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劳动者工资水平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继续稳步提升，生活水平得到持续改善，这些变化既是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源于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一直以来，合理进行收入分配、不断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是政府致力于解决的问题之一，也是广大学者讨论最为深入的热点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收入分配改革越来越重视，一系列改革政策和措施陆续出台且日益全面、系统；改革力度日益加大，贯彻落实情况明显改善，收入分配制度、薪酬制度、社会保障制、个人
所得税制度、土地流转收益分配制度等先后进行了诸多调整，这些改革政策和措施对促进劳动者工资水平和居民收入的较快提高，推动收入分配格局的合理调整发挥了积极作用。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收入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的问题研究进行了大量研究，为深入探讨我国城乡收入差异及其影响因素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从我国城乡收入差异的研究来看，有学者从城乡收入分配差异的现状①、深层次问题②、成因③、影响关系④、差异测度⑤、变动趋势⑥、政策选择⑦等角度进行了初步探讨，但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有关中国城乡收入差异的研究仍较缺乏，尤其是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变动及其影响因素方面的探讨更是缺乏，现有的研究成果仍不足以反映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与此同时，还有学者通过从财政的角度来研究其他因素与中国城乡收入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探讨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影响因素，如从财政支出的规模和结构⑧、财政社会保障支出⑨、政府财政支出⑩、财政分权⑪、城市化与城镇化⑫、财政政策与制度⑬等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纵观相关学者的研究，虽然有学者从财政的不同因素视角探讨了其与城乡收入之间的关系，有利于进一步探讨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影响因素，但从系统的财政支出结构视角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较少，从财政支出视角对中国城乡收入分配进行系统分析，而且结合城乡收入差距与影响因素视角对城乡收入进行研究的成果更是缺乏。因此，本文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运用2000-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Theil系数对中国城乡收入水平差异进行研究，然后从财政支出的不同角度，运用基尼系数和相关计量模型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试图为探讨中国城乡收入差异、影响因素以及解决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提供经验证据。
二、基于Theil系数的中国城乡收入差异
（一）Theil系数公式
Theil系数又称为泰尔系数，是20世纪60年代Theil提出的用来衡量地区差异的重要指标。Theil系数可将地区差异分解为地区间差异和地区内差异，其差异值在0～1之间变化。Theil差异值越接近1，表明地区差距越大；反之，Theil差异值越接近0，表明地区差距越小。地区总差异、地区间差异和地区内差异的计算公式如下⑭（见公式1-3）。
其中，T总、T地区间、和T地区内分别表示总差异、地区间差异和地区内差异，n为划分的区域数量，Yi、Pi分别表示各大区域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年末总人口的比重，Yij、Pij分别表示i区域的j县（区、市）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年末总人口占所在区域的比重。用各差异与总差异的比值来分别表示各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数据来源方面，各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5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1—2015年），各省（区、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主要通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年末总人口之积求得。根据中国区域划分方法，可将中国划分为东北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其中，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二）中国四大区域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异的测算及比较
1.城镇差异：中国四大区域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差异的测算。通过将中国31个省（区、市）划分为东北、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四大区域，采用2000—2014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年末总人口数，运用公式1-3，对中国四大区域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总差异、地区间差异和地区内差异以及各大区域的区内差异进行测算，并计算得到各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经计算发现，2000—2014年中国四大区域城镇居民收入的总差异总体上不断减小，其Theil系数从2000年的0.01637减小至2014年的0.01041，表明中国四大区域城镇居民收入之间的差异总体上不断缩小，并反映了中国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均衡程度进一步提升。从地区间差异来看，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地区间差异在2000—2005年之间经历了先减小后增加的过程，其中2003年是一个重要拐点，该年地区内差异的数值大于地区间差异的数值；2005—2014年，地区间差异不断减小，从2003年的0.00889减小至2014年的0.00537，这期间中国各省（区、市）之间的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也不断缩小。从地区内差异来看，地区内差异经历了从2000年的0.00654增加至2002年的0.00879，随后从2002年的0.00879逐渐降至2013年的0.00386，但在2014年又迅速增至0.00504。可以看到，2002—2013年中国四大区域城镇居民的地区内差异总体上不断缩小。从贡献率来看，除了2002年地区间差异和地区内差异的贡献率出现大小更替外，2000—2013年，地区间差异的贡献率均大于地区内差异的贡献率，表明这期间地区间差异对总差异的影响较地区内差异要大。但2014年，地区间差异和地区内差异之间以及两者的贡献率之间都较接近，反映了中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地区间差异与地区内差异都较接近。此外，从东北、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区内差异来看，东部地区的区内差异最大，西部地区的区内差异次之，第三是东北地区的区内差异，最小的是中部地区的区内差异，这说明东部地区各省（区、市）之间的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中部地区各省（区、市）之间的城镇居民收入均衡程度相对较高，而东北地区各省（区、市）之间的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略有扩大。
2.农村差异：中国四大区域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差异的测算。通过将中国31个省（区、市）划分为东北、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四大区域，采用2000—2014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年末总人口数，运用公式1-3，对中国四大区域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总差异、地区间差异和地区内差异以及各大区域的区内差异进行测算，并计算得到各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结果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2000—2014年中国四大区域农村居民收入的总差异、地区间差异和地区内差异都呈现不断减小之势，表明中国四大区域农村地区居民收入的总差异、地区间差距以及地区内差距都呈缩小之势，无论是地区之间还是地区内部，农村地区居民的收入差距都不断减小，农村地区之间居民的收入均衡程度都不断提升。从贡献率来看，地区间差异和地区内差异的贡献率逐渐接近并向中间靠拢。从区内差异来看，东部地区的区内差异相对较大，但总体上呈现较小之势；而西部地区的区内差异次之，但西部地区的区内差异在2000—2007年呈增加之势，在2007—2014年呈减小之势；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区内差异则最小。
3.城乡差异：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异的测算及比较。为进一步分析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异，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将中国划分为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其中，城镇地区包括中国31个省（区、市）的城镇地区，每个省（区、市）的城镇地区为一个研究单元；农村地区包括中国31个省（区、市）的农村地区，每个省（区、市）的农村地区为一个研究单元。然后采用2000—2014年中国31个省（区、市）城镇地区、农村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年末总人口数据，运用公式1-3，对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总差异、地区间差异和地区内差异以及城镇和农村地区的区内差异进行测算，并计算得到各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2000—2014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地区内差异总体上相对较小，且自2002年以后总体上略呈缩小之势，表明城乡之间地区内部居民的收入差距相对较小；但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总差异和地区间差异自2001年迅速扩大，并在2001—2006年略呈扩大之势，2007—2014年又略呈缩小之势，但总差异和地区间差异仍较大，其差异值是地区内差异的4～6倍，表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仍较突出，迫切需要采取措施加以改善。从区内差异来看，城镇地区的区内差异从2000年的0.01620减少至2001年的0.00813，并在2001—2003年变动幅度不大。随后从2003年的0.00787逐渐增至2005年的0.01080，之后在2005—2014年总体上略呈现缩小之势，但其差异值仍较农村地区的区内差异要大；而农村地区的区内差异从2000年的0.00042迅速增至2001年的0.01138，随后在2001—2014年总体上呈现减小之势，表明农村地区内部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不断改善。
三、财政支出结构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大多数学者选取的财政支出结构主要包括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支出，却忽视了财政科学技术支出、财政交通运输支出和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对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及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故本文的财政支出结构主要选取了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PUB）、财政教育支出（EDU）、财政科学技术支出（TEL）、财政社会保障就业支出（EMP）、财政医疗卫生支出（HEA）和财政交通运输支出（TRA）六个财政支出项目。首先建立回归模型分别研究财政支出结构项目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情况，建立模型如下：
其中，GAP表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即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该变量值越大，则表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PPUB表示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于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有一定的时滞性，因而本文选取滞后两年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作为自变量；PEDU和PTEL分别表示财政教育支出和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占当年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由于教育支出和科学技术支出对人们收入的影响效果存在时滞性，不能马上显现出来，因而均选取滞后一期的值作为自变量；PEMP、PHEA、PTRA分别表示财政社会保障就业支出、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和财政交通运输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ai表示这些变量的系数，ui表示控制变量，控制变量有人均GDP的对数LNGDP，用来衡量经济增长水平；URB表示城市化率，即非农人口占各省总人口的比重；HP为各省（区、市）中小学在校人数占各省总人数的比重，用来衡量受教育程度。
以上所选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5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1—2015年），其中模型1和模型2采用的是我国31个省（区、市）2000—2014年各指标的面板数据。从所选取的原始数据来看，2000—2014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较大，财政教育支出、医疗支出、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财政交通运输支出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虽然数据整体上升趋势明显，但各指标之间的变化幅度还是有细微差别的。其表现为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先快后慢，其中2001年是转折点；而农村居民收入则是先慢后快，2000—2006年增长速度较慢，2007年后增长速度加快。财政支出的六个项目中，教育和医疗支出增长都比较快，并且均是从2003年后开始快速增长，增长趋势相接近。
（二）实证结果分析
从模型1回归结果（见表-3）来看，中国财政公共服务支出、和财政医疗卫生支出（HEA）和财政交通运输支出（TRA）的居民收入弹性为负，而财政教育支出（EDU）、财政科学技术支出（TEL）、财政社会保障就业支出（EMP）的收入弹性为正，其绝对值都小于1。各项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弹性不同，且同一财政支出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间的乘数效应大小也不同，城镇居民收入的乘数效应小于农村居民。当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每增加1个百分点，则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分别减少0.00184和0.00673个百分点；教育支出每增加1个百分点，则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分别增加0.00683和0.01957个百分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每增加1个百分点，则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分别增加0.00681和0.01891个百分点；财政社会保障就业支出每增加1个百分点，则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分别增加0.00392和0.01407个百分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每增加1个百分点，则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分别减少0.00525和0.01423个百分点；财政交通运输支出每增加1个百分点，则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分别减少0.00102和0.00314个百分点。
从模型1可以看出，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明显不及其他几个财政支出项目显著，归根结底是因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主要是用于公共部门或公共物品供给，居民都能享受到该支出项目所带来的效益，而该效益是具有外部性和综合性的，为全社会提供福利，但具体分摊到居民个人身上则看不出明显收入弹性效果；财政教育支出（EDU）、财政科学技术支出（TEL）、财政医疗卫生支出（HEA）和财政交通运输支出（TRA）四个项目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都是非常显著的。这不难解释，在已有的很多文献里，相关学者都已经深入研究了教育和科学技术对收入分配具有明显的影响效应，并且都是正效应。财政医疗卫生支出（HEA）和财政交通运输支出（TRA）的效果也同样显著，并且呈负效应关系，原因是按照现行的医疗保障制度，根据配比原则，随着医疗财政支出的增加，个人医疗保障支出部分也相应增加，医疗保险费用的增加将直接导致居民拿到手的实际收入减少。另一方面，财政交通运输支出增加，公路、铁路等交通运输网络更加全面，高铁、飞机等交通工具供给也相应增加，刺激了人们改善出行交通方式，选择价格高昂但更加快捷方便的交通方式或交通工具，这无疑会使居民收入减少。
经回归模计算可知，PPUB、PEDU、PTEL、PHEA、PTRA的系数均为负，说明财政支出中滞后两年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财政教育支出、财政科学技术支出、财政医疗卫生支出、财政交通运输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增大都显著地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只有PEMP的系数为正，高达4.6732且较为显著，这说明财政社会保障就业支出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与模型1里财政社会保障就业支出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影响效果不同的结论相吻合。在控制变量中，LNGDP的系数为正且非常显著，这说明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存在倒“U”型现象。URB的系数也是显著为负，意味着推进城镇化发展和提高城市化率将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四、结论
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测算了2000—2014年我国城镇地区、农村地区居民收入的地区总差异、地区间差异和地区内差异，并对不同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区内的居民收入差异进行比较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财政支出分别对不同地区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所产生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变动的影响因素。
1.2000—2014年中国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居民收入差异总体上均呈现不断缩小之势，表明2000年以来中国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居民的收入均衡程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但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之间的城乡收入总差异整体上仍然较大，城乡收入总差异受城乡的地区间差异影响较大，且是城乡地区的地区内差异的4～6倍，反映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仍较突出，迫切需要采取措施解决城乡收入差距较突出的问题。
2.城镇地区的地区间差异和地区内差异分别在2005—2014年、2002—2013年呈缩小之势，而在其他年份大多存在较大波动；农村地区的地区间差异和地区内差异都呈缩小之势，表明农村地区居民的地区间、地区内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均衡程度不断提升。同时，城乡之间居民收入的地区间差距仍较大，地区内差距较小，反映了城乡之间突出的收入差距问题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3.城镇地区的区内差异从大到小区域排序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农村地区的区内差异从大到小区域排序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城乡之间、城镇地区的区内差异较大，而农村地区的区内差异较小。
4.财政教育支出、财政科学技术支出、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和财政交通运输支出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比较显著。但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不明显。滞后两年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财政教育支出、财政科学技术支出、财政医疗卫生支出、财政交通运输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增大显著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同时，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存在“U”型现象。
注释：略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处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改革与战略》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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