很多的任务，村里又没有多少人力去解决这些问题，村里还要负责村庄的管理和发展问题，有时候不得不这么做。”这么做的严重后果是上级组织并不知晓数据的真实性，虚假信息的存在将会直接影响到上级决策的有效性与科学性。在上级决策中，上级一把手权力行使的随意性和持续性也会促使农村党组织选择瞒报或者虚报工作数据行为。在中国现有的政党体制内部，一把手往往掌控着所在层级或者部门的核心权力，个人意志在权力的行使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一把手的流动性与个人偏好的转移会导致政策的内容与重心发生变化，农村党组织不得不跟着领导的步子跑，顺应政策意图采取相关的措施完成绩效考核指标。河南安阳曾经倡导开展的“思辨堂”让这座小城名扬全国，并在全国推进地方政府创新的实践中独树一帜。“思辨堂”的重要作用不仅在于构建了政协、政府部门领导之间互动沟通的政策网络，更重要的是他为吸纳民意确实拓宽了渠道，党组织也在实践的过程中提升了自身的适应能力。但是随着该项目的负责人落马，政府治理创新的项目也就偃旗息鼓。农村党组织中的干部不得不重新调整策略来应对新任领导的偏好与意见。
体制内部上下级党组织之间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结果是乡村社会呈现出双重不信任关系。第一是体制内部上下级之间陷入信任危机。由于信息无法实现共享，上级党组织需要通过制度限定农村党组织的行为来强化对其的监督与约束。通过量化下级的工作内容考核指标，并对工作的方向作出严格的限定，这虽然对于提升农村党组织的效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很容易导致对农村党组织限制的过死，致使党组织缺乏灵活性。第二是民众对党组织的信任危机。一方面，农村党组织为了优先完成上级指派的任务，民众的需求自然无法完全满足，导致他们对政党的认同度的下降；另一方面，农村党组织经常采取权宜性的策略也会在民众心中形成党组织工作重形式而不注重内容的刻板印象，并进而使其产生公众参与对党组织建设不具有影响力的认识，并最终降低参与的意愿。
（四）管控与脱嵌：党组织与农民组织关系的衔接
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政权管控农村社会的核心媒介取消了，党组织与农村社会组织的关系初现疏离，为了重构党在农村的社会基础，各地纷纷在党组织嵌入于社会组织中下功夫，但是受科层制逻辑影响，党组织对社会组织的嵌入与管控、维护社会稳定成为其中心工作，对社会组织的服务一直跟不上。
在组织结构方面，各地从实际出发在农民组织中创建了基层党组织，依据创建能力与条件可以将农民组织中党组织划分为如下几类：其一，农民组织独立创建。对于像农村企业、农村产业协会等自主经营的农民组织且有条件创建党组织的，按照相关规定独立组建党支部。其二，相关行业和相关类型的农民组织联合组建党支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升了农民的自主性与自组织能力。但是农民组织规模小，组织结构仍需进一步完善，因此对于这些无法达到组建党组织条件的农民组织可以以行业或者职能为依据联合组建党组织。其三，挂靠其他部门组建党支部。对一些能力弱小、人员较少的农民组织多地采用挂靠社区居委会或者相关管理部门的方法组建党支部。从以往农民组织中党支部建设都是以强化党组织对农民组织的整合能力，从维护政党的执政地位角度出发来建设的，因此在党支部建设的过程中，往往只注重对在组织结构层面将党组织嵌入于社会组织中，但是缺乏对党组织如何调整角色定位、如何服务农民组织发展进行审慎的考察与规划，使得党组织很难真正融入于农民组织的发展运营过程中，出现两张皮现象。
在人员构成方面，在农村党员充足、组建党支部条件满足的农民组织中，各地一般会允许农民组织内部自主组建党支部，党支部的负责人就成了农民组织的负责人来兼任。但是对于党员较少、难以组建党支部的农民组织，各地的做法是选派一些有党务工作经验、会管理、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干部担任村党组织的负责人，同时对于一部分党员人数不足的农民组织，上级会通过派员进驻的方式在农民组织中组建党支部，其核心目的是在农民组织的运作过程中宣传和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第一种类型农民组织中党组织的人员构成优点在于为农民组织中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保持一定的自主空间，但是在科层制惯性的作用下，县、乡镇党组织依然会以命令方式干预农民组织的事务，以控制与维稳的思维来处理党组织与农民组织的关系。在第二类中外部嵌入的专职党务干部不仅对农村社会的实际很模糊，而且往往会把科层制体制中的思维习惯、工作习惯带入农民组织中，进而遭遇不适应问题。
在工作流程方面，在农民组织党建事务的管理过程中也出现了重视党组织组织结构设计与构建，突出强化了党组织对农民组织的领导和引领作用，但是党组织服务农民组织的发展则相对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有的地方在实践中甚至被忽略了。厦门市按照“条块结合，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设计了农民中党组织的管理流程，主要分为业务主管单位归口管理和分级分工负责制等。此外部分农村两新组织采取属地管理原则，由镇、村以及社区党组织管理。厦门市将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设的功能定位为集中利用社会组织的实践宣传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在社会组织筹建、准入等流程环节中强化对党务工作的重视，并将党组织建设纳入绩效考核体系中。但是既没有对党组织如何服务于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做出规划，也没有在思想意识层面确立服务社会组织发展的理念。因此，虽然党组织倾注大量的资源与财力来营造农民组织党支部，但是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民众并没有增添几分对党组织建设的认同，而党组织也不知如何在乡村发展中持续发力。
四、农村党组织科层制逻辑延续的根源
（一）传统科层制惯性的路径依赖
党组织是一个开放性系统，需要不断地与外界进行信息、资源以及能量的交换。为了促进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党组织必须与外界环境的变化相一致。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组织正是顺应时事变化，积极革新组织理念以及行动方式，将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重新整合起来，获取了民众的广泛认可。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社会结构变得愈加复杂化，党组织囿于传统科层制惯性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不适应性。
“事物发展的未来走向受制于其发展的历史，它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是坏都可能对这一路径产生依赖。”在党组织漫长的发展史中留下了宝贵的组织资源，但是受组织惰性的影响，官僚主义思维也在组织发展的过程中慢慢积淀下来，并弱化了党组织适应社会环境变迁的能力。首先，基层变革组织结构，主动去适应社会环境变迁可能会面临一定的风险。为了保持政令的畅通与政策的有效执行，科层制体制往往依赖自上而下的命令、强制执行等方式要求下级组织采取服从策略，这给身处基层的干部如何革新党组织结构去满足群众的需求预留的空间微乎其微。基层党组织面临两难选择：一边是日益多样化的民众的需求；一边是科层制体制固化的行动逻辑。突破或者变通执行组织惯例会被视为僭越行为，这要面临很高的政治成本。因此，在各地的党建创新实践中，基层党组织都是严格按照县、乡镇的文件规范去做的，很少有依据民众的需求自下而上进行的党建创新实践模式。其次，理性经济人的成本与收益核算也是导致组织惰性的重要原因。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利益与权力关系错综复杂，推进党组织变革必然会触及利益关系与权力关系的某些环节，也势必会遭遇很大的阻力。理性的经济人很难会冒巨额的风险成本去积极主动创新组织实践。再次，农村社会的低组织化是组织惰性的重要诱因。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分散农户的生存处境容易造成农民自身的自利和自私倾向，使得农民缺乏集体行动能力，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装进家族势力或者其他派性势力的圈子中，加剧普通农民的政治参与无力感。农村社会组织的最大特点是贴近基层，能有效而及时地表达社会中各利益群体的意愿，特别是农村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同时还可以与政府建立对话、协商和沟通机制，形成有效的县域社会公共利益的汇聚和表达机制，实现“上情下达”与“下情上达”，减少社会非理性行为的发生。此外，当前中国农村已经进入“社会化小农”时代，传统的农村社会生活的社会网络和社会组织已经趋于解体。因此，由农村居民自愿组成、以共同的目标和兴趣为纽带、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社会组织可以把社区内分散弱小的个人力量整合为强大的集体力量，以此倒逼基层党组织改革创新，提升其适应能力。
当然，基层党组织建设系统并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当条件具备，很多地方的党组织实践也会突破僵化的条条框框的束缚，进行“路径创造”，积极主动促进党组织功能的调适。首先，当存在重大的政治激励时核心行动主体会采取相应的变革措施。2011年河南安阳市在现任政协主席的强力推进下，尝试运用“思辨堂”的形式展开协商议政。参与协商的主体有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代表、政府有关部门领导以及群众代表。协商行动几乎是在政协一把手的主导下完成的，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并获得了地方政府创新奖。但是这一实践很快因为政协主席落马而偃旗息鼓，继任领导者不再重提这一举措，因此，领导者的个人意志对于政策路径的创造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其次，上层思想的解放程度以及对地方的赋权直接影响党建实践的效能。浙江温岭自1999年创建“恳谈协商”以来，形成了“对话型民主恳谈”“决策型民主恳谈”“参与式预算”“党内民主恳谈”“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等模式，在扩展社会公众参与、提升党组织的回应性方面取得了非常不错的业绩。但是这一模式的积极影响并未如外界所预料的形成自下而上的推进中国民主改革的动力和契机，也没有在横向进行分散实验，其作用整体上依然限于它的发生地。
（二）官本位与民众主体地位缺失：科层制逻辑延续的文化基础
官本位是指“官”在政治系统的核心位置，并将是否为官、官职大小作为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高低的价值理念。官本位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是相冲突的。官本位思想夸大了部门领导获取信息的能力，轻视社会力量的作用，民众在这种思想中处于边缘位置，是被动的客体。官本位还因为专门机关的部门利益化问题的存在缺乏积极回应社会需求的动力，民众的诉求很难被吸纳进去，弱化了党组织的适应性。
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官僚主义思想在我国社会基本被肃清，但是作为文化形态的官本位则沉淀在文化中无法根除。（1）在个体层面，虽然绝大多数干部具有宗旨意识和公仆意识，但是少部分基层干部却存在官僚主义作风等问题。首先，个别干部在基层治理的过程中不是把自身视为公仆，而是高高在上，不能深入群众当中，“官气十足”，在处理与群众的关系时作威作福。其次，一些基层干部将升官发财视为运用权力的追求，一切以个人仕途为选择依据，在工作的过程中一切以上级的命令和安排为准。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指标大搞形式主义，制造虚假政绩，欺上瞒下，投机钻营。在党建创新中，很多地方搞党建活动围绕上级的要求来制作相应的文字材料，通过虚构实践活动和实践案例来应付上级的检查。访谈中一位社区干部说道：“县里每年都会有新的任务考核下来，我们就要做大量的材料，说实话我们小区人力本来就有限，不可能做那么多事情，结果你也晓得，很多材料是假的。”再次，民众中存在的“权力崇拜”与“父爱”情结是科层制逻辑在基层党建实践创新中存在的重要原因。干部对政治、社会资源的掌控能力导致民众产生“权力崇拜”。计划经济时期，党组织将社会整合进自己的组织体系当中，实现了对社会的高度控制。虽然经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党组织对社会的控制有所放开，但是作为政策执行主体的干部依然享受一定的政治优待，并因其所占据的职位而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力，民众与干部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民众只变成了被管理、被教化的对象。干部围绕上级的指示和命令行动，民众的利益诉求很难被吸纳进来。此外，在基层权力的运行过程中也存在着“父爱式情结”。在面对基层存在的干部腐败时，民众很多时候不是积极主动通过法律手段来检举制约干部的腐败行为，而是依赖自上而下派驻的“包青天”式的清官来为民护权，当然民众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社会正义和自身的效力这里不做论述。（2）在制度设计层面，基层党组织延续科层制的设计模式实行干部级别化、部门行政级别花，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上也是严格嵌套科层制的逻辑，干部的级别进行选拔，并不是依据基层干部为民服务的实际工作业绩。
五、嵌入在组织建设中的科层制逻辑的弊端
（一）信息不对称与行动目标偏离
社会形势的变化促使民众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基层党组织需要处理民众和党员提出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问题。政府不仅要通过革新自身来提升工作效率以及社会认同度，还需要通过与民众和农民组织的互动以此获取来自社会的真实需求信息。但是党组织建设中的科层制逻辑将干部与民众隔开，导致民众与干部之间信息的不对称。
首先，科层制逻辑对基层主要领导干部掌控信息的能力给予过高期待。在纵向的权力结构，自下而上越往上顺延，权力越大而责任越少；自上而下看，越往基层走权力越小而责任越大。在党建创新实践中，基层往往与群众直接接触，能够获取最真实的民众需求信息，但其权力过小，权力的运营规范化也欠缺，导致基层组织不能迅速作出相应的行动来应对群众提出的社会问题。上级组织远离基层，与群众直接互动的机会不多，但是科层制结构恰恰预设了上级党组织过高的权力和对民众需求信息的掌控能力，导致上级组织的决策时常无法与民众需求无缝隙对接，弱化了民众对党组织的认同度。
其次，委托—代理困境弱化了对基层干部的监督。一方面，党组织的组织系统实行纵向的层级划分，上级组织为了激励和督促基层组织落实上级的政策将管理权力授权于基层组织，并对其实行严格的考核。为了尽快达标，一些基层党组织便通过向上输送虚假信息，以此蒙混过关，这不仅妨碍了党组织决策的正确性，而且也给自上而下的监督制造了障碍。另一方面，由于科层制制度结构带有很强的封闭性，不仅横向的部门之间信息传递不及时，共享不充分，而且干部与群众之间的信息存在巨大的不对称，这给小部分干部侵害群众利益或者无视群众利益需求采取行动留下来空间。
（二）效率主义与公众参与的缺失
如前文所述，因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政治任务不同，党组织所具备的功能与自身的角色定位都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基本围绕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基于组织变化发展的管理主义取向，强调效率在组织发展中的价值；另一条是基于合法性认同意义上的组织所肩负的社会治理功能，其中扩展公民参与途径、对民众进行公民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特有的职责所在。实践中，党组织总是在两种价值之间权衡以实现均衡，但是也有失衡和冲突的时候。
首先，在压力型体制下，党员干部以优先完成科层制指标任务而不是满足民众需求为导向。党组织实行自上而下的控制与自下而上的服从相统一，党组织通过资源分配、政治激励以及权力控制实现对下级乃至基层组织的管理，基层党员干部选择优先完成自上而下的科层制指标是理性核算的结果。一是在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以后，及至国家开始实行乡政村治，国家权力上收，基层党组织所依凭的政治权力被撤出后，农业税费成为农村党组织掌控基层社会的唯一抓手。与农村党组织面临的组织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匮乏的形势相反，农村党组织不仅被赋予落实党和国家政策方针的任务，还肩负了管理乡村社会的功能。民众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使得基层党组织可调动的资源非常有限。二是民众多样化需求的整合需要支付极高的成本。在农民组织化低下、农民参与途径不畅通的条件下协调和整合多样化的民众需求需要很高的成本，这使得部门基层干部绕过民众直接决策，虽然提高了政策执行的效率，但对于决策的科学性和适应性、党组织的回应性是一大损失。
其次，突破科层制路径依赖需要极高的成本。一方面，在科层制逻辑下，“一把手”掌控着部门的实际权力，在领导班子中处于核心位置。虽然组织运行规范要求，重大决策必须经过集体讨论协商决定，但是有些一把手几乎可以绕过集体讨论的环节直接决策。同时，一把手对组织的人事具有决定性作用。基层干部要想摆脱已有的僵化的工作方式，只有获得一把手的认同与支持才有机会进行，否则要面临与上级冲突的风险。另一方面，《党章》规定，我党上下级组织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下级组织要无条件服从上级组织。这对于维护党组织的统一、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但是这也很容易导致基层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之间的关系陷入僵化状态，基层党组织既缺乏自主行动的空间，也无意愿去创新基层工作方式与内容以更好地为民众服务。
六、小结与讨论：社会治理功能与政党调适
农村党组织兼具社会治理功能与组织管理功能，围绕双轨功能农村党组织衍生了两种不同的行动逻辑，前者是服务于社会，强化社会治理能力的功能；后者强调提升组织的管理效率，实现组织目标。但是在压力型体制下，农村党组织倾向于强化其科层制管理逻辑，而对社会治理逻辑则关注不够，其中既有科层组织惯习形成的路径依赖的原因，也有官本位等文化因素的影响。党组织中科层制逻辑的延续使得政党的开放性、适应性受到很大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到了民众对与政党的认同。对于本文的研究还引发作者对以下问题的思考：
第一，基层组织与上级组织的关系协调问题。由于基层党组织直面公众，对民众的需求有最真实的体会，能够获取最真实的民众需求相关的信息，但是现有的制度体制赋予基层组织的权力与自主空间太少，基层工作缺乏施展的空间，可否考虑在维护党组织的完整性、统一性的前提下赋予基层党组织更多的服务基层社会的权力。
第二，基层党组织角色与功能定位问题。农村党组织缘于社会并服务社会是党组织应有的价值旨归。但是在现实中党组织实际演变为县、乡镇党组织管控乡村社会的机构，是政党科层制体制在基层社会的延伸部分，带有很强的管理主义取向。为了重新激发农村党组织服务乡村社会发展、引领乡村社会发展的作用，需要在维护党组织结构的完整性与统一性的前提下依据各地实际，灵活定位党组织的角色与职能。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作者简介：朱天义，男，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青海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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