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一些错误的观点，觉得农民不需要明确的权利，农民还需要进一步调地。”他认为，这是得不到理论和实践支撑的。
长期研究土地制度的刘守英对贵州遵义市湄潭县颇有特殊感情。1988年，贵州湄潭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初启，刚参加工作、不久第一次出差的刘守英就和周其仁、文贯中一起，来到湄潭，参与试验区改革工作。当时，湄潭试验区开创性的尝试─即“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一举改变了由农民集体所有的农地，过去须随着人口“生增死减”、没完没了不断调地的传统，使农民的土地权利稳定下来。刘守英此后在“湄潭经验”的推进、总结、推广以及政策化、法律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虽然“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湄潭经验”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并写入了2002年出台的《土地承包法》；2008年的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还进而提出“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但是，对这项政策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歇过。一些人士认为这项政策“搞错了”，并称湄潭村民和湄潭乡村干部都不满意。
对此，刘守英则表示，“湄潭试验”证明，没有地权稳定，就没有农村现代化。他说，通过“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制度安排，把农民土地的权利稳定以后，不仅调动了湄潭农民开发荒山、荒地资源的意愿，形成了现在当地著名的茶产业；更重要的是，加速了湄潭农民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参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无地农民收入更高
刘守英调研发现，在湄潭农村，土地规模越小的农民，家庭收入相反越高。“新增人口不再分到土地以后，实际上是推着这一帮人外出打工，到外面去就业”。刘守英表示，这也印证了他的一个基本认识：对于绝大部分小农来说，真正的稳定取决于他的非农收入，而不是取决于农民在土地上能挣多少钱。
此前，农业部经管司副司长黄延信在湄潭农村的调查也发现了这一现象。甚至，有的有地农民感叹，土地反倒成了拖累，没地出去打工的人现在收入都比自己高。
这一收入多寡与土地有无的关系，同刘守英和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邵夏珍于2011年在湄潭落花屯村和沙坝村所做的一次500户农户调查结果一致。
通过调查500户农户，刘守英、卲夏珍发现，在落花屯村，家中有无地人口的“有无地人口户”，其外出劳动力占其总劳动力的32%，比家里没有无地人口的“无无地人口户”要高7个百分点；而在沙坝村的“有无地人口户”中，其外出劳动力占其总劳动力的57%，而“无无地人口户”中仅占8%，相差49个百分点。
从收入来看，由于劳动力的非农化，土地收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程度减低了。无地人口减少的土地收入，可以从非农收入的增加中得到弥补。在湄潭，“有无地人口户”的人均农业收入为1365元，比“无无地人口户”的1694元低329元；但是，其人均非农业收入达到2711元，比“无无地人口户”的1907元要高804元。
不过，调查也发现，虽然农民从土地获取的收入比例下降，并不意味着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性下降了。农民对于承包地权利并不会轻易放弃。
为何地权必须稳定
刘守英、邵夏珍认为，湄潭实施“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制度以来，尽管两村无地劳动力的增加数量较大，但增加劳动力大部分流向了非农业，且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外出打工。这一制度加速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同时，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和非农化，也为“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制度的实施提供了支持。
刘守英表示，“我们常常讲，农民无地就‘造反’，但湄潭从1988年试点到现在，农村新增人口12万左右，这就提出一个问题：这12万新增农民，为什么在将近30年时间里面没有‘造反’？”
他表示，“湄潭试验”得出了一个重要启示，亦即通过“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制度安排，把农民的土地权利稳定以后，实际上更有利于推动农民参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这一结果，甚至超出了当时试点规划者们的预想，“我们1988年试点的时候，想到的是让农民开发非耕地，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湄潭一片绿油油的茶山”。如今，“茶山变金山、茶园变公园、茶区变景区”已经成为湄潭主打的县城发展理念。
刘守英认为，必须充分认识到地权稳定的重要性，必须在这上面下非常大的功夫。“现在有一种倾向，以强化集体所有权的名义，对承包权和经营权的设置做种种扭曲、削弱。这些在我看来，都是对中央政策的曲解。”他说。
刘守英还指出，在设置农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产权体系时，要改变目前对因流转派生出的“经营权赋权大于承包权”的状况，他认为，这种产权安排风险很大。
“我的建议是将承包权设置为田底权，经营权设置为田面权，类似于在明、清时期中国土地制度的安排，让承包权有更完整的权利。”刘守英表示。(记者 汪苏)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财新网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