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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模式”遭遇变局
冯善书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借着改革开放春风率先放开农地用途管制，使农村广泛参与到工商业经济建设中来的“南海模式”，在珠三角推广后，城市化、工业化迅猛提速。短短15年，广东即华丽转身，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官方数据显示，2007年，仅佛山市南海区，农村经济总收入就达3333.3亿元，比1992年增长了26.7倍，而农村集体资产总额达208.4亿元，可支配收入达38.19亿元。然而，辉煌的背后，土地入股制度却开始遭遇种种问题……
质疑与抗争：哪来的权利代我们签合同
刘显桐是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堤田村的农民代表。
前任村官刘允桥在选民中的支持率虽然勉强过半，然而，票数却比刘显桐多出700多张。
知情者都说，堤田村的选战，并不是一场以村民自治为背景的简单的政治游戏，而是一场矛头直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复杂的利益抗争。
就在选举结果公布前一个星期，《南方农村报》公开披露，近几年，由堤田村委会实际操控的堤田集团有限公司，存在严重的经营和管理问题。
堤田集团有限公司这样的企业，在当地俗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南海区政府主导农村进行土地改革的产物。当时由村委会向农民收回所有的土地、鱼塘等作为核心资产组建。按股份合作制的制度设计，农民的土地等资产折价入股后，无须参加劳动，即可坐享分红。
至今，该公司已成立10多年，但大多数年份，村民只能拿到几百元的分红。“这样的收入，连伙食都解决不了。”堤田依旧是个穷村，干部的能力在一些村民的心里慢慢动摇了。
2006年和2007年，村民获得的分红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人均可达两三千元。起初，村民大为惊喜，以为这下总算苦尽甘来了。殊料，马上便有知情者透露：集团公司办企业没赚钱；这两年分红的提高，是公司以配合政府征地的名义把村民入股的2548.8509亩土地卖给禅城区高级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带来的。
“公司虽然是集体办的，但并非土地的所有者，哪来的权利签合同？”一石击起千层浪，许多蒙在鼓里的村民纷纷奔走相告，督促村民代表对村委会和集团公司财务情况进行调查。
2007年，广东德正会计师事务所对堤田村委会、堤田集团、堤田经济联合社及该村下属的三家企业2005年以前的经济活动进行审计，发现这些组织普遍存在严重的财务问题。堤田村委会无发票单据支出就达3100万元；堤田集团资产负债率95%；集团下属华达地砖厂的资产负债率347%，净资产为负3000万元，各年度无发票支出合计约1.3亿元。
在反复的质询和调查中，代表们踢爆了公司经营不善的真相。
“这样的管家靠不住”
几乎在同一时间，与广佛地区一衣带水的东莞，也发生了一起农民与村委组织抗争的事件，起因同样是对组织的不信任。
处在矛盾暴风口的道滘镇九曲村，位于东莞市区城郊。贫穷的九曲村民周国平，无力像堤田村民刘显桐那样去问鼎村官“宝座”，而是采取了更为直接的抗争方式：反对土地集体经营，要求返还自己的承包权。和周国平持同一主张的村民有几十位。如果他们的要求获允，则意味着要集体退出该村沿袭多年的统一经营模式。
五年前，周国平把名下的1.2亩水田交给村集体。和其他村民一样，原想着往后不用干活，也能拿高报酬。“谁知结果大出意料，比以前还要糟。”周国平向《中国改革》的记者诉苦，“在过去的五年里，村委会不但经营不善，而且瞒着村民，私下把收回来的几百亩农田卖掉了。”
“这样的管家靠不住。”趁着每五年重新规划发包一次的期限，周国平找到村委主任叶胡广，要求把土地拿回来。“今天再不分，明天屁大的田也分不到了。”他的行为马上得到黄培新等几十位“受害者”的响应。
此前由政府发给周的《东莞市农村集体土地经营权证》清楚地显示，承包权从2000年开始，30年不变。周国平要分田合法有据。可是在现实里，这一要求却遭遇了重重障碍。
叶胡广面对村民的呼声，只是极力描绘村庄的发展蓝图：以建设工业园的思路开发农业园区，在农业领域招商引资，村集体仍然坐收租金，沿袭过去的分红模式。
他还颇为自信地说：“家庭分散经营效益太低，不适合我们的发展，不规划，不招商，九曲村就难有出路。”
这种经营模式，得到了东莞市道滘镇分管农业的一位副镇长的支持。他对媒体表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在东莞照样管用，“怎么统怎么分，则是村内部事务。”
这样的话，对于掌管实际操作、习惯家长制的村干部来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早在3月6日，九曲村委会就在村内多个公告栏张贴通知，公布统一租赁本村土地的消息，并且告知：“招商期间，如有本村村民需要临时耕种的，必须在3月9日上午9时携带现金到现场招标。”
这种做法让不少懂法的农民嗤之以鼻，“拿钱去租自己承包的土地，简直是笑话。”
招标尚未开始，村民便相约来到村委会办公室，要求叶胡广依法组织分田。当着村民的面，叶胡广一口回绝。
这样的态度犹如火上浇油。一转身，村民便带上自己的承包证奔向镇政府，企图借更为强大的外力扭转叶胡广的决定。
不料，人还没到，镇里的保安便闻风死死封住了大门。在村民看来，对九曲村委会有着绝对影响力的道滘镇政府，以一种近似冷漠的姿态保持着沉默。
许多天过去了，镇领导始终未站出来担当法律的卫道士。叶胡广的铁腕作风，再次见证了纸上权利的脆弱。几乎所有和周国平处在同一阵营的村民，都以泪水或愤怒的表情，迎接着这一出人意料的结局。
事后，有学者指出，两个地方在同一时期发生的两起农民抗争，集中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广东珠江三角洲农村的集体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已慢慢探触到农民权利的底线，制度发育不成熟所引致的利益矛盾日益升级、扩大，随时可能威胁到农村的稳定。
记者在调查中得到的一条官方消息透露：近年来，在最早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的佛山，农民要求分田退股的现象日渐突出。官方的调查显示，东莞和佛山这两起事件，很可能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在今天的珠三角农村，其实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意识到权利受伤害的根源，是改革遗留下来的那种“集体经济组织政社不分、成员进退不自由”的“体制病”。
改革的风险“好象一早就设计好了”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这成为广东在全球迅猛崛起的强大动力，引发大量外资涌入广东。官方数据显示，1993年至1999年，仅东莞新签利用外资项目就达14981宗，相当于1979年至1992年的1.17倍，7年累计利用外资(含对外借款)95.65亿美元，是前14年的5.15倍。
外资企业数量急剧膨胀，珠三角城市的土地市场全面告急，农村城市化、工业化成为大势所趋。然而，戴着农地保护和征地制度的紧箍咒，城市要向农村扩张，只能保持蚂蚁前进的速度。
一边是热火朝天的招商引资，另一边却是冷锅死灶的农地开发。当瓶颈把其他地方的一些领导掐得火冒金星的时候，南海官员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们率先放开农地用途管制，允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把农地直接用于工商业的开发建设中，从而稳稳地抓住了发展的机遇，使得该市的工业化、城市化急剧提速。这种新的思路，后来被命名为“南海模式”，当地的干部，则称之为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
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将农民承包的集体土地以承包权入股，组建社区的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由股份合作组织统一规划和布局，土地统一发包给专业队或少数中标的农户，形成规模经营，或由集体统一开发和使用，农民依据土地股份分享经营的权益，实行初期股权不得继承、转让、抵押、提取的制度。
1993年，在南海政府的推广下，股份合作制开始在全市铺开，并很快被珠三角其他城市所效仿。原广东农村改革试验办主任刘季芸调查发现，改革的前一个五年，南海便建立了农村股份合作组织1870个，这些组织对全市农村土地、财产进行评价折股，把130亿元的价值以股份形式配置给76.6万农民。1998年，农村的经济总收入就达到了638.6亿元，集体经济纯收入34亿元，农民纯收入6214元，分别比1992年末未推行股份合作制前增长了370%、149.6%和150.4%。
南庄镇堤田村是1995开始推行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的。
“土地分到农户手里没多久，就遇到了这阵股份合作化的狂风。”刘显桐对这段历史记忆犹新。一不留神，身边的农田便成了错落有致的厂房、商铺和街道。“我们还保持着农民的身份，但实际上已经是城里人了。”
“只从干部那里收到一份简单的通知，说要把地收回去，成立股份公司，没有真正的征求意见，也没有投票表决，我们就在一夜之间成了股民。”另一位刘姓村民形象地描述了这场政府主导的变革过程。
也有一些村民告诉记者，初期，他们的确曾对这项改革寄予极高的信心。只不过，年复一年，农民的期许并没有等来现实的回报，才逐渐失去信心。
“改革本来就是充满风险的。”一些上级干部告诉农民。
但是，在农民看来，他们并非没有风险意识，而是这些风险实在太不正常，“好像一早就被设计好了似的。”
在堤田村不少农民的头脑里，股份合作改革的原动力，是地方政府希望以更快和更低的成本向农民拿地。
“的确，快速推进城市向农村扩张，从而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土地，是这场改革的真实目的。”一位专家对《中国改革》记者说，“事实证明，在过去这10多年里，珠三角城市非常完美地做到了这一点。”
记者调查到的一些资料也显示，1992年，珠三角城市化率只勉强突破40%，然而，到了2005年，这个数字就提升到80%，形成了以特大城市为核心以中小城市为基础及以交通线为轴，点、线、面相结合的城市群。近年来，珠三角创造的GDP达到全省80%以上，不能说没有股份合作制的功劳。
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城市化、工业化的需求继续急剧增长，股份合作制在广东珠三角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
东莞市是2002年开始试点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的，2004年7月由市委、市政府以行政强制的方式全面铺开，限期3年内完成。不过，2006年底，该市农业部门便宣称，全市99.3%的村级经联社和98.9%的组级经济社已完成改革，建立了551个股份经济联合社和2473个股份经济合作社，119.2万名村民成为了股东。
东莞的改革吸取了“南海模式”的经验教训，自称要建立新型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2007年，该市还宣称，通过全面固化股权，把其他城市最为头疼的 “出嫁女”、“招郎女”及新老村民福利分配等难题逐步妥善化解了。目前，东莞已完成股东资格界定的集体经济组织中(4个街道除外)，“出嫁女”及其子女分别有13097人和12216人，其中获得配股的有12967人和11265人，分别占总数的99%和92.2%，早期改制的4个街道大部分“出嫁女”也已获得了配股份。
尽管改革的目的屡遭质疑，然而，2007年的南海，同样领到了一份令人满意的成绩单：农村经济总收入达3333.3亿元，比1992年增长了26.7倍；人均纯收入为10359 元，比1992年增长4.17倍；农村集体资产总额为208.4亿元，比1992年增长2倍；可支配收入为38.19亿元, 比1992年增长3.29倍。
股份制能否为农民保住明天
抗争失败后的抵触情绪，同样在九曲村的村民中间弥漫。
“‘体制病’给农村带来的困惑和痛苦，并不是靠一次两次农民的抗争就可以解除的。毕竟这些农民的群体行动，只代表了个别群体的利益。因为制度层面的变革，往往牵涉到全社会的利益。政府就算有决心打破现有的利益分配机制，也需要长时间酝酿。”一位长期工作在南海农村第一线的镇干部认为这样的失败很正常。
更多的干部则认为，这些农民“闹出这么多事来”，完全是因为激进、自私和狭隘的思想意识在作怪。政府对不符合大局利益、长远利益和集体利益的要求，本来就应该不予理睬。
当九曲村的村民为了分田与村委会干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曾经与记者有过一次简短的对话：
“你们为什么要夺回承包经营权？”记者问。
“让村委会经营咱不放心。干部的私心连法律都管不住，他们很可能会把地一点点卖掉。这种事在以前搞工业园的时候，他们就干过。我们事后才觉察。既然没办法监督他们，就不如要回来自己管。”农民答。
“比起集中经营来，分散经营的效益明显要低。”记者说。
“自己搞，收益至少比村委会发的口粮钱多。何况，我们自己也可以搞集约经营啊。”农民说。
“有人不愿意怎么办？万一有风险呢？”记者问。
“合作本来就是自由的嘛。愿就来，不愿拉倒，风险共担，合作致富，大家都是土地的主人，谁也不用强迫谁。”农民说。
随着选举的结束和分田计划的受挫，佛山堤田村和东莞九曲村两地农民的抗争日前已偃旗息鼓。不过，他们的遭遇却引起了佛山政府部门一位长期研究农村问题的年轻干部李海生（经采访对象要求，化名）的关注。
这位佛山土生土地长的干部曾以亲身体验的方式见证了这场“运动式”的改革兴起。据他的观察和调查，南海名义上1982年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并非如此——大多数地区，在实行股份制改造以前，根本未确立过农民的承包经营权。少数地区虽在初期的一小段时间确立过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过承包经营权证，但是，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时，无视农民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权利，甚至强迫农民加入，这跟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没什么差别。
据《中国改革》记者调查，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佛山市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官方承认曾经历的改造运动有两次：
第一次是在1986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后，市委、市政府为了迎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全面撤消大队建制设立经济联合社，撤消生产队建制，以村民小组设立经济合作社。
第二次是在1993年，为打破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市委、市政府开始以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以股份合作制为原则，在全市农村积极推行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
这两次改造所确立的管理体制一直被沿袭至今。
李海生认为，股份合作组织跟人民公社没两样，政社合一，不同的是股民不用绑在集体参加劳动。这种组织只是披着现代化的外衣：“股东大会”、“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其实里边完全没有股份合作的内核。
“农民的股权只是分红的依据，没有任何现金意义。不能自由流动，转让，也不能抵押。”他说，“里边没有任何自由交易的精神。”
“这是一种集体化。”他最后说，“在集体化的情况下，成员的权利是无从申诉的。”
周国平等人向九曲村委会讨不回自己的承包权，刘显桐等村民代表也无法要求堤田集团有限公司的领导不准卖掉本来属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权利像一块块肥肉，被不成熟的制度慢慢地送上了砧板，等待别人的刮分。
“只能怪他们遇到的组织太强大。”另一位在佛山市农业系统工作的干部也毫不讳言，现在的农村基层组织架构设置基本上是党组织、自治组织、经济组织“三位一体”，各种职能混淆不清。由于历史形成的集体资产难以分割，加上“政社合一”的传统惯性，职能与组织分离的难度很大。
传统的组织架构无法解构，直接的结果就是阻滞改革前进的步伐。而农村股份合作制所带来的集体财政的强大，使得这套架构被维护得更为坚固。
与李海生的悲观主义论调相反的是，包括东莞、佛山、中山、珠海在内的一些珠三角主要地区的基层干部，对股份合作制改革一直保持着推崇和赞赏的态度。他们认为这套制度，既符合政府的利益，也符合农民的利益，更符合社会的利益。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党委书记张辉明就曾经说过，股份制“搞比不搞好”。这位曾经在四个不同的镇任职的书记，对这项改革有着深入的认识，“股份制的好处在于集体整合资源，提高竞争力，特别是现阶段需要这种整合。”
而对于以强制性的手段去整合别人的东西，应该遵守哪些游戏规则，这位书记则没有谈及，他只是说，股份制还处在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中。
从南海区2007年的那份成绩单看，大幅的经济收入增长却没有带来大幅的农民收入。2007年农村经济总收入比1992年狂增了26.7倍，而人均纯收入却比1992年只增长了4.17倍，股红分配额比1992年增长了9.91倍。
“从这种笼统的统计是很难看出问题来的。实际上，到今天为止，包括南海在内的所有珠三角地区，都表现出严重的地区发展不平衡现状。干得好的村庄基本是支持了工业化，而还是以农为主或者农重工轻的村庄，根本没有分红或分红很少，这种情况10多年来几乎没什么改变。”李海生说。
记者的调查则印证了他的这一说法：股份合作制虽然使珠三角许多村庄从贫穷走向了富裕，然而，也有相当多的村庄还保持着较低水平的分红。仅佛山市南海区，目前就仍有1/4的地区维持着每年几百元的状态。对于起步更晚的三水区和高明区来说，情况可能更糟。
股份合作组织赚来的钱到底花到哪里去了？在东莞常平镇某村，村一级每年所获得一千多万元收入，全部由村委会花光，据说多数是用来支持公益事业的。1993年至2007年，南海累计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入40.27亿元，累计用于公益事业的投入为31.73亿元。
“许多讲不清楚的项目就装在这只公益事业的大篮子里。”南海一位姓罗的村干部告诉记者，“一些项目根本不应该由村民来出。譬如，属于政府承担的公共品支出；属于社区居民应当承担的开支项目，全部都从集体的帐户里扣。”
“但是，尽管股份合作制从微观上看，存在许多不成熟的地方，也引致了种种难以克服的矛盾。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讲，它起码为农民保住了明天。只要土地没有被权贵夺走，只要有明天，制度就还有继续深化改革、逐渐合理合法化的可能。”这位干部说，在中国国情下，股份合作制是最符合农民长远利益的一种措施。至于村干部私下卖地的事，则是民主范畴内的矛盾，民主如果能够落实到位，矛盾是不难化解的。
珠三角股份合作制改革，任重而道远！
(《南方农村报》向振中和陈海燕对此文亦有贡献)
（此为原稿，与书刊有出入）
中国乡村发现第9期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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