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推行“林权改革”，江西是策源地。这几年我去江西少，对“林改”关注不多。不过有同事几年前曾赴江西调研过，我也读过他们的研究报告。实话说，对林权改革的方向，我从没怀疑过。所谓“山定权、人定心、树定根”，意思是说把“林权”界定给农民，放权于民则人心稳定，农民会对山林倍加爱惜。这样讲，理论上不应该错，至少我看不出有什么纰漏。是的，天下哪有人不爱护自己的私产呢？
然而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前几天赴上饶讲学，顺便到横峰县葛源镇考察，发现有个现象令人费解。事情是这样，三年前葛源镇实行“林改”，随后集体林场解散。原本以为，农民拿到“林权”后会爱惜山林，可想不到，有些农户却将自己山上的用材林一砍而光。而面对大面积砍伐，政府只能干着急，管不了。因为林权归了农户，农民享有处置权，砍伐自由，何时砍、砍多少都是农民的事，政府想管却师出无名。
在葛原镇政府办公室，曾与镇党委书记苏卫东同志一席谈。我问农民为何会砍树？他答是农民讲实惠、急功近利。说农民讲实惠我同意；但说农民“急功近利”却未必。本人也农民出身，三十年前种过地，我体会，农民所以看重眼前利益，多半是长远利益靠不住，有风险。举我知道的例子。大约是唐山地震那年（1976年）吧，我老家也听说会地震，传闻四起，人心惶惶，于是村民纷纷将饲养的家禽卖掉，卖不掉的便宰杀。是农民急功近利吗？非也。设身处地想，假如是你，在当时情况下你会怎么做？
经济学说，人的行为选择，一定是在约束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既然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农民怎会轻易放弃长远利益呢？民间有句俗语：“多得不如现得”。其实，这并非人们不想多得，而是长远收益变数大，得之不易。也正因如此，故人们才选择落袋为安。相反，假若长远收益确定，人们则必选“多得”。比如有些农村家长节衣缩食地供子女上学，为什么？那是因为上大学的长远收益高；且他们的子女会读书，考大学的把握大；可为何有的家长却让子女辍学去打工呢？原因复杂，但据我观察，多数情况是子女读书不佳，升大学希望不大。
由此看，农民所以大面积砍树，我的推测，也一定是长远收益不确定。按常理，用材林要生长成材才能赚钱多，可农民为何要提前砍伐呢？经多方查访，原来里面另有原因。最主要的，是农民担心林木被盗。林改前，公家有护林队专人看守；可林改后，护林队没了，防盗的责任落到了农民自己头上，要各家自扫门前雪。问题是，许多农户的青壮劳力外出务工，家里无人手；即便家里有劳力，仅几十亩山林却要占个劳力，得不偿失，所以不如砍掉了事。
据当地干部反映，农民砍树通常一窝蜂，会产生连锁反应。比如张三家的树砍了，李四家也会跟着砍。不然李四不砍，他家被盗风险则增大。人人自危，所以大家都得砍。而我的疑问是，面对共同的风险，农民何不集资聘请护林员呢？后来去宜春，就此请教过高安市委书记郭安，他告诉我，盗林者多是亡命之徒，农民自聘的护林员基本不管用。以前护林队由于有政府背景才有威慑力。而私聘的护林员无政府背景，即便有人盗林，护林员发现了也怕是难以阻止。
郭安的解释有一定道理，不过在葛源镇调查，我了解到还有一层原因。“林改”之初，镇政府曾有意组织农民集资成立护林队，可有的农户却不肯出钱。有人说，他家的林子离家近，用不着看管，不怕偷。而另一些农户则说，那些人明显是想占便宜，让别人出钱帮他看林子，他不怕偷，我也不怕偷，故我也不出钱。这种现象，经济学叫“搭便车”。是的，一旦允许搭便车，结果必是无人买票。没有钱，成立护林队再好也只能空谈，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由此看，国家把“林权”界定给农户，方向对；但如果政府不维权，农民的“林权”也就形同虚设。当然，不是说没有相关法律，真正的困难在于，由谁负责将那些以身试法的盗林者捉去公安局？上文说过，靠农民自己不行。农户身单力薄，各自为战往往斗不过盗林者；而集体成立护林队可以，可由于有人想“搭便车”，结果大家都不肯出钱，两难选择如何是好呢？
想来想去，我觉得可取之法是由政府成立护林队。其理由简单，当下“林权”虽已界定给农户，表面看，似应由农户自己维权，但想深一层，维权的责任其实仍在政府。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首先就应该是产权的监护人。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就说政府是守夜人。作为守夜人，维护老百姓财产安全责无旁贷
其实，从维权效果看，政府成立护林队是明智之举。说过了，农民自己无政府背景，护林往往力不从心；而政府的护林队不同，代表国家执法，有足够的阻吓力。若转从成本看，优势更明显。比如1000家农户自己守林，哪怕投资1000万，分摊到每户也就够买几部手机，而政府护林队若只拿出500万，则可购买到先进的装备。两相比较，何者为优一眼就能看得出。
最后说一句，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维权又是政府的责任。既然是责任所在，政府还犹豫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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