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江村经济》的问世，开拓了社会人类学研究当代文明社会的广阔领域。书中深刻论述了江村蚕丝业的变革情况，这其中有郑辟疆、费达生两位重要人物在复兴蚕丝业中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郑辟疆（1880——1969年），江苏吴江人，近代蚕丝专家，我国蚕丝教育的奠基人。早年就读于日本长崎农林高等专科学校蚕丝科。毕业回国任教于山东青州蚕桑学堂、山东省立农业专科学校。1918年（民国七年）任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校长。他推动教育改革，带领师生在吴江、无锡等地开展土丝改良运动。抗战期间率女子蚕校迁至上海租界和四川等地，解放后留任苏州蚕桑专科学校校长，1956年任苏州丝绸工学院院长。是我国近代蚕业史上誉为“土种革命”和“土丝改良运动”的先驱者。
费达生（1903——2005年），江苏吴江人，费孝通的姐姐，著名蚕丝专家，我国乡村制丝工业的首创者。1920年毕业于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1923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蚕丝学校制丝科。回国后，任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推广部主任，主持蚕丝改良工作。1928年，在吴江各地创办养蚕合作社。1929年，她创建了吴江县开弦弓村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这是我国最早的农民合作经营的制丝工业企业。建国初期，任中国蚕丝公司技术室副主任。1956年任江苏省丝绸工业局副局长，主持制定“立缫工作法”。1958年至1961年，先后担任苏州丝绸工业专科学校副校长、苏州丝绸工学院副院长。费达生从改良土法缫丝到机械缫丝，从坐缫丝车改为立缫丝车，最后发展到自动缫丝车，为我国蚕丝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1950年3月，郑辟疆、费达生在苏州蚕校结为伉俪。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农村空前的社会与政治大动荡，日益严重的农村和农民问题，引起了当时知识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并激发出强烈的“救世济民”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试图以“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技术下乡”、“以农立国”、“合作运动”来拯救中国落后的农村，纷纷投入到各地乡村，掀起了乡村改良运动，建起了不同类型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尽管一些地方的乡村建设运动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但推动中国农村改革有着较高的价值，亦在韩国、印度、菲律宾、泰国及台湾地区的实践借鉴。而郑辟疆、费达生在江苏吴江、无锡等地的蚕丝改良，对复兴江南地区的蚕丝业和乡村工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当时首相确立了以生丝贸易为基轴的对外贸易体制。同时，政府加大了对蚕丝业的扶持奖励力度，采用了科学养蚕技术和先进的制丝技术，蚕茧产量和生丝丝质均有了大幅度提高，而中国蚕丝业因品种和传统手工制丝不能满足西方国家的质量要求，致使需求量骤降，丝价下跌，丝织工业渐趋萎缩。郑辟疆、费达生曾先后东渡日本，研修蚕科，目睹了两国的差距扩大，以及因国际市场上土制生丝价格直跌，进而引起我国农村家庭收入不足，口粮短缺，婚期推迟和家庭工业的部分破产。1923年，郑辟疆担任了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校长，鉴于“吾国蚕业日见衰落”，他提倡改良蚕丝业。并在学校成立推广部，面向苏南农村推广新技术，开展蚕业改良，欲为振兴我国蚕丝事业。他带领费达生、胡咏絮等师生在苏南吴江、无锡、江阴、常州等地巡回演讲，宣传土丝改良运动，并设立养蚕指导所，组织蚕农建立养蚕改进社或合作社。每年一到养蚕季节，女子蚕校师生都停课下乡，帮助指导农民养蚕。1924年，震泽议会委托女子蚕业学校以开弦弓村（费孝通所取学术名：江村）为实验基地，合作开办“震泽市、省立女蚕校推广部合办蚕丝改进社”，引进、推广新品种新技术。1925年春，费达生带着木制脚踏缫丝车和几本《识字课本》到开弦弓村，传授文化知识和缫丝技术。初夏，女子蚕校还聘请日本蚕种专家白泽干为教师，传授蚕种学、建造冷库、试制秋蚕种，增养秋蚕，从而使蚕农收入增加，倍受农民欢迎。
1928年，陈杏荪、费达生、孙守廉、沈秋安、施文卿、杨文震等人筹划在开弦弓村集资，于次年初成立了“吴江县震泽区开弦弓村有限责任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共集资753股，每股20元。这是当时江苏省唯一的制丝社。不久，女子蚕校又将华侨欧谭惠然女士赠送蚕校的一套小丝厂机械设备运至开弦弓村，并联系江苏省农民银行授信长期贷款，开办简陋的机械缫丝工厂，于1929年秋正式投产，此为中国农村首家农民合作股份制企业。
蚕丝业是开弦弓村农户的第二主要收入来源。由于采用合作组织和新品种新技术的应用，以工厂替代破产了的家庭手工业，入社参股的蚕农取得了较好的收成，合作组织也引起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瞩目。徐绍阶在《本省唯一之模范合作社》一文中，赞扬该社“开弦弓之生丝精制合作社，份子健全，组织严密，自选种育蚕，至于缫丝，无不采用科学方法，故业务发展有蒸蒸日上之势，非独为一县一省生产运销合作之模范，抑亦全国之标榜。”（1930年6月《江苏党务周刊》第24期）。也正如费达生在《复兴丝业的先声》中所说：“丝业是江浙农民的生命线，……我们所谓复兴丝业，并不是指营业丝厂的资本家、企业家能藉丝业多挣一些利益；我们是说要使丝业能安定在农村中，使其成为维持农民生计的一项主要副业。我们不是以丝业成为几个人发财的捷径，就算满足；我们是要使它能成为大众谋生活增进的工具。”（1934年5月10日，天津《大公报》）
1927年，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经济恐慌，1929——1930年世界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国际丝价惨跌，中国蚕丝业陷入困境。据资料记载：1930年秋，上海97家丝厂就有65家停工。丝厂停业，蚕茧销售无路，茧价下跌，蚕农栽桑养蚕亏蚀，开弦弓村合作丝厂也连续几年出现亏损，整个农村经济逼向崩溃。
1934年后，随着世界经济恐慌渐去，我国蚕丝业渐趋复苏。1935年合作丝厂装备了由日本最新机器改装而成的新设备，生产率大大提高，喜获较好的效益。可是，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七七事变”，蚕桑发达的太湖流域沦陷，女子蚕校师生撤离苏南农村向后方转移，开弦弓合作丝厂亦只能歇业停产。1938年，日寇进村扫荡，丝厂被毁，兵荒马乱之年蚕农无心生产经营，缫丝等手工业遭受严重影响。抗战胜利后，1946年3月22日，开弦弓合作丝厂恢复生产，有社员399人，社股每股10元，共认股30300股。但由于国内局势动荡不安，物价飞涨，财力不足及农村经济凋敝等原因，开弦弓村的蚕丝工业未能挽回颓势，不久，合作社及丝厂宣告散伙。
1936年7、8月，费孝通回家乡疗伤，跟随姐姐费达生来到开弦弓村，利用人类学实地调查的方法，系统收集了村子里不同住户的经济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资料数据，后赴英留学，整理出版了以描述中国农民消费、生产、分配与交易等体系的《江村经济》，在学术界引起轰动。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里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自古就是农工混合的特点，正是这种农工的结合，导致传统乡村的自给自足。近代西方工业扩张严重打击了这种传统结构，造成乡土工业的崩溃，并引发农村土地矛盾的激化。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第一步改变土地制度，但根本办法仍是恢复与发展乡土工业。中国的工业化不能走西方国家的发展方式。 他还说到：“我们必须认识到，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中国的传统工业主要是乡村手工业，例如，整个纺织工业本来是农民的职业。目前，整个实际上面临着这种传统工业的迅速衰亡，这完全是由于西方工业扩张的缘故。在发展工业的问题上，中国就同西方列强处于矛盾之中。如何能和平地解决这个矛盾是一个问题，我将把这个问题留待其他有能力的科学家和政治家去解决。”
可见，费孝通在方法论上提倡把机器工业组织到乡村，亦工亦农，农工相辅，提出了与西方主流理论不同的中国社会工业化理论。因为开弦弓村是中国国内蚕丝业的主要中心之一，作为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其代表性。工业化是一个普遍过程，在中国，工业的发展问题更有其实际意义。
社会改革活动对于中国的社会变迁是息息相关的。从郑辟疆、费达生等蚕丝改良实验区的指导实践上升为费孝通中国乡村工业化的社会学理论。从复兴蚕丝业催生了费孝通《江村经济》。这不仅是一个社区经济调查的早期范本，并且证明了以文明社区的调查对象的重要价值。
蚕丝业在当时是中国农村工业中最重要的产业，开弦弓村的农民在经济结构上主要是农业和蚕丝手工业构成，而蚕丝业的衰退深深地影响了农村人民的生活。郑辟疆、费达生等知识分子自觉担当起改造传统落后的中国农村。毅然从城市走向乡村，以教育同生产实践相结合，通过引入合作丝厂的蚕丝改良进而推进社会变革，复兴中国农村之目的。从社会学审视这一蚕丝改良运动，江苏女子蚕校不仅仅是传播新品种新技术，而且建立新的合作组织，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从“教育、实业、技术救国”，催生了农业产业化和乡村工业化，以乡村工业重建乡土中国，促进农村社会的快速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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