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2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
观点提要
1.近十年来我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的底层社会。为此，我写了《岳村政治》、《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和《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三部书。我想表达的一个基本理念是底层社会有自己的政治逻辑，国家要在政治上重新认识底层社会，确认和保护底层社会公民的个人权利。2.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底层社会是当代中国社会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会群体。3.“底层社会”作为一种价值取向，要求我们从底层人群的处境出发，从他们的要求和愿望出发，来理解社会的发展和目标。因此，我们的政治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政治精英活动的层面上，而要深入底层社会生活的内在结构中去寻找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对那些主导社会发展的精英不能停在道德评价的层面上，而要寻找一种制约精英行动的社会力量。4.从方法论的视野来分析，“底层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从底层人群的角度去理解社会现象。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底层社会的研究视角有助于理解和揭示中国繁荣发展、社会转型背后的另类社会现实，对于丰富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冲突理论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首先要感谢康晓光教授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在中国人民大学MPA的课堂上发表演讲。我与康教授的交往应是中国知识界十分独特的现象。他是早已成名的思想家，我称他为康夫子。他与我一见如故，并屈尊与我成为了多年的好朋友。但是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我们所表达的观点基本上是不一样的。因此，当康教授给我电话，要我到他的领地做一次为时三小时的讲座，我非常高兴，立即就答应了，甚至还感到有点受宠若惊。可事后总感到有些不对劲，因为康教授要我来讲解所谓的名著《岳村政治》，而我从来没有认为那本书是什么名著。但人都喜欢听好话，康夫子说我的书成了名著了，当然高兴。可接下来的话却不那么好听了，因为，他在电话里说，“现在写名著的大都死了，好在你还活着，就来讲一次吧”。尽管话难听，却也让人产生了许些自负。好在康夫子是当代中国的名士，我们总不能按常人的规矩要求他。当然，你们也许就会发现，请我来这里讲座，也就有可能是康晓光教授有生以来最大的失策，因为，我是来批判以康晓光为代表、在当前中国十分流行的“精英主义”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中国的底层社会：我的研究和立场”，主要是向大家汇报我近十年来关注的基本问题和研究结论。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讲我研究的过程，重点介绍我写的三本书。我想告诉你们，这些书是如何来的，它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基本理念。第二部分则是讲我对当下中国的基本看法，其中主要是讲我关于底层社会的立场。在这中间，我要放一部我拍制的电视短片给你们看，这个短片是纪录北京上访村的。
我对中国底层社会的研究关于《岳村政治》
我最早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是《岳村政治》，现在这本书被康晓光教授等称为名著并列为你们班的教材，我很高兴。但实际上这本书不是我非常满意的著作。《岳村政治》是我的博士论文。你们将来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就知道了，在目前中国这种教育体制和政治语言环境下，博士论文有许多表达方面的禁忌，否则，你的论文就通不过，你就拿不到博士学位。可是，我读博士时，已经在社会上混了好多年，其中当了近十年的律师，我当然不想为了混一个文凭而无所作为，总想在博士论文中表达我长期以来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思考。那么写一篇什么样的博士论文呢？我出生在湖南。近代以来，这个地方出了许多很有名的人，其中有大家肯定知道曾国藩、黄兴、毛泽东，刘少奇和彭德怀等人。毛泽东作为一位革命家与湖南最密切的联系当然是他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他早期最有名的著作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你们中有读过的人可能还记得，毛泽东在这篇檄文中用“农民运动好得很”、“贫农乃革命先锋”等“事实”，批驳了“农民运动糟得很”、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他称赞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事实上，直到现在，有关这场农民运动的争论依然存在。你现在到了湖南农村，还会经常有人对当年的农民运动不以为然。有些年龄大的人也许会告诉你，某某“农民领袖”当年就是一个不劳而活的二流子，而被打倒的地主则是一个吃苦的庄稼汉。我是1979年在湖南师范学院上的大学。在1980年我们这所学校因基层人民代表选举发生了举世闻名的学潮。我学的是政治专业，又经过文化大革命，当然很容易把湖南的农民运动与自己的经历过的社会现象联系在一起。我一直在思考底层的中国农民，是如何被动员起来的，而且，他们被动员起来后的行为，为何与文革中红卫兵造反、学潮时的学生的行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可那时只是写了篇短文章，因没有地方发表，也就没有下文了。因此，当我到华中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我就想写一本《湖南农民运动再考察》的书，想从群众运动的角度来重新解读那场激动人心的历史运动，想用自己的视角去理解生活在底层的农民是如何与毛泽东等革命的知识分子结合的，试图建立新的有关中国乡村社会与革命理解模式。我的导师是徐勇教授。徐先生是一位治学严谨、很有学问的政治学家，他将自己的研究方法归纳为“三实”，即追求实际、实证和实验。他特别强调的是实证研究，认为要真正了解中国社会需要进行艰苦的个案研究，要在实证中寻找理论突破和创新的契机。他指出，在实际调查中要坚决摒弃先入为主、以个人价值偏好取代客观事实的做法，首先要弄清楚“是什么”，突出动态的过程研究，突出理论的原创性。他听了我的想法，表示认可。但他认为，只在档案馆查资料，不到发生地进行实地调查得不出原创性的东西。于是，我就沿着毛泽东当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路线进行了近两年的农村社会调查。但最后在博士论文开题时，徐教授和指导委员会的其他教授，都建议我不要把毛泽东及其所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作为主题来讲，因为我的这些评价可能会犯某些政治规定。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就把乡村治理作为研究主题，写成了题目为《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以岳村为表述对象的实证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这篇博士学位论文是以湖南省第一个农民协会所在地岳村为表述对象而建立的有关中国乡村政治状况的理论分析模型。它运用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框架，通过对岳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政治关系、权力体系、政治控制、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进行客观的描述和分析，试图从政治社会学和政治人类学的视角，来剖析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发展的过程和特征。这篇博士论文基本上没有作改动在商务印书馆以《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为名出版后，得了许多奖，也成了一些院校所谓的必读物。可是，从已发表的数量很多的书评中，我发现有许多人并没有真正了解我在这本书里想表达什么。记得几个月前，你们人大的博士们举行了一个《岳村政治》讨论会，我的一个好朋友作为主讲。他把精心准备的讲稿发给我，希望我提些意见。我看后一条意见也没有提，甚至一个字也没有改。为何呢？因为我感到他同许多人一样，对我在《岳村政治》想表达的、最深层次的思想并没有理解。那么，我到底想在《岳村政治》中说些什么呢？表面上讲，《岳村政治》开笔和最后的落着点都是讲“村民自治”的，是对有关村民自治相关争论的回应。当时，村民自治受到了学术界乃至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并形成了两种完全相左的观点。以徐勇教授为代表的支持者认为，村民自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深入的一个领域，它作为基层直接民主的有效形式，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自上而下的授权方式，将一种自下而上的乡村社会公共权力产生的方式用制度确定下来，体现了法治和民主精神，是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起点和突破口。特别是，由于中国80%左右的人口在乡村，乡村的稳定发展，是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村民自治这一制度化的乡村社会政治秩序具有特别的历史使命，将影响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以党国英教授和陈子明为代表的反对者则指出，尽管在乡村社会的结构转型时期有对民主政治的需求，但由于乡村政治应该是全社会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乡村改革应该是全社会政治变革的最后一个环节，乡村社会很难产生推动全社会政治变革的力量。村民自治不是民主政治的起点，而只是一场发展后果尚难以预料的乡村政治动员令，因此，应以现代国家行政分权思想替代自治理念，其政策性主张就是将社会体制的下线伸入到村。他们的这些主张与现任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相当一致。他在还是复旦大学教授的时候，就写书指出，为加强村一级组织调控作用，从目前乡村变化了的生活方式看，将社会体制的下线伸入到村是必要的。我研究的基本结论与他们的观点多有不同。我认为，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过程，是在现代化背景下，国家主导乡村社会的制度变迁过程，其显著特征和标志是，城市政治社会对乡村社会的侵入即国家行政权力的下沉；但是，国家对乡村社会的这种主导作用是有限度的，要受到乡村各种利益结构及国家能力、乡村传统、现代化及民主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在这种有限主导的政治模式中，乡村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是，随着国家对乡村经济依赖性的减弱和乡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传统的权力文化向现代权利文化的转变，国家的行政权力将逐渐退出乡村的政治领域，乡村社会将最终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实现从传统的专制家族社会向现代民主的个体社会的转型。也就是说，在我看来，村民自治的意义在于它是发生在中国转型期过程中用法律的规则确定的政治参与从家庭到个人的转变。这种转变体现的不只是一种政治单元的转变，更多的是对个人民主权利的承认。这一点对于有着几千年专制传统的中国社会特别重要。民主政治的基础是个人权利的确认和保护。民主是在尊重个人权利的基础上的多数决定，或者说是以多数决定来防止共同体的人格化身的为所欲为，从而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一种机制。乡村社会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对村民个人权利的确认和保护，也就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最深厚的基础得到了改造。这是理解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政治发展和进步的关键。上面讲的是些文本性的东西，是显而易见的。但实际上，我还是力求在字里行间表述我的一个最为基本的观点，就是将对农民基本权利的承认和保护作为农村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基本目标；同时，我希望通过对农村利益冲突与政治权力关系相关性分析，使人们认识到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还存在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基因。为了张扬这种思想，我在这篇博士论文以《岳村政治》为名出版时，节选了部分有关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调查记录，作为该书的附录。在这些日记性的文字里，我想表达自己思想最深处的某些东西。对我想表达的这个东西，还是有人读出来过。你们人民大学的政治学家张鸣教授和我们社科院的樊平教授就在北大举行的一个有关《岳村政治》的研讨会上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们认为这才是最有价值的，应该发挥这些观察和思想，写出更好的东西出来。我真的很佩服他们的洞察力，也很感激他们的鼓励。事实上，我在写《岳村政治》时，已经注意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其一，就是近年来湖南发生的一系列农村群体性事件都有当年湖南农民运动的影子；其二，当年去领导湖南农民运动的人大都是参加过安源大罢工的工人。我想理解这些现象，才有我后来关于底层社会的两本书，即《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和《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
关于《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
2001年博士毕业后，我到中国社会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我当时申请入站的研究选题是“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我的合作导师是农村所所长张晓山研究员，他是一位经济学家，对中国农村的经济合作组织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他同时是一位对底层民众有十分关怀、正直而有担当的真君子。他批准了我的研究计划，使我有机会进入中国社科院这个国家级的科研单位。我以此为课题申请了国家的社科基金并获得了资助。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及国家社科基金的结题报告就是《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但非常有意思的是，国家社科基金的专家们给我这项研究的成果签定为“优秀”，可国家社科基金管理办公室又给社科院下达了专文，说此书所涉内容过于敏感，不宜公开出版。你们现在能看到的书是我删节了大量内容后，由香港的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写是衡阳县农民维权抗争。大家都知道五岳之一的南岳衡山，它在湖南。衡阳市和衡阳县都在南岳的南边，所以称为“阳”。衡阳县出过很多名人，有两位你们也许是知道的。一个现代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叫夏明翰，是一个革命家。他讲了“杀头不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让很多人都记得了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就是专门写男欢女爱的琼瑶。为何要选择衡阳县来进行调查和表述呢？衡阳县农民维权抗争进入我的研究视野是1999年6月。当时我正沿着毛泽东当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路线，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在一个遇然的机会，我获悉了衡阳县在一个月内发生了三起农民与基层政权冲突事件。这三起事件就是“栏垅事件”、“香冲事件”和“盐田事件”。“栏垅事件”发生在1998年12月20日，衡阳县栏垅乡政府组织人员到荷陂村收取三级上交并将“上访代表”蒋才辉妻子邓月英捉到乡政府摔成重伤，被迫送县医院抢救。当地村民知道后纷纷前往县医院探视，并集体到县委和县政府要求依法惩治打人凶手，在没有得到满意答复的情况下，近百名村民在县城省道必经的桥上静坐，使省道及县城交通中断了一个多小时。事件发生后，乡政府组织力量对参与静坐的村民进行集中打击，拘禁该村“上访代表”和参与静坐的其他村民十多人，以“冲击政府”和“非法集会”等名义对数十名村民处以2000元至50元不等的罚款，并举办各类“法制学习班”强制村民到指定地点集中学习。为了逃避打击，该村100多名村民象“躲日本”一样藏在附近的山中数日，直到惊动中央才得以回家。“香冲事件”发生在1998年12月23日，衡阳县渣江镇盐田责任区香冲村干部来到该村荆树组收三级上交款。该村的“减负代表”洪吉发与彭云茂、彭忠云等人得知后，赶到村干部正在收款的农户家宣传中央的减负政策，并直接质疑村干部为什么违反规定按人头摊生猪税，双方因此发生争吵和扭打。盐田责任区主任得知此情况后即前往香冲村进行处理。而渣江镇其它村的“减负代表”闻讯后也迅速前往香冲村与责任区领导评理。渣江镇政府即派镇里干部及派出所干警乘坐两辆吉普车赶到现场。附近几个村的近千名村民赶来后将镇和责任区干部包围。在相互争辩中，减负代表洪吉发与责任区主任发生扭打。洪吉发和责任区主任分别受伤。村民们愤怒地将镇干部乘坐的两辆吉普车掀翻到路边坑下，造成车辆损坏。事后，洪吉发被衡阳县人民法院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彭忠云和彭云茂分别被衡阳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处以劳动教养一年。“盐田事件”发生在1999年1月17日，衡阳县渣江镇根据县委和县政府的安排，声称要集中力量对农村社会治安进行一次重点整治，召开全镇农村整治动员大会。镇党委书记、镇长和分管政法的副镇长及县驻镇农村整治工作队队长等人商定，将该镇被捕押的部分“减负上访代表”或他们的亲属等6人作为反面典型，列为帮教对象，用捆绑挂牌的方式在万人大会上批斗示众。在会议进行之时，几千名参与会议的村民为营救被批斗的“减负上访代表”集体冲击会场并与政府干部发生了大规模冲突，减负上访代表被群众营救，在场的十多名县乡干部和数十名政府聘请的戴红袖套的联防人员被乱石打得落荒而走，政府租借的数部车辆被砸坏。该事件发生后，引起了中央和省、市领导的高度重视，省、市派出联合调查组。衡阳县委、县政府对负有责任的镇党政领导进行了处理。这些事件让我感到十分的惊讶甚至是震撼。因为，它们与主流媒体和学界所宣称的农村形势相差甚远。我想，也许这些也许是个别县发生的少数事件。但是，我很快又获得了湖南省各地发生的多起农民直接对抗基层政府事件的准确信息，而且有许多事件无论是规模还是对抗程度及社会后果都远远超过了上述事件。已有的学术训练和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责任促使我开始关注这些事件，并感到下列问题需要回答：这些“减负代表”、“上访代表”的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领导农民与基层干部进行抗争？他们是如何组织起来又是如何运作的？基层干部为什么要打击迫害他们？村民们为什么宁愿冒着风险不惜采取集体行动冲击会场营救他们？他们被打击后是否还会继续从事减负上访活动？前面这些问题是有关事实方面的。在了解事实的基础上，我想进一步回答的理论问题是，当代中国出现的这些农民抗争活动的根源、动态过程和结果是什么？有组织的农民争取权利斗争对农村的治理和政治稳定发生了什么影响？它对于中国的民主转型可能有什么影响？为了防止中国农村踏上通向深刻政治危机乃至不可控制的动乱必须引进哪些制度变革？对这些问题，这本书有较为详细的回答。这里我就不重复了。我现在讲三个“农民领袖”的故事，我想，你们听完后也许会得出与我差不多的结论。第一个人物叫彭荣俊，男，1961年生，高中文化，1979年参军到云南前线，1982年退伍回衡阳县渣江镇盐田文德村江东组务农。你们看彭荣俊的照片，是不是感到他与我们在城里街头常见的农民工无异。但无论其走路还是闲坐，腰总是直直的，讲话也很干脆。他烟瘾很大。可知道我不喜欢烟味后，在同我谈话时，从来没有吸过烟。他说，自己为人正直、敢做敢为和有克制力，这些都是在部队养成的习惯。事实上，最早引起我关注衡阳县农民抗争活动的就是彭荣俊。那是2000年3月20日，我从两位衡阳县农民那里知道了有一位叫彭荣俊的退伍军人，在本乡镇发动13位农民成立“减负代表”组织，然后通过宣读中央减负文件等方式，联合几百农民上访省市，还就农民负担问题直接与乡村干部进行谈判，并遭受了各种打击。我感到农民先建立组织再进行抗争，是有政治动向性的事件，需要重点关注。于是，我向他们提出访问彭荣俊的要求。他们没有肯定回答我，只是说要先“请示”一下。3月31日晚，我刚从外地来到衡阳，还来不及整理行装，上次来访的一位就陪着另外两人来到了我的住所。据介绍，来者就有彭荣俊。看来，经过上次的交谈，他们认为与我交谈没有危险，彭荣俊才愿意与我相见。在我访问彭荣俊时，他多次提到了他的妻子。他将自己之所以走上为农民而抗争这条道路，主要归结为两个方面。一个当今农村社会太腐败，农民受尽了欺压，他曾经是位军人，应该为农民说话。而另一个就是他的妻子的鼓励和支持。他最初成立“减负代表”组织就是在他妻子的支持甚至激励下进行的。这个过程很有意思。他本来在小镇做糖生意的，有一次为了收本地芝麻，有个老头就卖十多斤芝麻给他，但他没带秤去，就听一个摆摊位的人说这个老头是个人民的大好人，彭就问他被称作大好人的秘诀，他就说是为农民减轻负担，为农民抛头颅流热血。过了几天，这个老头就把减负的文件拿来给了他。他拿回来后白天没来得及看，却让他老婆看见了。他老婆是个高中生，在当地也算个有见识的人。他老婆发现，干部按县里的规定收取的和省里的文件大有不同，再加上我们农民的生猪税都要按人头来摊，最高每人要摊17元的生猪税，把人当猪来摊钱。她很气愤，对彭荣俊说，你是个退伍军人，要是个男人的话，就要领导农民同这些腐败分子斗。于是，彭荣俊就走上了领导农民维权抗争的路。说心里话，了解这些故事后，我有两个非常深的感触：其一，在我们的常识中，如果农民本人的权益没有受到非常大的侵害，他们是不会去与当官的对抗的，可彭荣俊不是。他虽然也受到了乱收税费的侵害，但如果算成本和收益的话，领导农民抗争所付出的绝对远远超过了按要求交的税费。如何理解他们呢？其二，对彭荣俊老婆这位农村中年妇女所具有政治责任感却让我感到万分惊诧。在我们心目中，中国的乡村妇女应该最怕事的，可那么为什么产生了彭荣俊老婆这样的人呢？第二个人物叫陈标，男，1943年生，小学四年文化，衡阳县渣江镇官埠责任区新井村白露组，务农。你们看他的照片，是不是一个再平常的农民？我告诉你们，这个人物可不简单。他1996年开始为农民负担等问题上访省市各级党政机关。近年来，创作了大量有关农民现实生活的诗歌、政论文、政治寓言等作品，鲜明地提出了“解放现代农奴”的口号。被衡阳县减负上访代表称为“农民理论家”。 我第一次见到陈标是为了寻找一个在衡阳县非常有名的“农民领袖“屈刚。那是2003年1月22日，也就是腊月二十，下着雨雪，为寻访不知去向的屈刚，我们前往陈标家。陈标家在衡阳县一个很偏僻的农村，只能步行进去。他的家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下面，房子有一半已经垮掉了。那些残砖烂墙，给我一种衰落的感觉。而陈标给我的第一映像却是个非常朴实而感情丰富的人。当我走进他那已经破烂而阴暗的房子时，他迎了出来，用一双粗糙的手紧紧握住我的手，用略显嘶哑的声音不停地说着：“同志们辛苦了！”，因为房子太暗，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我能感到他在流泪，是那种受尽了屈辱的人得到理解和同情的激动之泪。我为之感动了很久。我当时本想同他多聊聊，但访问完屈刚已十点多钟了。我们还没有吃早饭，跟随我去的中国农业大学的几位学生已因饥饿多有表现。尽管陈标一再要留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吃饭，考虑到一些其它原因，我还是与他及屈刚告别了。可当我们走到离他家已有几百米的一个小山岗时，他就踏着泥雪追了过来，其目的是要送给我一篇文章。我是站在雪地里、顶着寒冷的北风读完了他的那篇题为《现代农奴纪实录》的。读着读着，只觉得一股热流迅速充满了我的全身。从他那好看的钢笔字和充满激情的文章里，我依佛看到了些什么。他那有些矮小而单薄的身材，也在我心目中一下子变得高大起来。后来，我多次去访问过他，他将近年创作的两大本有关农民生活的政治议论文、诗歌、寓言交给了我，我都收集在这本书里了。你们如果看了他写的这些文章，会对中国农民的政治意识有一个新的看法的。说心里话，他所写的许多东西，是我这个所谓的博士都写不出来的。第三个人物叫廖哲辉，男，1940年生，小学文化。1993年从广东打工回乡后因不满各种加重农民负担的做法而当面指责村干部并发生冲突。1994年开始到县上访，在遭受镇干部打击后上访到省市。1995年后数次发动农民到镇政府讲理并联名聘请律师进行诉讼。在上访和诉讼均未见效的情况下，购置扩音设备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坚持至今已达7年之久，是位名副其实的宣传家。你们听完我上面的介绍，一定认为这个宣传家应该是位身材高大、相貌堂堂、能言善辩而且富有激情的人。也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想象，我第一次见看见他时，就无论如何也没有将面前的这位干瘦而不善言辞的老人与那位广受农民称赞的宣传家联系起来。可在听完他亲述自己的故事后，我才能理解像他这样一位老实的农民是如何被一步步逼成为一位公认的减负代表中的宣传家的。当然，他那种路见不平而拔刀相助、宁死不屈而抗争到底的性格注定了他不平凡的晚年人生，但如果不是对各级执政者失去信心，他应该不会像现在这样企图依靠自己的宣传来发动农民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我对他用录音机把中央文件录下来四处宣讲这件事很感兴趣。我问他，为何要录下来，是不主要是为了省事？他说，省事只是一方面，我读书不多，有些字不认识，请有文化的人录音，可以不出差错。最关键的还不是这些，主要是留下一些证据，不给地方政府迫害我提供机会。为什么？因为他复制了很多本，如果有一天地方政府要打击他的话，可以放给他们听，全是中央说的，他宣传中央的政策当然没有错。他的这些讲话，使我注意到了新的科技对农民抗争的影响。我还注意到了廖哲辉是在对省级执政者落实政策的行为无效而失望后才走上依靠自己和依靠农民来替天行道的。这给了我许多联想：远离中央政治的中部农民，对体制性依赖要受到路途等因素的限度。他们不象那些皇城脚边的人，用很少的成本就可以跑到天子座下，并能用各种关系惊动朝野，而获得平反昭雪或扫黑杨善。中部农民这种远离权力中心而对中央权威的敬仰，往往就会成为他们替天行道的动因。当然，如果中央也让他们看不到希望，那么，他们的目标也许就会有所改变。这实际上是中国近代以来改朝换代的最主要的原因和路途。我在这里同你们讲了三个农民领袖的故事，你们从中听出了什么呢？可以说，我正是根据这些故事，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当代中国农民的“以法抗争”依据的是底层社会的政治逻辑，因此要在政治上重新认识农民。在我看来，底层民众并不是一群愚昧得不能分辨得失的群体，现代社会应该容许有底层政治的存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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