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思潮对发展研究领域，尤其是对农政变迁的研究贡献有其独特之处。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批判侵夺自然、剥夺人的现代资本主义农业；主张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发展后现代农业；主张用话语分析的方法，研究国家和市场力量推动下的农村变迁和土地流转。通过论述作为主体的人的消失，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着重指出农民如何在“发展”中被问题化为需要改造的对象、在流动中被规训为驯服的工人或剩余的劳动力。这一思潮从话语、权力、规训和生命政治等视角批判和质疑启蒙主义的哲学基础，创造多元叙事的空间和可能，为解释农政变迁提供了另一条理路。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农政问题；农政变迁；发展主义；后现代农业；土地流转
一、基本概念：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
国际学术界对国家发展过程中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结构关系与制度安排的转型变迁以及未来去向等方面的研究和讨论常常使用“农政问题”（The Agrarian Question）这一概念。与中国学术界的“三农问题”概念相比，国际学术界的“农政问题”概念界定更为明确，内涵更为广泛，脉络延承更为清晰。它将农地纳入了研究和分析的框架，构成了农业、农村、农地和农民的四维一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民粹主义、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等思潮对“农政问题”均有深刻的学术分析和理论对话。其中最为经典的当属考茨基的《农政问题》（1899）、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9）和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组织》（1923）这三本著作。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这些经典著作所讨论的“农政问题”一直是世界所有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主题。而农村社会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围绕“农政问题”建构相应的理论，如农政变迁（Agrarian Change）理论。
这里需要对有关概念做出明确界定。农政（agrarian）概念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指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这四个方面关于生产与再生产、物质资料与政治权力等的社会关系或阶级关系。“农政问题”由考茨基1899年作为学术概念正式提出，随着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的变化，其内涵也有相应的调整。本文将“农政问题”定义为：为了实现整体性的国家发展，如何理解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基本属性，在农业生产形式、农地所有权形式、农民群体和农村社会方面是否以及存在哪些实质性阻碍因素，如何解决这些阻碍因素，如何使农业生产形式、农地所有权形式、农民群体和农村社会发生哪些转型以成为国家整体性发展的动力，需要采用什么样的政治动员以及制定什么样的国家政策来促进这些转型和发展？“农政变迁”则是指在国家发展进程中，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结构关系和制度安排的变化，尤其指在农业生产形式、农地所有权形式、农民群体分化和农村社会管理与治理等方面的变化。
对农政问题和农政变迁的阐释包括五大最为经典的理论框架，即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新古典/新制度经济学、生计框架和后现代/后结构主义。农村社会研究需要深入剖析这五大理论对于农政问题和农政变迁的基本观点和论述逻辑。本文考察的是后现代/后结构主义关于农政问题和农政变迁的观点和分析。
二、理论溯源：后现代/后结构主义与发展主义
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一般是指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一种思潮，原仅指以背离和批判现代和古典设计风格为特征的建筑学倾向，后来被移用于哲学、文学、艺术、美学、社会学、政治学甚至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中。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在他的《后现代状态》中第一次给后现代作了界定：“用极简要的话说，我将后现代定义为针对元叙事的怀疑态度。”它也是一种认为人类可以也必须超越现代的广泛情绪。姚大志认为，后现代主义所怀疑和批判的，是启蒙哲学。更准确地说，是启蒙哲学中基础主义背后的霸权主义、人本主义背后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普遍主义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黄宗智也指出，中国学术界没有像西方那样经历从信上帝到信科学再到怀疑科学所导致的信仰危机，“中国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重点，不在怀疑客观和事实，而在质疑西方现代主义所连带的西方中心主义”。
后现代主义进入中国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只是星星之火，不构成一个有影响力的理论，无法与主流的新自由主义学说抗衡。但一个理论或思潮的重要与否，对社会的意义如何，并不在于它是否目前在学术界占上风。更何况社会科学总是由多重范式构成，它们时有起落，目前的主流理论也是曾经的边缘和小众。而从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进入中国以来，它在发展研究中的成果及其影响尚少有学者进行总结，它在农政变迁研究中的观点和可能应用尚未有学者进行梳理。因此，在现代性遭遇多重危机的背景下，对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视野下的农政变迁的探讨势在必行。后现代或后结构主义与农政问题和农政变迁产生关联，主要缘起于对现代性和发展主义的批判。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信仰。萨克斯等学者通过对发展的一系列核心概念（如“发展”“进步”“援助”“平等”“参与”“环境”“资源”“科学”“技术”等）的知识考古，揭示了发展的话语表征如何被建立、被运用以及如何被重新装扮后再次登上历史舞台。埃斯科瓦尔进一步指出，以1949年杜鲁门的就职演说为标志，发展通过问题化、专业化、制度化这三个机制从西方扩展到全球。孙睿昕将这三个机制的具体含义概括为：问题化是指西方国家通过区分“发达”与“欠发达”，将亚非拉国家建构为需要改造的对象，让西方的模式成为典范；专业化是指西方国家垄断所谓的发展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让其他声音和叙事无法彰显；体制化是指国际、国内、本地等各类发展机构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将妇女、农民、环境等卷入到发展产业之中。
可以说，“发展是在殖民主义的废墟上诞生的”，它“蕴藏在竭力延续而非改变殖民式的层级关系的、我族中心的、殖民话语之中”。在这种话语体系之下，“发展就是关于增长、关于资本、关于技术及关于现代性。舍此之外，别无其他”。这种发展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逐渐演变为一种认为只有“我们”（东方、第三世界）成为“他们”（西方、第一世界）才能完成现代化的信念。虽然“发展”依照西方模式进行了几十年，西方许诺的富足之国并未出现，但发展机器还是源源不断地制造着新的话语、新的权力关系和新的控制手段。它所触及的一切，都被不动声色地去政治化了。既然如此，在发展主义的传统—现代二分法中，作为落后代表的农业、农地、农村、农民就毫无意外地被纳入发展的凝视之中，成为需要被打破的镣铐和被改造的客体。
三、农业：多功能与分散化
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主张发展后现代农业来对抗现代农业。它对现代农业的批判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它对自然资源的损耗和破坏，二是它对传统农业的挤压和排斥，三是它所造成的人的精神的衰败和沦丧。
余永跃、王治河将现代农业定性为“败家之举”，从农药化肥到巨型农机，从连续耕作到单一种植，现代农业在时间和空间上对地力进行无情地剥夺。受其影响，中国台湾农田土壤90%遭到破坏，因污染严重，有些农田不得不永久休耕。单一种植造成了人类所消费的八成以上的食物仅仅来自14种植物。现代农业实际上是一种对农业的“规训”，它用温室操控天气，以农药化肥催化土地，用专家的判断和决策来左右农业过程，用实验室中诞生的现代农业技术将农业推向现代机器化大生产的熔炉。而如今，不到百年就将地力耗尽的美国，需要回头学习有着四千年历史的东方农耕。现代农业的破坏性还体现在它的社会层面。首先，规模效应带来的廉价农产品对小农造成了冲击，小家庭的农户无力与之竞争，农户破产乃至自杀的现象时有发生。无数农业生产单位和农业社区消亡了。在20世纪50—70年代的哥伦比亚，农业变迁的主要特征是现代部门的快速增长和传统部门的相对停滞，与之并存的还有急剧的社会和文化变迁以及大规模的农民贫困。其次，现代农业也会伤及操刀者本身。20世纪80年代，美国从事现代农业的3%的人口所背负的债务高达2200亿美元，相当于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等国家的国际债务之总和。最后，从精神层面而言，现代农业也是破坏性居多。现代农业的目的就是生产财富和权力，粮食已经成为一种运作良好的政治和经济武器。农业对社会、资源和环境的意义被它弃若敝履，人的价值与劳动的意义在无人农业中消失殆尽。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现代农业的兴起和传统农业的衰败解释为农业生产的阶级基础不同所致。除了个别品种，传统粮食作物主要由农民生产和消费，而商品化农作物由资本主义农场主生产，目标市场是城市或海外。这种农业部门内部的断裂与国家推进“以低价粮食为基础的工业化战略”密切相关。现代部门通过节约土地和节约劳动的技术逐渐接手了生产粮食的工作，为城市的廉价劳动力提供廉价的粮食。而顺应这种低价粮食逻辑的农业现代化将小农推入半无产或无产化的境地。
虽然承认这种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有一定的合理性，埃斯科瓦尔同时指出，不能忽视经济学的文化维度，因为“唯物主义的分析不可避免地也是话语的分析”。埃氏对农业现代化的话语分析的理路是：究其本质，资本的话语是把自然界重新定义为资源，把农民建构成粮食生产者，将资本和技术解释为变迁的力量。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何在20世纪70年代，小农及小农农业又重新进入了发展话语，成为被改造的对象。所以哥伦比亚政府会推行小农和兼业农民生产激励项目（PANCOGER），期待通过提高他们的生产力来维持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和巨额利润的攫取。而综合农村发展项目（DRI）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将小农经济部门“理性地嵌入市场经济而增加粮食产量”。
针对现代农业的多重危机，弗罗伊登博格（Freudenberger）在他的《后现代世界中的农业》中明确指出，“在我看来，我们在农业方面已进入一个后现代世界。我之所以坚持这一看法，是因为我坚信，这个曾养育了我的现代世界已处于崩溃的边缘。而与此同时，新的希望的曙光正在微微展露”。有学者提出后现代农业应该是永续农业（或普门农业，permaculture），它表现为有机精致农业、生态综合农业和休闲观光农业，具有有机性、生态性和艺术性的特点，并能兼顾效益。它在全球推广的标志性事件是1991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召开的“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大会和《登博茨宣言》，其中提出了世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生产，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推进农村综合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消除农村贫困；合理利用和改善农业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2008年7月在中国山西省举行的“后现代农业与西部大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弗罗伊登博格详述了他的后现代农业观。他认为，后现代农业源于对现代农业后果的反思，其哲学基础是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重新审视。后现代农业主张以环境为中心，而不是以人为中心。但是，后现代农业经济与纯粹的环保主义不同：（1）它应当能支撑起成熟的、针对农村男女老少的教育和医疗服务；（2）它需要社会承认并尊重农业的崇高地位和职业特性；（3）它强调分散化——只要相互联系得好，小型的也是很好的。其实，现代农业的经济体系相当脆弱，不堪一击，承受不了气候和社会的细微变化。现代农业需要用化石燃料驱动的交通工具远距离地运输食物，去养活数以千计的城市中的上亿人口。这一庞大的食物分配系统完全依赖化石燃料和保养得当的铁轨、公路、机场以及精细的管理，而这种脆弱的食物供应网数秒钟之内就可能被瓦解。所以，小型的、分散的农业应对自然与社会风险的能力更强，对环境造成的压力更轻。
有意思的是，中国政府对于后现代农业的态度，既接受又有所保留。农业部副部长屈冬玉2017年4月21日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时表示，虽然中国仍处于发展现代农业为目标的阶段，“但我们不能先完成现代农业后再来考虑后现代农业”。“后现代农业的模式有很多，最主要的是可持续、生态、有机、都市农业等，可满足人们的多功能需求。”但屈冬玉同时认为，农业生产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能损害满足后代需要的能力，如果要实现这一目标，包括基因编辑技术、育种技术等后现代科技显得尤为重要。另外，化肥的合理使用是科技进步的标志，后现代农业也不能没有化肥，“有机肥料种的东西就一定比使用化肥的好吗？现在还不能简单下这个结论”。显然，政府官员所理解的后现代农业与学术讨论中的后现代农业还不完全是一回事。
综合来看，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对现代农业的批判和其他思潮比较相似，都谴责现代农业对环境生态、社会文化、小农户家庭等的破坏和伤害。所不同的是，这一思潮并不考虑和讨论农业经营规模的适度以及农业经营主体应当为谁的问题。
四、农村和土地：项目、政策与话语渗透
那么，农村应当如何变迁？土地应不应该进行流转？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似乎并没有对此提出明确的主张，更多的是分析和审视发展主义对村庄的影响。
王爱华指出，农村发展项目中最危险的是纯粹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即调节多种问题的一套政策，如社会福利、计划生育、教育等，这些政策引入了一些新概念，也带来了特定的社会自身秩序的安排，重构了项目对象的日常生活。埃斯科瓦尔也指出，早在19世纪，生命政治在欧洲就表现为社会干预，表现为政府用现代性越来越多地介入社会生活。文化和社会分层的谱系通过农村发展项目被创造出来，“促进了对劳动力的规训、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和对思想观念的重新定位”。
塔妮娅·李用人类学家的笔触记载和描述了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的发展干预项目实施情况。项目缘起于资本对土地的追逐。原本属于个人的土地转变了权属，成为国家所有，然后再由部分农民购买得到。在这一过程中，一部分农民失去了土地和生计，被边缘化；而另一部分购得了土地，积累和扩大了财富。农民的分化和土地的商品化同时发生了，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是发展专家以发展之名，实现了他们关于村庄的科学化、市场化和去乡村化的治理过程。
中国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政府力量自上而下推动的，农村发展的动力首先来自由上及下的国家意志，后者主要体现于历年来的政策、文件以及各种项目。沿着这条理路，王为径以知识考古学和民族志的方法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变迁，她的首要关切是国家的发展话语如何形塑了农村、农民和农业。通过政策文本的分析以及一个河北村庄的个案，她揭示了技术统治、商品主导和新村模范三大发展机制的运作过程，也揭示了国家的政策和市场的力量如何改变了个体的命运与集体的记忆。化肥的引入、种子的变化，从挖山开矿到植树造林、从进城务工到种养贩卖，中国农村千转百回的变迁随着国家政策的发展而起起伏伏。当国家建设需要资源时，农村就提供资源；当国家建设需要工人时，农村就提供“剩余”劳动力；当国家建设需要新乡村时，农村就会变成各种各样的新乡村。这样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图景被她总结为“国家主导下的发展主义”。
孙睿昕用后结构主义的透镜分析了新农村建设这项系统性的国家工程。他通过对各种政策文本的解读，揭示了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历史继承性以及它的现实不连续性。辛允星透过一个羌族村落社会的“观念史”，看到了“发展”这个观念逐渐被村庄所接纳的过程及其背后的动力，即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宣传和市场经济带来的物质生活变革。叶敬忠等通过四川某村庄的土地流转的故事，质疑了“土地流转有利于提高农业经营效益、有利于保障粮食安全、有利于促进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就地就业、是农民的理性选择”等五大话语。其研究表明，村庄的土地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后，这五大话语无一得到验证。土地增减挂钩的政策给予了城市剥夺乡村的又一件法宝，守望相助的农村社区变成了铁门相对的水泥森林。
而阎连科的小说《受活》讲述了一个荒诞的村庄故事。受活庄为了能铺上柏油路，全村人按照柳县长的安排在路旁给归乡的商人下跪，然后路铺了，电通了，整个乡富裕了，成了全县致富的典范。在“致富”这一身具诱惑力的话语面前，“受活人和所有中国人一样，接受了这一话语叙事的合理性，心悦诚服地承认了身体的可利用性和尊严价值的无用性，放弃了对它的自主权”，而“这种实用主义思维的叙事成为变革的伦理，高于一切，甚至高于人的尊严和精神存在”，成就了一幅“发展”在村庄成为共识、成为信仰、成为目标的总体图景。
总体而言，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主要认为农村变迁的主要动力是国家和市场的力量，这两种动力机制可以用话语分析等工具进行有效的解剖。
五、农民：规训与抗争
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思潮对农民现状的分析和未来的展望主要从三个方面铺开：（1）农民作为问题化的对象；（2）农民作为流动人口；（3）农民作为剩余人口。
（一）作为被问题化的小农
20世纪70年代，发展工作者“发现”了小农，并将之建构为一个长期的服务对象，置于自己有效的技术化凝视（technologizing gaze）之下，并被改造为“进步史诗中的温驯主体”。即便是覆以“赋权”“参与”“尊重本土知识”等温情脉脉的面纱，还是改变不了发展专家和农民之间主与客、上与下的角色定位。塔妮娅·李说，发展专家与贫困村民之间时时刻刻都凸显着一种“改善意志”，即通过双方的良性互动来帮助村民脱贫致富。这种“改善意志”使得援助者和受惠者之间从一开始就确立起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发展专家声称，“传统农民需要被现代化；他们需要被赋予获得资本、技术和充分支持的途径。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他们的生产和生产力才能够得到提高”。农业现代化的结果是农民被以效率低下、生产方式落后为名，驱离了土地，而商业化种植的大豆或小麦，每100公顷的土地只需要1个工人。农民一方面被推上了商品化的浪潮，从为消费而生产转向为市场而生产；另一方面，技术和资本的入侵使小农的种子和化肥等生产资料都需要购买，自主性不断削弱。
孙睿昕在解构新农村建设的实践时，指出新农村建设的“新”主要体现在它的具体策略，即“新型农民”的培育。这种新型农民具有懂技术、会经营、有市场、知法纪、知恩图报的标准化表征。国家承认农民的自由权利，但也表明，农民必须经过打造才能自由。通过治理空间的部署和主体行为的塑造，国家促使农民“自由”地进化为新型农民。
不同于民粹主义者对小农特征及其纯粹性的推崇和维护，埃斯科瓦尔指出，农民并不是对集约化生产或生产剩余产品毫无兴趣，“他们绝对是有兴趣的，尽管在采取新方法和资源的分配中维持家庭农场的逻辑仍是主要特征”。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是加强农民组织，使他们能够创造空间，改变现有的权力平衡，而不是急于“为他者代言”。农民并不是被动的受害者，他们也会抗争。而且这种抗争不仅指为土地和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最重要的是符号和意义的斗争，是文化的斗争。正如埃斯科瓦尔所指出的，“本土”也是建构的结果。
（二）作为流动人口的农民工
马格林指出，机械化大生产之后，一部分农民不得不离开农村涌向城市，而另一部分则成了地地道道的农业商人。被遣送至工业体系中的农民难逃被城市弃绝的命运，而另一小部分幸运儿——那些农业商人——他们通过投入资本、采用农业技术和使用机械与肥料，得以和政府、资本家和科学家称兄道弟。前一部分人，就是作为流动人口的农民工。在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视野中，是否允许并且在何种情况下允许怎样的人口流动，实质上是一种生命政治。
塔妮娅·李研究指出，17—19世纪，统治者的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每一个国家政府都试图通过国家的繁荣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来证明其角色的正当性和作为政府的合法性。这种新的统治方式是一种“使其生”（make live）的统治，福柯称之为“生命政治”，即积极干预并使人们很好地生活。“使其生”的另一面是“任其死”（let die），即哪怕有技术、有机制、有能力使人们很好地生活，但统治者却选择任一部分人自生自灭。这种选择的标准可以是国籍、户口或年龄等，譬如本国的、城市的、年轻健康的人口是需要积极干预的，而外国的、农村的、年迈赢弱的是选择被放弃的。
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劳动力流动历史的考察可以清晰地看出为了迎合资本和发展的不同需求，农村劳动力如何被以各种各样的手段加以规制和筛选的生命政治。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劳动力被“户籍制度”严格控制。有研究认为，当时主要是考虑到城市的高失业率，政府把城市就业的优先权给了刚刚从“上山下乡”运动中返城并等待分配工作的城市年轻人。农民的到来并不受到鼓励，来了也被遣返回村，只有少数几个行业是例外，如航运和采矿业。直到1984年，农民向城市流动才得到了准许。彼时，他们被要求自带口粮，所谋到的工作也大多是有一定危险、报酬低廉、临时性的。他们被鼓励“离土不离乡”，例如在乡镇企业。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乡镇企业的大量破产倒闭，“农民工”重新回到市场中，大规模的外出务工浪潮开始酝酿。到20世纪90年代初，农民工的数量已达到5000~6000万，并保持持续快速的增长。这样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被描述为社会稳定的威胁，并造成了犯罪率、劳动纠纷的增加，以及社会结构及其他服务的更大压力。尽管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已经创造出巨大的工人需求，但国家并不愿意放松对劳动力流动的控制。暂住证和政府收容制度被创造出来，用以管制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90年代中期，当国有企业释放出大量的下岗工人时，这种控制一度更加严格。进城务工者的社会地位被刻意压制，寻求较好的工作对他们来说愈加困难。然而尽管存在诸多限制，劳务输出地为了可能回流的汇款，仍旧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当地人口流出，如提供类型多样的技能培训。这些政策措施共同创造了这样一种现实：务工农民的收入被沉重挤压，而制造商和投资者因这些劳动力的廉价而获益。这也就是阿甘本所说的“排他性包容”——认同其工人身份，但却否定他们作为人的其他权利。
近年来，鼓励务工农民留在城市（如为其子女提供越来越多的就学机会）和鼓励返回家乡（为返乡人员创业提供补贴和税收优惠）的双重政策并存。甚至教育也成为了一种治理术，一方面调节和配置人口的流向，另一方面引导社会资源和家庭资源的流动。通过这些“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特定人口类型被生产出来：被规训的、驯顺的、对社会无害的。生命政治也可以被理解为通过采用一系列的福利手段（如针对身体、健康、生存和居住等方面）来增加人口的“实用与顺从”。
总的来说，生命政治作为一个实践权力的新型巧妙方式，在最近几个世纪的人口状况中被广泛观察到。它与国家的治理分不开，但相比之下它是一种更为间接的方式，温和而巧妙地潜藏于日常政治行动和话语之中。它“通过规则的执行和技术的规制，可以在人口中间造成解体、排斥、暴力甚至是死亡”。当代农民迁徙的历史中，各种形式的生命政治交替上演。迁移的生命政治决定了他们能否迁移、向哪里迁移以及迁移多久。由于被排斥的处境和有关权利的被剥夺，农民工常常成为自己国家的“他者”。在这样的背景下，只有极少数农民工可以沿着阶层之梯向上流动，其余大多数则在其整个生命过程中被束缚于同一个身份。对于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农民工来说，如果没有宏观层面根本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要摆脱这样一种循环似乎很难。
（三）作为剩余人口的农民
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中，农政变迁的形态之一是农民因为经济或非经济的力量被迫离开土地，成为既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人身束缚的“自由”人。自20世纪90年代起，农村结构发生了急速变迁，大量人口或者失去了土地，或者因为生产率低下无法以务农为生而不得不舍弃田园。这些现象不仅在非洲，在印度、东南亚也都普遍存在。农民无法在乡村继续以传统的方式生存，只能去城市谋生。这部分“相对剩余人口”暂时不被资本所需要，他们存在的意义在于充盈劳动力市场，资本家借此向雇佣工人施加压力，削弱他们抗争或谈判的意志与能力。
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对此提出了质疑。因为这种发展转型的叙事背后有一个假设，那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每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口迟早都会完成从农业向工业、从乡村向城市的转变，只是或快或慢而已。但是，当无就业的增长席卷全球，当印度的25万年轻人手持2~3个大学文凭站立街头，那“工作在哪里呢？”既然资本在全球追逐和寻觅廉价的土地与劳动力，那么它找到更为廉价的替代品后就会轻松逃逸，若是如此，那这些“相对剩余人口”就会成为永不被需要的绝对剩余人口。这就是塔妮娅·李所说的“任其死”的真正含义。实际上，迁移暗含着资本与劳动彼此追逐这一历史事实，但并不是所有“自由”的劳动力都能够找到对应的资本。早在殖民地时期，被剥夺的失地人口就未能被种植园、矿山和当地的其他工业完全吸纳。相反，资本家宁愿自讨麻烦，从遥远的其他地区招聘工人，因为这样一来，雇工就与他们的原住地遥遥相隔，更易于操控和规训。
六、农政变迁的多元叙事
在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那里，人、哲学和现实都被解构。哲学失去了尊位，作为主体的人早已死去（Man is end），或成为了监狱中的犯人，疯人院里的疯子。正如海德格尔和福柯所言，科学和技术在当今世界实际上已成为一种自主的力量，支配着人类的所有事务，人类在这种受管制的生命中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每个个体都处在非自由的状态，丧失了主体性；即便是反抗，反抗时采用的也是被规范化了的话语。而眼前呈现的总是某种“统一性”和“连续性”的“现实”，但它必须被悬置起来，因为这种统一性和连续性往往是“阐释”的产物。阐释具有弥合事物之间的差异和事物本身的裂痕或缝隙的功能，因此有的工作就是要“抹平断裂，剔除异质，寻找规律，统一口径”。一旦这样推及开去，就会发现“我们平时用以考察和把握世界的种种观念和分类原则其实都是有待于被审视的话语的产物”。因此，我们“必须对那些既定的综合，对那些通常我们不做任何考察就欣然接受的种种分类，对各种先入为主的环节进行质疑，问一个为什么”。
正因如此，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不能简单地接受狭隘的唯经济增长的“发展”，不能简单接受这种“发展”对现实世界的殖民，不能简单接受农政变迁就一定是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小农农业向公司农业、从小农户土地生产向大规模土地生产、从农民向工人的转型。有学者将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对发展主义的批判总结为新发展主义。新发展主义是“西方左翼基于后现代主义立场对以往发展主义理论和观念的全面清算。它主张第三世界各国摆脱西方现代性的价值尺度，选择一条尊重各民族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符合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实际的‘另类’发展方式和路径”，以相对替代绝对，以多元替代一元，以经济—社会替代单纯的经崇拜。故此，埃斯科瓦尔提出了混杂文化、替代路径等概念，主张解构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发展主义的幻象已经破灭，后现代的社会变革应当以多元文化主义态度尊重各个民族的文化、历史与世界观，建立基于本土知识的、传统和现代智慧相结合的、人与自然共存的发展模式。
这也正是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对农政问题的复杂性和农政变迁的多元性的有效回应。现实中的农业既有多功能与分散化的后现代农业，也有集中单一种植的公司农业。土地制度既存在界定明确的公有制、私有制，也存在主体模糊不清的集体所有制、部落共有制，土地的权属还可以分解为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等权利。村落的文化因为现代社会不同程度的制度和权力渗透，也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组合和形态，既有对传统文化的承继，也有对现代文化的接纳。流水线上的工人、街头的小商小贩可能某个时期就是农民，而农民企业家也可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农政变迁的道路，显然更是千差万别。
需要指出的是，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以及对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复杂性的讨论不能说是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的独创，因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民粹主义等，都不乏深厚的传统。但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的独特魅力，在于它质疑启蒙主义的哲学基础，在于它从话语、权力、规训、生命政治等视角所进行的批判。它彻底质疑了一元论、线性论、基础主义等，从而打开了多元叙事的空间，释放了无限的可能。后现代或后结构主义与其他理论流派的交流和对话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作者简介：叶敬忠 ,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汪淳玉，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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