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任务。推进这一改革，需要培育新的动能，而培育新动能则需要创新理念。以“四三（三产融合、三物并重、三域齐抓、三利共谋）思维”重构发展战略，凝聚发展动能当是可为之策。
一、三产融合
三产融合其实就是把与农有关的工商活动内化到乡村地域系统。最关键是要做到五大理念统领，四合结构业态和三驾马车配套，一二三产业融合才能顺利实现。三产融合是农业发展的新业态和新实践，中办、国办文件针对农业三产融合把五大发展理念具体化，即创新强农、协同惠农、绿色协农、开放助农、共享富农，这是三产融合发展的指导总纲，是严密逻辑结构的结果，也是事物发展经验规律的总结。这个问题，中办、国办文件中已经说得很全面、很具体、很透彻，这里不再赘述。
所谓四合结构业态，即经营主体联合、产业链条组合、成效互动统合和网络平台配合，这是新业态的主要成分，旨在激活市场、激活要素、激活主体。一是经营主体联合。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有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龙头企业、传统小农户这六大农业经营主体，这六大主体构成了中央提出的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在三产融合中经营主体之间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联合态势。
一方面，各农业经营主体具有的比较优势不同，即拥有的资本、技术、土地资源数量不同，资本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另一方面，农业与不同的产业融合所需要的资源的种类和数量也不相同，因此导致各农业经营主体在不同产业融合进程中所处的地位也不相同。龙头企业拥有较为丰裕的资本资源和技术资源、较少的土地资源，农民合作社拥有较少的资本和技术、较少的土地资源，普通农户则拥有最少的资本和技术以及最多的土地资源。各个农业经营主体在三产融合中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
目前，一种主要的联合模式是，在种养层面上还是以小农为主，但是在加工和销售的层面上，由工厂、公司和地方政府等组织来进行食品的加工，以及运输、销售等以实现规模经济。这是过去20年来，我国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形成的“公司+合作社+农户”产业组织形式在产业融合进程中的延续。“公司+农户”，是企业在种地，弊端正在显现。这种模式其实是昨天“公社+社员”的翻版，只不过“公社+社员”是政府与农民打交道，而“公司+农户”是企业与农民打交道而已。中国农业必须走“农户+农户”的路子，才是正途。合作组织是农民自己的组织，所以它更清楚农民的实际需求，并且更容易获得农民的信赖。由农民合作社自己创办该产业的上下游实体，直接与消费者进行联结，有效减少中间环节费用，并把这部分由减少费用转变来的利润合理分摊到生产者和消费者两个环节，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都受益。比如，养殖合作社自己创办饲料加工企业和肉制品、奶制品加工企业等；经济实力较强的农民合作社在城市社区建立直销店直接销售农副产品等。后者是国际上大部分合作社通行的做法，在我国的实践中也表现出了较好的盈利性，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是今后合作社发展的重要方向。经营主体联合的另一个趋势是，龙头企业与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深度融合发展。农户、家庭农场、合作社以资金、技术等要素入股龙头企业，形成产权联合的利益共同体。还有就是，合作社之间的联合。农民合作社之间的融合与合作是世界的普遍规律，我国农民合作社要做大做强，也必须走向融合与合作之路，要积极促成联合社，尤其是县域联合社的发展。
二是产业链条组合。产业链条组合就是要打造四条循环链条：（1）粮食及副产品生产加工链条；（2）畜牧水产生产加工链条；（3）林业及林产品生产加工链条；（4）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链条。这四条链条的打造不但有利于打破传统农业只停留在种、养阶段的局限，促进农民增收，而且有利于充分利用农业自然资源，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的建设。例如，我国每年生产6亿吨粮食的同时会产生6亿多吨秸秆，目前基层在秸秆利用方面很头痛，为了防止农民焚烧秸秆，每年都要投入巨资，花很大力气，许多地方每逢收割季节，乡村干部一连十数日在田间日夜蹲守。如果大力发展食草的畜牧业，遵循大自然的分工，农作物的种子让人吃，根茎叶养牲畜，就不会出现牲畜和人抢粮、秸秆无处存放的困局。
三是城乡互动统合。二元制度使城乡之间长期隔离。三产融合使城市文明、城市的项目、资金、人才等流向农村。一些人只把乡村视为内需市场的供给者，只想着让农民掏出钱，没想到先让农民挣到钱。事实上，今天的乡村是内需市场的提供者，更是新兴产业的发展地。乡村的特色农产品加工业更是一个前景广阔的巨大产业，其开发利用远远没有满足自身的需求和社会的需求。而传统手工业，可以充分挖掘乡村流传下来的编织、剪纸等传统工艺，加以改造，在浓郁乡村文化的底色中，融入现代理念，从而形成独特的乡村手工业。乡村旅游产业也大有可为，城里人需要到乡村旅游，乡村则应时而动，提供这种需求，城乡之间顺应市场规律，一拍即合，这是乡村再造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随着交通、通讯、网络的快速发展，应重新审视乡村的功能定位，抛弃乡村只能发展一产的惯性思维，大力发展三产融合为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发展持续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基础，这也是缩小城乡差距的内生性物质基础。
四是网络平台配合。互联网为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不仅提供了技术支撑，也带来了思维方式、思想观念的变革，更创造了穿越时空的可能和便捷，因此，利用互联网平台打造命运共同体，是推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大逻辑。产业融合与互联网结合的一个最大的产物就是网络销售农产品以及其加工的食品。中国人喜欢吃，五千年的饮食文明造就了品种多样、花色繁多的传统主食品，每一个品类都能成长出一个世界级的大企业。康师傅方便面把顶新企业从濒于倒闭做到购买台湾101大楼。中粮集团公司2014年的销售额已突破3000亿人民币，居世界500强前100位。利用迅猛发展的互联网平台，食品电商以自己独特的采购模式，为消费者提供安全优质和放心的产品。
根据调查发现，食品电商市场在2010年占比仅为0.08%，经过5年的发展2014年市场占比提升到1.02%。消费者网购食品中有机食品占比达到23%；奶制品达到21%；健康食品达到19%；进口食品达到16%；生鲜食品仅为12%；地方特产占比9%。18-38岁的年轻人群体是食品电商市场的主力消费者，该群体拥有强大的购买能力，并且对于海外采买与生鲜食品较为青睐。2015年的一个爆款食品就是焦糖瓜子，焦糖瓜子横空出世后，“吃货们”在社交媒体中疯狂刷屏推荐，线下企业迅速跟进生产，在网络形成销售通路，取得了令人咋舌的成绩。据相关调查显示，2015年8月至10月，虽还未到瓜子炒货的旺季市场，但焦糖及黑糖味水煮葵花籽产品，仅合肥地区的日出货均量就达到了惊人的三十余吨。从“地上”到“线上”将是一场农业领域的业态革命。中国在未来将经历从乡土中国到电子商务，从下地种田到上线种网，从熟人社会到虚拟空间的逐步转变。培养农民“打掉中介”的互联网思维是当前的重大课题，农民也会因此逐步学会既能用锄头又能敲键盘。
所谓三驾马车配套，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调整，重点在于调优产品结构，调好生产方式，调顺产业体系。做实“三调”的关键在于配套打造好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建设好三区（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三园（现代化农业产业园、科技园、创业园）和一体（田园综合体）。
一是打造包括种养加销游五大环链在内的产业体系，实现内部调优、一二三产全面融合。
（一）种植业处于农业产业链的最前端，是下游环链延伸开发的主要依托，种植业应根据现代化多元文明的多种需求着力优化结构。（1）适应人类生活需求优化结构。一是毫不放松粮棉油糖生产。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二是协调抓好瓜果菜花。瓜果菜花属于劳动和技术密集型农产品，市场竞争优势显著。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应大力发展具有营养保健观赏功能的特色瓜果菜花。（2）适应养殖业需求优化结构。要改变粮比草好的种植观念，加大饲料粮和饲草生产。（3）适应工业原料需求优化结构。抓好特种作物种植，满足工业原料需求，建立原料生产基地。（4）适应绿色化发展需求优化结构。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巩固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等成果，推进荒漠化、石漠化综合治理，保护好湿地。既要适当运用西方现代农业集约、高效、快捷的后发优势，又要充分挖掘我国传统生态农业绿色、有机、循环的先发优势，二者有机结合，才能保证农业发展的可持续。
（二）调整养殖业。调整粮猪农业，优先发展草食性畜牧业；调整种养分离，大力发展农牧结合型农业；调整养殖方式，最大化利用种植业副产品和废弃物；调整养殖视野，大力开发微生物产品。
（三）提升加工业。首先，应做好顶层设计。国家应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把农产品加工业作为潜力巨大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摆上重要位置，列入重要议事议程。其次，着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应坚持以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效益为主线，大力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综合利用、主食加工、新业态新模式、技术装备、龙头企业、品牌战略、加工园区和主产区加工业等重点领域加快发展，引导和促进农产品加工业从规模扩张向转型升级、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分散布局向产业集群转变。第三，大力实施“四品”战略。“四品”即品相、品质、品位、品牌。第四，积极落实和创设扶持政策。
（四）做强销售业。不仅销售自身的种养加产品，还要向内销售的化肥、农药、种子等农资产品以及种养业所需的各种技术服务。在网上销售农资不仅可大大降低消费者成本，而且方便快捷，同时消费者还可享受到名牌农资的质量保证。利用网络提供各种农业科技服务，已经在一些地方广泛流行，应运用大数据、云计算技术，把这一服务模式向深度和广度推进。
（五）开发旅游业。旅游业是一项“无中生有”的新产业，尤其在交通通讯高度发达的今天，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休闲时间的增多，收入的增加，以及城市病的加剧，以别出心裁的创意开发旅游业恰逢其时。
二是打造包括种业、生产资料和技术装备在内的生产体系，提高生产能力和质量安全。
（1）夯实种业。农以种为先。世界种业作为一个产业的兴起，迄今已有将近100年的发展历史。目前全球的种子市场规模约500亿美元，而我们自己的市场就达到1000亿元人民币左右，世界第二，仅居美国之后。根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对主要农作物种子使用情况调查，2012-2014年这三个年度全国玉米、水稻、小麦、大豆、马铃薯、棉花、油菜7种主要农作物种子市值合计分别为708亿元，784亿元和819亿元。市场大是大，但是我们的种业生产体系却十分的羸弱。少数几家大型的跨国公司垄断了全球的种业市场。前三大公司孟山都、先锋、先正达2012年种子营业额达205亿美元，占全球种子市场份额450亿的45.6%以上。据保守的估计，这3家公司控制着全世界65%的玉米种子市场和50%的大豆种子市场；孟山都一家公司就控制了全球91%的转基因种子市场。外资企业蔬菜种子经营量已控制了我国50%的蔬菜种子市场，占去了80%以上的利润。外资先玉系列、迪卡系列和正大系列的玉米品种在国内据有压倒性的优势。
我们种业企业的研发投入不到销售收入的1%，很多企业甚至都没有研发部门。长期以来，我们种业研发的核心都在科研单位，88%的品种都是出自科研院所。科研院所培养的品种多大程度上被市场所接受是很成问题的，他们的兴趣和激励主要在做基础研究，发论文和项目结题上，品种的市场接受度并非优先被考虑，强人所难，既出不了好的商业品种，也出不了好的研究成果。畅销的作物品种，市场和生产一线的激励反而更为重要。我们的种业起步晚，缺乏超大型的国际公司，多数为家族经营的小作坊。资金短缺，研发投资很少。科研正在起步，还没有实质效果。有鉴于此，央企最近才纷纷出手布局种业生产经营，中国化工收购先正达，中粮控股Nidera，中信集团控股隆平高科。不过这只能是开始，在目前种业发展仍然脆弱的时候，政府政策还应该大力倾斜，对企业创新国家要扶持，让一些具有规模的种业能够在政府的协助下做强做大。
（2）优化肥料结构。经过60多年的发展，我们肥料工业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工业体系，对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目前，我们化肥产业的日子并不好过。据显示，2014年我国化肥总产能已达到13167万吨，化肥产量达到8011.73万吨，而我国化肥需求量仅为6610万吨，生产过剩量在1401.73万吨，过剩产能近一半。不过这是故事的一方面，有专家指出，目前产能过剩停留在传统大化肥的层面，而科技含量高的高效肥料、专用肥、水溶肥却是短缺的。因此，化肥产业的重点应该是优化、调整产品结构，以提高肥料利用率为主线，发展能增加肥效的相关肥料品种，例如，微生物肥、商品有机肥、土壤调理剂等。液体肥料在很多国家已广泛应用，美国液体肥料占全部肥料的55%，有3000多家液体配肥厂，英国、澳大利亚、法国、西班牙、罗马尼亚等国也大量用液体肥，以色列田间几乎百分百用液体肥。而微生物肥料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被广为使用，而这部分我们才刚刚起步。未来，我们要把很多高科技型肥料列为重点推广项目，特别是加大对高效环保肥料的推广力度。
（3）整合农药产业。根据农业部的统计资料，中国每年要使用农药140多万吨，其中主要是化学农药，占世界总施用量的1/3，中国是世界第一农药消费大国；过量的农药使用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环境危害和健康问题。我们出口的大蒜、香梨等都曾因农药残留而被大量退货。农药使用量零增长政策成功与否已经成为我们农业竞争力成败的关键。农药行业数量多、规模小，且行业的产业集中度低，缺乏真正的龙头企业，农药行业的竞争力严重不足。并购整合是今后农药行业的一条出路，应该出台政策鼓励引导。另外，严格的环保措施也是一把利器，它能有效淘汰落后、推进产业集约化发展和产品结构调整。应大力支持生物农药的研发、推广和应用。最后一点就是，要鼓励农药企业为农户提供覆盖整体解决方案套餐。植保知识和技能缺乏，是农民在生产中滥用农药的原因之一，农药企业不应只提供产品，更应该着力供给植保服务。在美国约有1万家公司从事植保服务工作，年销售额为70亿美元，服务对象遍及家庭、商业、农业和工业。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4）提升农机产业。2004年中央出台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政策，由最初的7000万元逐年大幅增加至2015年的237.55亿元，这极大地刺激了农机行业的发展。从2005-2014年，这十年间农机行业年均增长率保持在两位数，在机械行业名列前茅，被称为农业行业发展的“黄金十年”。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农机企业主营业务收入4283.68亿元。国产产品基本满足国内90%的市场需求。大马力拖拉机、大型联合收割机、青饲料收获机等主要产品有了很大的进步。不过，在我们产品智能化、可靠性等方面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差距，针对于此，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研发高端农机装备及关键核心零部件，提升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这为农机产业的发展指出了方向，未来的重点就是要逐渐解决科研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改变国内农机中高端市场几乎被国外品牌垄断的局面。
三是打造包括经营主体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社会化服务在内的经营体系。
（1）促进土地租赁市场的发展，形成“小地主大佃农”。受传统“耕者有其田”观念的影响，许多人对租佃制还是有一些误解，一谈到租佃就色变。事实上，现代经济学发现租佃制度的存在有其经济上的合理性，否则就无法解释这种制度的持久性和普遍性。在目前我们土地如此细碎化的情况下，可以利用租赁的办法，扩大土地的经营规模，实现适度规模经济，提高农业经营效率。目前，全国经营150亩以上的家庭农场已达34万户。小农成为了地主，而大农成了佃户，小地主大佃农，这是前所未有的农地经营格局。土地的流转必须保持适度，不能盲目扩大。我们人多地少，过度土地流转，势必剥夺其他人的生存和发展。土地流转不可行政干预强迫，必须尊重农民意愿。租佃关系的纠纷也必须纳入到人人平等和公正严明的法治框架下来解决。
（2）发展专业服务组织，推进农业生产的社会化服务。以往农民从种到收，所有的事情都会自己做，而现代小农引入了社会化服务，产前、产中、产后的各类服务都有专业组织来做。这种外包作业是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重要形式，也大大提高了机械设备的使用率。而这些大型机械设备，利用率越高，平摊下来的成本越低，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引入社会化服务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使得农业劳动变得轻型化。老人、小孩和妇女管理一亩三分地绰绰有余。还要大力推广土地托管服务。由当地一些给农业提供社会化服务的组织来帮农民种地，农民可以进城打工，托管组织只按照农民的要求搞服务，收获的粮食和农产品还是归农民所有。这是规避农业风险，充分发挥作业承担者的企业家才能，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的好形式。
二、三物并重
人类有史以来的农业活动都是在中观世界里展开，就是植物的开发和动物的开发。随着高科技的发展，正在由中观世界向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延伸，太空种子、太空种植、火星地球化都是农业在宏观世界的探索。微观世界的延伸就是微生物的开发，现在已经形成六大领域，三料二品一剂，即微生物饲料、微生物肥料、能源燃料、微生物食品、微生物药品、微生物清洁剂，这些都是已经成熟的技术。
微生物饲料已被广泛应用于畜、禽和水产养殖中，我们发展微生物饲料具有巨大的优势。单酒精、味精及造纸工业废液、皮革脱毛废水等，估计每年总产量达2245万吨以上，如加以利用能年产饲料酵母10万吨以上。我们的农作物秸秆产量就达6－9亿吨，如果通过微生物的处理，则可大大提高动物的消化利用率。如果每年将3亿吨农作物秸秆经微生物发酵处理作饲料，就等于增加了8100万吨燕麦，这几乎相当于目前我国每年所用的全部饲料粮。而我国的包括农作物秸秆在内的纤维素资源高达50亿吨左右。但我国微生物饲料产业起步较晚，跟国际先进水平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这需要从政策层面加大对微生物饲料生产技术研发的扶持，对民营企业自主自行的技术研发进行资金补贴和社会激励表彰，加速形成一批在新技术研发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微生物饲料厂商，抢占微生物饲料工业生产的制高点。
微生物农药是当前农作物病虫害防治中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一种农药。从近10年国际上的发展情况来看，市场份额由2000年的0.2%增长到2009年的3.7%，2010年全球生物农药的产值超过20亿美元，市场占有率达到4%左右。我国微生物农药工厂比较大的已发展到60多家，各类县级小型发酵厂近千家，并有日益扩大的趋势。目前，我国应出台更多优惠政策，把微生物农药的研发、推广列入农村科技发展规划。同时，严禁农药残留超标的农副产品进入市场，间接鼓励农业生产者使用绿色、无公害的微生物农药。
微生物肥料作为生态肥料的一种，已成为解决石油农业弊端、发展绿色农业不可或缺的产品。最优质的土壤标准是，每亩16万条蚯蚓、300公斤细菌、5%－12%的有机质含量，要达到这一标准，只有施用微生物肥料的土地才能实现。当前我们微生物肥料累计应用面积超2亿亩。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微生物肥料用量已占肥料总用量近50%，而我国微生物肥料使用量能占到化肥使用量的10%，有专家预计我国微生物肥料的市场容量将达到1400万吨，发展空间和前景广阔。我国微生物肥料产业存在主要问题是产品质量及应用效果不稳定，生产成本畸高，缺少领军企业和标杆产品以及微生物肥料推广严重不足等问题。国家要加大政策的支持和引导，同时加大宣传引导力度，提高农民使用有机肥料的意识，另外也要强化技术创新与产业整合发展。
微生物食品开发潜力十分巨大。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已懂得制作酱和食醋。北魏时代的《齐民要术》中记载有利用微生物制作食品的方法。只是华夏先民当时并不知道这其实是微生物在“作祟”。微生物把糖变成了酒，又把酒变成了糖，在长达数百年的历史过程，我们逐渐形成各种风格的白酒酿造技艺，催生了目前年产值超过5000多亿元的制酒行业。
乳酸菌食品也是一个重要的微生物食品。目前，全球乳酸菌市场已经达到200亿美元规模，其中乳酸菌食品占85%的份额。中国乳酸菌产业产值约200亿元人民币。并且还在以每年22%－25%的速度增长，远远高于整个食品工业10%的增速。另外，我们吃的蘑菇、木耳也都是微生物食品，营养学家建议，每个人每天应吃250克以上的微生物食品，现在是每人消费只有平均60克，如果是药用的食用菌，价值更高，2015年仅灵芝出口就达20亿元，食用菌产业开发前景非常广阔，完全可以形成一个万亿级产业。微生物的食品开发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还没有引起全社会的足够重视，觉得微生物看不见、摸不着，价值不怎么样。这需要加强舆论的引导和宣传，让生产者意识到存在着的巨大产业利润，让消费者认识到微生物食品消费的安全性和健康性，形成理性的消费预期。同时，也让各级政策制定者了解到微生物食品产业的总体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促成各级政府出台各项优惠政策，引导产业的良序发展。
人类认识微生物的历史源远流长，但有目的地从微生物次级代谢产物中发现新药的历史，至今不到70年。近年来，由于耐药菌的大量出现以及微生物药学技术的突破，全球都在加大投入开展新型微生物药物的研发中。微生物药物作为现代药物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有100多个品种，全球市值超过300亿美元，约占药物市场份额的20%以上。微生物的药用研究，特别是肠道微生物的药用研究，目前更是呈现出一派火热的态势。“广州可以捐屎了，每次赚200元”。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一纸“捐屎”志愿者征集公告，再度引发业内外对粪菌移植和肠道微生物的药用研究热议。粪便治病并不是简单地“吃”，而是指把健康人体的粪便制成合适的制剂递送到患者的肠道，以修复或者重建患者肠道的菌群，治疗病原体感染、代谢等疾病。其实，早在公元300－400年间，东晋的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就有“野葛芋毒、山中毒菌欲死者：并饮粪汁一升，即活”的记录，这也是目前已知的用粪便治疗人类疾病的最早记录。据中华粪菌库官网显示，2013年，粪菌移植被列入美国医学指南，并入选2013年美国时代杂志“世界十大医学突破”。2015年美国一家新的生物公司投资4千4百万美元研究肠胃道菌群释放的分子以便开发为新的药物，我国肠道微生物检测公司量化健康2015年就完成2000万人民币的风险融资。微生物药物研发的火热程度可见一斑。我国微生物制药尽管发展迅速，但是核心技术薄弱，少有企业建立合理规范的专利战略体系。微生物制药尖端领域的企业少，小企业众多，缺乏市场竞争力。相关体制机制不完善，在新药注册审批、投融资、产品评价及定价、市场准入等方面没有形成科学体系，难以满足微生物制药大规模产业化。当务之急应改革监管制度和审批流程，建立严谨严格、覆盖全生产过程的监测系统，严厉打击违法的仿制药厂。
微生物清洁剂是黑臭水体治理、城市污水处理效能提升以及污染土壤生物修复的主力军，农药、除草剂、重金属等化学污染品主要是通过土壤微生物菌群降解和转化作用得到消除或者被钝化。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在环保微生物菌剂领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获得了巨大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进入国内也有七八年时间，在石化、造纸、食品、制药等领域取得了良好成效。目前我们国内市场的环保用菌剂多为进口产品，如丹麦生物技术公司诺维信和日本EM研究机构的菌剂，进口菌剂种类多、针对性强、效果好，但价格较高。国家《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规定，到2020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0%左右，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0%以上，实现上述目标，农业生产中广泛应用微生物清洁剂是其中的关键所在。目前，国内许多微生物清洁剂企业的产品多为仿制品，针对性不强；科研院校的基础研究比较深入，但是产品转化率却非常低，科研和产业严重脱节，有竞争力的企业不多。而随意、大量使用进口微生物清洁剂，会引进外来微生物，从而打破我国原有的生态平衡，产生环境生态风险。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一是出台政策鼓励和支持新一代环境微生物技术的研发，提升我国微生物清洁的前沿技术。二是，加强应用基础研究与成果转化的协同发展，搭建研究机构与环保企业的沟通平台，畅通成果转移转化的渠道。三是，规范进口微生物清洁剂的安全使用管理。
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植物是生产者，动物是消费者，微生物是分解还原者。要建设生态循环农业，缺了微生物，循环链条就无法建立。现在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化，不把微生物开发起来，人类的生存环境将每况愈下。中国农业的未来甚至世界农业的未来，前景都在微生物开发，效益也在微生物的开发，应强力引导社会形成一个共识：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当从微生物开始。
三、三域齐抓
所谓三域，即陆域、水域、空域。陆地开发利用已经潜力有限，一是“人增地减”的矛盾加剧。改革开放以来，有3亿多亩耕地没了，英国有个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中国有个房吃人的“圈地运动”。我们近10年来增加人口约7845万，可耕地面积却在以较快的速度减少。我们20亿亩耕地占世界耕地面积的不足1⁄10，但要养活占世界1⁄5的人口。我们人均耕地只是美国的1⁄13，加拿大的1⁄18，连比我们穷的印度人均土地都是我们的1.2倍。
二是缺水干旱的情况日益严重。水危机已经成为世界性难题，世行专家预测，“未来五年水将像石油一样在世界运转”。地球表面水体面积约占70%左右，但只有2.5%的水是淡水，97.5%的水是咸水，这么一点点淡水资源却有70%都冻结在南北两极，可供人类直接使用的淡水只占地球水体的0.007%，其余都埋在地下土壤和深层岩石下。现在世界上有12亿人口面临中度到高度缺水的困境，20亿人饮水得不到保证。中国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人均淡水资源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27%，且时空分布严重不均。中国又是世界上用水量最多的国家，2014年全国水资源公报显示，全国总用水量达到6095亿立方米，大约占全球用水量的12%。其中，农业用水占了63.5%。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年缺水量可能会达到4000亿~5000亿立方米。
三是陆域污染严重。陆域化肥、农药、农膜、重金属污染愈演愈烈。2014年的环境公报显示，我国地下水水质总体非常差。其中，水质优良占0.5%、良好的占14.7%、较差的占48.9%、极差的占35.9%。大部分湖泊污染严重，处于富营养状态。水体污染不仅受到农业领域的农药、化肥面源污染和工业领域的废水排放污染，更受到医药领域的污染。我国人均消费抗生素138克，是美国的10倍以上，居世界第一。工业废水已经使我国产生了许多癌症村。我国已有1/3国土被酸雨覆盖，可谓逢雨必酸。2014年，在74个根据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的城市之中，仅海口、舟山和拉萨3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超标城市比例为95.9%。
陆地生存是世界更是中国的危机。向海洋要生存，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命题。奉行“天人合一”的列祖列宗早就明白“靠海吃海”的道理，河姆渡遗址出土了7000年前的单柄船桨；双王城水库发现了商周时期的古盐业遗址，这说明，“渔盐之利”的海洋文化由来已久。秦汉以降，“舟楫之便”又成为海洋文明的核心。海水农业主要包括：一是海水养殖。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过度捕捞造成的渔业资源匮乏，中国人率先尝试人工养殖，并一举成为海水养殖大国。我们每年人均消费水产品是37公斤，而发达国家平均为26公斤，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8公斤。我们喜欢吃海鲜，中国现在是第一海洋养殖大于海洋捕捞的国家，再过几年就没有东西可捕了。海水养殖都局限于近岸浅水区，基本上集中在水深5-40米的范围内，存在与环境争海、与旅游争海、与生活争海的问题。海水养殖未来一方面要走向“深远海”，海水养殖离岸远退两公里，逐渐走向40米以上的深水区；另一方面，海水养殖“向上走”，向滩涂养殖和海水池塘养殖靠拢，广泛开展滩涂贝类养殖是开发滩涂资源、发展海水农业的一个重要方向。
二是海水种植。现在高科技发展很快，广东有一个农民与袁隆平合作已经开发出用海水浇灌的水稻，据媒体报道，青岛已经在种植。陆地上的粮食、蔬菜、水果、畜产很难做到“无公害”，人们已很难吃到真正的“放心菜”“放心肉”了。但相对于陆地来说，海洋食品，特别是来自深海远洋的食品，基本上是“无公害”的健康食品。更重要的是，相对于陆地食品来说，海洋食品的优质蛋白含量高。据科学家估算，就目前我国每年5000万吨左右的水产品来说，其优质蛋白含量基本上能满足13亿人口生存需要的三分之一。
三是海底资源。前景较为可观的是，美国已经成功地从海藻中提炼出油料替代柴油等燃料，海藻的产油量非常可观，在世界大洋中，不少冷水海域孕育了大面积的巨型藻类，形成了真正的“海底森林”。按目前的技术，一亩海藻至少可提炼2-3吨油，是一亩玉米提取燃料的十多倍。从石油到玉米提取的燃料乙醇再到海藻油，被称为第三代燃料革命。海藻的生长速度惊人，从生长到产油，只需要两周时间，其潜力巨大，可见一斑。未来的海洋文明将以生产为中心，这项技术不是梦。
还有就是空域。空间诱变育种技术，即把种子带入太空，使它产生有益变异。上世纪60年代初，前苏联开始对拟南芥进行搭载实验，从此拉开了太空育种的序幕。之后，美国和德国等也陆续开始太空搭载植物的实验，探索太空环境对植物的生长规律和生育衰老等的影响。1987年8月5日，我国首次利用高空气球搭载甜椒品种带入太空，得到了单果重250克以上同时增产120％的新品种。至今我国已利用15颗返回式卫星和7艘神舟飞船，搭载上千种作物种子、试管苗、生物菌种和材料，诱变育成一系列新品种，通过国家和省级鉴定的已超过70个。利用卫星和空间站还可以在太空直接种植农作物。俄罗斯已于1997年成功种出了“月球生菜”“宇宙胡萝卜”“外太空番茄”和“太空小麦”等。美国、日本联合攻关，将甘薯种在航天器里，不仅可补充仓内氧气，还能让宇航员吃到自己种的新鲜食品。进入21世纪，美、日、西欧已将太空植物的培育作为重点发展项目。美、俄两国已先后培育出百余种太空植物。未来时代，太空及附近的星球将成为人类无菌化生产农产品的主要基地。电影《火星救援》中描述的火星上具有独创性的土豆种植将不再是科幻。火星土壤中含有丰富的硝酸盐，这是一种很好的肥料。液态水则可以从地表下或空气中提取。事实上，美国宇航局已经在实验室中进行了模拟食物种植，他们所使用的土壤都是模拟真正火星土壤的PH值和化学构成。科学家们已经在模拟土壤中种植了数十种作物。火星地球化正在成为现实。
四、三利共谋
所谓三利，即得利、顺利、便利。三利共谋，得利固然要得，但也要让农民办事顺利，不致磕磕碰碰中梗阻，更要便利，无须跑腿找人，申请一经提出，部门就“谁的孩子谁抱走”，办妥交还。
2015年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总理一连讲了三个故事，痛斥某些政府办事机构。他费解地发问：老百姓办个事儿为何就这么难？政府给老百姓办事为何要设这么多道“障碍”？有媒体报道，一位公民要出国旅游，需要填写“紧急联系人”，他写了他母亲的名字，结果有关部门要求他提供材料，证明“你妈是你妈”！现实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据中国经济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清原县旅游龙头企业红河漂流公司，陷入了与政府的债务危机中，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经营活动难以为继。2014年3月，这家企业接受了县政府委托的专门机构的专项审计，审计报告出炉后经过县长办公会审议通过。从2013年县委、县政府现场办公会决定解决欠款问题，到审计报告在县长办公会通过，时间过去700多天仍没有任何结论。这些为官不为的案例，不是苦涩的笑话，而是现实的“惰政”，为权力部门制造寻租空间，政府部门推诿责任也是另一种类型的腐败。总理常务会议上进一步阐释说，中国历史上，但凡一个时代的政治比较“简”，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就会被后世称为“盛世”。而在中国历史上的若干次重大改革，其主线都是“删繁就简”。
为了解决办事难门槛高的问题，国务院三令五申简政放权，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类别，把改革推向纵深。但是，不少地方和部门只是由“话难听、脸难看、事难办”变成了“话好听、脸好看、事不办”。
当前，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信息化浪潮蓬勃兴起，为简政放权和解决办事门槛高问题营造了强大势能。
安徽亳州市运用“互联网+”的新思维，探索出一整套方便群众办事，提供24小时全天候受理、360度全方位服务的“一路通”制度模式。除了法律规定的如结婚登记等几件必须要到现场的事情之外，其他要办的事情都可以在网上办，不需要农民跑任何路，办好之后政府拿钱找快递公司7元钱一件件寄过去，通过手机APP，无论远近就可以把事情做好，这就是便利。这一创新实践，摸清了政府权与责的底数，建立了没有扯皮推诿的制度体系，规范了干部行为，走出了群众办事“四难”（门难进、人难见、话难听、事难办）的困境，设置了杜绝滋生腐败的屏障，找到了融洽党群干群关系的良方，重塑了党和政府的威信，重建了乡村社会的秩序。在《信息时代的治理》一书中，英国电子政务专家克里斯汀·贝拉米和约翰·泰勒也认为，信息通讯技术“不但降低了公共服务的成本，同时，它还有助于重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当然，亳州市的实践仍有一些需要完善之处，如个别部门仍存在“信息孤岛”现象，整合的信息如何防止泄密等，他们正在寻找逐步完善的措施，这些不足丝毫不影响其应有的推广价值。
北京宇星新语科技公司推出《农民办事不出村》电子政务信息化平台，让老百姓自助查询受理进度，浏览信息、咨询政务、办事流程等。并与政府协同，定期发布惠民政策，结合当地百姓需求，整合银行、电力、通信、供销、商务等业务的服务功能，开通惠农补贴领取、电费收缴、话费充值、网上购物、农资购买、信息咨询等综合服务。企业也将顺应移动互联网发展，上线由宇星新语技术团队专门研发的“农民办事不出村”手机客户端APP，帮助政府进一步提升政务办事效率，提升服务水平，推动城市掌上智能生活模式的发展，引领我国电子政务新局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有的制度建设都是为了让农民得利，如今农民对补贴的那几个钱已经不太在意，他们的强烈呼声是：给物给钱不如给方便，办事方便才能发展。只有“三利共谋”农民才能创业，农村才能发展，农业才能增收。
作者系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首席专家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17年第4期、第5期、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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