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60年的中国当代史，已经有4次对外引资和连带发生的8次与国家工业化不同阶段特征有关的城市经济危机——改革前后各有3次属于债务转化赤字型的危机，纳入全球化以来则有2次输入型危机。其与西方特色工业化长期向外转嫁成本之最显著、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在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发生的是内向型的制度成本转嫁：凡是能向农村直接转嫁危机代价的，则集中于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也就得以维持；凡是不能向农村直接转嫁代价的危机就不得不在城市“硬着陆”，遂导致政府财税、金融，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发展陷阱和中国经验
在纳入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作为相对于殖民主义历史而言的“原住民”过亿的人口大国，且是未经西方那种对外侵略就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进入产业资本扩张的发展中大国，其发展经验，如果仅用服务于西方意识形态的一般理论框架和学术概念，恐怕难以全面解释。
一、从外资外债视角解析“中国经验”
将当代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四次“对外开放”——从国家负债大规模引进设备，到直接引入外商以合资、独资形式直接投资——的复杂背景及内在原因联系在一起就不难发现，对外开放从来都是“双刃剑”：一方面，它被中国政府在资本短缺时期作为推动经济发展和政策调整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以金融资本为主要收益、全球范围攫取资源和剩余的发达国家不可能改变获利方式，外资又是加剧国家对外负债导致国内经济困境的始作俑者。而且，正是这种内在矛盾迫使决策层不得不进行内外经济政治政策的调整和变革。
二、从危机化解视角思考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
对于融入全球化的中国来说，因倚重外需而具备再次遭遇类似1997和2008年的输入型危机的条件；在中国经济中已经占比高达30%的外资由于自身的流动性，其进入和撤出也会引发国内经济政治的连锁反应。面对严峻挑战的中国人亟需力戒骄躁，对资本主义文明史上的危机规律及其必然引发的法西斯化倾向加深认识；唯复兴多样性内涵的生态文明，开展综合性合作与基层自治，才可能以东方特色的“内部化”机制应对转嫁而来的外部性风险。这也可使中国免于重蹈西方负债过高的政治现代化危机之覆辙。
1958—1976：工业化初期的3次危机及其外资外债背景
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3次国内革命战争无论被何种名义的政党领导，其主体只能是为了实现几千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梦想而无数次付诸武力的农民，战后建立的也只能是农民平均占有村内土地的“小有产者”社会。从此，源于西方19世纪阶级政治经验的经典意识形态，在中国也就只能漂泊——不仅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矛盾摆脱不了这个世界上数量最大的“农民小资”国家的基本属性约束，而且政府无论走何种工业化道路，都势必面临与数亿分散的小农之间的“交易费用”过大的历史困局。
一、第一次借助外资走出民国危机的背景及其逻辑演变：二战后地缘战略的重构及演变
1949—1950年初的通胀和经济萧条很严重，但为什么没有被本书列入新中国60年的8次危机？因为性质不同：1929—1933年席卷西方的大危机，不仅终结了民国经济的“黄金十年”，而且在1935年连带改变了中国的币制，造成1937—1949年的长期通胀，与之相呼应的是日本侵华战争……1949年的政治变迁恢复了传统的小农村社制度，客观上未能在城市改变长达13年的民国通胀危机之延续。
二、危机一：1958—1960年苏联援华投资中断之后，中国发生了什么
1949年以来，历经4年“民族资本主义”和5年“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在连续9年的国家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后，一方面史无前例地在大城市中初步构建了以军重工业为主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任何资本原始积累都势必发生的巨大制度成本。但本书讨论的核心问题却不在制度成本，而在于这种成本因何爆发和向何处转嫁。
三、危机二：1968—1970年“三线建设”中的国家战略调整与经济危机
20世纪60年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并立的地缘战略控制基本完成。同一时期，第三世界国家全面解放殖民地的斗争和受两个超级大国地缘战略控制地区的反抗风起云涌。对此，两个超级大国分别使用的是形式不同但性质相同的极端手段——其一使用CIA制造军人独裁政权；其二则是军事镇压东欧民主运动和激化中苏边界冲突……与之对立的是第三世界广泛接受“毛式”自力更生、群众参与的社会主义，这恰和西方社会自由主义理念指导下争取民权和民主的群众运动相得益彰。
四、第二次更大规模借助外资调整结构的背景及其符合逻辑的危机演变——20世纪70年代来自西方的外债：从“四三方案”到“八二方案”
1971年可被称为西方世界的“金融资本主义元年”：美国停止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西方产业资本开始外移，其汇回资产收益促使国内经济向金融服务业作结构升级。同年，不可能进入金融化、停滞在产业资本扩张阶段的苏联把小型核武器配置给中国边界沿线驻军，中国则启动“乒乓外交”重构与西方关系。同期，日本产业对东亚的“雁阵式”扩散全面开始，“四小龙”和“四小虎”造就的东亚奇迹对中国起到了榜样作用。
五、危机三：1974—1976年最后一次“上山下乡”
与五十年代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形成的巨大成本向农村转嫁的情形并无二致，20世纪70年代国家连续通过负债引入西方设备促进工业结构调整的举措也如影随形地产生了巨大制度成本：国家债务演化为财政赤字，连续几年突破百亿，造成投资下降，导致1974年的城市就业危机，路径依赖地向农村集体转嫁危机代价——第三次上山下乡运动开始。
1978—1997：改革以来3次内源性经济危机及其化解
如果把1988—1994年发生在中国的大危机与西方1929—1933年的大危机作客观对比，应该能出一本很有比较研究价值的学术著作。但得坚持客观地把1988—1989年的滞涨、1990—1991年的萧条和1992年的复苏、1993—1994年进入高涨的同时再次诱发高通胀的过程，看作一个比较典型的危机周期来作分析。诚然，中国1993年以后以应对危机的政府调控为实际内容的“深化改革”，及其造成内需下降导致的外向型经济大转型，对世界资本主义影响巨大，也给后辈留下了异常丰富的话题。
一、危机四：1979—1980年改革以来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及借助“三农”的复苏
在七十年代连续增加外债转化为赤字的压力下，必须换汇还债。随之是以中央财政“甩包袱”为内核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放权让利”为名推动“地方工业化”（与1958年类似）。于是，一方面是最有创汇潜力的沿海率先得到对外开放的机会；另一方面，这些地方的对外负债只能由中央政府偿还。于是中央与地方“条块分割，尾大不掉”的利益关系更加复杂。
二、危机五：1989—1990年改革以来的第二次经济危机及“三农”应对
八十年代因高增长+低上访的“黄金十年”而名垂青史！其中有三种不同的原始积累或资本扩张：一是城市经济基本完成了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进入产业资本扩张阶段；二是农村经济休养生息、乡镇企业进入产业资本原始积累阶段，遂使三农承载经济危机能力增强；三是国家垄断资本派生的“官二代”向“富二代”横空转世，官倒公司靠倒买倒卖、囤积居奇进行“权贵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三者充满矛盾的“谐振”造成经济秩序混乱和贪污腐败大量发生。
三、第三次外资外债背景及其逻辑演变：1988—1994年：“关键要把出口创汇搞上去”
日本高增长终结于房地产泡沫破灭，财政赤字与金融高负债，加速一般制造业的产业转移。
中国受制于外汇短缺、财政赤字和偿债乏力，因而进一步放权让利于并不承担债务责任的地方政府，全国普遍出现“政府公司化”——各地政府借机攀比出台以“亲资本”为内涵的改革政策，大规模招商引资和经济过热，遂使中央债务负担陡增。
四、危机六：1993—1994年改革以来第三次经济危机及其外向型转化
鲜为人知的是：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相对于GDP的综合债务率曾经高达140%以上（高于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时的平均水平）。但在那时，因1989年“政治风波”遭西方封锁的中国没资格呼救——西方主流舆论是“中国崩溃论”……在中国政府严酷的宏观调控和自我紧缩的促推下，只能再次像1980年那次危机硬着陆在城市那样，以深化改革为名内向型地“成本转嫁”！在付出巨大财产损失和社会代价走出危机时，中国的国内战略产业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及其利润，都已经极高比例地受控于跨国公司了。
1997和2008年中国2次“输入型”危机的发生、应对及影响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最为重要的阶段性变化是纳入资本全球化——百年苦恋工业化的中国人，在世纪之交告别产业资本阶段的长期短缺，迎来全面过剩之际，随即遇到国际产业资本的全球布局，促推西方制造业大举转移进入中国。但另一方面，随着这一轮产业经济高增长而来势汹汹的，主要是金融资本全球竞争的新挑战！
一、现象归纳：60年4次引进外资各伴生2次危机
第4次外资与纳入全球化——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随之成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排名第一的国家。以西方为主的跨国公司愈益控制着中国的产业和出口，并占有主要收益。以输入型因素为主的危机使没有全球话语权的中国政府依靠国内宏观调控的代价过大。
二、危机七：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及影响
随着经济外向度在1997年增加到70%以上，中国开始遭遇第一次输入型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外需显著下降，政府随即启动国债投资拉动增长，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相对比较主动的危机应对行为（10年之后，当面临同样的外需下降于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而再次发生的时候，中国政府以增加国债投资为主来应对，其经验已经比较成熟了）。
三、第四次外资外债背景及逻辑演变：1997—2008年：国内外两个“产能过剩”的碰撞
中国领导人在1999年提出“以人为本”，似要改变“以资为本”的发展逻辑。此前中国经济学家已经指出“生产过剩+劳动力过剩=恶性循环”的一般内生性矛盾。同期发生的是中国“入世”游戏的多方博弈——庞大的中国过剩生产能力在纳入本来就严重过剩的全球化过程中，引爆了病入膏肓的全球产业资本危机。跨国资本寻找要素价格低谷与占领市场双重目标驱动了全球产业重新布局，这是第四次外资进入中国的动因。
四、危机八：2008年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及影响
成功应对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有着丰富的财政投资经验的中国连续10年维持着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这种投资之于实体经济中物质财富的增长快慢，主要取决于幅员辽阔且区域差别显著的中国是否存在可吸纳基本建设投资的空间。也因此，增加投资于中西部和加强三农建设，才有应对全球危机的现实作用。
摘自《八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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