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辛秋水，我省著名的社会学家、省社科院研究员。72岁高龄的辛老，精神矍铄，思路敏捷。他对刚刚闭幕的九届人大选出的领导人充满敬意，亲自去邮局用特快专递给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送了一束鲜花；他对九届人大通过的政府机构改革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步骤。他结合自己亲身经历和多年研究成果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上下结合，特别是注重先从“下”做起，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还要再走一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政治体制改革只能是渐进式的。封建制要进入民主制，就像经过大峡谷一样，在通过这道峡谷时，千军万马必须有秩序行进，否则就会造成混乱。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必须这样。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民主的“基因”，跳不出历史的负担。今天的中国人是历史上所有中国人的承受者。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一步跨入民主制是不可能的。但一味求稳，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是要爆炸的。出路只能是改革。改革要从微观做起，微观的选择点是农村，突破口就是村民自治。作出这样的判断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农村与城市比较起来，人口相对分散，流动性差，人与人之间利害关系也不像城市那样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即使在农村某一地区实验失败了，震荡面也不大，不会波及全局，所以，采用村民自治形式，从农村的底层进行民主政治的实践，是最佳的选择方案。农村实行的村民自治试验的成功经验，再辐射推广到城市，必将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同样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的走农村包围城市之路，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空前的创造力和积极性，掀起了农业生产的高潮，继而推动了城市的改革。第二次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之路，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今天，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注意保持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步发展，从农村、农民问题入手，实行村民自治，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再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之路，必将为我们跨入21世纪奠定坚实的基础。如果说，1978年包产到户，农民在自己经营的土地上当家作了主人，那么，这次村民自治则是让农民在自己社区当家作主，有外国通讯社就曾将我们的村民自治说成是十亿农民在耕耘自己的民主“责任田”，是农民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上的一大解放，这是历史的跨越与进步。相反如果没有农村基层村民自治的基础，这种改革在上层就有可能演变成为权力的争夺。而一旦发生权力真空，目前广大干部和群众担心的县霸、乡霸、村霸等就会横行乡里，各霸一方。这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的经验教训。在历史上，如果国家统一受到破坏，就会出现地方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一旦出现这种局面，也就只能依靠武力，靠强化官僚体制来解决。如此，又怎么能跳出专制官僚体制的恶性循环的怪圈呢？历史是最好的一面镜子，对于我们今天的人们仍有启迪借鉴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是从农村基层开始比较稳妥，即从村、乡镇、县一级一级向上推行。正如彭真同志所说：“把一个村的事情管好了，逐渐就会管好一个乡的事情；把一个乡的事情管好了，逐渐就会管好一个县的事情，逐步锻炼，提高参政议政能力。”
自治不自治，民主还是“主民”，首先是选举制度上的落实。民主政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而表现人民意志之最佳方法及完善民主程序，就是自主、平等、公开的选举。众所周知，鉴别民主之尺度，不但要看政策及主义，而且还要看其实践政策及主义的民主程序，我们将这个程序称之为民主选举制度。正是以此标准，我们认为“组合竞选制”是村委会选举制度的最佳选择。
“组合竞选”村民委员会这种做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发展，符合民意民心。实际上早在十年前，即1989年1月17日，我就在岳西县莲云乡腾云村，采取“组合竞选制”，进行民主选举村委会的实验，获得了完全的成功。这个民选的村委会上任后的第一招，是建立了一个专门监督村委会的机构，成员都是公认的正派人，还聘请了本村的离退休干部担任顾问，指导村委会工作，此事一公布就获得了群众的信任；继而又成立了财务清理小组，对该村群众意见最大的村财务帐目进行清理，通报全村，使从来不公开的村财务公开化；第三招是收回了前任村干部占用的一笔茶叶款，用这笔钱使得多年架不起电线的西岭村民组当年腊月通了电。这几招在人心的回音壁上引起了回响，村民们纷纷议论开了：“新班子胆大敢抓，像个干事的，大伙儿没看错人。”干群关系也逐步融洽了。
为什么今天中国农民，甚至在地处穷乡僻壤的岳西县大别山山窝里的农民都有这么高的参政意识呢？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几十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以及这些变迁对于农民群众政治意识的深刻影响来进行考察。
首先，当代中国农民有着悠久的民主启蒙运动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从落后的农村开始的，毛泽东同志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动农民、组织农民起来斗争，直至取得胜利，实际上都是对农民进行民主主义的洗礼、培养农民独立人格、民主参政意识的过程。因此“民主”二字是中国广大农民早已熟悉的字眼。过去农民识字的极少，在根据地里实行民主选举干部时，有些地方只能采取数豆子等土办法来计票，当时全国人民对根据地政权称之为民主政府，甚至在革命军队里也广泛实行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的三大民主。当时共产党在根据地讲民主，蒋介石在他的统治区里搞独裁，一时形成神州大地上光明与黑暗的鲜明对照。民主的延安、民主的解放区，吸引着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知识分子。最终是中国共产党以民主旗帜战胜了蒋介石的独裁，取得了政权。由此可见，中国广大农村虽然文化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但在那里却有着源远流长的民主主义历史传统。
其次，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也从正反两面对中国人民（包括广大农民）参政意识的成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使得今天的中国人民遇到事情大都要开动脑筋想一想，不再绝对盲从，政治鉴别能力大大提高了，这也是世所公认的。据此，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40多年前文化教育和经济状况比现在要落后得多的解放区农村用数豆子的计算办法也能行使好自己的民主政治权利、选举出好干部，时至今日的中国农村，经济、文化进步早已是今非昔比，反而倒退到必须由上级包办代替农民当家作主指定村干部，这于情于理能说得通吗？这用得着毛泽东同志的一句名言：“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基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之一，同样，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也是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保证。
最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发展使农民成为商品经营者，也为乡村民主政治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市场是最好的课堂，农民进入市场就必须学会自主、平等、竞争的精神才能打开市场经济之门。多年来被扭曲的农民形象重新舒展开了，几千年封建主义烙在农民身上的依附和盲从的伤痕，已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化水平的提高、社会信息的大量传播而逐年消退（尽管不能令人十分满意），民主精神在广大农村中得到升华。民主法制是组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市场经济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潜能，对于农民而言，这不但是求发展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也是培育自己民主、平等、竞争意识的最好学校。在这样的历史时刻，认真推行村民自治、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非常及时、非常必要的，非常符合广大农民群众的心愿的。当然，我们应当承认当前农民身上还存在着某些小农意识、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封建主义的残余。要克服这些错误思想，单靠行政命令、行政管理也是很难奏效的，还必须依靠民选的村民委员会运用各种手段，对广大农民进行自我教育。
有些人总是贬低或埋怨中国人特别是广大农民缺乏民主参政意识。我认为，即使这种埋怨是出自善意，但是如果仅仅限于这种“埋怨”而不给群众（主要指农民群众）进行民主实践的条件和机会以进行锻练，又怎能培育出群众的民主意识呢？只有在实践中让群众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让群众行使社会主义的民主权利，群众也才可能在实践中培育出参政能力。实行“竞选”和“组合”使选民和被选举的人清清楚楚地看到，干部的乌纱帽（即使是小小的乌纱帽）不是由谁来“封”的，而是由选民们授予的，是竞选者向选民们作了种种允诺才获得选民们的信任，并且在他们当选后工作不力时，选民群众又有权通过合法程序把他们撤下来。这就迫使干部们不得不全心全意地为选民服务，事实证明群众监督比其它任何监督都更有效。同时，人民群众也因为干部是包括自己在内的群众大多数选举出来的，对干部们自身职权的行使，也于情于理都能予以切实的支持。
列宁说：“人民需要共和国，为的是教育人民走向民主。需要的不仅仅是民主形式的代表机关，而且要建立由群众自己从下面来管理整个国家的制度，让群众实际地参加各方面的生活，让群众在管理国家中起积极作用。”因此，真正地把宪法赋予的人民当家作主这一权利落实起来，就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让人民在民主管理中接受民主教育，享受民主的实惠。村民自治与“组合竞选制”这一星星之火燎原于中华大地之际，也就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之时。占80%以上人口的农村问题解决好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进入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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