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受到工业生产方式的冲击，使得这块环境伦理不曾设防的净土受到严重的污染与破坏。为了避免乡村自然环境持续恶化下去，实现美丽乡村愿景，建构中国乡村环境伦理尤为必要。城市病的广泛出现和日趋严重，美丽乡村成为人们想往场域，为了适应逆城市化发展趋势和人们回归自然的要求，为乡村自然环境筑起道德屏障就成为一种必然。乡村环境伦理建设要落实到实处，必须充分激发建设主体的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则是强化农民主体建设美丽乡村自觉性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中国乡村 环境伦理建设 哲学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村召开的农村改革座谈会上讲到：“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习近平总书记这一讲话，揭示了乡村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和农民富的路径和措施多种多样，但加强乡村环境伦理建设，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因为未来世界发展的潮流是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运动，农业产品的生态化和乡村自然环境良好是国际社会普遍的伦理要求，也必然成为世人幸福生活的基本内涵。乡村环境伦理建设包含农产品的生态化、乡村自然环境的美化，以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内容，因而它必然成为促进农业强盛、农村美丽、农民富有的必由之路。中国环境伦理建设已经开展了几十年，但乡村环境伦理建设却十分滞后，致使乡村环境问题迟迟得不到改善和解决，甚至还出现了城市污染源向乡村转移并使乡村环境恶化的倾向。因此，加强乡村环境伦理建设，为乡村自然环境筑起保护的伦理盾牌，促进乡村生态经济发展，成为我国迫在眉睫的事情。
一、中国乡村环境伦理建设的必要性
中国乡村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传统乡村生活模式本身是生态化的，达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状态，根本不存在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自然环境的破坏。人们日起而作，日落而息，模仿自然而生产，并将乡村养鸡、养鸭、养猪产生的垃圾和日常生活垃圾作为肥料供给土地，创造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循环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在这种天人合一的乡村生产生活条件下，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不需要环境伦理，也根本没有环境伦理，农民更没有必要形成或拥有环境保护意识。乡村所具有的伦理主要体现在人与人关系方面，注重维护家庭和睦与社会和谐。但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国乡村天人合一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被逐渐打破，传统的农业存在方式和乡村生活模式受到现代工业和现代技术的严重冲击。这种冲击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广泛增加了农产品的产量和农产品的丰富多样性，极大地解放了乡村劳动力，使乡村农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现代化；另一方面由于传统乡村没有环境保护的伦理理念和伦理规范，乡村环境伦理处于真空地带，在工业现代化对乡村生产生活的侵袭下，使得乡村自然环境污染和破坏问题逐步凸显并且日趋严重，甚至还严重威胁着农业生产自身。无论是在中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不管是经济发达地区还是经济落后地区，目前乡村自然环境几乎都成为污染和破坏的重灾区。
首先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到，严重污染和破坏了乡村自然环境。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乡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乡镇企业建设运动，各地乡村纷纷建立了各种类型的工业企业，以谋求乡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些乡镇企业充分利用乡村地区的各种自然资源，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虽然乡镇企业对乡村经济的繁荣和对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由于乡村缺乏环境道德规范的约束，乡镇企业主自身也缺乏环境保护意识，致使乡镇企业对各种自然资源的使用几乎都是剥夺式，不计后果的进行开采、开发，结果导致乡村自然资源的破坏程度都非常严重。乡镇企业由于生产技术设备都比较简陋和落后，自身无法完成工业污染物的处理和净化，只好将各种工业污染物直接排向乡村自然环境之中。这意味着乡镇企业越是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就越是严重。我们仔细观察都会看到，乡镇企业发达地区的自然环境几乎都存在着严重的环境破坏问题。一个稍微上规模的乡镇企业，就可以污染一个乡村周围的河流、湖泊、土地和天空。更为可悲的是，在当今国家加大治理城市污染的情况下，许多污染企业又纷纷转移到乡下，导致乡村成为容纳环境污染的场所。据腾讯今日话题2013年2月19日消息称，山东潍坊一些乡村企业为了躲避环境的监察，用深坑、渗井方式排放工业污水。中国新闻网2016年1月27日报道，山东寿光台头镇北台头村某造纸企业将大量化工废弃物埋入地下。最近几年，报纸、电台和网络媒体揭露出各式各样的乡村污染问题，致使乡村成为工业污染的避难所。
其次是农产品安全问题严重。农民为了促成粮食丰收和提高农产品的产量，但又缺乏对农产品安全的道德意识，结果导致农业生产大量使用化肥和各种杀虫剂，致使土地污染严重，农产品农药残留物严重超标。中国改革开放后，乡村大量人口开始涌向城市，农业生产对乡村有机肥的使用急剧降低，而对工业化肥使用产生了生产性依赖。乡村土地长期使用化肥使土壤板结、地力下降，还造成土地中重金属、无机盐等有害成分超标。据2009年有关研究表明，我国乡村存在着过量使用化肥现象，结果造成化肥的巨大浪费。“我国目前化肥年使用量达4124万t，化肥平均施用量450kg/hm²，超过发达国家公认的安全上限（225kg/hm²）的1倍位居世界第一位。……化肥利用率极低，氮肥平均利用率只有30%—40%、磷肥只有10%—20%、钾肥只有35%—50%，可见我国每年有2500—2800万t的肥料养分流失。”一部分化肥随农业退水和地表经流进入河、湖、库、塘污染水体，另一部分化肥随着雨水向地下水渗透。据监测，农村地区许多浅层地下水的硝酸盐氮、氨氮、亚硝酸盐氮都严重超标，甚至还含有一些致癌物质，对人、动物都造成威胁。乡村农业生产除了过量使用化肥外，还大量使用各种杀虫剂和农药，造成杀虫剂和农药污染。我国在1983年以前生产的农药以高残留的有机氯农药为主，占总量的53%，由于该农药的利用率低于30%，70%以上的农药散失于环境之中，使大气、土壤、水体、农畜、水产品受到污染并通过食物链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大量使用农药导致了害虫对农药产生了抗药性，结果使得农民不得不越来越大量施用农药，加重了农业环境污染，使其陷入农药使用的恶性循环之中。土壤中大量农药聚集，致使土壤有毒化严重，导致从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粮食与蔬菜品质下降。更为可悲的是，农民为了保持农产品的美观，防止虫害损害农副产品形象，干脆将农药直接喷洒于农副产品上，严重威胁食用者的身体健康。
最后是农民环境保护意识缺乏，造成乡村脏乱差问题突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农业生产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化肥成为农业增产的主要手段并被广泛使用，由乡村的鸡鸭猪鹅粪便、各种秸秆和农民生活垃圾所形成的有机肥无奈退出农田。但是这些大量的禽类粪便、各类秸秆和农民生活垃圾不能使用到农田当中，只好随意丢弃在乡村环境中，造成了乡村环境污染，脏乱差成为乡村的一个突出问题。虽然农业机械化代替了密集型劳动，使劳动者从沉重的乡土劳动中解放出来，但是，这些解放出来的大量乡村劳动力却涌向城市而成为打工仔，致使乡村成为老人、儿童和村妇的留守地。正是有效劳动力的严重匮乏，没有人投入到乡村环境清洁卫生的整治、打扫和管理中，致使乡村环境生活垃圾和禽类粪便遍地，各种杂物堆积的路边和墙边，到处是塑料代和塑料瓶，满天的苍蝇四处飞舞，在夏天更是臭气熏天。
现代工业社会和现代科学技术本身是反自然的，其释放出来的改造自然的巨大力量严重威胁着自然环境的生存。当现代工业和现代科学技术侵袭乡村并使乡村现代化时，使得传统乡村伦理无法应对现代工业本身内在蕴含的破坏自然环境的这种新情况。尽管传统乡村伦理很发达，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提出了种种道德规范和行为约束，但由于传统乡村伦理缺乏环境保护的内容，无力对乡村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形成保护的伦理屏障，也没有乡村环境伦理来保护各种农产品免遭滥用化肥和农药的袭扰，农民自身更是缺乏环境保护意识，因而乡村自然环境遭受破坏和污染就成为必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乡村的经济发展相对于城市经济发展来说总是不足和滞后的，长期以来农民的财富收入总是落后于城市市民，努力成为城市市民就成为每代农民的光荣梦想。尤其是当现代市场经济大潮占领乡村社会后，农民急于发财致富的心理，迫使他们不择手段的掠夺乡村自然资源，污染乡村自然环境，用牺牲乡村美丽环境为代价置换财富的更多收入。“乡村经济发展不足”和“乡村经济发展不当”成为困扰当今中国乡村发展的瓶颈。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是农村改革，但随着改革的深入，现代化建设主要集中于城市，乡村发展开始受到冷落。传统乡村伦理观念被现代性消耗殆尽后，新的乡村伦理观念尚未诞生，尤其是乡村环境伦理建设更是滞后于城市，乡村成为了环境伦理的真空地带。如何填补乡村环境伦理的这一真空，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而言之，面对工业经济和现代技术造成的新形势和乡村的新特点，需要建设一种新的伦理观念即环境伦理观念来规范工业经济和现代技术在乡村的使用，确保在提高乡村现代化程度的条件下，乡村自然环境和乡村农产品得到道德上的保护。乡村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环境，乡村环境如果得到完全破坏，将直接破坏人类的生存条件。从这一意义上讲，乡村环境伦理建设是十分必要的。没有乡村环境伦理，即没有卫生的粮食可吃，没有洁净的水可用，没有清新空气可吸，没有魅力自然环境可供人类休闲和享受，何谈人类的幸福生活。乡村环境伦理建设是保全人类生存、免遭灭顶之灾的底线，是防范肆意毁坏作为人类生存条件之自然环境的屏障，是生产出安全可靠食品的武器。因此，加快建设乡村环境伦理，建构乡村环境伦理规范就成为摆置人们面前一项重要任务。
二、中国乡村环境伦理建设的必然性
中国改革开放开始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尽管中国现代化建设远远晚于西方发达国家，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却远远超越了西方发达国家。中国仅仅用了30多年的时间，就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民生活水平已基本步入小康。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迅猛开展，中国社会也像西方近现代社会一样，掀起了一场广泛而持久的城市化运动。大量乡村人口从四面八方涌向城市。致使小城市迅速扩展为中等城市，中等城市迅速扩张为大城市，大城市迅速扩大为特大城市。中国以农业为主的传统型乡村社会向以工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发生了转型。《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指出，中国城市化率已经突破50%，2015年中国统计局发布2014年经济数据，表明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4.77%，中国城镇人口完全超过了农村人口，这标志着中国已经完全步入了现代社会。但是，中国的社会发展像发达国家一样，随着城市的迅速扩张，城市病也相应地涌现出来，如人口拥挤、交通堵塞、住宅紧张、空气污浊、噪声不断、环境恶化、就业困难、公共卫生服务不配套，犯罪率高等等。城市病给城市居民带来了较大的心理压力和较重的生活负担，城市居民在城市里为生活、为工作、为老人、为孩子、为住房忙忙碌碌，精神处在十分紧张之中，心情常常疲惫不堪。面对城市病，国外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逆城市化运动进行应对，城市居民纷纷逃离城市，向乡村和郊区发展，城市反而成为贫困人口的居住地。中国目前尽管尚未出现逆城市化运动，但逆城市化迹象已经出现。北京一项最新调查研究显示，在被调查者中有54.5%的人意愿到郊区投资，70%的人意愿到郊区购买第二套居所。上海的年轻白领，有越多的人希望工作日在市中心上班，周末在田园风光里休闲。以前“挤破头”的农转非现象，现在开始退热，在我国东部发达地区不愿落户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多，乡村户籍更多地受到人们的欢迎。
中国城市病的广泛出现，以及城市居民逃离城市而向乡村发展的意愿表明，城市并非是人们的理想的生活场所，而乡村的绿水青山、鸟语花香，榆柳荫后园，桃李罗堂前的美景，才真正是人们追求的美好生活环境。陶渊明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所表达的恬淡闲适的场景，更是让疲惫不堪的城市居民所向往。当前中国媒体和网络热议的“乡愁”，以及今年春节过后出现的各种“回乡记”，无不表达着城市居民对乡村自然美景和休闲恬淡生活的想往和怀念，以及对城市灰色生活的厌烦和遗弃。美丽的、让人流连忘返的奇峰峻岭、田园风光并不在城市中，而是在众多的乡村环境附近。唯有在乡村，人们才能够回归大自然、亲近大自然、融入大自然，放松和缓解因城市生活导致的疲惫心情，体验真实的自我。也就是说，逆城市化运动的出现昭示我们，随着人们生态意识的觉醒和对返璞归真亲近大自然的渴望，乡村将成为人们美好生活的理想场所，因为乡村的优势是生态和绿色，在乡村人们才能够回归美丽自然、体验到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幸福状态。当然，乡村生态优势的崛起与工业文明耗尽了它的能量有关。工业文明尽管用机械力替代了人力，以机器生产的高效率将人从沉重的劳动负担中解放出来，但其本身内在蕴含的破坏自然环境的驱力，也造成了人们无法亲近自然的弊病，并使人们受到各种环境污染的伤害。当社会创造的财富比较丰盛、人们过上富裕的生活之后，追求较高的生活质量即追求环保、绿色、舒适的生活就成为必然。乡村恰恰是舒适休闲和环保绿色生活的象征和场地，从这一意义上讲，乡村必将以自身的生态优势赢得人们的青睐，向往乡村而生活将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乡村本是人的灵魂的栖息地，通过与秀丽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使人们放松心情，回归灵魂的静谧和安详。但是现在的中国乡村，在现代化的冲击下，显得比城市还浮躁和急切。当下的中国乡村环境状况是十分令人堪忧的，并不能够适应人们追求乡愁和回归自然的愿景，担当不起引领中国绿色发展的重任。因为中国乡村自然环境破坏比较严重，脏乱差成为乡村的代名词，农产品农药污染也比比皆是。因此，中国乡村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逆城市化趋势，适应人们记住乡愁、融入自然、放飞心情的愿望，就必须加强乡村环境伦理建设，使广大农民形成鲜明的环境伦理意识，做到自觉保护自然环境，充分营造绿水青山之美景，由此才能保证满足人们亲近自然的需求。回归自然、与自然亲密接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这一社会发展趋势势必要求乡村建设环境伦理，填补乡村环境伦理的空白，确保为人们提供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美丽自然环境。也就是说，乡村环境伦理建设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乡村环境伦理建设是社会绿色发展的必然要求，具有社会历史必然性。
中国政府为了应对工业化所带来的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国策。生态文明作为对工业文明的超越，意味着人们必须转变对自然环境和对自然万物的暴力态度和暴力行为，用文明的方式而非用野蛮的方式对待自然界，因为文明本身表达的就是人脱离野蛮，走向一种有道德、有涵养的境界。《文明论概略》的作者福泽谕吉提出：“归根结蒂，文明可以说是人类智德的进步。” 智慧和道德的进一步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来说，就是做出明智的行为，因为任何美德都离不开明智，没有明智也就没有伦理美德。“没有明智就不存在主要的善，没有伦理德性也不存在明智。” 亚里士多德认为，明智作为一种美德其本质在于做出正确的选择，所谓正确的选择是恰当地选择“中道”，“要在应该的时间，应该的情况，对应该的对象，为应该的目标，按应该的方式，这就是要在中间，这是最好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过度和不及都属于恶，中道才是德性”。中道是一种美德和善，明智选择就是选择美德和善，而选择美德和善就是文明。根据文明与智德的这种关系，我们可以说，建设生态文明意味着人们要选择一种善的方式对待自然万物，做到有道德的对待自然界，这是当今人类的明智选择，属于人类的美德和文明。人以道德的方式对待自然界，这是环境伦理的基本要义，也是人对待自然万物的基本道德态度和基本道德规范。从这一意义上讲，生态文明建设首先是环境伦理建设，一种善待自然的环境伦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涵和基本要求。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乡村占有广袤的空间和地理优势。习近平在小岗村召开的农村改革座谈会上讲到：“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规划先行，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补农村短板，扬农村长处，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住田园乡愁。要因地制宜搞好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创造干净整洁的农村生活环境。” 这表明，乡村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就没有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没有乡村美丽自然环境就没有中国美丽自然环境。 尽管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治理城市病是十分必要的，但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却应该处于优先地位。因为乡村的优势是生态，美丽自然环境在乡村，人们回归自然，向往美丽自然环境，不是回归城市、向往城市，而是回归乡村、向往乡村、记住乡愁。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加强美丽乡村建设，加强乡村自然环境保护，治理工业和城市对乡村的污染，营造人与美丽自然亲密接触的愿景，而这一切都需要通过乡村环境伦理建设才能落实到实处。乡村环境伦理是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基本内容，通过乡村环境伦理建设能够从道德上规范人们对待自然环境的态度和行为，唤醒人们自觉保护自然环境的伦理意识，做到善待自然万物。人们只有真正做到善待自然之时，才能确保人们文明起来，成为一个文明的存在物。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也必然要求乡村环境伦理建设，乡村环境伦理建设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结果。
三、中国乡村环境伦理建设的主体自觉性
无论是中国乡村环境伦理建设的必要性，还是必然性，都最终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乡村环境伦理建设的主体能否自觉建设乡村环境伦理。只有作为乡村环境伦理建设主体的农民以极大热情投入到乡村环境伦理建设之中，乡村环境伦理建设才有可能真正建构起来，中国乡村自然环境才能够真正得到保护。然而，当今中国乡村环境伦理建设却出现了一个令人十分担忧的现象：作为乡村环境伦理建设主体的农民不是安心留在家乡建设美丽乡村，而是纷纷逃离乡村而涌向城市，沦落成为城市的打工仔。如果乡村成为空心村，成为老人和儿童的无奈居所，乡村环境伦理建设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就会落空且遥遥无期。
为什么农民纷纷逃离乡村而涌向城市呢？这与我国忽视农民、歧视农民的价值立场有关，当然也与现代性思维有关。长期以来中国乡村农民的经济收入始终落后于城市市民的经济收入，即使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也是以牺牲农民利益的做法，确保对城市市民的供应。城乡之间产品交换时存在的剪刀差即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就说明了这一问题。由此，就必然使得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现代性价值观念：城市代表先进和现代，乡村代表愚昧和落后，工业经济优越于农业经济，城市生活优先于乡村生活，居住在城市要远远好于居住乡村。正是这种价值观念的误识，就使得农民将获得城市市民身份视为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即使是政府官员在谋求缩小城乡差别时，亦总是考虑如何用城市统一乡村，如何让农民进入城市。一句话，农民的经济收入低下和社会地位低下，主体的价值难以得到满足，使得农民难以安心在家乡生活。因此，要解决农民逃离乡村问题，或者说要吸引农民返回家乡并建设美丽乡村，就必须转变农民愚昧、乡村落后的价值观念，确保增加农民的收入，实现城乡之间的公平正义。只有满足了乡村环境伦理建设主体的价值需求，现实地确保农民为成为农民而感到自豪和优越，农民才能够自然而然地留在家乡并自觉建设美丽乡村。
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随着工业文明耗尽了它自身的能量，就必然被生态文明所取代。如果说农业文明是以农业为先进生产力，工业文明是以工业为先进生产力，生态文明则必然是以生态为先进生产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由于乡村具有绝对的生态优势，优美的自然环境完全都在乡村所在地，健康、安全、卫生、有机、绿色的农产品能否生产出来，也完全依赖于农民的环保意识和农民对农产品的精心呵护。乡村象征着绿色与生命，城市则代表着灰色和死亡（工业产品完全是无生命的）。由此可以断言，经过工业文明洗礼的乡村农民应当是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力军，他们应该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换一个角度说，随着现代化的深入，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逐渐让位于作为第二产业的工业，而随着现代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二产业就会逐步让位于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产业结构理论的开创者科林·克拉克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会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转移，服务行业将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 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按此提出：“按照这个标准，后工业社会第一个、最简单的特点，是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如贸易、金融、运输、保健、娱乐、教育和管理。” 丹尼尔·贝尔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是指超越工业社会之后的社会，类似于生态文明的社会或生态社会，其服务业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断言：“中国已进入到后工业化阶段.，服务业将主宰中国”。 随着服务业成为社会的主流行业后，乡村的生态优势则以服务业的形态凸显出来而引领中国的经济发展，当大量的城市人口追求回归自然、亲近自然而涌向乡村休闲、旅游、养老、养生时，必然带来乡村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当然，作为第三产业主力军的农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而是有着生态意识的新型农民。当农民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力或先进的生态生产力代表时，社会必然会尊重他们。
社会对农民的尊重，不仅在于农民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更在于农民作为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还要拥有较高的经济收入。也就是说，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还必须首先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农民有没有较高的经济地位往往决定着他有没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有一种观点认为，保护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是矛盾，经济要发展就必然破坏自然环境，保护自然环境就必然限制经济发展。依据这一观点，建构乡村环境伦理，让农民自觉地以道德的方式保护自然环境，根本不可能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只有破坏自然环境才有可能广泛增加农民的经济来源。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存在二律背反的这一理解实际上是一种误识，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就已经表明保护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是统一的，保护自然环境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保护自然环境能够引领经济的发展。因为在生态文明的时代，生态的生活方式一定高于非生态的生活方式，生态有机产品一定优越于非生态、非有机的产品，生活在优美自然环境之中一定优先于生活在灰色、死气沉沉的钢筋水泥环境之中，绿色消费一定超越于非绿色的消费。既然如此，加强乡村环境伦理建设，还乡村绿水青山之颜色，就能够吸引众多的人到乡村来欣赏美景和休闲养生。祛除农产品的农药污染，生产出绿色有机产品，就一定能够大大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据有消息称，一位日本农民在山东购买了一块土地，经过五年时间的休养生息让该土地彻底转变为有机性和绿色化的土地，结果在该土地生长出来的产品比一般农产品要贵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但仍然是供不应求。由此可见，农民通过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文明建设，完全可以增加自身的经济收入。农民作为生态文明时代的先进生产力代表并不仅仅是一个空洞符号，而是要通过较高的经济地位和较高的经济收入体现出来并加以证实，否则难以体现先进生产力的先进性质。
中国要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乡村生态文明，必须激发乡村农民的积极性。当农民通过环境伦理建设和生态文明实践建设，获得颇丰的经济收入，赢得良好的职业声望，为成为农民而感到自豪时，乡村必定以美丽的形式呈现于世人面前，那种“阳春白日风在香”，“千里莺啼绿映红”，“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的美景一定令人流连忘返，向往美丽乡村将是、也必定是人们的追求美好生活的必然选择。
注释：略
作者简介：曹孟勤，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环境哲学委员会副理事长。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州学刊 2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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