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代中国乡村危机的研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关中国乡村研究和调査的成果中已涉及较多但对其本相的揭示以及深层致因的讨论却未达旨要，大多限于列举要素，以至于“我们很难将他们各自描述的农村社会叠加起来”’，“没有充分的对比，因而很难发现动态的联系和规律”。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著文论及20世纪30年代的农业危机， 认为导致农业大危机的深层原因是近代以来农业生产力总体水平的下降，或者归结为“主要是1929年开始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等，但总体而言并没有超出20世纪30年代所论及的因素范围（只是侧重点或观察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
需要强调的是以往的讨论大多是攫取特定的事例、现象及其特征并人为地将其罗列集结成对乡村危机因由与特征的解释而对特定事例、现象与特征间的逻辑关系和因果关联并没有作进一步的探究，甚至不加区别地以整个近代社会危机之面相、特征来诠释特定的乡村危机， 以致落入因果倒置、面相与本相颠倒而浑然不觉之窘况。在变动剧烈且发展极不平衡的近代中国，如果不是在特定的论域或范围内锁定论题，事实上就会出现随意择取各种事例和因素来建构自己的解释——显然这种研究路径和解释与历史事实和学术宗旨相去甚远。因此，将论题限定在一个“可控”范畴内，并从其因果形成的必然联系中建构合理的解说体系，对于近代中国乡村危机的认识和理解或许是一条可行的研究路径。
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乡村社会可谓乱象丛生，满目惨然，“农村的政权被把持于一般乡绅或被垄断于一般劣绅，农民的经济向上，无实现的可能，故农民不得不沉沦于贫穷无智的境遇了”。农民的生活缺乏基本保障，“自从民国纪元以来，因为内乱战争及举行新政之故，关于农民的赋税比较从前超过得很远……因此，农民中便发生一种极反动的感叹说：‘倒是专制时代好，民国所给予我们的苦痛太大了！’”虽然这是一种情绪化的极端之论，却也宣泄出农民对于社会现状的怨愤。时人指出：“民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各方面，都变了一团糟糕。一般忧国之士莫不举首蹙额的喊着：‘中国的危机到了！’……中国的危机，决不是因为民族的精神不振，也不是因为国民缺乏礼仪廉耻种种的美德而是因为农村经济的基础，已逐渐动摇，且有濒于破产的趋势。历史上的政治革命，都含有多少社会背景，而且可以说大多数是以农村经济破产为背景。”
就表象而言乡村危机似乎是传统时代农民起义、造反的基本条件或历史前提，以往的研究者也曾以此为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从根本上说仍是传统乡村周期性危机的一次大爆发，它根源于土地兼并及赋税沉重剥削下广大人民的极端贫困”。中国传统土地制度“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性……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迟滞的总根源，使中国长期徘徊于治乱循环的周期性危机之中。”但是世纪年代的乡村危机却呈现着更为复杂的面相和时代特征，“农业的中国已开始人于工商业化的时代，于是农民的困苦比从前更甚”。时人或称之为农村崩溃、农业恐慌、农村凋敝、农业破产等，只不过是概要言其某一个侧面而已。实际上，其时的乡村危机是一种全面危机，是一种“农村总崩溃”。它非但以“经济基础急剧破裂、人民生活日益艰难其惨苦实有甚于亡国”的情状使“各地农村已全部陷入危境”，而且将“农村问题的严重性，已超升至最高状态，解决之切迫不及待”。它是由政治纷乱、经济破产、社会失序、文化失范所引发的整体危机。
从乡村危机的征象看，时人观察角度不同，所论略有区别。当时有几种代表性的认识。吴觉农认为，农民生活疾苦的最浅鲜的例证有七种表象：土地分配不足、农民粮食恐慌、农民生活贫困、农民收入低减、灾荒频仍、都市工商业的影响、地方资本家的压迫等。钱亦石则提出：“中国农村已一天天向破产的深渊沉下去了！“破产的姿态表现为：一是耕地面积逐渐缩小；二是自耕农减少，佃农增加；三是农产品价格的跌落；四是农村金融枯竭；五是农民离开故乡，向外逃亡。而且“破产的五种姿态”，“既有长期的历史性，也决不是短时间所能消逝，除非有什么伟大的‘转变’发生，这五种姿态恐怕还要存留一个时期吧”。董汝舟则提出，“目前中国的危机，是农村经济基础的动摇”，而农村经济破产主要表现为：农民户口逐渐减少（灾荒，工业化和城市化），荒地增加，农业收获量减少，土地分配不均，地租增高，田赋及捐税加重，高利贷的压迫农民生活的苦痛。“现在中国农民每年平均总收入很少超过二百元的，普通约百余元左右，最少者尚有十数元。”透过对乡村危机表象认识的差异，不难发现其相通之处：“他们都认为中国的农村经济将达到它崩溃的总危机……中国农村的破产与农民的穷困本是一个铁一般不容否认的事实。”其最突出的表征是，农民逃亡农业衰落或农地荒废）农村破产，以至于造成“农村凋敝，国本动摇”之险峻情势。
那么，导致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危机爆发的原因是什么？时人提出各种论说。主持中国农场经济调查多年的金陵大学教授卜凯认为，主要由于农场面积的零细、生产力的薄弱、人口的繁密、劳力的过剩、农民平时积蓄的缺乏、水利不修、交通不便、森林太少、缺乏信用组织等，因此主张节制人口、公允地租、改善运输机关、推广信用制度、增进农业技术、整理水利等。农村合作专家王志莘认为是社会不良的影响，主张救济农村应当注意整个农村社会问题，先从办理农村自治人手。经济学家马寅初认为，主要在于国民的家族思想过重及人口繁殖过多，主张改良国民思想及解决人口问题。民众教育专家高阳认为，是由于治安破坏、交通梗阻、水利失修、种植鸦片、缺乏组织能力、缺乏知识与技能及道德等，因此主张先从维持治安、整理交通、注重水利、停止鸦片收人人手，其次是提倡合作组织设立农民银行，推行乡村民众教育，使研究与推广技术指导结合，使知识分子下乡指导农民等。女界领袖俞庆棠则认为主要是由于捐税苛重、耕地不足、人口繁密、利率过高、农业资本缺乏、农具不良、工资昂贵、买卖不公、副业不增、农产不丰、灾害频仍、土豪劣绅压迫、迷信的靡费、交通不便、缺少教育机会等15种，主张先从行政上着手：在普通行政方面，裁撤一切苛捐杂税，发展交通建设水利；在教育行政方面政府宜注重乡村教育，增进农业实行劳动教育，使农民都受教育，使学生都劳动化；一般知识阶级实行下乡工作注意农民的疾苦传达心理的交流，介绍科学的方法设法增加生产，改善农民生活，增进农民组织能力等。以上说法可谓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笔者粗略地归纳分类，发现时人提出的致因说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农业技术致因说。如“农耕技术的停滞，历代灾荒的频仍（见竺可桢氏统计），以及农民暴动的追踪而至（见薛农山《中国农民运动史》，）都是此种农业慢性恐慌的表现。“查我国农村破产之主因，固在水利未兴，而土地未尽其利，亦系重要原因之一。”危机爆发之初，“多数人便以为农业的衰落作为现时农村经济破产的直接动因”。国联专家拉西曼也认为，“统计全国人口与土地分配，尚属地浮千人；不苦人不得地，唯苦地不整理……职是之故……认为经营及整理问题，实更急于分配问题。”其中，“土地报酬递减法则”也是相当流行的论点之一，即“一定的技术条件下，投下较多的资本和劳力，并不能够按照同一比例增加收获"。国民党建政南京后也选择了”技术致因论”以表达自己的立场，宣称经济的落后”是由于我国生产技术幼稚，等到海禁开放以后，又加上外来势力的打击，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受到很大的阻力”。这种认识规定了国民政府应对危机的基本方案，即从国民经济建设上下功夫的四大纲领：一尽人力，二开地利，三尽物用，四畅物流。“苟能完成这四大端，那中国一定就可以变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了。”
其二，土地制度致因说。主要认为“农村是在内在的病根与外来的压力下一天天趋于破产”，而“中国现存的土地关系却是此种危机的最主要的主观条件，同时这种危机又加深了中国土地问题的深刻”，当然，土地不均、租佃制度并非单独发生作用，而是与小农经营、生产技术、水旱灾害、苛捐杂税、战乱兵匪、土劣豪绅等“各有其牵连关系”，因此，“农业生产力的薄弱，和多数农民经常地因为生产不足而陷于饥饿状态的情形，是中国近年来农业慢性恐慌的基本特征。”其主因则源于土地所有制及其佃租制度，即“佃租的剥削，也不能不算是江西农村破落中一个最大症结”。
其三，帝国主义侵略致因说。主要体现在以下观点：“吾华以农立国，农民占全人口十分之八以上，全国收入，亦以农产为大宗，顾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之侵略，有加无巳，农村破产，殆为既成事实而呈江河日下之势。”，“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影响及于农村，这是农村崩溃的因素中属于国外的一个因子。”论者还多从对外贸易比较中求证，如从1925年到1932年的8年来对外贸易比较可知，“除民十六年外，入超数额，都是逐年递增，到了去年，输出数额，仅约及前年之半数，同时入超数额达五万万五千六百余万两，冲破以前纪录”。“年来输入货物，饮食品几占百分之三十，而输出品中原料一项，大为减少，计去年数额不及民国十四年的半数。以农业国家而有此种现象，农村安得不趋于崩溃之境!”因此，“帝国主义者既控制我沿海各大商埠，由各大商埠咽喉透过代理人，支配我国农村，剥削我国农村，遂致酿成今日都市膨胀与农村枯竭之畸形现象”。其中，论者多以“机械生产物侵入农村，手工停罢”与“关税不能自主，外国剩余农产品厉行倾销政策，致本国农产物无法销售”为主导之因。“而实际上引起中国农村经济崩溃的第一个动力，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
其四，内政腐败致因说。有论者将乡村危机概括为：“失业与逃亡，同是农民失去其生活手段的表现，同是农村动荡的前提。”其直接致因则是，“在苛捐杂税摧残之下，最明显的现象是农民逃亡……举地赠人，且无人敢要，房屋什物又无人肯要买，贫衣只得弃地不耕，”而“苛捐杂税摧残农村的另一结果，是加增农村的失业”。并认为“农村衰败”的主因是“先腐而后虫蚀”。有论者言：“现在我们跑到乡间去，真是怨声载道。他们所骂的所恨的，不是帝国主义或土豪劣绅，而是政府，以及政府所用的官吏，所养的军队。”因为辛亥革命后，“我国政治未上轨道，兵匪遍地，捐税重重，农民憔悴欲死，离村思想大炽；农村破产已成今日重大而悲惨的现象”。
以上归纳虽不免疏漏，却基本可以揭示时人的主要论旨。而且根据后来的学术演进脉络，不难发现今天人们理解和诠释乡村危机的基本立场，仍然不出上述论点之范围（更普遍的主张是综合以上要素，形成“综合致因说”），尤其是从长远意义上影响历史进程的当时中共学者的观点：“只要没有被某一社会阶层的主观利害关系所蒙蔽，不戴了有色眼镜去观察事物，那就决不会看不到中国农村经济以至于整个国民经济破产和衰落的原因是在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榨取。有了这个基本概念，也就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把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和铲除国内的封建残余势力作为解决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主要关键。”
但是，上述“农村崩溃”或“乡村危机”的各种面相和原因，其实是对整个近代中国社会状况的描述或揭示，是在宏观层次上建构的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国际地位和时代特征的认识框架，并不完全是就“乡村危机”本身展开的论证。因此，宏观层次上的原因或理论解说，虽然看似不错（原则上并不错），却在学理上遮蔽了其历史本相和真正的致因，使得对这一问题本该具有的深层探究流于一般的表象陈述。
二
上述所论看似合乎情理，却未能触及问题的实质，或者并没有直接针对问题本身展开论证。由于乡村危机是在特定时间、特定条件下爆发的具有意外性、聚集性、破坏性和紧迫性的危机，相对于一般历史进程而言，它只是整个历史进程中的特殊问题，属于即时性问题，而不具有常态性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时代周期性导致农民破产从而引发农民起义和暴动的危机，实质上不属于乡村危机，而是社会危机或政治危机。因此，如果不能揭示其特殊性及其特殊致因，那么对于问题的讨论实质上无异于隔靴报痒。
首先，无论是农业技术、土地制度还是内政腐败，以及“帝国主义侵略与封建梓取相结合”论等，其实都是对于整个近代中国社会危机或近代中国落后原因的诠释。因为，乡村危机爆发于20世纪30年代，而上述因素却至少在鸦片战争时期已经形成或存在，就农业技术或土地制度而论则更为久远。“中国农村，自土地私有制盛行以来，便长期在崩溃的状态之下存在着……兼并土地之事，既极盛行，贫富的悬殊，也就日甚一日。”土地制度以及附着其上的各种规制，是中国历史上始终存在的瘤疾，“这在历史上，固然如此，既（即）现在各省亦复如此”。因此，上述所论的致因或由此揭示的面相，或许是对整个近代中国社会危机或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状态的一种解释路径，却无法成为对30年代乡村危机的有效解释。
其次，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国危机四伏，其中边疆危机、教案危机、战争危机接续而起，且与近代中国的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密切相关，使近代中国陷入内忧与外患的双重煎熬之中。帝国主义侵略作为一个基本要素，是鸦片战争以来始终存在的问题，而且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或影响力更显著地存在于通商口岸或大都市中，其何以成为30年代乡村危机的直接致因？况且，乡村危机的触发有其特有的内在规则和态势，与外因性的帝国主义侵略并无必然关联（虽然对于近代中国而言并非没有联系）。因为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中，乡村危机或农业恐慌也不曾避免，“十八世纪西欧农村破产的过程”曾是“产业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产物”。伴随“工商业勃兴，结果人民集中都市，田园荒芜，因此民食大生问题”，此类现象在英美德法日各国相继呈现。故欧战一停，西方“国内政治家，都大倡归农运动”，并以此为“时代精神”。开始采取救治乡村之措施。在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进程中，乡村危机在欧洲和美国依然不免。在美国，“1920年到1930年10月，美国农产品价格跌落40%以上”，“造成空前的衣业恐慌”。据美国农业部调查，在最近10年中，离开乡村的人民共有150万之多。此数均系乡野的农夫直接奔往城市者，村镇的入民尚不在内。”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农业危机仍呈现持续走高态势，“农产物价格之下落，自1930年以来益趋急激……其情势随时间之递进愈形恶化。”即使无灾害之年美国的多数农民“亦不能以是岁之收人支付租税”。据欧洲各国“农业簿记之统计”（万国农事协会）资料中“农民之纯益或损失“统计表，至少有10国（丹麦、瑞士、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芬兰、挪威、瑞典，）均程度不同地出现农业“依然继续其不景气之状态”或农民”已经破产"的状况。因此，立足于“帝国主义侵略”因素，实不足以解释乡村危机的成因。
再次，乡村危机显然并不仅仅是农业生产力下降或农业收获量减少的问题，因为对于当时的中国乡村而言，“不仅歉收成灾，丰收也成灾"'"已陷于东不是西不是的走投无路的状态中”。例如，1932年各地大多丰收，“照理一般农民就此可以欢天喜地，额手称庆了。但是实际上恰恰相反，因为粮价太贱，农民底穷困非但没有减轻，反而益加深重。”是年长江流域（如江苏）许多县丰产，“均能超过通常收获量达五一二十以上”，“春夏之间，梗米每石十三、四元……等到新谷登场，立见倾跌至十元以内，现已在八、九元左右。以至于“谷贱伤农”恰是农业恐慌中农民生活的简单描写……目下中国衣产价格的往下直跌，便是这种虚幻象造成的结果。同时这种农产价格狂跌的现象就成为中国农业恐慌基本的标志。”
以往的诠释既未能对乡村危机的致因作有效的解释，也未能揭示乡村危机的历史本相。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乡村危机，显然不是传统时代久已存在的人地之间的紧张关系、封建的大地主土地所有制以及专制制度下政府和官僚的低效与腐败所生成的社会危机（表现为农民的生存危机，并不能定义为乡村危机，它的历史本相和深层致因与传统社会相比，已经具有了自己的时代特征。
近代乡村危机，说到底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进程而出现的乡村社会急剧衰退的一种危机。虽然“就人类社会的演进而言，本来是先有乡村后有都市，都市是由乡村演变而来的”。但是，“都市的形成，虽是在乡村之后，但因工商业的发达，与交通便利的关系，又因政治机构，也设在都市，于是一切文化事业与活动，也有长足的进展。一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工业化与都市化的进展速度愈快，文化水准也随之而增高，物质享受也比较优越。乡村则因农业的改革比较迟缓，社会比较守旧，物质生活欠缺，精神生活更成问题”。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取向下，无疑“产业界根本的变动，件件是发展都市的”。因此，乡村危机是对应于城市发展或城市繁荣的具有特定区位性的一种危机，“农村则终年勤苦生产，完全供给都市人们之生活费，至其本身破灭而止……结果都市日愈繁荣，农村日益衰落。”从“都市到农村切断了农工商相互间的纽带”，“大都市作了病态的繁荣”，“农村相继破产”，所以，乡村危机的时代性体现为“近代文明的产物”，即“农村问题虽是随着时代和场所而变迁，但考察其本质，不能不承认是近代文明的产物”。因农村问题之发生，“必须以国民经济或国际经济发展至某种程度为前提”。
乡村危机不仅仅是经济破产，而且是乡村社会——文化的整体败落；尽管大量农民“自动离村的决不出经济困厄与不耐劳苦两种”。“失业”与“失地”无疑也是中国农村存在的“两个根本问题”。“中国的农村一天一天趋向崩溃的途径这是稍微明了一点社会情形的人们谁都感到而且忧心！”“中国农村主要的病源是穷"'"因为穷便发生了愚和弱。更因愚和弱，穷的程度有加无已，所以中国农村就浸衰于破产的状态中了。”但是，由“穷困”而呈现的“农村经济破产”的面相固然十分严重，也只是问题的一方面（甚或是最基本的方面），并不能揭示近代乡村危机的核心内容。无可否认“，中国现时所发生的农村问题……包含两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就是感受现代农村间题的潮流，不得不适应世界环境，赶上现代文明的道路，而作种种实地建设的准备；他方面又须维持农业传统的经营形态，保护中小农业，留存农村共同社会的精神，使不致再蹈入欧美资本主义的覆辙。”从而“农村问题，便成了中国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渐蜕化为当今政治、经济、教育各方面的总目标，总对象了“少因为在近代以来的制度变迁进程中，虽然“政治设施日渐殷繁，乡村制度不确立，既无以树自治之基础，复无以利政策之进行”。乡村政制设置和建构始终滞后和缺失，以至于生活失序、社会变乱常常更频繁地出现在乡村社会。如30年代的河北邢台乡村，“在农村经济破产，各业衰颓，盗匪扰乱的今日，农村真所谓日夜不安，盗匪如毛”。横行农村的盗匪，“不仅掳劫有钱的乡民，教育机关也不能幸免于难，掳劫富裕的地主及商人，就是工业方面亦受其践踏＂。而中国农民“一百个里头有八九十个都是目不识丁的睁眼瞎子”，这些“目不识丁的文盲，这些失学的人，大多数都在乡间”，盖因近代以来，一方面”各地方的农村学校，便没有走上正当的轨道……中国的农村教育，是造就流氓土豪劣绅及土匪恶棍的教育。”另一方面“农村的教育机关，能有一个小学校，已经算大幸了。大批的儿童都是送到私塾，交托冬烘先生之手……因陋就简，敷衍从事。所有课程，大多抄袭城市，对于农村切要的生活课程，全然缺乏。”因而，“农村的经济如潮水一般的倒下来，一切建设在经济上的社会、政治、教育等等事业，也因之而崩溃"。所以，近代乡村危机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问题，而且是“中国旧社会构造遭到破坏”之后，“文化失调——极其严重的文化失调”的问题应”的确，中国农村的衰落是整个的衰落，破产是整个的破产……既是物质的衰落也是精神的衰落，是经济的破产也是文化的破产；经济问题是急待解决，教育问题也是急待解决，其他种种方面，种种部分亦莫不如是。”
同时，乡村危机显然也是传统时代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破解后的必然结果，它是城市发展和繁荣的另—极的负效应。“中国目前都市正方兴未艾的发展，都市文化，也正在方兴未艾的发展。但农村却仍是寂寞荒凉。这便构成现在一般人所谓是中国社会之畸形的发展。”在历史演变进程中，“农业随着社会经济演进而自动或被动的运动，其运动略有一定法则。随着生产力的发达，农业渐将工业从它的内部育成分离出来，造成都市的繁荣与农村对立，社会之历史的动力由农村向都市移动积蓄，幼稚的工业原来是衣业的隶属，后来农业反成了它的附属了，在这隶属关系下，农业不断的被其剥削而没落。"因此，“中国都市正在发展之时，农村不独荒凉寂寞，且进一步大大的崩溃起来了……到国际资本主义入侵以后，中国境内的产业界起了变化，一方面国际资本主义的势力充起来了……到国际资本主义人侵以后，中国境内的产业界起了变，一方面国际资本主义的势力充满了全国，另一方面新式的工商业渐渐发展起来了。农村于此，便从荒凉寂寞的状态下开始加速度地崩溃起来。”由此“城乡两区，一个迈进，一个落后，形成一种畸形的现象”。然而，在传统时代中国社会——文化是城乡一体化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的，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莫不如是"。城市和乡村的建筑物及日常生活其他方面差别极小，甚至连印刷业都是城乡一体化的应。正如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所言，中国直到近代，“上流社会人士仍力图维持一个接近自然状态的农村基础。在乡村，小传统并没使价值观和城市上流社会的大传统产生明显分离。”城乡文化一体，人才始终不脱离乡村，所谓“绅出为官，官退为绅”，既形象又典型地概括了传统中国城乡社会——文化一体化模式的特征。
然而，在现代化面向的制度变迁进程中，城市教育渐次发达，乡村教育则望尘莫及。随着以城市为重心的“新学”建构，整个中国的教育布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京师大学堂、高等学堂、专门学堂、实业学堂、师范学堂等全部集中在京城、省城或其他重要的城市，中学堂基本上都设在各府、厅、直隶州的所在地，连小学堂也多设在州县所在地。乡村学校仅占全国学校总数的10%，即使是服务于乡村社会的农业学校也有将近80%设在城区。以1931年度为例，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共103所，其中上海22所、北平15所、广州8所，仅这3座城市的高等学校就占到了总数的44%。全国大学和独立学院共75所，也绝大部分建于大城市，其中北平12所、上海16所、广州6所、天津5所，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以学生数计，北平、南京、上海、广州、杭州、武昌6个城市共有大学生27506人，约占总数4/5以上。大学教育集中于少数大都市的现象，实属可惊。清末民初中国约有村落100万。以此计算，1922年全国中小学校共178847所，平均每6村才有一所学校；1931年全国中小学校共262889所，平均每4村才有一所学校。以河北省为例，至1928年仍有约1/4的乡村尚未设小学，有些县份甚至高达70%以上。由此，造成乡村城乡人才的逆转性流动，“农村中比较有志力的分子不断的向城市跑，外县的向省会跑，外省的向首都与通商大埠跑”，“而且这种流动越来越变成是单程的迁移”。由此，渐为新式教育中心、财富聚集地、工商业重心，当然也是政治中心的近代都市对乡村逐渐形成了绝对的优势，中国传统时代的城乡社会——文化——体化模式巳然破解。“一般教育家，只知有城市教育，而不知有乡村教育。”近代以来的城乡背离化发展的历史累积，成为乡村危机的深层致因。对于近代中国乡村而言，其造成的直接后果十分明显。
首先，“产业的发展，当然也是使农村加速度崩溃的。农村中的现金由土豪地主直接送到都市上的工厂里或银行里，由官僚军阀搜括起来，间接送到都市上的工厂里或银行里，使农村中空无所有；这是使衣村崩溃之一法。再者都市上工厂一天一天的增设起来了，农民渐渐由农村向都市上跑。久而久之，农村人口减少；这是使农村崩溃的又一法。”而且“农村中的人口，虽有许多跑到城市上的工厂里来了，但农村中所呈露的破坏之象，不在生产的人口减少，而在不生产的人口加多。这是中国的怪现象……中国的工厂发达，不独不能消纳农村中的剩余人口，反而使正在从事农作的人变成剩余的人。”近代以来中国“最难解决者，几乎就是农村剩余人口无法安插之一点”。
乡村富户及其资金单向性地流人城市，“农村衰落所表现的结果其最显著为内地现银之流出，农民或以田亩荒芜或以农产落价致收人减少而其实用必需未能尽减，仍须求之于市。乡间富户或以匪患迁徙城市，或以农产失败不再投资田亩，乡间储蓄，逐渐向城市推移。结果农村对于市镇、市镇对于都市，都市对于通商大埠均立于入超地位，现金纷纷集中。”遂造成持续地“金融集中都市，间接就可以看出乡村金融枯竭的状态”。由此“农村经济的枯竭，已到了极点”。不唯如此“军阀于此恰恰看明白了这个趋势，相率由农村向都市上进展……近几十年来，农村虽一天一天的穷促，都市却总是一天一天的富裕……此所以现在的军阀都要夺取都市甚至要争得海口也。”，“正在崩溃的农村拿田赋及剩余人口给军阀；正在发展的都市拿税收及借款给军阀。军阀乃在这都市发展、农村崩溃的过程中从容不迫的发生、成长、兴盛。”
其次，维系乡村社会文化的内在力量与规范发生动摇。如时人所谓“中国向来的封建社会好不好是另一问题但社会上有一种潜势力存在，社会秩序赖以维持，而不容易发生动摇。这就是敬老尊贤的风气。乡村中年岁最髙的人，可以做绅士，一乡中的是非曲折由他来判断，他可以指挥一切大家要服从他的命令。除了年纪最高这个条件外，若是有功名的，也可以当绅士，也一样有做一地方领袖的权。”在近代以来的制度变迁进程中，“要废除这个制度，须得有一个比较好的新制度来代替它才行但是我们不曾有这种制度的发生”，“旧的制度固然发生动摇，而因新的制度没有产生，社会就发生不安现象现在事实告诉我们，新的豪绅代替了旧豪绅的结果新豪绅既不是相当有功名的贤者也不是富有经验的长者，不能取得大家的信仰弄得社会上失了重心，所谓未见其利，先见其害。
再次，社会不平等在城乡之间体现得十分严重，且呈持续发展之势。傅葆琛深有感触地提到，“有一天我偶然与一位外国朋友闲谈。他说：‘中国社会的不安宁是由于三个不平等的现象：一个是有钱的人处处占便宜，没钱的人处处吃苦头一个是城市的人处处得利乡村的人处处倒霉；一个是男子处处在先，妇女处处落后。’”其中“城乡的畸形发展与乎文化水准之不平衡，影响整个国家社会的进步。从均等机会、平等享受的原则上，以及民主政治的立场上来看，这种现象是不应当在的。乡村生活必须改良，乡村社会必须改造，是各方面公认为调整此种畸形现象唯一的途径。”
从近代历史进程看乡村危机实际上并不是乡村本身的危机，它是近代以来城乡背离化发展态势下所造成的乡村社会、经济、文化全面衰退危机。在“都市的发展，其反面就是农村的崩溃。使农村加速崩溃的种种事实，同时就是使都市发展的事实。”总而言之，“中国近几十年都市发展的事实恰恰是破坏农村的。农村加速度的崩溃，便促成了都市的发展……过去几十年的事实却是如此的。”因此脱离对近代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背离化”演进矛盾的揭示，根本不可能触及近代乡村危机的历史本相。
三
发生于30年代的乡村危机具有其独特的时代特征其“发展危机”的特性十分突出。它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而导致的传统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破解后，乡村社会走向边缘化、贫困化和失序化的一个历史过程。“都市的畸形发展，北部若天津，中部若上海，南方如广州，中部如汉口等吸引农村的壮丁集中于都市，以致农村缺乏人才。”所谓“发展危机”，既表现为“城乡背离化”发展中的危机，即“农村破坏都市发展两者背道而驰这是现代中国社会变化的方式”。更表现为“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乡村社会衰退。所谓“由于产业革命工商业的发达都市的发展”的必然趋势表明它属于现代化发展进程的伴生物。这种“发展危机”的面相复杂多样，且充满矛盾与冲突本文难以悉举，仅就管见所及也可略见其概要。其一，近代以来以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为导向的历史发展基本上以牺牲乡村为前提。“在近代史上新工业和新都市的勃兴没有一个地方不是以农村劳动力被牺牲为代价。”在某种程度上乡村危机的导因及其后果基本可视发展的进度与速率而定，“这种发展受其自身所具各种特性的规定会使农民大众所受的剥削越发加强都市与乡村间的矛盾越发深刻”。在“大都市作了病态的繁荣”的另一极则是“农村相继破产”，“结果都市日愈繁荣农村日益衰落”。以至于“都市的繁华正成了农村破产表现的新姿态”。如广西与浙江近年来“公路航空建设，突飞猛进其于农民生活到底有何好处，还是疑问。广西某厅长对于公路建筑强买民田，早有‘害民’之评。”而1934年浙江诸暨江东坂容因修建飞机场“将全坂精华田地”，“概行圈定禁止农作……顿时充公。”，“从此三千住户，尽告破产奔走呼号，嚎啕大哭”。难怪人们会产生深重的忧虑：“以农业国家而有此种现象农村安得不趋于崩溃之境！”
这个“使都市繁荣起来了”的事实，“同时把农村中的资本及农民吸收到都市上来，便是直接破坏农村；又如银行资本，近年来也渐渐成型了。向来农村中流通的现金，渐渐转入银行，再由银行转入工商界。工商界因此增加了活泼的气象，农村却因此增加了枯窘的气象。总而言之，中国近十几年都市发展的事实，恰恰是破坏农村的。农村加速度的崩溃，便促成了都市的发展。作顶为乡村危机一个主要征象的乡村金融枯竭，其实并不是金融本身的危机，而恰恰是伴随着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而出现的现象。比如，“1928年添设的银行12家，1929年6家，1930年11家，1931年11家”，其发展程度即“都市金融的膨胀不仅可由银行业务的发达与盈利的增加上看出来，我们还可以由上海地价的腾涨上观察出来”。自1926年至1930年，“五年内上海地产价值的增加，为二十万万两，一九三〇年一年所增，占其半数”。尤其在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农村加速崩溃的过程中，“乡村中凡稍有资产的人家无不移住于大都市……形成了都市金融过剩与农村金融偏枯的畸形发展”，此一趋向“足以证明都市的膨胀是由于农村破产的深刻化”，“过去几十年的事实却是如此的"。这是近代以来历史演变的一个基本趋势。
其次，“发展危机”——这种集中在乡村的区位性危机，同样也体现在社会结构或社会分层变动方面，并扰动了城乡之间人口的变动，“农民莫不纷纷离村，徙居都市，富者仍然享其舒适的生活，贫者改为工厂工人，农村组织因之破坏，国家基础逐渐动摇”。“今日农村破产，日益剧烈，“另一面却是“工商业的发达，都市的发展”。与此相应，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也很显然，“一方面发现旧地主的崩坏，另一方面产生了新起的地主。这些新起的地主，不是有雄厚政治背景的军人和官吏，便是和都市资本发生密切关系的商人。因此，农民所遭受的剥夺固然与地主直接相关，但整体上却更突出地体现为城乡区位性差异，即体现在城市（或具有城市背景）的商业资本或高利贷资本的强势压迫上。“农村副业的衰落，简直可置小农于死地……随着农村中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的侵入，一切农产物都卷入商品的旋涡，农民更逐渐趋于贫乏之途。由此，时人甚至认为：“农民的……在现阶段中的敌人，便是工业家和商人。”因为在时代的大趋势下，“在多数的国家里，工业经济都是对于农业经济成了压迫的状态”。近代中国的小农”不但受尽价格低落的剥削，而且也可以说，几乎完全不是自主，而是全为商业资本家所掠夺”。“‘当其有者’，半价而卖，自必要更加亏折，而走上破产之路。”
其三，由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形成的城乡剪刀差，也是推助乡村危机的直接因素。“工业品价格的上涨，一般说来，总是比农产品涨得快……因此形成了二者之间的‘剪刀差’。“近代以来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乡村整体上”在物价高涨的现状下，依旧是都市经济的牺牲者”。面对待续的物价高涨，“农民唯一自卫的办法便是自动地减少他们的购买力……如果农民固执他们原来的消费量，那么他们一定会破产的。"1939—1940年在重庆，“农产品涨一倍，工业品却要涨二倍至三倍。同样的情形亦发现于成都。“商人”运用充裕的资金，丰富的商业技术，以及对市场消息灵通等有利条件，大量吸收农产品，囤积居奇，待价而沽”。就此而言，这一趋向所蕴含着的必然性具有更普遍的世界意义，而并非近代中国历史的结果。当时西方世界也陷入农业危机的困境，“自1932年至1933年，不景气虽已进抵第四年，然农业仍处于困难之顶端，未尝稍有起色。世界上之农民问题巳集中于根本上之价格问题。”“主要农产物之价格于1932年中，均作连续之降落。"（见下表）“故农产物价格问题之重心，实为工业生产品价格变动与农产物价格变动之间有不均衡之存在一事……农民之所以陷于空前悲境，其故在此。”设若“工业亦与衣业上之情形相同，工场之制品一如食料品及各种原料，亦同时降低价格；则农民之购买力及经济地位容或不致落至现在之程度”。
由于近代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的特殊历史阶段，这一世界性的危机在西方仅仅表现为“农业危机”（经济层面），而在中国却表现为更广泛更深重的乡村危机（全面性危机）。而且面临经济危机的困境，西方国家可以通过商品倾销的优势向中国转移危机，“在最近三十年内……主要的农产米、小麦、面粉，开始大批运进中国"，而中国却只能被动地遭受来自国际市场的冲击，以至于在国外农产倾销的冲击下，中国“农产价格的跌落，从一九三一年以后，可说从未间断”。
四
此外“普遍贫困化”也是30年代中国乡村危机的时代特征之一。这种“城乡背离化”发展所导致的乡村危机，与传统社会中以土地或财富集中而形成的“两极分化”特征全然不同，整体上呈现独特的“普遍贫困化”的演变态势。据北京农商部调查，1914-1918年间业农户数减少1564万余户，平均每年减400万余户；耕地减少26387万余亩，荒地增加49073万余亩。显然，“阶级分化”（即以土地或财富集中为导向的演变趋势），并不能在“农户减少”、“耕地减少”与“荒地增加“诸事实之间建构起有效合理的解释；”在一个耕地严重不足的国家，居然出现了‘欲放弃土地者多’、‘欲投资于土地者少’、‘土地供给的增多与需要的减少’这样可悲的局面，表明当时的农业危机已经严重”，《河北临城县农村概况》记述了1934年的境况：“耕田之分配，在临城并无极度悬殊之情形，故无地主之形成……所分别者，惟大农小农耳！”乡村危机并不是源于两极分化的土地集中，因此时土地变化竟然趋向于“虽田贱赠，尚无人过问”。许仕廉的研究也说明，1926年间，中国家庭（五口）平均每年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约为125至150元，依此为标准，中国穷困者占到30.7%；另一项统计则“推测中国穷民总数（极贫次贫均在内），当占人口百分之五十，质言之，中国有一半人口每年收人在最低生活程度之下”。朱其华关于30年代人口经济状况的统计，当时处于贫穷线以下的人口竟占到93.7%（其中还包括城市人口——引者），“全国各省都是在总崩溃的命运中挣扎，已没有一个省分能稍微轻松一点了（甚至对于各省而言，已经消灭了这种轻重的分界）”。无疑，这显示了30年代前后中国农村极为严重的“普遍贫困化”的图景而非一般意义上的“两极分化”。
1935年，阎锡山在给国民政府的呈文中称：“年来山西农村经济整个破产……以至十村九困，十家九穷。”乡绅刘大鹏在其日记中也记述了当时山西晋中乡村衰败的景况，如里满庄昔年“富户甚多，通共二千户，高楼大厦金碧辉煌……迄今里满庄大败，现在仅有百来户，率多贫困，拆卖楼阁亭台而度日者十之八九，无一富户”，“家家户户无一不叹，无一不穷也”。“农家破产”四字是现在之新名词，谓农家颓败不得保守其产也。当此之时，民穷财尽达于极点，农业不振，生路将绝。”特别值得体味的是，刘氏叹息道：“即欲破产而无人购产，农困可谓甚矣。”，“无人购产“现象表明，这并不是“两极分化”所展现的“财富转移”的集中，而是整体意义上的败落。整体败落的“普遍贫困化”与“两极分化”显然是完全不同的演进趋势。
但这并不意味着30年代的中国乡村没有传统时代基于人地矛盾和阶级分化的“生存危机"，事实上，时人也从不同角度对此有所体认：“历史上的政治革命，都含有多少社会背景，而且可以说，大多数是以农村经济破产为背景。”传统时代农民生存危机的频发与中国历史周期性动荡的内在关联，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个“自古已然，于今更烈"的问题，并不是近代的产物，也不具有近代意义上的时代特征。而30年代的乡村危机却全然不同，它是生存危机与发展危机并存与共构的整体性危机；甚至在特定条件下形成了“‘发展危机’转嫁并日渐加重了乡村民众的生存危机，由此造成乡村社会层出不穷且愈演愈烈的民变”。面对这种极富时代性的乡村危机，各种求解之道的探索亦超越了传统思维模式而发生时代性转向。
这种生存危机与发展危机的交织与共构，使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危机之发生及影响，待久而深远。后人忆及时有触目惊心之痛：“中国农村经济崩溃，已了然在目。自农民以观之，则自耕农日趋减少而佃农日多，且农民离村更与日具剧。论耕地，则以水旱兵燹鸦片种植等灾害，荒地面积，年有增进……且年来农产价格跌落，市场缩小，更促农村经济之崩溃……是以农村经济之崩溃，已呈不可终日之势。此则关系于全国之政治、经济、社会种种之整个问题，非独农民有切肤之痛也。”故求其之所以然者，成为学界及社会各界当然之责任。就当时世界经济危机大背景而言，中国乡村危机显然不是孤立现象，故将其置于世界经济危机趋势或帝国主义侵略的大势中加以解读，诚为势之必然，理之必当。然而，一方面中国的乡村危机并不仅仅是世界经济危机的“中国表现”，另一方面，这种世界性经济危机之所以更持久更广泛地在乡村集中体现出来（并没有所谓城市危机），固然可从多个角度和层面列举要素以为举证，但这种解释路径却忽略了对于乡村危机内在特性和时代特征的揭示。
因此，透过对各种复杂面相和因素的辨析，可以发现乡村危机之所以发生于30年代，有其历史累积的深层致因：即近代以来的城乡背离化历史进程。因为，乡村危机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存在着历史的相关性。
中国传统社会并不乏社会危机与社会动荡，以及由此导致或弓发的政治危机但却不曾以区位特征集中于乡村社会。“从前现代城乡协调交换的观点看，中国就是一种稳定的样板。城乡之间被一条鸿沟截然划开的问题并未变得十分明显。”因而“中国城市没有变成既吸引穷人又吸引富人的磁石……城市只在很少几方面有别于农村。”但是，“到20年代初，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就开足了马力，出现了新一代从事工业生产和采用工资雇佣制的企业家”。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沿海城市现代企业的增长，只是企业更加普遍发展的一个方面无疑这是最显著的一个方面。从1912年至1920年中国现代工业的增长率达到13.8%。”近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也大幅变动，“由1920年4.9%提高到1936年的10.8%”。正是在“中国民族工商业的‘黄金时代’方才到来”之时，“随着经济繁荣而来的是加速的都市化。城市人口的年增长率，大大超过了人口的总增长率。”这体现着一种时代性的发展在19世纪期间，中国城市人口总数以极缓慢的速度增长，其增长率和中国总人口的增长率大体相当，而在1900年至1938年间，城市人口的增长显然加快，其增长率几乎是总人口增长率的2倍。尤其“在中国个最大的6城市—上海、北京、天津、广州、南京、汉口”，“在30年代，每年以2%——7%的人口增长率在发展。30年代后期，人口100万至200万的城市增长33%，人口10万至50万的城市增长61%，人口5万至10万的城市增长35%。可以说“1900年后城市工厂和欧洲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的兴起，才产生了这样一种运动”，即“农村贫困家庭向核心区移动”。持续了年之久的这种逆向移动过程事实上也是乡村危机爆发能量的聚积过程。
然而这一现代性的发展进程却导致传统时代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逆转，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趋向中，中国“城乡背离化”趋势隐然发生。“这种情况的发展加深了城市绅商和一直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名流之间的裂痕同时，也扩大了城乡之间的鸿沟，迫使农村为城市的各种事业提供资金。以济南为例维持一支负责卫生、公共交通、法律与秩序以及消防的警察力量所需费用，其来自全省收人的款数，与来自都市税收的数额，恰好是相等的。”到1928年末“现代经济部门又经历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亦即到1930年代之际，随着近代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城乡背离化”趋势的负效应累积，已经十分突出。
“城乡背离化”发展所造成的深刻矛盾并不仅仅表现在大都市与乡村之间，甚至在县域中城乡矛盾也极为尖锐，如年代山西文水县“城派士绅”与“乡派士绅”产生分割、冲突和变动。曾耀荣的研究也表明年闽西发生的永定暴动，“实质上则是近代城乡关系的发展变化所造成的城乡对立的集中体现”，“它的发生预示乡村和农民对近代城市的激烈反抗”。因此这种城乡矛盾与冲突可谓无所不在，日形尖锐。
这是从根本上决定农村、农业和农民地位的急剧下滑的时代性致因。“我国古时重士农轻工商所以农民的地位非常高尚农民的生活也非常的满意。不过到了近来，工商业一天一天的发达，工商的地位也逐渐提高。从前的工匠，现在变成了工程师和制造家，从前的市侩现在变成了商业家和资本家。但是农民呢他们的生活一天一天的变坏他们的地位一天一天的降低，被旁的阶级的同胞压迫和讪笑了。”无疑直接引起乡村社会动荡和农业困境的地方摊派，也伴随着现代化进程而不断加剧，所谓“近数年来举办新政甚多需款甚殷”，“地方摊款不须呈报到省不受法令之限制……而漫无限制”；从而，“地方不肖官吏，横加摊派以自肥”。其各项“新政”“经费多在人民身上”。以“新政”为名的各种税费层层叠加为农民的负担并从根本上危及农民的生存。
再则晚清以来直到民国时期，近代民族—国家权威始终处于重新建构的过程之中，国家权威对于乡村社会的利益调整和控制基本处于失位状态。这加重了乡村社会秩序重建的成本，也延缓了消弭乡村危机的过程。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统一但“三十年来军务费与债务费平均占岁出总额百分之七十以上；而各省的军费尚未计入”的事实，表明它并未真正建立起国家权威的社会认同。所以，“现在横在中国社会面前的整个生存问题，比之三十年以前（1901年——引者）更是迫切紧张”。甚至对于农民生存影响至深的附加税问题，国民政府的作为仍“力不从心”。“民国元年，设有附加税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的限制，民国十七年十月，国民政府虽曾颁布过八条限制征收田赋附捐的输人法……可是遗憾的很这个命令不过仍然成为一纸空文而己。甚且变本加厉，几乎每年都要加征一二新科。”可以说现代性政府机构的建设与运作实际上加大了从乡村束聚资源的力度与强度，尤其是南京政府“由于放弃了对创造国民总产值65%的农业部门的任何财政权力，这样也就放弃了对不公平的土地税制进行彻底改革的任何努力”。农民负担的加重、农村社会的失序与此在在相关。其结果显然加剧了城乡的两极化进程“这不是一个矛盾吗？一方面农村是极度的疲敝，另一方面都市却反有它突飞猛进的发展。”正是由于这一历史累积的矛盾加之世界经济危机的触发以及前述各种因素的推助，遂演成此“农村经济之崩溃有如洪水决堤几达不可收拾之境”的乡村危机，以至于“农村组织，因之破坏，国家基础逐渐动摇”。近代中国乡村危机的形成及其演进，诚然是多种因素聚合的历史结果。然而各种要素或触因的辐湊显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它是近代城乡背离化发展进程演进态势的必然所趋。
作者简介：王先明，南开大学高端人才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文化史专业教学、研究及其学科理论研究，近来年主要从事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
原文发表于《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3期。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微信号 王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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