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建国以来农业方针政策多次调整的经验教训，在正确方针政策到位后，还要依靠正确的科学技术路线与科学管理方式，才能达到生产发展与农民增收等五个目标。为此，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力争找到三个方面的优化结合点，这是解决错综复杂的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
1、 解决三农问题要求控制人口与增加食物生产“双管齐下”
中国的“盛世”从周朝成康之治、西汉文景之治、初唐贞观之治、乃至元朝的至元盛世，都是总人口在2000----6000万的背景下成就的。唐初诗僧王梵志在总人口约五千万时曾即指出控制人口的必要性。满清入关后，经过“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康熙58年（1719）全国人口从明末的1.525亿剧减为2502万，六亡其五。康熙乃下令：以后孳生人丁永不加赋。咸丰元年（1851年）达到43216万。132年间总量增长17倍，年均增加256万人。2006年超过13亿。155年间总量又增长3倍，年均增加560万人。发人深省之处在于，在这两次人口激增中，都有士子提出过警告，但均被决策者拒绝。比马尔萨斯早20年、乾隆时代的洪亮吉不仅指出了“中国人口隔代倍增、呈几何级数增长的规律”，还揭示了“人口猛增与资源在分配方面的尖锐矛盾”（文汇报，2004.2.12）。文革十年，净增两亿，充分说明“两个生产一起抓”的必要性。
洪亮吉认为，乾隆时代“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百人乎”。其后龚自珍说：“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兵，狼艰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在天平天国起义的前一年，马克思指出：“在这个国家，缓慢地但不断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大量流民涌现，终于引发革命。但当代葛剑雄教授断言：“乾隆时期并非人口爆炸”（光明日报，2003、7、17）：当代，“人口问题不会把中国社会拖垮”（社会科学报，1993.11.4）。幸亏中央没有采信他的论点，坚持计划生育不动摇。若非“30年计划生育少生4亿人”，国家社会经济势必面临更为复杂困难的局面。
增加食物生产与控制人口不仅要有正确的方针政策，还须培养正确典型。当时山西昔阳的大寨与陕西米脂的高西沟均曾引人注目，最后选定了“农业学大寨”、于是人们成群结队到大寨参观。而今大寨在郭凤莲领导下，靠办羊毛衫厂起家，成为亿元村后，投资3000万元建了一个普救寺，已经不是农业建设的典型。而当年被冷落了的高西沟，现在已经被列为全国生态村、环保村、文明村及国家级农业生态旅游村（文艺报2006.5.16）。
2、 正确方针政策与正确路径选择相结合，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对同一重大问题，在同一时期、同一地区，不同人士在认识上有重大分歧，这是常情。关键在于决策者“持定论以察群议”的执政能力。正确方针政策与正确路径选择的优化组合可以“登斯民于衽席之上”，而错误的决策将“陷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以方针政策为例，在实行计划生育后，既以罚款控制人口，又按人口分配土地，两者“背道而驰”，反而助长了超生。经建言1998年国家宣布“责任制长期稳定不变”；1995年4月20日国务院发布通知“生不增，死不减”。两次调整政策，对缓解我国人多地少矛盾有一定作用。在中国人口峰值将不会低于16亿的现实情况下，为了生存与发展，举国上下，不仅要确保现有13亿人的食物供给，还必须对未来势必将要出生的3亿多人的食物供给“未雨绸繆”。为此，在2004年“中国粮食与食物安全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王宏广主任提出了“123，234超高产工程研究计划”，在我国三类地区建立亩产分别达到2000斤、3000斤、4000斤的粮食超高产技术体系，帮助农民实现一亩地至少生产现在一亩半地的粮食。在全国建设1—2亿亩粮田，带动全国中高产田产量的全面提升，“实现种好10亿亩粮田，养活16亿人口的战略目标”。关于增产的科技手段，他要求“必须在培育新品种、新化肥、新农药、新地膜等技术方面有所突破” （科学时报，2004.7.23）。但应考虑的是，“四新”都属于高耗能项目。印度以品种改良为主要措施的绿色革命已经发生逆转（参考消息.2006.9.4）。我国“化肥、农药的施用已到极限”；有些农膜已成公害。2005、2006年连续下发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改革传统耕作方法，发展保护性耕作”，而不是“四新”。
关于化肥与有机肥的关系，1980年李庆逵院士发表文章说，在发达国家，“有机肥料的积造与施用已不再成为一个农业问题（土壤通报1980年第一期）。但1995年全国土肥总站惊呼：“中国的土地瘦了”。农业部推出“沃土计划”要求继续大积大造有机肥料。关于良种与地力的关系，1989年3月7日《科技日报》报道说，由于长期施用化肥，不用有机肥，湖南的“土地开始惩罚人类了”。为此按照辛德惠院士作序的比嘉照夫《拯救地球大变革》的数据，“农药化肥的使命已完结”，使用有机肥料加EM微生物，1000㎡大米产量达到了1656公斤的惊人数字“。在中国，超级稻若以有机肥加EM替代化肥，将能收到更大效果。
建国以来，我国农业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就农业抓农业”、从第一批一号文件到第二批一号文件以及从三农问题到新农村现代农业建设的发展过程。其间曾有许多争论。特别是在正确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方面欠帐太多。在“大河有水小河满”的反常思维影响下，城乡分割，农民长期得不到国民待遇。在“剪刀差”和居民与农民的人均收入差距已经扩大到危险程度的2003年，林毅夫教授发表了“中国还没有达到工业反哺农业阶段”的文章（南方周末，2003.7.17）。但从2004年起，中央新增的支农资金已超过3500亿，说明工业反哺农业的“拐点”已经到来（中国财经报2004.12.16）。
关于新农村运动的缘起，有传媒称：在“90年代的最后3年，半个世纪以来是林毅夫首次提出的”（经济观察报，2006.4.17）。事实上，且不说梁漱溟、晏阳初，杜润生，还有李昌平、春桃等，14年前李水山就开始跟踪研究韩国新农村运动（南方周末，2007.7.5）。1995年时任中国农学会秘书长的孙翔，在韩国专家指导下，在河北省易县柴厂村移植韩国“新农村运动”经验，开展了“科技兴村”运动。这个村1980年代人均收入只有350元，到2000年主要依靠育苗，人均收入已提高到4000元。值得注意的还有，林建议的“新农村运动”是“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化为核心”的运动（南风窗，2006年3月下半期）；但中央公布的新农村建设五大目标却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林容整洁与管理民主，两者有很大差别。不仅如此，林既称尚未达到反哺阶段，那么，农村兴建公共设施必需的款项不知将从何而来？！
林教授还无视我国传统文化中“授人以鱼莫如授人以渔”的古训，对“救急不救穷”原则提出质疑（社会科学报，2003.3.13）；但在加入“WTO”、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党中央认为“加强教育与培训”，以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加强农民生产能力建设是农民致富的治本之策”。
3、总结推广行之有效的既增产又增收的农业新技术与农村管理新措施，全面落实新农村建设五大目标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节约资源型现代农业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而且新的科技手段只能由中国的农业工作者提出。经过50多年的努力，全国各地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已经积累了许多既增产也增收的技术措施与管理经验。1980年代当杨凌毕公村提倡节粮养殖（如过腹还田）与节（化）肥种植并从日本引进笼养鸡技术时，特别是后二者，曾遭到不少专家的反对，而今此类措施对农民迅速致富及满足全国人民食物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村在水利化后的6年间，粮食总产年均增长只3.2%。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只2.6%，实行农林牧综合发展后的4年间，年均增长分别为16.0%及35.9%。在该村拍摄的《家庭笼养鸡》科教片发行全国，在区区27×3.5=94.5㎡的零星土地上建鸡舍，养鸡1170只，年产鲜蛋18吨，产值10万元。千阳县山区实践证明，每户栽植嫁接良种核桃100株，10年后株产以10公斤计，仅此一项就能成为万元户。山东余松烈院士采用“宽行稀植”技术，以有机肥培肥地力，开发良种潜力，小麦高产田亩产已达770公斤。陕西榆林彭克敬采用“宽行密株”技术，增施优质粪肥，现有良种的春玉米亩产已达1502公斤。在王乐义的领导下，山东寿光县三元朱村， 1989年兴建了17个经过五项技术改革的新型大棚，当年就冒出了17个“双万元户”。2004年全村蔬菜大棚发展到492亩，产品销往全国各地，还以“乐义”商标出口，为中国产品赢得了声誉。1980年代陕西省农办在作者主持的岐山县“猪---沼---粮”循环经济试点村召开了现场会，为“生态家园”建设提供了经验，但推广缓慢。10多年后，在张明沛书记领导下，广西恭城县推出以“猪---沼---果”循环经济为特点的“恭城模式”，2003年又建成了第二代管道输送、集中供气新模式。该县从解决农村能源问题入手，带动果业、养猪业、旅游业的大发展，把新农村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类似这样的经验所在多有。
关于学外国，有一个怎么学和学什么的问题。给中国参观团讲课的韩国教授称：一次讲课时，发现学员们心不在焉；讲完后等待答疑时，人却走光了。后来得知，学员们已经订下了去济州岛观光的机票。他还说，当年韩国搞“新村运动”时，要求部长、公务员和农民同住一室，四人一个房间，为的是充分讨论，体验合作精神；可中国公务员都要住单间。韩国前总理李寿成说：韩国“新农村运动的起点还没有中国现在这样好，所以“不必学韩国”。“要找准合作伙伴，不要上当”。还应看到，在GDP方面，尽管我们近年有飞速发展，但与韩国和美国相比仍有不小差距。韩国先是免除购置种子、化肥、农机具等生产资金的贷款利息，后来又连本带息都免除了（南方周末.2007.7.5）。美国给2.5万户棉农补贴40亿美元（参考消息.2007.4.13），户均16万美元。中国及非洲棉农均深受其害。韩国从1950年代开始，教育经费一直占财政支出的15---20%；巴西是18---25%；而我国，尽管1998年决定：“到本世纪末，财政性教育经费达到4%”，但2007年预计，到2010年才能达到这个要求。对于出现这种差别的原因是美国人知道，农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虽然很小，但食物必不可少。在中国，是农村太苦了，青年人都热切盼望“脱农皮”，城市居民又不知道体谅农民的疾苦，以致城乡差距扩大，危及和谐社会建设。
4、继续贯彻“百家争鸣”方针，为再造中华盛世奠定思想、文化基础
对于“何以近代科学崛起于西方而不是中国”的“李约瑟难题”，从现实资料看，在众多专家学者的解释中，仍以李自己的解释最具说服力。为了巩固家天下专制统治，明清两代从汉武帝那里继承了“重农抑商”、“路引制度”，与盐铁国营等政策，“把农民钉死在土地上”。明末主张“工商皆本”的复社与东林党人被残酷镇压，清末的“百日维新”又遭血洗，民族资本家胡雪岩被官商盛宣怀逼死。按照李约瑟的观点，由于切断了商业这根纽带，导致中华民族三次失去了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社会的机遇。明、清两代的专制帝王继承了刘彻“以喜怒任生杀，以“腹诽”、“怨望”定罪的罪恶先例。继承前几朝积累的科技与财富，明代郑和下西洋堪称盛事，但其后“噤若寒蝉”的政治气氛葬送了元代以前中国经济的世界领先地位。明代是个肃贪最严厉、也是贪腐最盛的朝代，导致民贫国弱，受制于倭寇，不得不下令禁海，闭关锁国，国势益蹙。满清入关后，康熙继汉武帝、朱元璋架空宰相之后，干脆废宰相制，由皇帝直接处理政务。但他执政60年，乾纲独断，给雍正留下个烂摊子。继任皇帝更是一代不如一代，他们对人民强势镇压，横征暴敛；对列强屡战屡败，割地赔款，导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而皇室奢靡益甚，“六百年沉睡”与“百年国耻”相继。日本靠甲午赔款普及了义务教育并进入强国之列，而大清帝国则陷百姓于“贫愚私弱”的恶性循环之中。中华民国后，蒋介石背离三民主义，独裁专制，自取灭亡。
建国以来，群情向党，人心思治，短短数年就治愈了长期战争的创伤，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岂料“这是为什么？”一篇社论，加上“大跃进”与十年浩劫，中华民族再次出现了“万马齐喑”的难堪局面。陈云说：“有不同意见是好事，大家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1978年“拨乱反正”，曙光再现。由于方针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耕地连年减少而食物供应日益丰足。但在知识阶层不少人仍然“心有余悸”，对诸如“大河有水小河满”之类的荒谬逻辑，竟然“人云亦云”。当代对林教授关于“末到反哺阶段”的论断竟然只有一个“四川农民的儿子”敢于公开站出来说真话（南方周末，2003.7.31）。对于与马寅初唱反调的葛教授，对江晓原教授“李约瑟难题是个伪问题”的伪论断，（卢增兰等，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9月），少见有人反驳，这不利于正确决策。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真理的证实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和代价。为了”又好、又快“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现代农业，对于什么是正确的方针政策？什么是正确的路径选择？应该根据”真理愈辩而愈明“的常识以及“广思广益”原则，允许乃至鼓励人们发表不同意见。吴南生说：“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在这个问题上，应该看到，三门峡工程是一个失败的典型，三峡能否成为一个成功典型，证明尚需时日。农业方面，这类经验教训已是不胜枚举。不应忘记，浪费的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
21世纪是交叉、横断或综合科学世纪。现在属于理科的农业科学，既不是单纯理论学科，也非单纯自然科学，而是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工程学科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者的交叉。早年江苏农科院老院长高亮之在《综合哲学随笔》中指出：“历史发展的动力应是科技、经济、政治、文化综合因素的进步“（李锐）。农业生产发展也是这样，不可能单纯从某一专门学科找到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为此，加强农业综合科学研究是解决错综复杂的新农村现代农业建设问题的正确选择。
在2005年9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公报中，国家领导人向全国人民提出了落实“五个统筹”“六个必须”、“四项建议”以及“全面提高三种能力”等要求。它们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全面落实这些要求，培养1970年代提出的“一专多能”的“T”型人才，并把解决三农问题看作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集方针政策、农业科学技术、农村管理技术、农民教育培训于一体；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在人民共和国时代，在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的基础上，让人民毫无顾虑，毫无保留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并通过辩论求得真理。在此基础上，举国上下，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建设和谐社会。13亿人民正在翘首以待。冥冥之中，数百亿祖先和无数亿后人正在注视着我们！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