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唐镖等:影响农民政治信任的因素分析

原题:“民心”何以得或失——影响农民政治信任的因素分析：五省(市)60村调查(1999-2008)

内容提要：哪些因素影响农民政治信任的变迁？本文利用实证调查和统计分析的方法，对十年间在江西、江苏、山西、重庆和上海60个村的四波跟踪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十年间，政府绩效始终是推动农民政治信任的主要因素；农民对于传统政治文化的认同度降低，但传统政治文化对农民政治信任的正向推动作用仍在继续，然而其有削弱趋势；自2005年始，农业税费改革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对农民政治信任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征地拆迁和计划生育政策制约农民政治信任的提升；农民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和工作经历在不同时间段对农民的政治信任起到不同效果的影响，党员身份对政治信任的推动作用较为明显。

关键词：政治信任  政府绩效  公共政策  政治效能感

一、引言

古有名言：“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心的得失如何发生的？或者说，哪些因素会影响到民心的向背？本文试图将“民心向背”转换为现代政治学话语——“政治信任”，考察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实际上，在现代政治学中，政治信任涉及政治合法性、进而影响社会政治稳定。近年来在中国政治研究中，政治信任视角正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肖唐镖和王欣（2010）分析1999～2008年间中国农民政治信任以提升为特征的变迁，本文拟对此进行解释性研究，讨论农民政治信任变迁的影响因素。

在国外学术界，诸多学者讨论政治信任的形成与影响因素[①]。就中国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而言，张旭霞（2004）认为，造成政府与公众关系衰落乃至丧失最为根本的原因是官僚制；影响政治信任的因素表现在三个层次，即个人层次、社会层次和政府层次（闫健，2008）；马得勇（2007）提出，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视角对于政治信任生成原因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万铀能（2006）强调非政府组织是构建公民与政府间信任的积极而重要的力量。这些研究指出了不同方面的影响因素，但遗憾的是多数意见仅系初步的猜测和假设，未能通过实证性检验。胡荣（2007）认为，除性别、年龄、政治效能感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外，上访对政治信任的流失具有很大影响：上访者到达政府层次每提高一级，其对政府信任就减少一个档次。但胡荣的考察视角偏少，系统性略显不足。与李连江（2004）和胡荣（2007）以单次调查数据的截面分析不同，史天健、吕杰（2007）以两波前后相隔十年的国内抽样调查数据，系统检验了“政绩假说”、“信息假说”、“制度造成的城乡二元分隔”和“文化假说”对中国民众政治信任的形成和影响，他们发现：政府的经济表现在1993年对民众的政治信任无显著影响，但到2002年出现了影响；接触媒体的频率与公民对政府的评价之间呈反向关系；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信任政府；我国政府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获得了实质性的益处。

已有文献对本文分析与探讨提供了帮助，本文则对影响农民政治信任因素的讨论，既检验了上述学者的有关研究结论，又有了新的发现。

二、研究假设与资料来源

本文从政府绩效、公共政策、传统文化、政治效能感和农民个体差异五个方面，讨论其对农民政治信任的影响，提出如下五个假设：

假设1：政府绩效的好坏对农民政治信任有直接的重要影响。具体地说，政府总体执政绩效越好、官员执政能力越高、官员工作作风越好，农民政治信任度也越高；

假设2：国家已施行或正在执行的一系列与农民利益切实相关的公共政策，也是影响农民政治信任变化的主要因素。如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农村税费改革、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国家在农村进行的征地拆迁行为，对农民政治信任既可能产生积极影响，又可能产生消极影响；

假设3：以政府权威主义、家庭权威主义、集体主义等儒家传统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农民的政治信任有着正向的推动作用；

假设4：农民政治效能感越高，其政治信任度也越高；

假设5：农民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和工作经历等个人因素对政治信任有重要的影响。文化程度高的人，倾向于对政府抱有批判态度，因此其政治信任度要低；党员、妇女、老年人和流动性低的农民，其政治信任度要高于非党员、男性、年轻人和流动性高的农民。

本文利用调研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含虚拟自变量的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其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 是 +1个未知参数，f 为回归系数； 为被解释变量，即农民的政治信任； 是 个精确测量并可控制的一般变量，即回归模型中的解释变量。

本文数据来自于笔者所组织的对江西、江苏、山西、重庆和上海（省、市）在1999年~2008年十年间四波跟踪调查而形成的数据库。四次调查所及的村庄数量略有变化，最少的一次是56个村，最多时为68个村（见表1）。

表1 四次调查的数据样本统计

第一次调查在1999年，在江西C、T两县、江苏H县，按照等距抽样方式先选取5个乡（镇），各选取四个村，每县各20个村，每个村选取20个村民样本进行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200份；第二次调查在2002年，对江西C、T两县40个村的追踪调查，每村选取10个村民样本，在山西X市（县级市）共20个村，每村选取10个村民样本进行调查。但受“调查准入”等因素的限制，X市最终只完成了对16个村的调查，该次调查共完成了56个村，回收有效问卷547份；第三次调查在2005年，对江西C、T两县40个村及对山西X市9村追踪调查。在上海Q区和重庆B县按照分层等距方式抽样选取20个村调查，共完成了对78个村的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671份；第四次调查在2008年，即对江西C、T两县40村的第四次调查，重庆B县20村和上海Q区11村的第二次追踪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280份。

在每一次调查中，调查员均严格按照分层等距的抽样方式选取样本村，调查员采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两人一组进入村庄，食宿在农民家。首先，主要通过对所调查村的村书记、村委会主任和村会计三人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达到对该村的基本状况系统了解；其次，利用本村的村民选举手册，按照所要调查的样本数进行分层等距抽样，确定调查对象，登门进行问卷调查。在各村也选取一定数量的村民进行深度访谈，以求对所调查村庄有更为深入的观察和剖析。

应当说明的是，在上述五省（市）对样本县（市、区）选择来自立意抽样，即：请当地同志帮助推荐和选择，其原则是尽量体现该省（市）农村的一般特点，如作为调查主体的江西省C、T两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居全省中等程度，其文化有着“赣文化”厚重的传统。不过，本调查尽管难以真正代表五个省（市）以及国内的一般状况，但按照美国著名政治学教授墨宁的说法，其相关性分析也是能够成立，具有推论性（墨宁，2004）。

三、研究发现

（一）政府绩效

政府绩效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身生活和利益，从而可能影响到农民对于政府的判断。问卷调查中设计了如下的一些问题，以此来考察政府绩效的好坏：

（1）与五年前相比，现在我国的形势是变好了还是变差了？

（2）与五年前相比，现在农村的形势是变好了还是变差了？

（3）您觉得现在乡干部对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能有帮助吗？

（4）您这里干部贪污腐化的情况怎么样？

（5）您认为在中央政府里，贪污腐化的情况普遍不普遍？

将前两个问题的选项“好很多”、“好一些”、“跟以前一样”、“差一些”和“差很多”依照程度由强到弱分别赋值为“10”、“7.5”、“5”、“2.5”和“0”，因子转换后合成为一个新变量，称为政府总体绩效因子；依照此法，将第三个问题的选项“有很大帮助”、“有较大帮助”、“有一定帮助”、“少数情况下有帮助”和“完全没帮助”以及后两个问题的选项“几乎没有”、“没有多少人贪污腐化”、“部分人贪污腐化”、“贪污腐化相当普遍”和“几乎人人都贪污腐化”分别赋值，再将后三个问题合成，得到一个新变量为官员执政能力因子。同时，将农民对各个公权力机构的信任程度“一贯相信”、“多数时候相信”、“有时相信”、“多数时候不相信”和“从不相信”依照由强到弱分别赋值为“10”、“7.5”、“5”、“2.5”和“0”，再利用因子分析将其合并为一个变量，称为农民政治信任因子。通过多元回归分析，考察政府绩效对农民政治信任的影响，得到表2。

表2 政府绩效对政治信任的影响

注：*p<=0.10，**p<=0.05，***p<=0.01，****p<=0.001。

由表2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可见：政府总体绩效和官员执政能力对农民的政治信任的影响均具有统计显著性。政府绩效作为影响农民的政治信任变化的重要因素，在十年间的四次调查间一直起到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公共政策

近些年来，为了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农村发展，中央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在农村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收到了一定效果。在2005年以后的调查，本文所考察的政策包括：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农村税费改革、计划生育政策、征地拆迁和补偿政策。假设这些政策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理应直接影响着农民的政治信任。在研究中，本文分别考察农民对这些政策施行的满意程度或支持度，并依照先前的做法将满意程度或支持程度赋值为“10”、“7.5”、“5”、“2.5”和“0”或“10”、“6.7”、“3.3”和“0”，再将这五项指标各自合成为一个新的因子，作为自变量与农民的政治信任因子进行回归分析，得到表3。

表3 公共政策对农民政治信任的影响

注：*p<=0.10，**p<=0.05，***p<=0.01，****p<=0.001。

回归结果显示：在2005年调查中，仅征地拆迁一项对农民的政治信任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并具有消极作用。在2008年调查中，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实行对农民政治信任起到正向的推动作用，而计划生育政策和征地拆迁却具有反向作用。其他政策的实行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在上述结果中，令人不解的是，全面取消农业税费负担的改革居然对农民政治信任没有显著影响。按理，这项改革彻底改变了两千多年来农民种田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农民得到了实惠。从表4中列出的数据可以看出，取消农业税之后，9成以上的农民也表示税费负担减轻了。然而，前述回归分析结果却显示，取消农业税的实行并未对农民的政治信任产生任何推动作用，为何如此？

表4 与五年前相比，您家的税费负担加重了还是减轻了 单位：%

在仔细分析调查样本中，本文认为：这可能与上海地区农村样本的“干扰”有关。在上海农村，由于其地方财政和乡村集体经济的富足，2005年之前已实行农业税费的减免或补贴，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费负担对其影响不明显。而长期来农民负担较为沉重的中部地区江西和山西，这一政策的经济和社会效果将可能明显不同。为此，为了进一步考察农业税费改革等政策对农民政治信任的影响，本文仅利用江西和山西的调查数据重新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江西和山西省公共政策对农民政治信任的影响

注：*p<=0.10，**p<=0.05，***p<=0.01，****p<=0.001。

除了农业税改革政策外，其它政策的影响结果大体同如表4所示。农业税费改革在2005年对江西和山西农民的政治信任均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且对江西的推动作用高于山西，而在2008年江西地区农业税费改革的正向作用不再突显，这或许反映了该项政策的“边际效益”已下降，形成惯性后社会政治效益不再明显。

（三）传统政治文化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政治文化，曾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实践。本文在问卷中设计了16种说法（见表6），考察传统政治文化对农民的政治信任所产生的影响。它们所传达的主要思想，包含了政府权威主义、家庭权威主义、集体主义等在内的儒家传统思想。答案分为“非常对”、“对”、“不对”、“非常不对”四项，选择“非常对”和“对”表示受访者的传统文化意识很强，选择“非常不对”和“不对”则表示受访者的传统文化意识很弱，本文按照意识强弱分别对四种答案赋值为“10”、“6.7”、“3.3”和“0”，并将16种说法合并成一个变量，称为传统文化因子。

表6 测量传统政治文化的量表 单位：%

表6列出自2002年至2008年三次调查，农民选择“非常对”和“对”的百分比[②]，选择这两项答案表示其对传统政治文化的认同度高，可以看出，农民对传统政治文化的认同度呈下降趋势。

表7对传统文化影响农民政治信任的回归分析。在2002年、2005年和2008年的三波调查中，传统政治文化对农民政治信任的影响均具有统计显著性。也就是说，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政治文化是影响农民的政治信任度提升的主要因素之一，那些对传统政治文化的认同度高的农民，其政治信任度也高。不过,从三波调查看，传统文化的这种影响在减弱。

表7 传统文化对农民政治信任的影响

注：*p<=0.10，**p<=0.05，***p<=0.01，****p<=0.001。

(四)政治效能感

政治效能感指一个人认为他自己的参与行为影响政治体系和政府决策的能力，一般来说，政治效能感强的人比政治效能感弱的人会更多的参与政治。本文要考察的是，对于农民个人而言，政治效能感是否是影响其政治信任的主要因素。本文设计了如下问题来考察农民的政治效能感，对这些问题持肯定态度的人表示其政治效能感很高：

（1）如果您有困难需要政府帮助解决，您觉得自己会不会受到公平的对待？

（2）如果您碰到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事情需要领导解决，您向领导提出要求，会不会有用？

对上述两题的答案“一定会”、“会”、“不会”和“一定不会”分别赋值为“10”、“6.7”、“3.3”和“0”，并合称为一个新变量，利用政治效能感合成后的因子与农民政治信任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在2005年和2008年的调查中，政治效能感对农民的政治信任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农民的政治效能感对农民的政治信任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那些具有较高的政治效能感的农民，其政治信任水平也相应较高。

表8 政治效能感对农民政治信任的影响

注：*p<=0.10，**p<=0.05，***p<=0.01，****p<=0.001；括号内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五）农民个体差异影响

在农民个体差异方面，本文拟考察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和工作经历等因素对其政治信任度的影响。对这些因素，本文进行如下操作化处理：

将（））（）（）年龄：调查中的受访村民均为18周岁成年人，四次调查的受访村民的平均年龄由1999年调查的44岁上升到2008年的47.6岁；2.性别：男性的编码的为1，女性为0；3.文化程度：本文按照由不识字、小学、初中、高中、电大、本科的定序顺序分别赋值，然后整除100得到结果；4.政治面貌：主要考察党员身份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党员占受访人数的比例较小，编码为1，其他非党员均编码为0；5.工作经历：本文将其简化为三类，即：未曾外出工作者（务农种田、管家务、在本地乡镇企业打工），有外地工作经历者（在外打工、做生意、跑运输、搞建筑、参军），乡村精英（村干部、教师、医生、集体企业负责人、私营企业主），共3大类。四波调查中这三类人员的分布情况见表9。

表9 受访者的工作经历 单位：%

为了减少三类工作经历的交互影响，本文以工作地的流动性为中心，对含多项选择结果的表9再做简化处理，制作单项选择结果的表10。其中3个变量构成互斥性关系，即：仅有本地工作经历（未有流动），乡村精英（含有本地工作经历），有外地工作经历（有流动性工作地），有此工作经历编码为1.没有编为0。以此结果纳入多元回归分析。

表10 受访者的工作经历

受访者个人特征与其政治信任之间关系的多元回归统计结果见表11。

注：*p<=0.10，**p<=0.05，***p<=0.01，****p<=0.001。

2005年、2008年两波调查表明，年龄越大的农民，政治信任越高。1999年、2005年和2008年三波调查显示，女性政治信任度显著地高于男性；文化程度因素对政治信任度的影响不显著。2002年、2005年和2008年调查表明，党员身份对农民的政治信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党员村民对国家和政府的信任程度要高于非党员身份的村民。工作经历对农民的政治信任的影响较小，仅在2005年和2008年调查中，外出工作经历对农民政治信任的提高具有反向作用，这表明，工作流动性导致农民政治信任的流失。

在前述假设中，性别假设得到检验，妇女政治信任高于男性；年龄与政治面貌因素仅在部分时段的调查中得到检验，老年人和党员的政治信任度要高于年轻人和非党员农民；文化程度假设未能得到检验；工作流动性因素仅在个别调查中具有弱相关性，但结果与假设一致，即流动性对农民的政治信任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四、结论

本文从政府绩效、公共政策、传统文化、政治效能感、农民的个体差异等五个方面，考察影响农民政治信任变迁的可能因素。结果显示，五个假设多数得到验证，仅个别假设未被支持或被反证。其一，政府绩效对农民政治信任有着显著的正面推动作用。在自1999年至2008年的调查中，政府绩效作为推动农民政治信任发展的动力一直发挥着正向作用；其二，公共政策对农民政治信任的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本文自2005年开始考量公共政策对农民政治信任的影响，发现：除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影响不明显，其他四项改革政策均有着显著性影响，不过，农业税费改革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起着正向的推动作用，而计划生育政策与征地拆迁行为却起到了障碍作用；其三，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政治文化对农民的政治信任的提升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尽管其作用已呈削弱趋势，农民对于传统政治文化的认同度也在降低之中；其四，政治效能感对农民政治信任的影响如所提出的假设一样，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其五，农民个体差异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呈现多样性和变动性，妇女政治信任高于男性，流动性差、老年人和党员农民的政治信任度要高于流动性强的、年轻的和非党员的农民。

本项研究采纳了前述胡荣和史天健、吕杰研究的部分假设，如前者的“政治效能感假说”，后者的“政绩（政府绩效）假说”和“文化假说”。结果显示：几项研究的指标设定和测量尽管不尽一致，但这几个假设均得到共同的验证。本文还考察了公共政策因素和农民个体差异因素对政治信任的影响。这表明，影响政治信任的因素是复杂多元的。

上述结论有着丰富的政策意义。应当承认，在高速转型的中国社会，民众政治信任的变化不可能只是单向直线型，其影响因素尽管也会变动不居，但基本因素仍将始终发挥着作用。就提升民众政治信任而言，加强政府建设、提升政府治理绩效，扩大公共参与、提升民众政治效能感，注重公共政策的惠民利民取向、摈弃其扰民损民性，继承和光大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应是始终不弃的政策选择。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稳定与危机管理研究中心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农村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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