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湖北省大冶县矿山公社为例
【内容提要】在既有关于人民公社化运动急速推进的基层原因研究中，一般多强调干部对群众的强制或农民的平均主义诉求，却忽略了干部和群众作为生活在现实生活结构中的理性行动者对自己切身利益的关注。因此，无论“强制论”还是“平均主义诉求”论，都不能解释当集体化对干群利益造成了越来越大的损害时，为何人们还会拥护集体化。本文通过对湖北省大冶县矿山公社整风档案的发掘，发现对于急速推进的集体化，其实无论在干部还是群众中，都存在着一股强烈的质疑甚至是否定情绪，只是因为1957 ～1958年以社会主义教育为名在农村展开的整风运动对这些情绪的压制和对表达意见者的惩罚，才让人们只能选择主动或被动地跟从形势。本文认为，整风以其对干群思想的规训和强力塑造，成为集体化加速，并最终导致人民公社产生的强大助推器，成为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基层动力机制形成的关键原因。
【关键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整风 人民公社化
一、导论
在当前学界，对上世纪50年代末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已有相当多的研究，对这一运动的起因，主要有以下观点：一是公社化运动是党和政府对当时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势过于乐观，急于求成的结果；二是公社化运动是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与统购统销制度相配套的必要措施；三是公社化运动迎合了中国传统小农的平均主义心理与“大同社会”理想；四是公社化运动是与苏联较劲，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纷争刺激的结果；五是公社化运动与毛泽东个人的抉择和大力推动密切相关。
应该说，上述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于1958年迅速兴起的原因。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比较注重从大的社会结构和逻辑上去梳理原因，从中央高层抉择去寻求答案，但是对于具体促进运动的底层机理，即从基层社会的角度去探讨各种结构性因素与特定事件的互构，以及这种互构是如何具体推进公社化运动的，却注意不够，或者即使有所提及，也大多缺乏真正的“历史研究”。而如果缺少了后者，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尽管可以“科学化”和结构化，但却可能会缺乏丰厚的历史感和地方感，且失之于简单。比如，如果是因为合作化发展过快，或者急于求成，就必须要回答为什么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了中央的预期？又如，中国小农固然可能具有平均主义心理与“大同社会”愿景，但无人能否认他们同时更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理性人”，面对现实，无所不在的生活理性何以会促发他们心甘情愿去迎合平均主义？也就是说，学界在强调公社化与农民平均主义心理和“大同社会”理想的联系时，是否也想到现实主义的农民其实也天然会对天国理想保持距离？还有，今人的研究已经注意到在当时对合作化和集体化表现出热情的主要是农民中的贫困阶层，那么，其他阶层的想法如何？他们又是如何被卷入平均主义大潮的？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仅仅满足于进行结构、逻辑与上层视角的分析，都不能得到清晰的解答。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推动有关人民公社的真正的“历史研究”，即不仅是基于对中央文献和高层档案的理解，而且也基于对地方档案甚至是田野调查的发掘，就相当必要。而后一方面，目前的工作可能才刚刚开始。
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让我们去关注地方，去思考在人民公社的发生阶段，农村干部和群众的认识是如何被整合进中央所需要的“农村社会主义积极性”中去的，进而这一经由整合而产生的积极性又是如何实实在在地引发一场公社化狂飙的。由此，1957年下半年在广大农村发生的以加强社会主义教育为目的的“整风反右”运动就进入了笔者的视野。
整风，顾名思义，可以被理解为对思想和作风的整顿，它是中共在自身的发展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以统一思想和纪律为目的的一套治党技术。它往往结合特定的形势和任务展开，通过学习党中央的文件（包括党的领袖的著作），对干部和党员进行思想教育和行为审查（包括自我审查），对不符合中央要求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批评、自我批评和批判等，来达致全党思想和意志的统一，如著名的“延安整风”。随着党的力量增长，整风也逐渐由党内向党外扩散，成为中共用来统一一般社会成员思想和行为的权力技术。而在革命和后革命时期，整风也确能起到统一思想、贯彻中央意志、为其部署新一轮政治社会任务准备思想基础的作用。而1957年的整风又与反右运动相结合，宏观理解，1957年开展的整风反右是中国共产党建政后在诸如“波匈事件”等复杂的国际形势冲击下，为了应对危机而发起的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一般认为这场运动经历了从“百花齐放”（“大鸣大放”）到反击右派进攻（“思想整肃”）两个阶段。城市整风在前，初始动机一般被认为是为了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只是后来发生急变；农村整风开始得迟一些，目的较为明确。针对一些农民对合作化等问题的不满，毛泽东认为“这是少数富裕中农闹退社，想走资本主义道路”，遂提议在农村也开展整风，即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增强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具体做法是：“也要让农民先‘鸣放’，即提意见，发议论，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批判之。这应当在上级派有工作组，协助当地干部主持农村整风的情况下，逐步推行。”由此，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进行部署，规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中心题目是：“第一、合作社优越性问题；第二、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统购统销的问题；第三、工农关系问题；第四、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等等。”因此，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实就是整风运动在农村的延续，并且是在党内已经做出了“反右”决断的基础之上开展起来的，故基层档案材料里一般统称“整风运动”，并且运动一开始就明确了社会主义教育与推进农业合作化的关系。而事实上也正是在整风以后，广大农村迅速地掀起人民公社化及“大跃进”的高潮。由此，我们便不能简单地认为两者只是一个时间先后的关系，它们之间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
本文以一个基层公社的档案材料来考察这种关系。笔者拟以个案的形式来揭示地方上的整风是如何整合与改造农民的思想，进而将其带入狂飙突进的理想主义大潮的。我们注意到，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农民并非如当时的文件和报刊所说的那样对于运动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而是存在着多重复杂的态度，不乏怀疑甚至否定，只是由于整风，才让这种怀疑与否定被夷平，在复杂的“思想归位”中最后显现出高层所需要的积极性，因此，国家对社会的思想治理，实质上是人民公社这一“理想社会工程”得以降临的关键。本文的档案资料来自湖北省大冶市档案馆及其下属的陈贵镇档案室，系笔者于2011年3月至6月期间收集，档案总份数在2300件以上，本文所涉及的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本文主要讨论以下问题：第一，在整风的“鸣放”阶段基层群众所反映出的对合作化和集体化的看法；第二，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后对质疑甚至否定的声音如何进行处理，即“社会主义教育”如何进行；第三，整风运动与人民公社化加速的关系。
本文所研究的矿山公社位于当时湖北省东南部的大冶县境内，其主体为现在的陈贵镇，属丘陵地区。虽富含煤、铁等资源，但在改革开放以前还是典型的农业社区，在1957年初拥有耕地近四万亩，主要粮食作物为水稻、红薯等。此时，80％以上的农户都已加入高级社，耕牛、农具已经实行统一管理，各生产小队也开始办大食堂。
二、整风初期的“鸣放”
50年代后半叶，对于迅速掀起的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农民的态度其实并非如正式的文件和报刊所示那样统一。这一点，归档在矿山公社名下的档案中也同样有所反映。1957年5月当地的农业生产情况汇报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少数群众怀疑农业合作化制度的优越性：‘农业合作化制度如果是好的’，就应该增加产量，增加收入，现在高级社建成了，却未见增加产量、增加收入，可见农业合作化制度没有优越性。”按照当时所流行的阶级分析法，认为持怀疑态度者多为富农与上中农（但是从档案材料来看，也有贫农，“阶级”角色与态度认同之间并未呈现出清晰的一致），因为他们认为“懒汉占了他们的便宜”、“被贫农拖后腿”，其中有些人还“产生了单干的念头，有些刚刚建立的高级社维持不下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迎来了整风运动。从当时的整风大批判材料汇编中，笔者注意到当地最早的一次批判大会是在1957年9月25日，由此推断，其整风初期的“鸣放”应该就在此前的8～9月不及两个月时间里。
所谓“鸣放”，无论是基于听取民意的动机，还是“阳谋”，其实质都是让人说话，让说话者讲出他们对时局的真实看法，这其实也是中共整风的一贯做法。鸣放的材料主要有四类：一是鸣放者写的大字报；二是鸣放者在群众集会上的发言记录；三是鸣放者的日记、文章等其他文字材料；四是形势急变后其他群众对鸣放者的揭发批判材料。经过对这些材料的整理，笔者发现，鸣放者中基层社干部和办事人员较多，也有普通农民。前者的特点，一是年纪较轻，政治上积极，其中多数人都是作为后备干部培养的党员；二是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有一定的文字与口头表达能力；三是工作在基层一线，对情况了解；四是这些人自认为政治责任感强，积极响应组织上给党和政府的工作提意见的号召。如他们认为：“这是我一个人的看法，这是我在农村的亲眼看到的实际情况，不管正不正确，这是我的真心话。”（罗光前，25岁，党员，会计助理）“我是年轻的国家干部，对前途却觉得渺茫，我这是鸣放的知心话，我没有半点恶意攻击党。”（彭泽，23岁，党员，统计助理员）“我是为党着想的，提了很多意见。虽说不对，我们党是否应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郑子贤，23岁，党员，财经干部）虽然基层工作人员还不能直接被等同于普通农民，但也正是得益于他们的这些特点，才有可能让底层的声音进入历史，成为今天我们在研究时所有幸面对的最为接近农民（或一部分农民）想法的 “证言”。而且，鸣放者也多认为自己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为农民说话的。因此，作为研究者，也必须正视这些农民心声的“代言”，更何况鸣放者中也多有普通农民，甚至贫农。笔者将这些鸣放材料按内容分为四类：
（一）合作化是否优越
在整风之前，干部群众中其实就已经存在对合作化的不满。到了鸣放阶段，这种不满便集中爆发出来。在1957年8月底召开的鸣放大会上，石云龙（28岁，党员，转业军人，某分社支部书记）首先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合作化有优越性吗？从目前来看，所见到的是更加痛苦了。尤其是有一部分人在合作化运动下带来了贫困和痛苦。（不管贫农还是中农）他们的收入不够支出，他们的生活一年比一年更加贫困起来……又如老者不被社会尊重，生活没有照顾，饮食没有营养，生病不能治疗，劳动被强迫参加。……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农民的灾难是合作化带来的。”石云龙的发言得到了在场干部群众的响应。田圣和（32岁，党员，钢山分社支部书记）说：“农业合作化冒进过大，（19）52年互助组，低级社，合作化还有优越性，（19）56年后高级社就没有优越性了。”郑子贤补充道：“我搞财经工作，搞了五、六年、现在农村搞不到饭吃。——我觉得大社很坏，小社要好些。如贷款，合作化以后很多工作不好搞了。”何享来（27岁，群众，转业军人，富裕中农）说：“入社以后，农民生活很苦，连柴也没有烧的。”陈锦如（27岁，党员，总支委员）认为：“土地改革，初级社搞得好，人民群众是欢迎的，但是现在不行，人民没饭吃，饿肚子，党应该下来调查调查。”李功星（32岁，群众，富裕中农）说：“在大社里，所有人都想占便宜，自己不想干活，却又见不得别人不干活。”黄隆启（35岁，党员，某分社支部书记）认为：“现在农民越来越没有干劲，干部都不想管，也管不了。”
鸣放者认为，合作化对农民的限制过死，缺乏自由，且公粮负担和倍增的干部让农民难以承受。何享来认为：“办了社加重了社员负担，大社不如小社，小社不如单干。小社好领导，又能增产；而单干户更自由，又不受限制，有钱用，有饭吃，安然自在。”袁正顺（37岁，群众，中农）认为：“入社后，农民不自由，连走人家（串门），做点私人的事情，买卖油盐都不可以。”总之，他们认为“今不如昔”，合作化搞糟了。罗光前表示：“说老实话，我们是新中国，……政府还要说我们的生活提高了，想起来我就有些痛心。……有些干部还说什么农村马上就要进社会主义了，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我看这些要再过880年都做不到。”李功星说：“我家有40亩水田。国民党时只还8担谷子公粮，现在却要还3000多斤公粮（可能是指同样面积公粮负担）。”张先烈（41岁，群众，贫农）则说：“过去只有4个保长吃闲饭，现在县里却有六七十个吃闲饭，这就加重了农民负担，叫农民怎么不苦呢？”（用保与县来做比较其实并不合适，但以发言者的身份和文化来看，他做这种比较，有这种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
除了大会鸣放以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很多大字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彭泽的一首长诗，其中有这样的段落：“合作化本来很好，也一定不比单干强，粮食是年年减了产，天地是无处不荒，农民辛勤劳动不能享受，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这样再继续下去，会出现第二个闯王……一天两顿糊口度日，搞得夜无隔夜之粮，小孩没有吃是啼啼哭哭，慈母一见不由眼泪汪汪。”
通过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农业合作化发展到高级社阶段，由于粮食产量下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导致在土改及合作化初期所积累下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严重损耗，闹分离甚至想退社的情绪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高级社都只能是苦苦支撑，惨淡经营，又何谈向公有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迈进？
（二）对统购统销制度的质疑
实行统购统销是为了确保城市的农副产品供应，确保城市和工业的需求。在农村自身都还十分贫穷的情况下，这一举措必然会极大地激化城乡之间的矛盾，挫伤农民的感情。整风初期，统购统销制度受到了最激烈的抨击，不少群众认为统购统销是造成农民生活困苦最主要的原因，是一项“恶制度”。
陈锦如说：“统购统销政策的执行，……有为粮食问题终日哭泣的人，有为粮食问题寻死上吊的人，有为粮食问题流浪他乡的人，有为粮食问题饿的面黄肌瘦的人。”邓介眉（26岁，团员，转业军人）说：“国家将主要物资实行统购统销，不顾群众生活。首长说统购统销搞得好，农民百分之百说统购统销搞得不好，市场物资供应紧张，买东西排队，买肉、买油甚至买豆渣都要排队……首长说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来宽自己的心。”甚至有的鸣放者已经注意到了统购统销中的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不能自由买卖，购买红糖还要打证明。从此看来不是人民的生活和购买力提高了，而是减少了，降低了购买力。（政府）又说物价稳定了，我看只是农产品稳定了，凡是经过政府的手，一切产品就都涨了，如收购黄豆每担是7.2元，而豆饼每担就变成了8.5元。”（何享来）罗光前说：“（农业合作化）看来是富国不富家，农村已快破产了，农民在到处流浪、逃亡、哭泣、死亡。”而彭泽则认为统购统销的坏处在于给各级干部下指标，强行完成任务。“统购统销本来是好，却做得太不像样，政策只能服从任务，干部完不成是实际情况，上级批评是保守思想。”
在红星分社的鸣放大会上，该分社书记黄隆启认为统购统销引发了群众“闹事退社”的风潮。“统购统销限制了人民生活，群众闹事不是为了别的，就因为这个统购统销。为什么不能是该统就统，该购就购，最悲惨的是，社里收的黄豆，按照分配的任务，全部卖完了还不够。黄豆反正是给人民吃的，为什么农民生产的粮食不给农民吃呢？”
（三）对工农联盟的怀疑
统购统销所造成的城乡与工农在地位、生活状况方面的巨大差异，也为鸣放者诟病。“工人与农民生活来比，悬殊太大了，工人三八制，农民起早摸黑一天十几个钟头，工人吃的是什么，农民吃的又是什么？我们原来在一起的一个同志，因为贪污被开除了，后来考入了工厂，每月工资60元，还把全家都接去了……农民生活真的很苦，……有人不愿意务农愿意劳改。”（郑子贤）“工人有五多：油多、菜多、饭多、钱多、玩得多，有一少：工作比农民少。农民正好相反。我要问毛主席：同样是党的领导，同样拥护毛主席，为什么我们农民就不如工人？工人在天上，农民压地心。”（罗光前）又如：“工人是统治者，是主人。农民是奴隶。”（邓介眉）“农民养猪，却不能吃肉，工人不养猪，却可以吃肉。”（李功星）
有的质疑还直接指向了此一时期日益固化的城乡二元结构。“工人单身的少，农民单身的多。”（唐元轩，35岁，群众，贫农）“我们这里的农村妇女见到工人就想找（对象），跟着工人能过好日子。” （张先烈）“我也想进城当工人，可是国家不让，凭什么？”（袁正顺）
在政策宣传上，工农一直被视作是党的主要依靠力量，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两个阶级不仅境遇差别巨大，而且相互之间还形成了一种“供养”关系，这使得农民的“不公平”与“被剥夺”感日益加深。如果说，农民真的普遍具有平均主义心理及“大同社会”的理想，那么，此时农民追求平等的参照系就主要不在农村内部，而在城市，在那个被宣传为是与自己平起平坐，实际上却天差地别的阶级——工人。
（四）对干部和干群关系的批评
在前期的鸣放中，年轻干部较多，这是因为他们也是合作化的“相对被剥夺群体”。如石云龙反映：“农业社的干部（社干部，队干部）他们没有时间参加农业生产，背的债一年比一年加重起来。（包括我自己在内）……他们的家庭失去最主要的劳动力，又得不到外省的支援，生活也一年年贫困起来了。”田圣和说：“干部福利费给我4元钱，我没有要。县里干部一补就是30元、40元。大干部是人，小干部不是人呀！县委住楼房，下面（的干部）真是狗，睡觉连铺板都没有。……上次我病了，休息几天，县委说我失职，还把我叫到县委办公室，我问县里干部‘你们要是病了怎么办？’”
对干群关系的批评也是鸣放的重点。有的反映县里脱离群众。“我认为县委是坐在办公室里，脑子一发热，任心所欲，如农业规划，好就是规划，不好就是鬼话，真正能有几个千斤乡？几个千年社？”（郑子贤）“县委口头上说重视合作社的管理工作，实际上很少管，并且都不是内行。”（黄隆启）“现在的干部不如以前的干部了，是群众的仇人……他们比地主还坏，是二流子、流氓等。”（唐元轩）
作为一种压力性体制下的运动化治理模式，统一推进的合作化势必会造成上下级和干群之间关系的紧张，基层干部工作在第一线，自然会对这种紧张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他们也知道这种限时间、下指标推行任务的方式不切实际，感受到群众的不满和抵制，但身份所系又决定了他们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因此，在鸣放中，他们自然是有“苦”要诉，有“冤”要申。而这种情况也让我们反思那种一味将公社化推进过快视作上下互动，基层干部在工作中急于求成的观点，还有值得商榷之处。其实，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面对上面压下来的任务，基层干部就是有想法，也是很难抵制的。
从档案材料来看，对于整风初期的鸣放，群众普遍表示支持。贫农王大顺说：“鸣放大会上的发言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所以，只要有鸣放大会，群众的参与热情都很高。而一份文件也显示，到1957年9月下旬，矿山地区的大字报总共达到1500多张。这也佐证了群众对鸣放的热烈响应。群众普遍认为，整风就是给党和政府的工作提意见，而他们也相信，经由鸣放所反映出来的意见会向上汇报，从而使农村的严峻形势得到改善。所以，即使明知城市里已经在反右，却还是要提意见，反映情况。鸣放者相信自己不是右派，“我的家庭成分无问题，在工作上以往未犯过错误，我是不怕，同时，我也准备‘右派’分子帽子是扣不上的。”（郑子贤）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敢于讲出自己的心里话，也认为自己的意见能够反映农民的心声。
由此可见，在关于急速的集体化及人民公社化起因的种种解释中，可能存在一个盲点，那就是在当时的农村基层，并不是如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在狂热理想主义驱使下的盲目跟进，相反，我们有理由去想象，面对全国普遍日益糟糕的经济形势和每况愈下的生活，悲观和失望的情绪正在农村漫延，而从矿山地区来看，基层一线的干部对此是有着相当真切和深刻感受的。然而，与这一悲观和失望的情绪相反，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我们又看见了更加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矿山地区也随之高歌猛进地投入了生产、制度和思想齐头并进的“大跃进”。面对这种巨大的反差，我们应该去如何理解？我们又如何去解释干群情绪从低潮向“高潮”的急剧升温？随着对档案材料的深入挖掘，我们注意到在此前后持续深入的整风运动在巨变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
三、 以阶级斗争进行思想整肃
矿山地区从1957年8月中旬开始的“大鸣大放”没有持续多久，到9月下旬，风向突变，运动转向“反击资本主义道路”和“批判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恶毒攻击”。而从国家的宏观政策看，其实也早就为这种突变埋下了伏笔。在1957年8月8日中央发出在农村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中，已经明确指出（运动是为了）“进一步弄清国家和农村中的大是大非”、“有力的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而所谓的“大是大非问题”，就是两条道路的问题，即究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虽然鸣放的积极参与者认为自己是真心诚意地拥护社会主义，是给党和政府反映真实情况，但是，至早在9月中旬，县里就已经派人下来摸底，圈定了石云龙、郑子贤和邓介眉等15名重点右派分子，决定对他们进行反击，反击的第一步就是要重新审查这些人的阶级成分。
经过“走访群众，深入调查”，上级认定这些“右派分子”的阶级成分都有问题，都是“混到阶级队伍里面的人”。如石云龙“原来是个假贫农，他本人的身份原来是个流氓学生”；郑子贤“虽然没有历史问题，但是个人英雄主义严重，脾气暴躁”；罗光前“虽是贫农出身，但他的舅父是个‘反动党团骨干’”；关于田圣和，县委干部认为他“七岁的时候加入反动会道门，并参加烧香拜佛的迷信活动”； 而写下长诗的彭泽则被认为“一贯喜欢读书，娇生惯养，性格阴沉”。
笔者无法从现有的材料中查证这些存在“阶级成分问题”的人是如何在此前一次又一次暴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中“蒙混过关”的，但是，以“参加迷信活动”和“性格阴沉”等主观标准作为划分阶级成分的依据，的确意味着阶级斗争的变味和升级，意味着对阶级的划分可能不再仅仅依据经济的标准，而是可以被无限泛化到文化、道德甚至动机和态度的精神领域，从而确立一个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和因需而异的标准（这一点对于当事人和旁观者都影响巨大）。而一旦被划入敌对阶级，这些人在鸣放中所提的意见、所写的包括大字报在内的所有文字自然也就成为了“毒草”，成为了“对社会主义制度恶毒的攻击”。由此，对于这些攻击进行最坚决和无情的回击就理所应当，也自然成为运动的重中之重。这样，无论我们今天如何去猜测当年整风中由运动初期的鸣放转而向运动中后期对鸣放进行反击之背后的真实逻辑，对于这些鸣放的参与者，他们却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做“阳谋”，并且只能别无选择地扮演起“牛鬼蛇神”的角色——他们无一例外地将会为其所背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付出巨大代价。而由他们所代言的那个更为庞大的农民群体，也自然会在这种突变中看清形势，进行内心的自我审查和站队，进而迅速调整自己的立场。
这一切都是通过急速升温的阶级斗争来完成的。此一时期的阶级斗争要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对“阶级敌人”（即鸣放者）的惩罚，一是对动摇与观望者的规训（教育与启发），而前者又是达致后者的最好路径。于是，反右斗争大会开始了。对于斗争大会这种形式，经历过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的群众已经相当熟悉，此时，他们又无一例外地被卷入进去，要对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进行揭露。从档案材料看，群众所揭发的问题主要有两类：
一是基层干部对合作社管理不善的问题。比如有群众揭发陈锦如存在着“四不管”：“一不管农业生产多少，粮食浪费多少；二不管耕牛养的死和活；三不管劳力的出勤与逃跑；四不管生产工具的好和坏，都是混一天算一天的样子。”陈锦如自辩道：“劳力偷懒和逃跑我管不了，他们不听我的；少数人多吃多占，我也管不了，我认为大家都很熟，管了得罪人；生产工具的好和坏，我认为我无权管，这是公社的事情，与我无关。”而基层干部瞒产私分也是被普遍提到的问题。如田圣和被揭发每次向上级都少报稻谷实产量，以达到少交公粮的目的。对此，田圣和觉得委屈，辩解瞒产是为了大家，多留些粮食都不够分，如实交了粮肯定会饿死人。他的这一说法，被县委干部斥为“顽固不化”。
二是个人品行问题。如袁正顺、唐元轩被揭露有不正当男女关系，道德败坏；郑子贤作为财经干部，被批待人不积极，工作不耐烦；而邓介眉、何享来经常与社员发生冲突，喜欢与人打架，也成为揭发的内容。
从这些揭发材料中，我们可以悟到一些东西，姑且不论干部个人的道德素质等问题，它倒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证实了当时的一些群众缺乏干劲，劳动偷懒耍滑，以及干部消极怠工，缺乏责任感的真实状况。而所谓瞒产私分，则不啻是当时农村经济困顿及农民面对这一困顿时的自利反应的又一个写照。但是，这些揭发之真正让人深思处，却还在于阶级斗争在规训人们思想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它不仅成功地让发声者闭嘴，让其中相当部分人去反悔并自悔“原罪”，以换取宽恕，更为重要的，它还会让那些数量更加庞大的动摇和观望者接受教育（教训），让他们真正地懂得在大是大非面前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从而经历又一次触及灵魂的阶级斗争的洗礼。由于运动中的批判不仅指向“错误言论”本身，更指向言论背后的“阶级动机”，被批判者多被扣上了诸如“阴谋家”、“坏分子”、“恶毒攻击”、“道德败坏”之类的帽子，接受最严苛的政治和道德审查，这就足以让大众与之划清界限。因为如果说一般农民对于“错误言论”所反映的事实本身可能还存在着某种认同，那么，对于鸣放者险恶动机的深挖却会让深受革命思想熏陶的民众重新修校自己的立场，让他们既从政治和道德上去否定鸣放者，又重新自觉地以上级要求作为校对自己政治态度的标准，从而产生如社会学所分析的主体对自我最为严格的精神上的自省、自查和自律。由此，整风便不仅整肃了干部，更高度统一了人们的思想。也因此，作为研究者的我们也就很难再从已存的文字档案中寻找到不同的声音，随处可见的，都是组织对于底层声音的整齐划一的代理，甚至也包括已经内化到群众个体思维之中的真正的集体化意识。
当然，群众思想意识的“归位”是需要有外部推力的，按政策话语的说法，就是要通过打掉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来教育人民，仅仅是几次对鸣放者的批判并不够，还需要对这些人进行严惩，以他们罪有应得的下场来教育群众。因此，矿山地区的鸣放者受到了惩罚，其中一些人，如石云龙、郑子贤、罗光前和邓介眉等，甚至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获此罪名者，在当时的下场可想而知。为了教育广大群众，他们的反革命罪行被公布于众，其中有的人的“反动材料”还被发到干部群众中进行批判。其中邓介眉入狱以后写下的12封悔罪书，就被誊抄多份，分发批判。在这些悔罪的文字中，邓不只一次地提到“我痛恨自己，真是卑鄙小人，忘本的攻击党的道路。党是我的恩人，我不思回报，却反过去辩论鸣放，实在对不住党，对不住人民”，“我的思想龌龊肮脏……我痛恨自己，仇视自己的丑恶思想。摆着光明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走，竟向资本主义死亡黑暗的道路走去。”无疑，这种自污式的悔罪对干部和群众的教育与警示意义，要远大于仍然可能属于“文斗”范围的批斗大会。而当人们读到邓被公开批判的遗书里的话“我这个死是不白之冤，我悔，我悔，已迟了妈妈，我后悔没有听你老人家的话，您老人家一次、二次……劝我少说话不说话，我没有听到耳内去呀，我这个死正是我的嘴七说八说带来的……”时，自然会痛恨其执迷不悟，至死不改，但更为深远的效用，恐怕还在于它对那些私底下仍然可能存在的动摇甚至困惑情绪的彻底夷平，整风运动最终以阶级斗争实现了其思想整肃的使命。而面对即将到来的新的集体化高潮，人们也已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1958年2月至3月间，大冶县全县又开始了新一轮整风，矿山地区领导整风的组织叫“鸣放核心小组”。可见，“鸣放”作为整风的方式仍在运用。但为了防止再出现“反动言论”，组织上对核心小组的成员做了集训，要求他们“正确引导整风鸣放运动，与党保持一致”，“发动群众坚决地同鸣放中的右倾言论做斗争”，而整风的目的，则是要 “与党一条心，确保农业大跃进，产生更大的高潮”。
不过，此时组织上的担心看来是多余了，因为当核心小组的成员下去发动群众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响应，群众的热情不高。站在“落后群众”的角度，这叫做“三怕”，即怕打击、怕报复、怕被扣帽子。如戴道生就认为，这次整风跟1957年那次一样，提了也不改，弄不好还被定为右派分子，成反动典型。戴说：“我才不放呢，我们湾子去年有一个人放了一次，（被打成右派）一辈子穿不了头！”看来，群众的确在上一次整风中受到教育了。而从整个大冶县的情况看，也是如此，整风动员会“没有多少人来，来了的也是来听会，还有的干脆就叫孩子来”。为了打开局面，核心小组的人只得带头鸣放，作出自我批评，由此引导群众来提意见，这样的形式叫做“引火烧身”。局面由此才慢慢打开。
这一次矿山地区“共收到整风意见3047条，其中基本正确的有2041条”。这些“正确意见”基本上都是针对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的，如生产管理中的官僚主义、瞒产私分、多吃多占等，对于体制和政策方面的问题，则鲜有触及。看来，群众已经能够明辨是非了，他们懂得应该提正确的而非错误的意见。当然，“意外”的情况也还是偶有发生。如在关于整风总结的报告中仍然能读到这样的话：“这次整风，有一小部分敌对分子进一步露骨：右派分子黄采民说：‘他们（指干部）这改是改鸡毛蒜皮，为什么统购统销不改呢？’这说明了敌人更疯狂了的向党进攻。”自然，对于这些暴露出来的反动言论，绝不会放过，自是要集中火力批判，以求从政治上辩倒、从思想上搞臭，使群众受教育、鼓干劲，继续推动“大跃进”。不过，客观地讲，相对于这些个别的不识时务之言，此时的大批判就很像是用大炮来轰蚊子了，因为绝大多数农民和基层干部都学会了自律，懂得要与上级保持一致，所以也根本就用不着领导操心。 一位农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说真话，有意见，会挨整；少说话，不说话，会挨饿；是被整死还是被饿死？真难办！只有上面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跟紧些，站得住……”阶级斗争的确收到了实效。
因此，矿山地区整风的结果让人满意：“对于这次大辩论（指该次整风运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有进一步的显著的提高，对于一些恶毒向党进攻分子，也给予了迎头痛击，从而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阵地。”整风总结报告还特地提到群众的收获：“通过这次辩论，我胜读十年书，一些右派分子对党进行攻击，我原来对党的政策也有过怀疑，现在没有顾虑了，要下决心听党的话，跟党走。”从档案中我们无从知晓群众是在什么场合来谈收获和体会的，但可以想见的是，不仅矿山地区，即使整个大冶县，也沐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胜利喜悦中。“这次整风，改进了我们干部的领导作风，改进了我们工作中很多问题。……但更为重要的是，使群众辨清了大是大非的问题，从而更加坚定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将‘大跃进’推向新高潮。”
正是伴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矿山地区迎来了自己的人民公社——由高级社合并而成的红旗人民公社，并在是年12月正式改名为矿山人民公社。大冶县也于1958年10月宣布全县完成人民公社化，按照县委的说法，这无疑是“全县干部群众保持冲天热情建设社会主义的结果”。应该说，县委的这一评估也不是不靠谱，因为在经历了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后，所有从民间收集上来的群众言论几乎都是响应与拥护之声，这似乎是在印证县委的说法。
所以，尽管大冶县在完成公社化的当年即遭遇严重旱灾，但是，整风仍在持续，并且还被视为继续跃进的动力。“跃进靠什么，一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二是整风整社要常抓不懈。”1959年县委编印的干部学习文件中也这样写道：“1958年的经验证明，哪里整风抓得紧，哪里就会出现建设高潮。反过来则相反。这便教育了我们领导，要想跨上跃进之马，必先撒下整风之网。”可见整风对于时局推进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而县委学习文件中将整风与“网”相联系，倒也说明文件制作者的确是深谙整风之真谛，即通过整风统一思想，以继续推进“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四、结语
地方的小历史未必能够直接等同于大历史，但是，在宏观的社会体制、政策及文化能够自上而下直达基层的现代中国，小历史又无疑会折射出大历史的特点。湖北省大冶县矿山公社在50年代末所经历的经由整风反右而统一思想，弥平争议，将集体化不断推向高潮的历史，启发我们去思考民众的思想规训与国家意志贯彻之间的关系，进而思考“思想治理”与“理想社会工程”的关系。
在人民公社起因的研究中，人们多将关注点集中在高层，对于基层，要么强调农民的平均主义与大同理想，要么强调干部对群众的强制。应该说，这两种分析都看到了问题的不同方面，却可能都失之于简单。前者忽略了农民的态度其实是分层的，即便是那些向往共同富裕的中下层农民，也同样是理性行动者，如果以为他们会无条件地响应那些明显有损于自身利益的制度安排，这无论如何说不通，更何况再理想的愿景也得经受现实检验才可能最终变为农民的自觉认同。因此，简单断言公社化快速推进是中央高层理想主义与农村基层理想主义互推互动的结果，显然缺乏对农民文化与价值观的把握，无法经受住来自于基层复杂经验的检验。而后者则同样简单化地将基层干部视作执行国家意志的肉体机器，忘记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本身就是农民。而矿山公社的档案告诉我们，身处一线的基层干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农民有着根本上一致的利益和想法，正是这些一致性，让他们能够及时感知农民对于集体化的复杂态度，并自觉不自觉地想要代农民来表达这种态度。由此也就决定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注定会成为整风反右的牺牲品。
1957年8月以来在广大农村开展的整风运动与城市整风不同，它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目的，即通过整风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而所谓“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当然不是为了简单地明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孰优孰劣，而是要让农民通过“大辩论”坚定信念，更加紧跟中央走农业集体化道路。因此，对于那些杂念和杂音，其实早就在预备规整之列。
因此，整风作为中共在革命时期（包括后革命时期）行之有效的治理技术便开始发挥其强大的功效。农村整风的主要对象是基层干部，他们是集体化的操作者，但集体化加速下农村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却恰恰让这些人持有与上级相反的认识，因此，以“整风”来统一思想，夷平杂念，就事关集体化的成败。于是，那些对集体化存有动摇和质疑并公开表达的人，势必要成为整风反右的主要对象。从思想甚至身体上整肃这些人，会让其他干部选择以更加自觉和积极的态度去回应上级的任务。这种整肃（即整风），包括强大的思想教育、自我审查、相互批判和自我批判。在这一整套思想治理术的作用下，作为整风对象的干部和群众，要么选择与上级保持一致，要么选择自我毁灭。可以想见，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他们都会主动或被动地去适应上级要求，放弃甚至否定自己的思想。这种放弃和否定，或者是基于安全因素的考虑，但同样也可能是在接受教育之后所做出的真诚的自我否弃与自我监控，而后者可能更能反映整风的强大思想再造功效。因此，我们看到，整风之后，绝大多数干部会宁左勿右，因为这样既安全，能获得上级认可，也更体现了思想的不断进步。而长此以往，宁左勿右，或者说以更左的方式、更革命的方式、更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方式去思想和表现自我，便会成为他们习惯性的行为模式。因此，集体化中如果存在着干部对群众的强制，那也是政治情势从各个方面对其反复塑造的结果，是思想规训的产物。正是这种塑造和规训所形成的干部的愈益激进，势必反过来大大提速预期之中的集体化，造成基层积极性高涨的表象——甚至也已经不再是表象。
干部的被整肃对于普通农民无疑是印象深刻的社会化经历。自土改以来，他们已经不只一次地经历这一类触及灵魂与身体的社会化了，由此所产生的震撼，足以让人谨言慎行。所以，即便他们对每况愈下的生产和生活多有不满，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也只能选择跟进，他们或者在无所不在的政治风暴中选择自我审查，甚至自我诛心式的思想改造，彻底告别过去的思维习惯，力争成为“社会主义新人”；或者借整风整干部来发泄他们的不满，将政策和机制问题转而归咎于具体执行政策的人的问题，将矛盾指向干部。当然，实际情况更可能是两者兼备。但是，更为深层和广泛的变化在于，在持续不断的强大思想再造中，农民也会从不适应到不自觉地适应，再到主动适应革命和激情主义化的思维方式，学会在不断革命和愈益激进中进行自我的定位、自律与表达，并将其最终外显为一种大众化的公共表达，进而形成由外部塑造与内部自我塑造互促互构的激情化气场。在这一点上，群众与干部一样，其实也同为整风这一思想改造工程的承受者、参与者和建构者。因此，整风运动对于普通农民，就既提供了一条发泄不满的管道，又消弭了对这种不满以其他方式进行思考与表达的空间，进而注定将进入自我的思想再造，并在这种特定的再造中去学习、思维与行动的境界，从而或者主动，或者被动地参与并制造出不断加速的集体化浪潮，以至于真的让高层决策者“看到了”农民中所蕴藏的巨大的“积极性”。而正是这种“积极性”，形成了地方对高层及领袖的“倒逼”。
由此，我们便理解了矿山公社的小历史所呈现出来的超越个案的启示：以社会主义教育为形式的整风，将广大农民和干部与集体化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它或者以对质疑者的惩罚，或者以对大众的思想规训，或者以行动者主动激情适应所营构的大众欢腾，最终让参与者共同去制造并体会一场集体化的狂欢，而最后，他们也都得共同去承受这场狂欢所带来的结果，这是他们的宿命。而这种宿命也让当下的学界去思考国家对社会的“思想治理”在诸如人民公社这一类“理想社会工程” 实施中的决定性作用及其复杂后果，这也许是本文相对于既有研究的贡献所在。
吴帆：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
吴毅：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开放时代》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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