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村域经济转型正处在关键时期，凸显出结构多元化和非农化，类型、水平多样化和多级化的发展态势。村域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最具借鉴意义和推广价值的中国经验包括：始终保持农业持续增长，保障农产品供给和社会稳定;采取农民首创试验、政府认可推广、上下互动、渐次推进的模式;坚持资源配置中的起点公平、经济民主原则;激励村域精英创业、创新，造就星罗棋布的小型经济文化中心。 一、村域经济的基本概念、学科归属与研究方法
(一)“村域”概念的提出
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农耕社会的村落，是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综合地域，它有稳固的社区特性，有经济自助、互助与合作发展的社会基础，是基层治理与经济活动的载体和基本单元，因此，各学科的村落研究几乎都涉及了“村落经济”，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经济学研究成果有卜凯的《中国农场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人类学研究成果有明恩溥的《中国乡村生活》和葛学溥的《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成果有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和陆学艺的《内发的村庄：行仁村》等。
新中国成立后，传统的自然村落经历了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等组织化的过程。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框架内，生产队是农民生产、生活、分配核算的基本单元，自然村只是一个居住单元，其他功能弱化了。
农村改革时期，撤销人民公社、恢复重建乡(镇)人民政府，生产队、生产大队分别改组为村民小组和村民委员会，重构了“乡政村治”格局。这一格局下，村域资源配置、核算分配等权利快速向村民委员会集中，村民小组(原生产队)的职能也弱化了。随着改革深入，
农民获得了时间和空间上的自由，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追求舒适环境和自由空间，居落布局摆脱了村落边界的束缚，沿公路、山林、水系、集镇散开;加上乡村工业化、城镇化的冲击，政府推动农民向城镇和中心村集中，预示着传统自然村落的瓦解趋势。自然村落已失去作为一个经济单元来研究的价值。
与此相反，行政村的权力越来越集中，边界越来越清晰。村域面积及边界线不仅有精确的地图标识，而且其历史变迁的“线路图”也深深融化在村民的头脑中得以代际传承;村与村之间，集体资源、资产和资金的产权边界及归属泾渭分明，成员归属感强烈;村民自治、资源配置、生产组织、核算与分配、福利和公共服务等，都以行政村为独立单元;不同村域的经济运行自成体系，客观存在着、运行着，且呈多样性、差异化的发展趋势。
一切迹象都表明：尽管行政村不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地理单元，但它却构成了以行政村为边界的地域经济共同体，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单元。据此，笔者提出“村域”概念，以替代历史上的“村落”概念，或者只在行政村意义使用“村落”概念。
(二)村域经济及其转型
村域经济指行政村域内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与经济关系，属于行政区域经济中村级级别的经济类型。村域经济主体包括农户、村组集体和新经济体;村域经济活动涵盖了农林牧渔业、工业和建筑业、交通运输和仓储业、批发零售贸易业、住宿及餐饮业、金融保险及房地产业、教育卫生体育文化艺术广播和科学研究、社区管理和服务等门类和行业。
村域经济的研究对象是村域内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经济关系及运行规律，是把“国民经济发展的地域组织规律”(程必定，1989)和“三农”问题下沉到村域层面来研究。它的研究内容是，村域经济主体、类型和特点，村域资源配置及村际流动与组合，村域产权制度安排及运行机制，村域产业组织模式、经济结构及分化，村域经济外部环境和内部响应机制(例如主体转型、精英培育、自我发展和核心竞争力提升)，不同资源禀赋、经济条件下的村域经济转型发展比较等。
村域经济转型是国家和地域经济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狭义的村域经济转型指行政村经济制度改革，村域市场主体及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方式转型，村域经济类型和水平多极化发展。广义的村域经济转型指村域由传统农业经济社会转型为现代工业经济社会，包含所有权结构多元化、产业和就业结构非农化、经济社会结构现代化、农耕文化与工商业文化由冲突向融合转型、农民收入由贫穷向富裕转型，身份农民向职业农民转型等。当今时代，村域经济转型研究是村域经济研究的重点。
(三)村域经济主体及其相互关系
中国农村“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经历了创立、坚持和完善等不同发展阶段，已上升为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一。“双层经营体制”的微观主体是村域农户经济和村组集体经济，此外，既不属于农户经济、也不属于村组集体经济的新经济体在越来越多的村域发展起来，彰显村域经济主体“三足鼎立”之势。
集体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建立，恢复了家庭的生产功能，随着家庭积累增加，家庭经营拓展到工业、商业和服务业领域。中国的“家庭经营”内涵着以家庭为单元经营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所有农户和个体户，但不包括私有民营的法人企业，我们将其称之为农户经济。
村组集体经济，即行政村范围内村、组两级集体成员，以土地等资源的共同占有为核心，以共同积累的资产和资金为支撑，采取家庭承包、统分结合等经营管理形式，实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社区成员共有的经济。它有两种基本类型：一是传承型村组集体经济，指资源、资产、资金分别属于原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集体成员无差别所有，产权边界由人民公社“六十条”[1]所规定，传承至今，仍然由村组集体经济组织代理、或者由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代理，统一经营管理，收益共享的社区集体经济;二是改制型村级股份合作经济，它是村域内农民共同创造和辛勤积累、凝聚着几代农民的贡献、代际传承下来的共有资源、资产和资金，经过股份合作制改革，由全村成员有差别(按股份)占有，多种形式经营管理，收益按劳动贡献分配和按股分红相结合的社区股份合作经济。
村域新经济体是村域内既不属于农户经济，也不属于村组集体经济的新经济联合体，例如，农户经济联合体、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私人企业(不含个体户)、股份制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等。其中，含有“部分劳动者共同所有”成分的新经济体，可以视为村域新型集体经济。
村域经济转型发展的水平取决于农户经济、村组集体经济和新经济体发育成长及经营方式转型的程度。农户越早完成原始积累、采用先进科技和手段，就越早实现土地集约化经营，越早解放劳动力，进而促进农户创业、村域精英成长及新经济体发育。农户经济转型和新经济体的成长，又是村组集体经济增长的源泉。村组集体经济增强对农户经济及新经济体转型发展具有反作用。在这个关系链中，农户经济是基础，村组集体经济是保障，新经济体发育成长最关键。
(四)村域经济的基本类型及其变异
为了正确处理个案与整体、典型经验与普遍规律的关系，本文按费孝通在《农村调查》中提出的方法，即在采取抽样方法来做定量分析之前，必须先走一步分别类型的定性分析。笔者在调查时，将村域经济划分为现代农业型、传统农业(山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型、现代工业型、专业市场型、旅游型五种类型。其标准是：农林牧渔产值接近或超过30%、农户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的村域经济，属于农业型村域经济，其中，现代农业型村域比较富裕，传统农业型村域比较贫穷;将非农业产值比重超过80%，其中工业产值超过50%，农户收入主要来源于非农产业的村域经济，作为工业型村域经济;将产地和销售市场集聚为一体的村域经济，作为专业市场型村域经济;把保护与开发并重的古村落和“农家乐”集群式的村域经济，视为旅游型村域经济。这样划分仍有缺陷，但至少区分了类型，为分区聚类取样调研提供了框架。
但是，大多数的村域经济是多种经济类型混合在一起的。(1)传统农业村一般都是贫穷村，要么因自然环境险恶、经济资源贫乏，要么因制度和技术创新不足，工商业少有发展，这是贫穷的根源，也是贫穷的结果。(2)现代农业村、工业村和市场村可能重叠。一些现代农业村为工业化积累了资本，一些工业村反哺了现代农业，于是形成了村域工农业共同发展的局面;一些工业产业集聚的村域内，专业市场相当发达。(3)旅游村中有古村落、“农家乐”集群村落和“明星村”。
(五)村域经济研究的学科归属、框架与方法
村域经济研究是农业、农村经济及“三农”问题研究的新视点和具体化。2010年末，中国约有61.56万个行政村，它们是我国农业产业园区、农业现代化主阵地，是新农村建设的载体，也是农民的生活家园，村域经济的研究意义可见一斑。
村域经济研究是区域经济学的新拓展和独立分支。区域经济学家的兴趣都集中在大经济区、大都市带和大行政区域，县域经济研究者也较多，唯独村域经济研究严重缺失。村域经济既不是完整的区域经济类型，也没有完全的行政调控手段;村域经济空间狭小、结构单一、产业链条短、规模小，长期以来投入不足，基础脆弱。这些特点表明，不能用宏观区域经济理论解释村域经济现象，村域经济研究有独立的对象、方法。
村域经济转型研究是转型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村域变迁是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变迁的历史缩影，村域层面沉淀着融入了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制度变迁、经济社会转型的丰富内容与痕迹，村域转型发展状况事关中国能否如期实现全面小康和“三农”现代化的目标。因此，村域经济转型应从广义上来理解。其研究内容是，村域经济转型的起点、初始条件、过程与路径、成就与问题、基本经验和规律，村域经济主体及其经营方式转型，村域经济历史进程及制度，村域经济转型发展的中国特色及世界意义，村域经济转型发展的国外经验和教训等。
村域经济学作为农业农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转型经济学的边缘交叉新学科，构建多学科参与研究的技术线路和框架是必要的(图1)。这个框架应特别重视村域内部响应机制对宏观环境和外部条件的适应和借重。
近几年，笔者及所带的团队在村域经济研究方法上做了一些尝试。比如：(1)以区域经济学、农业农村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为基础，汲取转型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理念营养，引入社会人类学“四季观察”、“参与式”田野调查法和历史学口述史法，各种方法相互借鉴和补充。(2)实地调查解剖典型案例，入户问卷调查获取相关原始资料数据。村域调查样本分区聚类取样，同时保证粮食主产区、贫困山区、平原湖区、城中村和城郊村在样本中的代表性。笔者及所带的团队继承前人深入农村调查研究的传统，刻意选择历史上研究过的村落与现实研究对接，例如，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和以陈翰笙等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调研村落、民国乡村建设实验村落、日本满铁调查村落和江南古村落等，都纳入样本。入户问卷调查时，先招募、再培训大学生调查员，利用假期回乡问卷，“回乡”利于调查员尽快融入“熟人社会”，实施实地考察和参与式调查。(3)不局限于统计数据，本团队与浙江省减轻农民负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农业厅联合，建立农户经济和农民负担固定监测点和研究网络。(4)通过多学科参与和政府合作不断创新村域经济研究方法，以增强村域经济成果的转化能力。
二、中国村域经济转型发展的基本态势
中国村域经济转型发展处在关键时期，呈现出所有制结构多元化、产业和就业结构非农化、经济类型多样化、发展水平多级化、社会结构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快速推进与城乡一体化新格局初露端倪的基本态势。
(一)村域所有制结构多元化
中国村域经济加速转型发展，用“双层经营体制”和“乡政村治”格局已经不能准确地概括当今农村经济社会结构。本文根据农业部农村经济中心316个农村观察点的数据，对村域生产性固定资产及经济收入结构按所有制分组比较(表1)。
表1 每个行政村平均固定资产和经营收入及构成(2002年)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2007中国农业发展报告》，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原数据中村域经营总收入与分类收入合计不符，本文引用时根据各个单项收入，对村域经营总收入进行了修正。
如果将村域集体和农户以外的所有经济成分都归入村域新经济体，那么，村域集体、农户和新经济体所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结构，大体上为2:4:4;在收入结构上，东部、中部、西部差异明显(图2)，农户经济收入比例东低西高，集体经济和新经济体收入比例东高西低，说明村域经济主体结构变动与区域经济差异相关联：农户经济比例越高的区域，经济水平越低;新经济体比例越高区域，经济越发达。
(二)村域产业和就业结构非农化
全国村域产业结构总体上已由“农业—副业型”转变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体、服务业为支撑，三次产业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农村收入结构变动的背后是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动。表2显示了1978～2006年中国农村经济总收入及其按产业划分的收入，计算得出：农林牧渔业收入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比例由1978年的68.5%降低到2006年的15.9%;加总农林牧渔业以外的所有非农产业，全国农村非农产业收入已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比例由1978年的31.5%提升到2006年的84.1%。同期，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比例由1978年的7.6%提升到2006年的32.%[2]，非农产业中较少的劳动力创造了较多的收入，表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于非农业劳动生产率。
发达地区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比例高许多，2006年末，江苏省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为63.06%，浙江省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为68.19%，上海市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为80.03%[3]。
表2 1978年～2006年农村经济收入及结构变化
(三)村域经济类型多样化
产权制度和技术创新，促进了村域经济分工分业，政府推动“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发展，加速了村域经济类型的多样化，农业型、工业型、市场型、旅游型村域经济各展风采。
农业型村域经济有两种类型。一是传统农业村，山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大多属于这一类型。这类村域经济仍然以纯农业户和以农为主打工为辅的兼业农户为支柱，多数农户以妇女和老人务农、优质劳动力打工，村域经济相对贫困;二是现代农业村，这类村域的特色农业主导产业初步形成，农业装备和技术有一定基础但离现代化尚有差距，工商业都有一定的发展但收入来源仍以农为主，村域经济相对富裕。
工业型村域经济起源于男耕女织和农工相辅的经济文化传承。在“社队企业→乡镇企业→改制后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历程中，完成了原始积累的村集体经济发展，带动了村域农户率先创业，集体经济和创业农户共同促进了村域工业经济发展，而后又通过利润分配形式反哺农业，形成了农业现代化、工业园区化、村落集镇化、社区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福利化、生活方式市民化的趋势。
市场型村域经济是地域专业化分工格局下的产物。一种路径是工业化催生了村域产业集聚进而推进专业市场形成，众多“前店后厂”式家族型企业的空间集聚形成了生产共同体;另一种路径是先有商品市场而后有加工工业集聚。于是，“工业—市场”复合型村域经济出现了。
旅游型村域经济是在拓展农业功能和修复农村生态和传承乡土文化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是古村落的保护和适度开发中形成旅游型村域经济;二是新中国缔造者故居村、革命根据地村发展红色旅游经济村域;三是适应城市人口追求乡村生活，参与农业活动、体验农家生活的“农家乐”而发展起来;四是那些先富起来的“明星村”及各种各样的示范村，在视察者、取经者的迎来送往中成为旅游型村域经济。
(四)村域经济水平多级化
富裕型、小康型、温饱型、贫困型村域经济并存，呈现差异化、多级化趋势。农户和集体的收入是观察村域经济水平的重要依据，本文根据长三角的经验研究制定分组标准(表3)。
表3 村域经济水平分组
说明：2009年国家制定的扶贫线标准为1196元，低保标准为1210元。2011年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线标准，更多低收入人口将纳入扶贫范围。
按照上述标准对村域经济进行评估，其大致结果是：农户温饱有余，富裕不足，增收困难;村组集体普遍贫穷;新经济体区域差异巨大，有的尚未发育，有的异常发达。2007年，笔者及所带团队调查了河北、黑龙江、浙江、云南、新疆五省(区)的9.46万个村域，当年，调查5省(区)村级集体可分配收入低于1万元的极端贫穷村占55.13%，绝对贫穷村占12.78%，相对贫穷占10.4%(王景新，2009);村民小组一级集体绝大多数没有收入，村组集体普遍贫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就村级集体经济状况而言，长江三角洲好于全国。2007年：浙江省绝对贫穷村占村庄总数的41.9%，相对贫穷村占村庄总数的9.3%，温饱型村占村庄总数的11.0%，总体小康村占村庄总数的16.0%，全面小康村占村庄总数的10.7%，富裕型村占村庄总数的9.9%;巨富型村占村庄总数的1.2%(其中1000万元以上的村占0.4%);上海市(2005年)把村集体可分配收入低于50万元的作为经济薄弱村，占村庄总数的29.5%;全面小康村占19.1%;富裕型村占39.8%;巨富型村占11.6%(王景新，2009)。
村域经济类型与发展水平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工业型、市场型村域都比较富裕，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村、传统农业村都比较贫穷。
(五)村域经济主体转型差异化
有关研究表明，村域区位条件、户均经营土地面积、家庭劳动力结构及素质、村域新经济体发育状况等因素，是影响农户经营行为分化转型的重要因素(王景新，2009)。
离经济中心越远、交通越闭塞、户均土地面积越大、劳动力素质越低、新经济体发展滞后的村域，农户越倾向于从事农业，且大多停留在传统农业阶段[4]。这类村域经济对土地资源和自然条件有极强依赖性，经济能力弱，进而制约欠发达区域经济发展。发达地区则相反，农户经营方式高度分化，农业专业大户、工商业和服务业个体户、农业为主的兼业户、非农为主的兼业户等，各自都有较好的发展。可见，农户经营方式分化转型既是村域非农化的条件，又是村域非农化的结果，农户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可见一斑。
改革初期，各地的村组集体经济收入都是对集体土地、鱼塘、林木、企业等资源和资产的发包与管理，承包收入及村提留是其主要收入来源，因此，村域经济的区际差距不明显。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部地区的许多村域，村组集体收入除企业和农户的承包费以外，增加了直接经营和投资经营收入，村域经济的区际差距出现了。2000年后，土地征用补偿、房地产租赁和物业管理收入，成为发达地区村集体收入的新来源;而欠发达地区村组集体收入来源仍然依赖“机动地”、水库等资源发包，停留于传承型集体经济阶段。至此，村域经济的区际差距显著扩大了。随后，发达地区有更多的富裕型村组集体改组为村级股合作份制经济，为下一个快速发展阶段的到来做好了准备，村域集体经济收入区际差距将继续扩大。
新经济体成长状况是观察村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窗口。一般而言，村域新经济体尚未发育或发育缓慢的村域经济都比较贫困，村域新经济体有所发展的村域经济基本达到温饱，村域新经济体迅速崛起的村域经济都比较富裕。新经济体显然是村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村域三大经济主体转型发展的上述差异，与区域经济差异高度相关。农户经济所占比重高、村组集体经济所占比重低、新经济体成长缓慢的区域，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本文图2很清楚地显示了这种关系。笔者还认为，东部发达地区村域经济主体的变化趋势，预示着中西部地区村域经济主体转型的未来走向。
三、村域经济转型发展的中国经验
(一)生产力发展、农产品增长和社会稳定，是村域经济成功转型的重要初始条件
转型初始条件是转型起点上的既有条件，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经济体制基础等。转型初始条件不仅决定转型模式和路径选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转型结果。从狭义上理解，1978年“包产到户”是中国农村改革的起点，显然，人民公社体制基础及1949年以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成就都是重要初始条件。
人民公社体制承前启后，因袭了土地改革、互助合作、高级社运动的成果，自身也经历了“人民公社所有”、“人民公社三级所有以生产大队所有为基础”、“人民公社三级所有以生产队所有为基础”三个阶段，从初创、成熟走向终结。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表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从“完善公社体制”起步的，公社体制将成为村域经济转型的重要路径依赖。
转型起点上的村域经济社会状况是：(1)1949～1978年，中国农业经济一直保持增长趋势[5]。农业经济增长在保障农民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保障了城市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维持了社会稳定。(2)村域经济低水平均衡发展，农民普遍贫困但绝对平均，人均纯收入从1949年的43.8元增长到1978年的133.6元，近30年间仅增收89.8元，2.5亿人吃不饱肚子，贫困发生率高达30%。(3)家庭生产功能基本消失，村组集体是村域经济的单一主体，集体资产和资金都有一定的积累，村组集体经济的区域差异不明显。(4)以农田水利为核心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农业生产条件大为改善。1978年全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44965千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45%)，农机总动力11749.9万千瓦，农村用电量253.1亿千瓦小时，社队企业152.42家，企业从业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9.3%[6]。
上述初始条件，不仅是村域经济转型的重要物资基础与社会条件，而且是中国经济转型渐次推进、避免所谓“转型性衰退”、始终保持迅速增长态势的重要原因。
(二)农民首创试验、政府认可推广，诱致性、强制性与渐进性制度变迁相结合最具中国特色
农民首创试验、政府认可推广、上下互动、渐次推进，几乎是中国推进农村改革的不变程序，因此，国外学者把“创新和试验”当成《北京共识》[7]的灵魂。转型起步阶段，因为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大呼隆”和平均主义制约了农业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公社后期农产品产量增长缓慢、人口膨胀，贫困人口大量产生。因此，农民必然为“吃饱饭”冒险反复尝试“包产到户”，政府则亟需“发展生产，保障供给”，为农民创新试验、政府认可推广、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渐次推进改革奠定了基础。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冒险“分田单干”，1982～1986年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诠释了诱致性(内生性)、强制性(外生性)与渐进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模式和特色。当时流行的“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根顶门杠”的时政民谣，最好地解释了“创新和试验”的成果应用，对政府强制推进的依赖性。
中国村域经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和渐进性特征明显。恢复农业生产责任制经过了“不联的小段包工包产→联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大包干)”的渐进过程。土地制度变迁也经历了由延长土地承包期限(15年不变→30年不变→长期不变→长久不变)，到拓展承包经营权能(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使用权，保障收益权、尊重处分权)，再到确立“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长期稳定承包权、鼓励合法流转”的新型农村土地制度框架的过程。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引发政治体制改革，终结了人民公社体制，重构了“乡政村治”格局，进而引发农村综合改革，并逐步进入到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新阶段。
(三)起点公平合理、经济民主，是中国村域经济资源配置与组合中的重要规则
农村改革是从恢复农业生产责任制开始的，承包土地显然是分解生产责任，其对象当然是劳动力，但又必须考虑那些无劳动或少劳动力家庭的基本生活，因此第一轮土地承包采取“按劳动力分责任田，按人口平均分配口粮田”的制度安排就具有合理性。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实行“30年不变”而且宣传“30年后也没必要再变”，土地发包带有了财产权利分配的性质，因此，必须采取“按集体成员平均分配”无差别占有方式。
土地发包及其他资源配置，还要考虑地理区位、水源水利、土质及土壤肥力差别等情况，为保障资源配置的公平公正，农民创造的办法实用而合理：在耕地资源的配置中，一是“肥瘦搭配、组合抓阄”，二是多数决定(全体村民或村民代表的2/3同意);在非耕地和其他资源的配置中，公开招标、竞标决定。经济民主还体现在农民可以自由抉择，是否参与或退出专业合作社等经济组织。
上述一套完整规则，有的是法定的，有的是村规民约，有的是潜规则。经济民主不仅化解了村域资源配置与组合、利益分配中的难题，而且为政治民主开辟了通途，保障了村域自治和经济转型的秩序。
(四)村域精英创业创新能力、经济行为偏好及不同的产业组织经营方式，决定村域经济差异
笔者的相关研究表明：国家层面的制度创新和政策供给以及区位和资源禀赋，是村域转型发展的外部条件;村落文化转型(农耕文化与工商业文化由冲突到融合)是村域经济转型发展的根基;转型起点上村域基础设施、集体财产积累与分割程度、农户收入和原始积累、村域工商业基础与所占市场份额等初始条件，对村域转型路径和目标实现有重要影响;村落精英创业创新能力、经济行为偏好及不同的产业组织经营方式，才是村域转型发展差异的决定性因素。
在传统中国，乡绅是村落治理的精英。计划经济时代，掌握着资源配置权力的基层组织负责人属于村域精英。市场经济时期，除基层组织负责人外，创业创新型农民成长为村域精英。创业创新型农民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包括为数众多的农民企业家群体、合作社的领办创办者群体、带领村民共同发展的村级组织负责人群体等。不同村域精英的创业创新能力、经济行为偏好及其作用下的产业组织经营方式是有差别的。
改革初期，大多数村域农户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快速增长，而集体经济弱化了。“先分土地再分屋，仓库机器有新主，机耕道路种萝卜”的时政民谣表达了这一趋势的普遍性。农村集体土地几乎全部承包给农户经营，社队企业的巨额(1985年末尚有750亿元)固定资产90%以上承包给企业厂长(经理)经营，或作价折股归还给生产队和农民;集体牲畜和大中型农机具经折价处理，实物流转归农户，许多地方的村集体财产特别是社队企业资本被彻底分割，到1985年末，据推算已流转到农户的资金在200亿元以上(秦尊文、王景新，1996)。“一包到底”和“分光吃尽”在调动农户生产积极性的同时破坏了村组集体的生产力，最终导致村域经济不景气。
在另一些村域，一方面积极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农户的生产积极性，提升农业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宜分则分、宜统则统”，保留了那些适合于统一经营而“一家一户办不好、办不了、办起来不经济”的公益事业和社队企业，改造了非农产业的组织经营方式，顺应和推进了村域生产力发展。乡镇企业就是在这类村域率先“异军突起”的，这类村域都发展为富裕型, 村域经济，有的则成为全国的“明星村”。
(五)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是引导村域产业转型与融合最凝练的战略概括
在一定的条件下，村域工农业可能协调发展。村域工农业互动与协调发展，首先应该强调工业和农业的相互促进作用，其次应该防止工农业相互制约的局面，流行于全国的“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警句，是中国村域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由冲突走向融合的真实写照，也是引导村域产业转型与融合的凝练的战略概括。
苏南太仓市泰西村是江南典型的农耕村落，又是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之一，亦工亦农的村域经济历史悠久。2007年末，泰西村域拥有纺织、化工、电子、五金、机械、化纤、染色、塑胶等行业中小企业43家，非农业产值占村域总产值的88.7%，全村80%劳动力转移到工业为主的非农产业，但全村仍然保有4638亩(人均1.294亩)耕地，95%的农户承包经营土地，村落景观仍然保留着浓厚的江南村落气息，农耕文明与工商业文明交相辉映。
这样的案例在长江三角洲很多，在全国四大经济区域并不少见。就现实而言：在那些工业型、专业市场型村域，关键在于通过节制农业经济资源的过度转移来调节工农业关系;在那些传统农业型、山区贫困型村域，首要任务是发展现代农业经济，并因地制宜发展非农产业。
(六)产业、人口、文化集聚相统一，造就星罗棋布的小型经济文化中心意义重大
改革之初，中国政府就认识到农村小型经济文化中心建设重要性。198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就要求“改变农村的面貌，建设星罗棋布的小型经济文化中心，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又说，“农村工业适当集中于城镇，可以节省能源、交通、仓库、给水、排污等方面的投资，并带动文化教育和和其他服务事业发展，使集镇逐步成为农村区域性经济文化中心”。
长江三角洲有深厚的工商业文化根基，雄厚的民间资本与活跃的民间借贷市场，发育较早的社队企业，以及上海口岸大都市为龙头的城市群所拥有的工业装备及其技术辐射。这些有利条件促成了长三角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促成了当地村域经济的非农化趋势，使得该地区有条件通过利润分配方式反哺现代农业发展。村域工农业互动发展推动了“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最终形成了产业、人口、信息、技术和文化集聚的合力，造就了“星罗棋布的小型经济文化中心”。
实践证明，小型经济文化中心对增强村域发展动力和提升自我发展能力、沟通城乡经济、传播城市文明、缩小工农和城乡差别、促进城乡一体化等意义重大。它开辟了乡村工业化、城镇化的新途径，对农业大国的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推广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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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景新：《农村改革与长江三角洲村域经济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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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明恩溥著，陈午晴，唐军译：《中国乡村生活》，中华书局，2006年。
5.(美)丹尼尔.哈里森.葛学溥著，周大鸣译：《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
6.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
7.陆学艺：《内发的村庄：行仁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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