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峻：南街村转制的启示

曾被誉称为“红色亿元村”的河南南街村因资不抵债、负债十几亿元，于3年前稍然改制了。据《南方都市报》2月27日披露，该村一把手表面上也与其它村民一样每月领取250元的工资，但他早已成为“红色资本家”，村主任呢，死后被人发现藏有2000万元的现金。 但这不能印证今日那些既得利益者挂在口头上的那句定论：公有不如私有好。且不说马克思预告人类社会最终还是要实现公有的，就过去的历史和目前的走势看来，公有制有多种形式，是南街村模式所囊括不了的。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农村那种自给自足、田园风味的小农业向大农业过渡是个必然的过程，所谓大农业，就是多种集体经济的承载物，问题在于凭什么去实现集约化生产，使农民觉得集体经济比单干能获得更大的收益？那就是要把现代文明成就的工业化和科学技术注入农业生产了。有了现代文明做纽带，集体行为和集体观念只是水到渠成的景观。一般地说，有了集约化生产这个本质，才会有集体化管理模式这个表象，南街村只是高攀着公有制旗帜这个表象，没有农业生产集约化，人们的经济行为还是要走向私有化。 小农业向集约化农业过渡是人类文明史中以机械化操作代替手工劳动的历史性飞跃，这一飞跃在大大提高劳动效率的同时，也把同一生产线的劳动者连结在一块，是它开拓了产品高附加值和批量生产的新领域，为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垫定了基础。虽然后来的资本扩张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冲刷出来的世界经济新格局把许多农业国牵制在只能作粗犷经营的水平上，但也有一些赴不上工业化末班车的国家通过别的途径迅速实现工业化以及现代化。在公有制国家中，范例可推苏联。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领导人明智地意识到国内工业自觉地反哺农业已经不可能，便以供销合作社为联系城乡经济的纽带，采取较为强硬的政治举措，以城市现有的文明成就去武装农业（《苏共党史简明教程》多次使用以工业武装农业这一概念）。只用了3年多的时间就实现农业机械化；在私有制国家中，能急起直追者可算日本，它在上世纪70年代几近破落，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日本人认真地对附加值极高的西方工业产品进行研究和综合，然后进行升级和创新，把赢得的经济倾斜于国内的后次产业（日本把农业、民营小型企业统称为后次产业），到了80年代末，终于跃上了现代化国家的行列。可以看出，后进国的现代化是不能光靠自然演进的，在好大程度上还须国家的强力调节。 回头再论南街村。坚持集体化的南街村不是出现在国家和民族意识相对凝聚的氛围中，它出现在社会转型的环境里，在外资大举进入、无止境的城市扩张正在大肆吞噬着农村劳动力资源和森林矿产资源的状况下，南街村不会是个孤岛，它的政治经济、人缘外交等关系无一不是处在资本运作的环境里，或者说，它所坚持的统收统支、评工记分制度只能属于整个商业社会的一部分，至于行动军事化、唱革命歌曲等更与经济运作毫不相干，它只不过表现了在背后支撑着这一形式的地方以及高层的领导同志对时下极端私有化的不赞同和对旧时社会风气的怀念而已。 因此，不管支持南街村模式的人们意志怎么样，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商业社会使他们一开始坚持旧模式就必须去商业运作，其发展有两种可能，一是有人支持，继续负债下去，等待再转型局面的到来；二是借助连年来的名牌效应和趁着手头有些流动资金，大办时尚企业例如钢铁厂、服装厂、电子厂以及酒吧、歌舞厅和夜总会等，换句话说，完全脱离农业，参与城市对农村剥夺的竞争，搞得好也可以发家致富，让不求甚解的人们对南街集体化模式的认可并且得出定论：还是公有好。 假如上述第二种可能正是南街村的现在的话，那末我敢大胆地说：南街村已经失去在当前语境下搞农村集体化尝试的意义，因为它的财源不是中国农业实现现代化的产物，而是它借着名牌效应跳出农门，与中国非农经济取得均衡地位之后从其它农村剥夺而来的。 透过南街村现象，可以看到当前中国农村发展面临诸多困惑。农业机械化操作和现代化生产要能全面掌握农村经济才有集约化可言，而我国农村依然停留在小农生产方式之上，它正是自私落后和集权体制的牢固基础，即使有个别先富的农村或占有特殊条件实现机械化耕作的，在资本大潮的冲击下也只能节节败退，遑论发展。我们曾经出现过的人民公社，也不属于集约化的劳动组织，只是凭一股政治热情把千百万小农生产者捏拢在一块，其生产效率甚至比单干还要低。走苏联曾经走过的路子？也不行，因为历史是不会完全重复的，况且今天的先进农业生产已不只是机械化耕作了，还有电子、生物化学的应用、金融信息的催化，最要紧的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至于像日本那样赚国外的钱来扶持，我们正在做，看来已是行不通。今天自有今天的农业现代化路子。路在何方？怎么个走法？有望方家其同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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