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对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再思考
省委政研室农村处 余爱民
他是中国农村改革初期实行规模经营最早的一批，更是一直以来坚持规模经营时间最长的一个，其间经历坎坷而矢志不渝，所获荣誉崇高而追求不舍，堪称“中国农民规模经营第一人”。他叫刘文豹，湖北襄樊市南漳县农民。1978年前后，他在一家国营农场当职工。1982年“下海”承包当地一个乡镇的“农机代耕”。1984年承包开发荒地1070亩。1989年作为全国百名售粮模范之一，走进中南海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时任副总理田纪云称他为中国一代粮王。1992年承包开发另一处荒地9000多亩。2001年底，已是满头白发的他，竟然豪情万丈地加入中国西部大开发，承包银川黄河荒滩5000亩至今。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前夕，我慕名前往宁夏，千里追踪这位从家乡走出去的中国一代粮王。此前我刚刚完成《大冶农民侯安杰，跨市种田两万亩》这一“中国农民种粮冠军”的调查。侯安杰和刘文豹都是湖北产生的“国家级”规模经营大典型，但他们“同中有异”：一个面积最大，一个时间最长；一个近两年“暴发”出来，一个历经几十年“三起两落”的磨炼；一个从千家万户农民手中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一个从村组和农场集体手中承包开发荒地；一个是三五年的短期承包，一个是十五年到三十年的中长期承包；一个是总承包后又有二级转包，一个是家庭农场形式；一个半机械化半人工作业，一个全程机械化操作。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要求“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刘文豹式的形式值得我们参考借鉴，他的长达26年规模经营历史，更是具有十分难得的标本价值。解剖这一重大典型，寻找亮点和盲区，提出对策与建议，对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将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起两落、愈挫愈奋
——刘文豹的三次开发经历
刘文豹，男，汉族，高中文化，现年62岁，最早是湖北省襄北国营农场一名农机员。早期这段“出生背景”，奠定了他一生发展模式的基础，而他又是一个目光敏锐、敢作敢当的人。1982年，他主动离开农场，利用当农机员的技术优势和人脉关系，大胆承包当地一个乡镇全部的“农机代耕”，攒了“农机规模经营”的第一桶金。
1984年，大包干已经在全国也在湖北普遍推开，刘文豹高兴地看到农民们承包了属于自己的责任田并且第一次吃饱了肚子，但他那时候就觉得“一家几亩”只能是一个温饱模式，他认定“种得越多赚得越多”这个“硬道理”，那年他第一次出手种地，就拿到了襄阳县古驿镇附近的1070亩荒地的承包权。很多人说他“真是吃了豹子胆”，他说“正是，为啥我叫刘文豹”。他将农场近乎报废的四辆履带车买了下来，创办机械化家庭农场。他曾几次累得在开动着的拖拉机上睡着而死里逃生。两三年时间就将茅草丛生的乱坟岗地改造成了流金淌银的庄稼地。树大招风，从1987年开始，他开发出来的良田成为附近村民眼中的“唐僧肉”，每遇丰收季节，总是遭遇哄抢和破坏。1987年200多亩小麦遇哄抢，损失2万余元；1988年，6万斤西瓜被哄抢一空。有次附近村民强行抢割他的油菜籽，双方大打出手，刘文豹的一根手指被铁锹砍断，幸亏后来及时缝合，才没有落下残疾。1989年，刘文豹作为湖北种粮重大先进典型赴中央开会，获得了“中国一代粮王”的美称，他的事业一下子到达了辉煌的顶点。但是，北京开会并没有改变他的生存环境。他与当地农民的矛盾不断升级，土地发包方迫于村民压力要求提前终止承包合同。万般无奈之下，刘文豹于1992年选择离去，离去时他背着十万元银行贷款。
要是换了别人，一次重大失败就应该掉头转向了，可刘文豹是头不会转弯的豹子。离开古驿镇后，刘文豹转身就与汉江边上的涂港村签订了开发鱼梁洲的合同，期限十五年，合同面积5000亩，后来开发到近万亩。鱼梁洲是一个荒岛，篙刺丛生，蛇鸟出没，突然有人要来开荒，每年还上交几万块的承包费，这肯定是件大好事，所以当时村里乡里包括县里都一致赞成。刘文豹带着他的家人和亲戚朋友在这里又一次开始了异常艰苦的开发创业，并且同样开始逐年获得“一捧汗水一捧谷”的可喜回报。又是好景不长，1998年5月20日，一纸鱼梁洲土地移交合同送到了刘文豹手上，在没有征得刘文豹同意的情况下，发包方将沙洲移交给了成立不久的鱼梁洲开发管委会。鱼梁洲距离襄樊市咫尺之遥，汉江三桥修好后，几乎与市区连为一体，政府开发此地，也是基于襄樊城市建设的新增长点考虑。但是刘文豹是签了15年的合同的，他是投了巨资和血汗才有今天的开发效应的，他正在收获中并将获得更大的收获（合同顺利到期的话，仅树木一项，即可创造800万元的经济效益），基层组织间的一纸移交合同就能把他打发走吗？刘文豹停下手中的活，上上下下到处找人喊冤，也到处被人像踢足球一样的踢来踢去，他只好赴省进京上访，终于得到了高层重视。1999年8月5日上午，在省委机关二楼会议室里，关于刘文豹承包地的专场协调会召开。当时方方面面来了100多人，会议形成结论，省领导给他九个字：刘文豹，地照包，粮照种！这场“民与官”较量，以刘文豹的暂时胜利告终。“官司”打赢了，但麻烦更多了。此后的日子是非不断，“半夜来查我们家的暂住证，逼着我快60岁的人办理什么计划生育证明，洲上的工人三番五次被有关部门找茬，走了大半。”更要命的是，刘文豹意识到，当年栽下的速生杨成材后，要是没有地方政府的砍伐批准，这投资咋收得回来？2001年上半年，刘文豹不得不再一次“举白旗投降”，撤出阵地前的“最后抵抗”，使他得到了120万元的赔偿。
俗话说“事不过三”，有了第二次重创，估计是头犟驴也晓得转弯了。刘文豹确实是头勇猛的豹子，但他两次受伤，也想趴下了，也想洗手不干了，这些年也挣了几个钱，够他花销下半辈子了。可不知怎么的，他在家里呆了几个月，满身都是病来了，不是腿子肿，就是胳膊疼，周周要去看医生天天要吃药，而以前累死累活从来不生病。刘文豹比谁都知道自己的病根：农民只有种田才快乐，粮王不种粮时定生病。2001年11月，刘文豹休息了半年时间，重抖精神开始了他豹子般的奔跑。这次他想往远处跑，他开着那辆白色的面包车，开向大西北。当时正是西北大开发如火如荼的时刻，他觉得应该去看看，西北那么大，肯定会有粮王施展拳脚的土地。他携妻带子，风餐露宿，历时两个月，奔波在陕西、宁夏、甘肃、新疆等省区，行程3万多公里，考察了十几个县市。如同豹子对肉食敏感，刘文豹特别对荒地感兴趣。他“嗅来嗅去”，最终选择了黄河边上的一片荒滩，这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以东50公里的月牙湖牧场，他从当地人手中转包了尚未开发的4000亩沙滩（实际面际5000多亩）。
这里满目沙丘，偶有几蓬荆棘，狂风一起，到处黄沙迷漫，眼睛睁不开，张嘴一口沙，没有一条路，不见一寸绿。可刘文豹要的就是这样的地，他看中这里三个条件：靠着黄河边，属于河滩地，承包费较低。刘文豹签订的30年的合同规定，第一个十年，每亩交承包费5元，第二个十年交15元，第三个十年交25元。吃了定心丸，开始下本钱。他把5000亩沙丘规划成8大块，一块块地推高填低弄平整，然后开辟了四条呈井字型通车大道和多条小路，长约30公里，建起了从黄河抽水的泵站，挖了大小20条水渠共4万多米，修了28个水闸，一年开发就有了基本雏形。头两年肯定亏本，第三年转亏为赢，后来连年丰收，2007年，收获水稻200万斤，直接经济效益达到70多万。至2007年，月牙湖前期土地开发已经基本完成，总共投入资金600多万元。刘文豹估计再有几年就能完全收回投资。
霜雪总在秋收后，江南塞北都一样。虽然从汉水到了黄河，刘文豹一样逃不脱种粮大户周期性的“劫难”。2004年开始，当地老百姓便来找麻烦。起因一样，眼馋着开发好的良田；手段一样，暗抢明争让你搞不成；过程一样，先争吵后打架；背景一样，地方政府态度暧昧。不一样的是刘文豹是外省人，更加的势单力薄而无依无靠。但刘文豹天生就是豹子胆，他相信，有理走遍天下，有法谁都不怕。他再一次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已权益。2005 年4 月26 日，兴庆区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要求当地村民停止侵权行为。官司又赢了但执行不到位，后来强制执行也不到位。毕竟，“强龙斗不过地头蛇”，最后刘文豹只好作出让步。“让一步风平浪静”，2006年至今刘文豹与当地村民暂时相安无事，但他预估着过不了几年新一轮的摩擦会“卷土重来”，并且，更让他心悬的是，牧场所在的陶乐县2004年撤县，这片荒滩所属的月牙湖牧场并入了银川市兴庆区，区里重新对该区域的定位进行了规划，准备将沿黄河一带建成生态旅游区。刘文豹有一千个担心的理由，“谁知道哪一天，谁的手一指，我的地就被划进去了。”到时，他不得不第三次从承包的土地上撤退。前不久有人要“买下”他这块地的承包权，开价800万元，他没有同意，他想能坚持就一定坚持。当然他也准备着另一手：正在另觅其它的荒地。所以我离开银川的时候，他送我上火车托咐两件事，一是托我到湖北找找，有没有成千上万亩荒地让他开发，或者在一个县里流转上万亩土地给他耕种；二是要我年前陪他去看一看大冶那个种田冠军侯安杰，他想学习如何流转承包地。他说这话时笑眯着的眼缝里闪出一丝精光，那眼神饱含着一个花甲老人“叶落归根”的深情和“壮心不已”的雄气。“老粮王”是不是想和“新粮王”比一比、赛一赛呢？真有这一场“中国粮王巅峰对决”的好戏，那么新一轮的湖北农村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定会涌起更加激越的波浪。
值得敬仰的是精神，可以学习的是模式
——刘文豹的四大特点
特点一：贡献巨大。刘文豹有三大突出贡献。一是垦荒贡献。三次实际开垦荒地1.6万亩；二是打粮贡献。二十六年共收获粮食4000多万斤；三是植树贡献。三地共植树30多万株，成活11万株。也可以说是三方面的贡献，即农业贡献、生态贡献和社会贡献。
特点二：精神奇特。跟普通农民比，刘文豹身上有三大奇特精神。一是勇于开拓的精神。他是一个职业拓荒者，或者说是职业开发家。他对荒山荒坡荒滩有着天生的喜好，在宁夏四天，他开车引我们跑了很多地方，每见一处荒原山坡，他眯着的眼睛会突然发光闪亮，并且会自言自语地说着：这里可以开一条河进来，那里可以改造出来种玉米稻谷，他甚至觉得马兰山草原浪费可惜了，完全可以从黄河“三级提水”过来把它开发成“亩产千八百斤的上等田”。二是韧于追求的精神。他从汉水到黄河，历经三次开发，每次都遇到极大的阻力，甚至付出血的代价（除他手指被打断外，他的一个亲戚被人打断一腿，也把人家打断一腿）。但他“打死也不悔也不改”，他这一生就认定这条道走到底，他说：“我不种田谁种田！我不开荒谁开荒！”。三是敢于维权。刘文豹三处开发，打了三场官司，也打赢了三场官司，打得声名远扬，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很多国家级媒体都有重头报道。“不是我喜欢打官司，是被逼无奈”刘文豹说，“我不生事，也不怕事，小事我会让过去，大事我一定要扛起来！”他依法维权的意识很强，并有两个特别之处：特别看重订合同。不论是长时间大面积的承包开发，还是短期雇用农民工生产作业，都要认真地和对方签订协议。记者朋友特别多。朋友多了路好走，老刘几次解决大问题，都是新闻报道帮了忙。
特点三：模式现代。刘文豹从汉水到黄河的三处规模经营，都是采用现代农业模式。这正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推广的地方。刘文豹一家种5000亩地，基本上不请人帮工。他说他有能力种下一万亩地而不需要别人帮忙。这让我感到不可思议，我也为此对适度规模经营的“度”把握不准，是几十亩还是几百亩还是几千上万亩呢？我调查大冶市农民侯安杰，他种1.96万亩地，虽然他请了“长工”一百多人，请了“短工”一万多人，并且还有一部分农田属于转包给别人在耕种，但他实实在在也“亲手”种着几千亩土地。刘文豹和侯安杰理解的“适度”都是一家几千万把亩。相比之下，刘文豹种田更现代一些，他已实现“五个现代化”：第一是面积规模化。三次开发，最少的一次是1070亩，最多的时候万把亩。第二排灌自动化。因为他每次都是开荒种地，他去的第一件事就是作出规划，进行改造。他的最大的投资也都在基础设施的改造上。他最重视的是水利，你看他把黄河边上那一块河套地弄得像魔方一样成方成块，一个泵站总提水，开关一按水就上来了。一条长长的主渠道用水泥砌成，二级渠道伴着三条大道通向四面八方，三级排水沟如渔网密织连接每块水田，所有的农田都能实行自排自灌。为防止黄河冲毁他的农田，他投了几百万元石头下去，筑成一个拦水坝。这样的工程我还以为是当地政府出资建设的呢。第三是生产机械化。他有大型农机十多台套，小型农机上百台套。机械化播种（水稻）、机械化打药、机械化收脱、机械化运输，所有农业生产的环节全部机械化。说一件大家不相信的事，那天想请老刘站在稻田中间照张像，他显得很为难，为难什么？他说脱皮鞋脱袜子太麻烦了，他还说一年上头从播到收很少打赤脚下水——我搞农村工作这多年，终于见到不打赤脚下水的农民，并且还种着几千亩水稻呢，这大概就是现代农民吧。第四是培育科学化。他打算明后两年主攻单产，一个主要措施是不惜投巨资采用美国的激光平地仪把土地再平一遍，让稻谷吃水一样深浅，这样可促进大面积整齐的分孽发育，每亩可提高单产一两百斤。第五是种植市场化。我在那儿参加了他们家“明年种什么”的讨论会，小儿子主张多种不生病不倒伏的品种，大儿子主张还是种一些好吃好卖的品种，老头子说，只种市场价格最高的品种。最后统一意见，三者兼顾，以市场价格最高为主。老刘这几年种的稻谷都好卖，谷未成熟，贩子就上门定购，谷一收割就拖走了，一亩田平均千把元钱收入。
特点四：后继有人。在中国，难得找到像刘文豹这样历经三次坎坷而坚持种粮二十六年的粮王，当年同他一同上京领奖的粮王大多改行了或者早就“退休”了，而老刘不仅自己坚守这份挚着，他把两个儿子也培训出来了，就连读了华中农业大学的大儿子刘斌，现如今也在跟着他南征北战开荒种地。二儿子刘杰初中毕业后一直跟着父亲干，我问刘杰为什么不想干点别的而要跟着老爸种田，现在乡里年轻人都在城里打工哟，刘杰说“我就喜欢种田，更喜欢大面积开荒种田，我也想像老爸一样到中南海去捧一个大奖杯回来”。新一代粮王更有风采，刘斌刘杰两兄弟上午穿着名牌衬衫开着猎豹汽车在银川市里兜风，下午换上劳动服开着拖拉机在农田里作业。两个漂亮的媳妇带着两个不满周岁的孙儿也唱着笑着吃住在黄河边上。老刘乐哈哈地说: “中国粮王不会断代绝种，我们家的第三代粮王已经在培养中啦!”
体制病、社会病、政策病
——规模经营遇到的六大难题
从湖北到宁夏，从汉水到黄河，从几千元到上千万元，从三十几岁到六十几岁，一路走来，山重水复，感慨多多，刘文豹一方面充分地沐浴着党和政府的阳光雨露，一方面也没少遭遇地方干部的干扰阻拦；一方面得到了社会的有力支持，一方面也受到了社会的恶意伤害;他在高层领导眼里是中国一代粮王，但他在有的人心中可能是惹不起的“地霸”；他有可圈可点的业绩，但也有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问题；他是农民中的英雄，但他也是平常生活中的人，一个有点特别的农民。刘文豹的规模经营，横看成岭侧成峰，写满艰难和矛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刘文豹南北开发二十六年。他的规模经营历史贯穿新中国农村规模经营历史全过程。有人说新中国农村规模经营历史是零散而不完整的，是稚嫩而不成熟的，所以刘文豹的这一篇显得弥足珍贵，他写得那么长而连贯，写得那么悲壮起伏而绝不平铺直叙。我们在分享刘文豹的传奇之后，还应该探究一下他的艰难与成因，因为未来中国农村的规模经营要大踏步往前走，因为这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方向，要让这条路铺得更平整而我们走得更稳健，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过去这条路上有哪些障碍，还是以刘文豹为例。
（一）地方官员的功利心。土地开发、规模经营，这都是地方政府应该积极倡导和支持的。一来可给当地形象“添点彩”，二来可给当地财政“增点收”，三来可给当地工作“加点分”，所以，地方官员一开始都是人人个个举双手“热烈欢迎刘文豹来我地开发经营”。这样的态度仅仅限于开头几年，后来呢，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有的是干部换茬了，有的是区划调整了。中国有句话，一个师傅一套法，张书记搞了的李书记不一定继续搞，刘镇长喜欢的王镇长说不定烦着呢。谁不想着任职一届建功一方，可一乡一村也就只有那巴掌大的地方，都叫你承包了并且是几十年承包了。所以刘文豹希望“长期坚持不变”地进行规模经营，那是不容易的。而刘文豹说他有法在手他不怕，从理论上讲是不怕，可是“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这就涉及到究竟是权大还是法大这个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很复杂的问题了。现实的状况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老百姓怎么也斗不过政府，即使斗赢了，也是斗输了”这也是刘文豹的切身体会，更是他的切肤之痛，因为每次打赢官司的是他，而最后不得不撤退的还是他。
这就是中国前三十年较长时间承包开发属于集体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发展规模经营的很大的一个障碍（这个问题在流转一家一户农民承包地的侯安杰身上不会多见），其根可能还在政治体制、干部机制和政绩评考制度上。
（二）老百姓的红眼病。对于土生土长祖祖辈辈不能开发出来的荒地，并且是几千亩的荒地，忽然来了一个外乡人开着拖拉机在这里“横耕竖耙”，当地百姓肯定是“各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有的敬佩，有的不服气，有的讥笑，有的无所谓。但一年过去，成了良田；两年过去，有了丰收；三年过去，赚了大钱。紧挨着这一块田边上的住的那组、那村、那乡的老百姓，心里头便渐渐有些不平静也不平衡了，本来卧榻之下就不能容忍他人鼾声，更何况你长期在这里打鼾并且越打越响，那就有点不可忍受了。几千亩田就是几百万元钱的收入，你收一两年也就算了，你要在这里收获几十年一代人，可你的承包费一亩田不过几元钱到几十元钱，你未免赚得太多了吧，而当地老百姓一点甜头都没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年复一年地在我们眼皮底下赚了又赚，这是“是可忍孰不可忍”（闹事村民说的话）的一件事。红眼病是中国人的一个通病，也不仅仅是农民兄弟患着这号病。但表现在农民身上、反映在大户承包集体“机动地”和“四荒地”的中后期，则更显著一些。过去有段时间，我们经常在农村遇到、在新闻报道中看到，很多专业户的养的鱼、种的果遭到当地老百姓哄抢，甚至发生渔塘被人下药、果树被人砍伐等恶性事件。近几年这类事情的发生率有所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农民的就业方向转变、致富水平提高、法律意识增强是主要原因，大户在农村税费改革和土地二轮延包中数量锐减、集体的“机动地”和“四荒地”面积不断减少也是其中原因。发生在刘文豹身上的故事普遍性中带有特殊性，特殊在于他几十年一直坚持规模经营，便有了比别人更多次“遭人哄抢”的经历；特殊在于他每次开发都是上千亩几千亩，目标太大就会导致“群起而攻之”；特殊在于他始终坚持开发荒地，开发前后的利益悬殊明显，更容易让人“心里失衡”。
医治老百姓的“红眼病”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因为这是中国大众文化层面上的病，病了几千年，病染大多数，用著名作家柏杨的话说，这是中国人的丑陋之处，是民族的劣根表现。这种病单独治是治不好的，应开“大处方”，应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素质整体提高特别是法律民主意识的增强一同谋划。
（三）机关干部的冷漠症。二十六年规模经营，从南到北土地开发，其间三次官司，多次上访，刘文豹跟无数的机关单位打过交道，也无数次撞在冷冰冰的“南墙上”。有关心支持他的吗？肯定有，但比较起来还是少一些。老刘总的印象还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并且到哪里都差不多。另一个种田大王侯安杰也在反映这个问题，前不久他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说他有四盼，最后一盼就是干部要转变服务老百姓的作风。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规模经营大户们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更是普通老百姓说起来就头疼就心寒的一个“官场老毛病”。不过大户比老百姓反应强烈，因为他们多少比老百姓更有话语权一些，普通老百姓上哪儿去说、找谁说、哪来的钱和功夫去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呢？这确实是我们需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保证党和国家的政令畅通，转变干部作风，增强部门服务三农的责任，提高为农民服务的质量。这个重要问题解决了，整个三农工作就往前推进了一大步，至于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这条道路也就自然畅通了很多。
（四）外乡人的户籍制约。稍大一点的规模经营，都会跨村跨乡甚至跨县跨市，侯安杰跨过了县市，刘文豹还跨过汉水、长江跨进了黄河，这就涉及到当地人和外地人的政策待遇问题。与刘文豹共渠种田的另一个老板，因为是本地人，他就能享受三项农田整理补贴、开发项目补贴和农机补贴等多项国家和地方补贴，外乡人刘文豹没有这个待遇（刘也通过争取得到了每年二十多万元的种粮补贴）。侯安杰也遇到这个问题，他种邻县的农田，人家水库不给他放水，说是“以钱养事”没说养外地人来做的事，因为“以钱养事”是根据本地人头发的钱。不过这事也不可一概而论，有的地方通过招商引资把规模经营大户请过来，不光享受与当地百姓同等政策待遇，还要“高看一等、厚爱一层”，为他们出台更优惠的政策，以至于当地老百姓为此呼吁不平等，说是“招了女婿丢了儿子”。这个问题说是户籍制约也是政策缺限。说是户籍制约可能一时不好解决，弥补政策缺限可能容易一些。
（五）基础建设的政府缺位。刘文豹读大学的儿子刘斌有句话问得好：“规模经营中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什么全部是我们个人买单？” 老刘在黄河边上的开发，有几件基础建设的大单，一是5000亩荒地整理；二是纵横田野的几十公里长的道路；三是形成自流排灌的几万米渠道；四是投入几百万元的黄河防洪石坝；五是电力变压设备；六是农田劳作休息房屋，也包括他们自己住的十几间工棚样的房屋。家宝总理前不久说，“很多基础建设属于公益性事业，各级政府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又说“农业基础建设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由政府包下来”。刘文豹的情况恰恰相反，基础建设他全买单，政府几乎没参与。侯安杰也向我们提出过类似问题，希望政府对其耕种的土地进行项目投入。这个问题也可以算在政策问题中：政府应该对规模经营中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给予必要的项目支持。
（六）两个市场的发育滞后。一个是土地流转市场发育滞后。刘文豹三次规模经营的土地，都是自己“钻机觅缝”找来的，宁夏那片黄河滩地，他找了两个月、三万里，找遍三省十几个县市。侯安杰的情况不同，他流转的近两万亩土地大多是人家乡村干部主动找上门来的，但签合同让他累得够呛。他不可能与1.8万个流转农户一家一户去签，那样的话他“从正月初一签到腊月三十五都签不了”（侯安杰的话），他只能与33个村去签大合同，大合同后附上每家农户签字同意的表格，这种简便而不规范的合同形式还是让他十分的费力伤神。两个种田大王一样的的感叹：如果有个流转市场该多方便，能像到超市购物一样该多好。另一个是社会化服务市场发育滞后。这个市场包括劳动力服务市场、资金服务市场、机械化服务市场、信息技术服务市场、种籽肥料农药服务市场等等。刘文豹对资金服务市场有需求，这些年银行很少给他贷款，他只有找朋友们打主意，更主要的是找地下放款人借高利贷。对劳动力服务市场也有需求，有时也请当地农民帮工，因为他是外地人，为此发生过几起不愉快的事情。相比之下，大冶的侯安杰对此要求就更大一些，因为他种的田更多，而机械化操作水平不及刘文豹，侯一年要请“长工”上百人，“短工”上万人，对劳动力市场的期盼更切。又因为他是新粮王，对资金和其它服务市场更有需求。应该说当前整个社会化服务市场发育都跟不上，我省“以钱养事”是一种半政府化的服务，只能算一种成份，是眼下“青黄不接”的当口非常必要的成份，但它只有“七站八所”，面比较窄，发展的空间还很大。解决社会化服务这个问题，政府会起到一种引导、鼓励、扶持的作用，但不可以也不可能包办，市场本身的拉动和推动会起到本质性的作用，也只有市场需求大、市场拉动力强，才可能使之发育更全面更健壮更迅速。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的思考与建议
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有两段十分重要的话：“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学习全会精神，解剖刘文豹这个典型，我在过去几次调研相关课题的基础上，提出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一些新的思考和建议：
（一）积极而稳妥地做好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工作。 我们需要积极的态度，是因为这项工作顺应历史发展规律、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符合党和国家的重大政策和相关法律。一是农村发展进步的必然选择。邓小平同志早在1990年就提出了“两个飞跃”的思想，他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二是人民群众的自发创造。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已经再一次在中国农村蓬勃兴起，成为中国农民继联产承包的又一历史创新，并且会不可阻拦地往前发展，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发展趋势。我省在经历了第一阶段的自发发展、第二阶段的被动发展，现在是再度兴起，虽然目前总量不大、质量不优，但开始进入比较有序的第三发展阶段。第三是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都有十分明确的要求，并且作为农村改革发展的最重要的制度来建设。这次全会召开之前，胡锦涛同志专程赴安徽小岗村调查，在当年大包干带头人之一关友江家里，专门就这个问题讲得很明白。他说：“我要明确告诉乡亲们，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四是法律的明确规定。听有的干部在说要解放思想允许土地流转，并说新三中全会在这点上有突破意义。其实，这个思想早就被解放了，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就允许土地流转，２００３年３月１日起施行《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如何开展土地流转写有一节12个条款，我们现行的流转政策都是“依法”而来并无大的“新突破”。
我们同样需要稳妥推进这方面的工作。温家宝总理在9月20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关于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专题研讨班上发表的讲话中有一段很重要的指示，总理指出：“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规模经营，但必须遵循依法自愿有偿原则，不能不顾条件地强制推行，特别是对土地入股、长期租赁等形式更要慎重。因为经济发展是有波动的，很多外出务工的农民就业是不稳定的，只要承包地还在，即便农民失业回乡，生活也有最基本的保障。”我们要学习领会总理的指示精神，在推进规模经营上不可轻率冒进。
一是从基本国情看，人多地少，人地矛盾还会越来越突出。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4亩，前10年以每年1200万亩的速度在减少。我省农民人均耕地面积1.23亩，户均耕地面积4.68亩，按规模经营的最低值每户种30亩，就有5至6户农民需要重新安置，侯安杰一人种2万亩，就有1.6万农民（实际涉及1.8万农户）需要向非农转移。二是从市场规律看，经济有波动，打工农民随时可能返乡务农。眼前美国金融海啸带给全世界经济灾难，中国虽然经济的基本面稳定，但受其影响也是很大的，要不然我们不会这么快推出十条应对措施，今明两年拿出4万亿来扩大内需抵御风险。 三是从土地功能看，承包地是维系农民温饱生活和农村社会稳定的最后一道防线。土地不仅是农民的温饱来源，也是就业岗位，还是最低生活保障，还起着稳定农村社会平衡协调作用。一旦经济遇到大的波动，市场遇到大的风险，大批农民返乡而又无田耕种，而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又没有建立起来，仅凭一点流转收入是不足以养家糊口的。孩子上不起学，家人生不起病，最低生活保障和养老保险又不能大面积覆盖，农民生活无着落，农村社会不可能稳定，整个社会也不可能稳定。而让大批返乡农民有地可种，虽然农民生活情况不会好到哪去，但很多方面就会大不一样。四是从实际情况看，法制尚不健全，单个农民的土地流转权益容易受到侵害。虽然我们前面说了刘文豹几次被当地政府和农民赶出了承包地，但比较而言，大户要比单个农民更有力量，更有话语权，如果大户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害的话，单个农民的流转权益更易受到侵害。前期很多、眼下仍多的农村土地上访事件，主要的还是因为农民的土地权益正在受到来自政府的、企业的、乡村干部的也包括大户的侵害。
中央在推进适度规模经营上既积极又稳妥。十七大的报告中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这次三中全会决定表述为“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去掉了“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添加了“多种形式的”，这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体现，是“积极而稳妥”的提法。后面接着写：“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的主体”，并且一连作有“三个不得”的底线原则和严格纪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其实，上面说到的规模经营的三大主体各地早就在发展中了，并且湖北产生了两个特大典型侯安杰和刘文豹，专业合作组织等主体也在比较迅速的发展中，为什么还要在前面加上“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这一“状语限制”，就是要稳妥，而“三个不得”更是确保稳妥。
所以，我们一方面说，湖北规模经营出了两个特大典型，我们更要着力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用习近平同志讲过的几句话说，不为过去成绩而自满，不为现有做法所束缚，不为传统模式所局限，不为目前小富而停滞。另一方面，我们又要说，尽管湖北出了规模经营两个特大典型，但我们不能头脑发热，不能急于求快和盲目求大，不能超越事物发展的规律去办事，不能在这上面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不能在这上面搞强迫命令、搞齐步走、一刀切，搞脱离实际和违背群众意愿的行为。这就是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既要大胆创新，又要稳妥推进；既要朝着方向走，又要脚踏实地走；既要全省普遍倡导和统一部署，又要分类指导、因地制宜；既要考虑发展规模经营主体的利益，更要考虑维护最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既要谋划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更要统筹农村农业农民以及城乡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二）制定支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政策是路标，也是杠杆。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应在政策上解决几个重要问题。一是允许土地流转双方签订“长久不变”的合同。此条依据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精神而来。此条可能更适于承包或流转集体的机动地、四荒地。当前与农户的土地流转大多在“三十年”剩余期限之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规模经营的深化，肯定有需要超过的，我们应该先在政策上允许并支持。二是给予同等补贴和专项扶持。明确规模经营户主可以同等享受农民的各项补贴政策待遇，但不能挤占流转土地方农民的政策利益；明确外地规模经营大户可以同等享受当地农民享有的国家和地方给予的优惠政策待遇，但不能挤占当地农民的政策利益。在现有普惠政策的基础上，增加对规模经营的专项奖励政策，主要是农机购置专项补贴，柴油专项补贴，应考虑增加新技术新品种推广补贴。这符合十七届三中会会决定提出的“健全农业补贴制度，扩大范围、提高标准、完善办法，特别要支持增粮增收，逐年较大辐度增加农民种粮补贴”的精神。并且，他们应该分享国家“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向主产区倾斜，建立主产区利益补偿制度，加大对产粮大县财政奖励和粮食产业建设项目扶持力度”中的“倾斜、补偿和扶持”等优惠政策。三是对规模经营给予基础设施的项目支撑。可以按一定比例实行以奖代补，高产农田建设、国土整治及低丘岗地改造项目都应优先投放已经实行规模经营的区域。同时，按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采取以奖代补等形式，鼓励和支持农民开展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小流域综合治理等项目建设”。四是给规模经营大户提供贷款支持、保险奖励、技术保障、信息服务和素质培训等。这是常规措施也是必要措施。
（三）出台促进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的法律法规。法律法规应该解决三个根本性的问题：一是延长土地承包三十年期限，将“长久不变”先期落实为一个准确时段。“永远不变”不符合事物是发展的变化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发展观，“长久不变”要落到实处。可参照法律规定的草地三十年至五十年和林地三十年至七十年落实，同时允许农民签订五十年或七十年剩余期限内土地流转合同，此条不一定要等国家这方面的法律出台后才有动作，省级可以先一步探索，目前条件比较成熟（早在国家颁布土地承包法之前，贵州就宣布了土地承包期限为50年）。二是允许部分农民退出土地。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统筹城乡社会管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那么，这些“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后就应该从农村土地承包权益中退出。这部分农民从土地承包权益中退出，需要从法律法规上进行确认。先走这一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立农民自愿退出土地的机制，充分考虑并有效解决农民退出土地后的保障问题。这样城乡互动，有进有出，真正地减少农民，也会因此促进包括农村适度规模经营在内的方方面面的发展。三是出台严格的保护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的法律条文。尤其是约束基层政府在规模经营中的随意行为，弱化基层政府及其部门在规模经营中的行政干预能力，同时规范土地流转双方的权利义务，有针对性地防治在规模经营后期出现的农民集体推倒合同、哄抢大户成果的“红眼病”行为。可否这么去说，要在赋予农民“一包到底”权力的基础上赋予规模经营业主“一转到底”的权力，即在“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在“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的基础上，在坚持“三个不得改变”的基础上，也同样赋予规模经营业主“流转后充分而有保障的使用权”。
（四）加大力度培育现代农业和农村市场经济的主体。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并要求“加快构建以公共服务机构为依托、合作组织为基础、龙头企业为骨干、其它社会力量为补充，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和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根据我们的调查，农业大省湖北是完全有条件并需要大力发展规模经营主体的地方，更需要加快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引导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需要主体支撑。农民肯定是主体，比一家一户农民更有牵引力和推动力的主体，则是农民中的大户，像刘文豹、侯安杰是杰出的也是稀少的大户，他们的模式也接近家庭农场。其次是专业合作组织、还有企业、集体和政府。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专业合作组织是我们应当着力培育的三大主体，这三大主体它们既是规模经营的主体，又是服务规模经营的主体；既是现代农业的主体，又是农村市场经济的主体，我们应该在工商登记、银行贷款、税收优惠、财政扶持、保险保障、项目支持等多个方面提供帮助。特别是要倾斜培育服务规模经营的主体，“支持供销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服务公司、专业技术协会、农民经纪人、龙头企业等提供多种形式的生产经营服务”，要加快改变这方面的主体严重“营养不良”和“发育迟缓”的状态。
（五）探索建立比较完备的土地流转市场。十七大报告要求“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十七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后者的要求表述更明确和更接近我们的工作实际一些，这正是我们当前工作的薄弱环节和需要我们重点加强的地方。建议先做试点，然后稳妥推进，逐步探索建立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一是明晰产权，进一步搞好确权到人、确地到田、颁证到户的工作。经济学家说，只有产权明晰才能产生交易。越是“长久不变”越要“更加明晰产权”。过去我省做过了完善农村土地二轮延包的工作，但据我调查，这项工作在有的地方不一定做得那么彻底，而这项工作在我省农村实际上是一项容易出现反复的事情，因为有的地方约定俗成了“三五年一调”，又因为对农民土地的侵权不会停止，三因为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人口增减、农田改造、城市与交通建设、水利与堤防工程等等引发。所以有必要集中有效地、认真扎实地、重点突出地来一次“继续完善农村土地二轮延包工作”。二是建立平台，健全网络。县市区一级设立农民承包地经营权流转中心，乡镇设立联络站（农民把它叫“托田所”更通俗准确）。县乡平台对外公开本地区土地流转信息，为土地流转双方提供服务。试点地方可以在乡镇联络站进行“交易”，按市场价格“代收”农民申请流转出去的土地，或者先付一定的“预付金”，待流转出去后再一次性付清其余款项。需要流入百亩以下的“业务”可以在乡镇“交易”，按市场价交钱购买“土地经营权”。流入百亩以上的应到县市区交易中心“交易”。无论流出或流入，无论县乡交易，都要签订规范的流转协议。三是确立农地流转支持银行，提供金融支撑。全省可通过招标确定统一的金融扶持机构，专办农村土地业务（有叫农村土地银行），主要为农民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供贷（存）款服务。四是允许农民以土地承包权和依法流转的土地承包权、大型农机具和房屋等作为抵押获得农业生产开发方面的贷款。十七届三中全会要求“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可以先从此处“扩大”。五是建立健全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仲裁机构和法律援助体系，切实维护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维护流转双方的正当权益。
（六）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加强舆论引导，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法律培训，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可以在全省上下集中一段时间开展土地法律法规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普及工作，送法下乡、现场办案、以案说法，采用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引导人，多用身边发生的典型事例教育人，有必要专项打击违反土地承包法的行为和集中整治规模经营的环境。同时，加强干部作风转变，提高部门服务农民的质量，搞好机关单位对口联系农村工作，巩固“三下乡”成果，多为农民办好事办实事，在引导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上，相关部门如工商、税务、土地、经管、保险、金融、司法等，努力做到热情、细致、减免、优惠、简便、快捷，真正形成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共建新农村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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