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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重庆: 中国底层社会研究

作者:吴重庆 文章来源:中国乡村发现 更新时间:2013-7-24 录入:王惠敏

2012年秋季学期,我给中山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开了一门名为“中国底层社会研究”的选修课,意在为学生引入一个观察转型期中国社会的视角,讨论转型期中国产生底层社会的机制。所以,与其说我关心什么是“中国底层社会”,不如说我更加关心中国底层社会的再生产过程。 与何谓“底层”问题直接相关的是何以提出“底层”。“何谓‘底层’”与“何以提出‘底层’”事实上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底层”观,“底层”本身并非一个客观实体,“底层意识”可能是由精英建构出来的。印度“底层学派”曾经讨论“自主的底层意识存在与否”的问题,即“底层能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斯皮瓦克说,底层可以直接通过历史学家的书写发出声音的想法其实只是一个神话。 在一般意义上,提出以及主张“底层”研究的人,程度不一地带有社会批判、文化批判乃至政治批判的倾向。这一批判的倾向既可以基于“左”也可以基于“右”的立场,既可以是出于对“普世”价值的关怀,也可以是出于对“多元”取向的标榜。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 《狱中札记》 中(1947年出版)提出“底层阶级”(Subaltern Classes)概念,用来表示意大利南部的作为从属阶级的农民问题,以及无产阶级领导的阶级联盟中的其他社会群体的“隐语”。他认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是“有机知识分子”,必须重视农民的文化、信仰、实践活动以及政治潜力,以夺取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所谓领导权的确立并非通过国家机器强行获得,而是必须建立于底层阶级认可的基础之上。 直接借用葛兰西的“底层”(Subaltern)概念并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开展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的是一批印度学者,号称“底层学派”,他们包括古哈(Ranajit Gaha)、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斯皮瓦克(G.C.Spivak)等。他们于1982年创刊《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关注南亚底层社会的历史、文化、生存状况和反抗斗争,致力于批判精英(殖民主义精英主义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精英主义),确立底层意识的自主性。 印度“底层学派”与葛兰西提出Subaltern Classes不同,葛兰西侧重于表示无产阶级领导的阶级联盟中社会构成的多样性,印度底层学派使用这个概念,除了表示印度社会构成的复杂多样性以外,更强调的是“底层性”(subalternity)作为所有下层社会群体的同一性。 印度“底层学派”也与英国新社会史学家如E.J.Hobsbawm,E.P.Thompson,C.Hill等主张“自下而上”(history from below)的史学观不同,他们认为,“自下而上的历史”依然被限制在给定的框架内,不过是使西方现代性的叙事更为详细、完整罢了,没有任何 “自下而上的历史” 能够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本身的存在、稳定或者说历史合法性提出挑战。印度的“底层研究”不应该重复“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 而在中国,说到“底层社会”,虽然首先毫无疑义地是指“弱势群体”,但诉求各异。 人类学家乔健先生在《底边阶级与边缘社会》一书的“绪论”里说,“底”指社会地位低下,处于社会底层;“边”指边缘,即在士、农、工、商四民之外,一般从事非生产性行业的群体。他们处于“礼法”的边缘,属于“化外之民”,并且“穷而无告”、“弱而无助”。他认为“‘底边社会’的特质近乎Victor Turner的Communita ,其特点是地位、等级、与财产的消失,同时呈现同质、平等、卑下与无私等特色。相对于主流社会严密的结构,它是一种反结构(Anti-structure)”。所以,他重视“底边社会”,主要还是出于人类学家历来对“社会连接”、“社会结构”问题的关注。

社会学家郭于华著有《倾听底层》一书,她主要关注底层对苦难的讲述。她认为革命以及以革命运动形式推进的社会工程和社会试验给底层民众带来新的苦难。“底层的表述蕴含着巨大的能量,而关键在于苦难若能进入历史(被讲述和被记录),苦难就有了力量”,一种颠覆和重构的力量。“诉苦”曾经是一种革命动员的方式,今天却可能是革命解构的方式。 政治学者于建嵘将其新近文章结集为《底层立场》一书出版,他承认“底层政治”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不过基本上是将“底层社会”纳入“公民社会”的框架,认为“社会底层群体所进行的政治抗争表现为在国家政权主导下,利用公民社会的力量,试图谋求某些具体的利益”。 我所谓的“中国底层社会研究”并没有颠覆精英史观的兴趣,同时我并非以“底层”解构革命而是从底层视角出发理解革命及底层行为的复杂性,也无意于以“底层”突出维权抗争、催生“公民社会”。我只是选择“市场化”这一特定的视角,观察近代以来中国产生底层社会的机制。这样一种观察角度自然有可能将一些因为极端灾害性气候导致的饥民、流民----这些本属于“底层社会”的人群遗漏掉。对此,我也只能以“底层总是被建构的”自慰。 一般来说,传统中国社会的稳定得益于以家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兼业是小农经济的重要特征,“男耕女织”是具有兼业特征的小农经济的类型化表述。在近代中国遭受西方一系列侵入与冲击的过程中,洋纱洋布大举低价倾销中国,大概是对中国小农经济的解体构成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洋布以低价格及低关税迅速打败中国的土布,导致耕织解体,农民的日常生产与生活不得不与市场日益相连,即日益货币化,因此导致小农经济的解体。其结果是农民不得不到城市里纯粹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成为城市苦力,沦为生活无稳定依靠的“底层”,其中码头工人、人力车夫乃典型代表。据三十年代北平社会调查所完成的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数据,当时单上海人力车夫就有50万人之多。值得一提的是,裴宜理在《上海罢工》一书中说,“人力车夫并未成为以发动工人运动为己任之政党的主要依靠”,“他们是工人阶级中最不易罢工的分子”,“上海为数庞大的人力车夫不与任何一方打交道。在车主和承包商的控制下,人力车夫几乎不可能起来反抗他们的雇主”。显然,如果我们真能触及底层的生存境况,便可获得底层视角,此一视角是异于无产阶级政党政治视角的,即并非“越穷越革命”。 近代以来,中国农耕经济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并轨,小农经济日益破产,大批农民在生存的底线上挣扎。这也是我们了解中国革命得以发生的最重要的背景。詹姆斯.C.斯科特在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中说,“有些地区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一阵细浪涌来,就会陷入灭顶之灾”。贫困的农民信奉并践行生存伦理与道义经济,在“民不聊生”之际,只能“揭竿而起”。黄宗智先生在论及“阶级斗争”作为中国革命的动员手段时,曾区分过“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即革命动员过程中所呈现所表达出来的阶级矛盾程度远高于革命时期中国农村实际上存在的阶级矛盾的程度。其实,如果我们从底层的生存伦理与道义经济的角度看,在同等剥削量的情况下,不同生存境遇的人对剥削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即使革命时期中国农村的阶级矛盾程度及地主对农民的绝对剥削量即阶级斗争的“客观性现实”并没有达到足以发生革命的地步,但是,如果广大农民已经在生存的底线上挣扎,那么,即使是轻度的剥削,也会激起底层的强烈反弹。阶级斗争的“表达性现实”也许是对阶级斗争的“客观性现实”在剥削量上的夸大,但却是符合于底层对阶级剥削的实际感受的。在此,的确又是“越穷越革命”。 1949年之后,剥削阶级被消灭,社会各阶层的贫富差距急剧缩小。尽管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低下,甚至还发生过大饥荒,但政治地位及生产资料占有意义上的底层已不复存在。1978年之后,市场化的改革与“弱势群体”的创制相伴而行。农民固然可以在城乡间自由流动,但也只能在城市里靠出卖劳动力维生。城乡二元体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脱节,使“农民工”难以实现市民化。他们日渐年老后失去了被企业招聘的机会,同时不被城市接纳,尤其是第二代农民工,他们也不愿意回到家乡,这样便只能寄居于城市,他们或自雇劳动,或以非正规就业的方式从事非正规经济活动,成为城市的底层。而九十年代开启的国有企业改制浪潮,使5000万左右的国有企业工人下岗,这批人较少成功再就业,大多成为新的社会底层。为数众多的下岗工人并没有导致激烈的社会动荡----所谓“集体无行动”(collective inaction),那是因为他们为了生存而选择了非利益最大化的权宜取向。再看至今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农民,由于资本开始下乡,农民已经不可能像小农经济时代那样在生产的每一环节都可以获得微薄的利润。农民不仅在流通方面,而且在生产诸环节都失去了主动性,如种子、农药、化肥逐渐被跨国生产商操控。这很像工厂流水线上的“打工”者,被切割压缩到了细小的生产环节上,只能靠出卖劳动力维生。这样的农村好像“代工厂”的生产空间,这样的农民可谓“打农”,也成为新的社会底层。而他们之所以还愿意从事并非有利可图的农业劳动,那是因为农户在考虑“经济利益”的时候,与以个人为单位的角度不一样,农户以家庭为单位,考虑的不是个人的眼前收益,而是整个家庭的可持续生计。 对转型期中国来说,底层社会尚处于不断被创制的过程之中。如果底层社会的向上流动不仅无法得到制度化的保障,而且还在市场化大潮的裹挟下不断被再生产出来,那么社会势必日益固化并失去弹性从而断裂与碎片化。所以,研究中国底层社会,不仅仅是历史学的科目,也是社会学、政治学的任务。作为历史学的底层研究,可以发挥颠覆精英史观的功能。作为社会学、政治学的底层研究,虽然我主张从“市场化”视角观察底层的再生产机制,但如果能够看到底层的行为逻辑,包括生存理性、道义经济、底层政治的意识形态,其实也可以发挥对一些主流学术话语过度扩张的纠偏作用,包括市场、效率、理性、发展主义、个体化的维权等。这样的底层社会研究,或许将有益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与可持续发展。

来源:《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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