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4年底被国务院扶贫办正式列入“十大扶贫工程”之一至今，电商扶贫的推进时间并不长，但对于电商扶贫这个新事物，地方政府、电商平台、电商创业者、社会力量却在更早就开始了积极探索，并形成了各自特色的电商扶贫之路。从目前能掌握的资料看，最早的电商扶贫实践可以追溯到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灾后重建，阿里巴巴通过在青川县扶持赵海伶、王淑娟等青年在阿里巴巴平台上出售当地特色农产品，在促进灾后重建的同时，已经部分实现了扶贫的目标。此后，在河南太行山贫困区，出现了杜千里这样的通过电商致富成才并带动当地特色产品开发的典型。而在山西的吕梁山区则出现了王小帮，同样是在网上销售贫困地区的农特产品，他与王淑娟还被邀请到美国为阿里巴巴上市敲钟。到2012年以后，随着农产品电商的爆发，越来越多的贫困地区出现了赵海伶、杜千里式的人物，一些企业、政府也积极介入，终于形成了今天的电商扶贫洪流。其总体脉络可以用四大力量来概述：
一、由各大电商平台推动的电商扶贫实践
平台是中国电商独特的风景，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和竞争，逐渐形成了阿里巴巴、京东、苏宁以及一些区域性电商平台共同发展的生态。这些电商平台在向农村渗透的过程中，客观上也推动了电商扶贫的实践。
（一）阿里巴巴的电商扶贫实践
阿里巴巴有强大的电商平台，也掌控着优势的电商资源，客观上为农特资源开发、人才培养提供了宽阔的路径。其电商扶贫实践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扶持农村网商。在2008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阿里巴巴以在青川县扶持赵海伶、王淑娟为开始，推出了网商培养计划，迅速扶持了杜千里、王小帮等贫困地区的青年网商，支持他们在网上销售贫困地区的农产品。阿里平台上销售农产品的“新农人”群体已过百万，相当一部分来自贫困地区。此后，又通过系统赋能，催生了以江苏睢宁东风村为代表的一批贫困地区淘宝村。经过几年的帮扶和引导，全国17个省市区，已经涌现出780个“淘宝村”，71个“淘宝镇”，聚集了超过20万户的活跃卖家，网店销售额超过1亿元的“淘宝村”就超过30个。
第二阶段，推动电商消贫。阿里巴巴2014年10月启动农村综合战略计划，首先实施的是“工业品下行”战略，通过电商来缓解贫困地区商品价格虚高、商品品类不全、假冒伪劣较多的问题。根据阿里巴巴的测算，电商下乡可以让农民节支约25%，而且节约大量的生产生活时间。
第三阶段，打造电商生态。阿里巴巴的“千县万村”计划推出后，农村淘宝经历了星火燎原般的发展，到2015年12月31日，“农村淘宝”已经在全国25个省269个县开业，其中国家级贫困县62个，省级贫困县73个，建立起了13296个村级服务站，招募了1万多名合伙人，旨在实现“网货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电商在县以下的发展，不仅活跃电商交易，还培养人才，也引入了农村金融工具，从而形成涵盖农村生产生活多方面的生态系统。所以，农村淘宝进入了2.0时代之后，生态建设和人才培养成为更突出的战略任务，若能深入推进，必将给贫困地区的电商扶贫带来新的动力。
（二）京东的电商扶贫实践
京东在电商扶贫方面也在“比学赶超”。其电商扶贫进程大体也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渠道延伸。早在2014年春天就开通了农资下乡直通车。阿里巴巴的“千县万村”计划出炉后，京东随即推出“千县燎原”计划，初期的主要目标是让农村人用实惠的价格买上放心的好东西。
第二阶段：有序上行。由于京东是自营平台，其农村电商的推进相对“轻资产”，也带有明显的“卖货”思维。为了弥补这一战略上的单薄，经由刘强东提出的“3F”战略最终形成京东农村新战略，即把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和农村金融一并解决。在农产品进城方面，于四川仁寿策划了“枇杷行”活动，京东集采后再用京东的平台物流优势卖出，为贫困地区的特色产品走出去探索出一条“电商扶贫”新路。
第三阶段：定向扶贫。以2016年1月京东与国务院扶贫办正式签约为标志，京东的电商扶贫不再打“擦边球”了，而是要专心专业起来，要在全国选200个县开展专门的电商扶贫，主要内容包括招募贫困家庭劳动力到京东就业、帮助贫困地区农产品上行、完善贫困地区电商基础设施等多个方面。
（三）苏宁的电商扶贫实践
苏宁与阿里巴巴、京东的情况又不同，苏宁是由线下企业转入线上的，不仅有电商，更有强大的线下门店资源，“O2O”是其鲜明的旗帜。
在农村战略方面，苏宁初期提出了建设1万个乡镇苏宁易购服务站的设想，通过线上线下一体的扩张来满足农村消费者的需求。随着实践的深入，其农村战略日益丰满，但主要还是在线上线下优势综合发挥上做文章，并于2015年借“国际扶贫日”之际，正式启动“双百示范工程”。
承诺为100个贫困县建设苏宁易购服务站的同时，苏宁易购平台上开设县级馆，进而设想为一个村推广一个优势产品。这确实是一条符合苏宁实际，也为贫困地区需要的电商扶贫新战略，但由于苏宁平台的交易量尚未突破千亿，农产品电商方面也是初期探索中，所以其效果值得期待。
在三大平台大力推动的同时，一些地方电商平台也在贫困地区积极行动，起家于遂昌赶街网、总部设在深圳的淘实惠、山西的乐村淘等，均形成了较大的农村覆盖面，相当一部分在农村。据乐村淘公司自己统计，截止2015年底，乐村淘涉及全国贫困县136个，贫困县区域的农产品上行4911万元，工业品下行1.5亿元。
二、政府推动下的电商扶贫实践
在敏锐地发现电商推动了农村人才回流、促进当地特色产品销售等新的扶贫道路后，一些县开始探索用电商的工具推进扶贫，并取得了实际成效。
（一）甘肃成县：电商赋能草根，政府完善生态。
甘肃成县所处的陇南地区，山大沟深，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但电商为当地农特产品走出大山带来新的路径。从2013年起，在成县县委书记李祥的“一把手”推动下，以罕见的政府微博方阵为先导，以核桃这一当地特色产品为突破口，以返乡创业青年、大学生村官等为主力，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产品电商运动，成功实现“一个核桃”的逆袭。随后，政府顺势而为，推出了“六位一体”的工作措施，通过与平台合作、新媒体推广等途径，让成县电商从核桃逐渐延伸到多个农特产品，电商经济初具规模。成县实践带来的启示是：当电商的工具与青年这一“大众创业”的主体相结合时，只要有适当的政府推动，就能迅速暴发出生机活力。
（二）吉林通榆：政府系统委托，服务商驱动。
地处吉林黑土地的通榆县，在发展电商时，面临无人懂、无人干、无路径的尴尬现状。为了找到系统推进的突破口，通榆引入杭州常春藤公司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共同注册“云飞鹤舞”公司，承担起电商规划、人才培养、产品打造、平台对接、政策研究等综合电商服务职能，而政府则配套做好资金项目落实和强有力的行政推动，在短期内实现了破局。其启示在于，贫困地区面临的思维、人才、资源等制约，如果自身难以打破的话，靠引进外力来系统推进，也是可行的思路。
（三）云南元阳：让青山绿水上网，探索旅游电商。
身处改革开放前沿的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井然哲在云南元阳的挂职副县长经历，让元阳这片美丽的地方有了一场与互联网的热切拥抱。通过对当地梯田、古村落、丹霞地貌、民俗文化等优势资源的系统开发，综合运用农产品电商、众筹、旅游电商等工具，让贫困地区的资源优势迅速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旅游人数大幅度增加，特色产品上线加速，当地的百姓与产业均受益良多。元阳的启示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让贫困地区的追赶现代化步伐空前加速，带给当地经济社会跨越发展更多可能。
（四）黑龙江明水：联合平台激活要素。
广袤的黑土地，农业条件十分优越，但在电商发展的征途上却显得步履蹒跚，观念、人才等都是重要制约因素。与通榆的请电商“韩信”不同，黑龙江的明水县选择了“背靠大树好乘凉”，在东北地区较早与阿里巴巴签约，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淘宝下乡，先让当地的老百姓享受电商带来的便利，再通过与平台合作，把本地的产品逐渐搬到网上。这种以“下行”带动“上行”的做法，在一些贫困县逐渐成为普遍路径，但现实的问题是，农产品上行的难度远比想象高得多，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式的系统改变，非一日之功可见效。
（五）新疆阿克苏：打造电商特产节。
中国苹果的优生核心区在以陕西、甘肃为中心的黄土高原上，但新疆苹果却在这些年异军突起，特别是“阿克苏糖心苹果”更是声名鹊起，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他们率先“占网”“用网”，掌握了互联网时代的主动，通过在淘宝上开展苹果等土特产品的节庆式促销等一系列的网络宣传销售活动，让互联网推动了这一地域品牌传播。换句话说，当陕西苹果靠十多年的卧薪尝胆用传统方式打败山东占据中国苹果第一大省的位置后，新疆苹果却借助网络以“轻骑兵”式的奇袭迅速上位。其实践确实让一大批有地域特色产品的贫困县多了一些互联网时代的“想入非非”。
三、新农人群体的自发探索
（一）四川青川赵海伶、王淑娟的电商救灾与电商脱贫探索。
汶川地震发生时，老家在青川县的赵海伶尚在四川外语学院成都学院读大三。同样老家是青川的王淑娟也在四川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业读大三。作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四川省青川县约95%的房屋建筑被摧毁，满目疮痍的家乡让赵海伶、王淑娟深受触动，"特别想为这里做点什么"，尤其看到震后当地农民的优质土特产销路不畅时，她们在大学毕业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返乡创业，在淘宝网上注册网店，帮助乡亲们销售土特产品，大约两年时间左右，都形成了不小的规模。此后，两人选择的路径有所差异，王淑娟出人意料地选择出国留学随后重点转向电商服务商，并推动开设淘宝特色中国青川馆；而赵海伶则一路坚持，和她的团队创建了自己的品牌“海伶山珍”，想通过标准化的建设，带动农民走现代化产业发展之路。
（二）河南辉县研究生杜千里的重返太行山。
身为研究生的杜千里返乡创业，多少有些悲壮的色彩，不仅当地贫困，他的家更贫困。但他敏锐地发现当地的太行山上有许多天然土特产，品质很好却无人问津，只需要一个好的通道，就能卖个好价钱。于是“山之孕”淘宝店应运而生，2008年的淘宝农产品卖家较少，店铺业绩迅速提升，一年时间不到，他就把债务全部还清了。2011年销售突破200万元，被评为“阿里巴巴全球百佳网商”。2014年他在新乡成立土特产实体店“巴马工社”，探索线上线下一体的“O2O”经营模式。同期，又在销售初级农产品的基础上探索深加工，把山楂发酵酿造出山楂酒，以深加工推动农产品标准化、网络化，进而带动整个山区的山楂经济发展。
（三）到美国股市为阿里巴巴上市敲钟的山西吕梁王小帮。
王小帮是山西省吕梁市临县木瓜坪乡张家沟村一位普通农民，2006年务工返乡后于2007年开通网店，本意是把积攒的书转播出去，但却发现，因为缺少流通途径，村里的多种名优土特产无法销售出去，于是将网店的销售转移了方向。而琢磨了大家的消费心理后，王小帮将绿色、无公害、无污染作为最大卖点，打出当地最好的农产品，再把真实的图片传上去，最后再销售给大家。
（四）跨界新农人的另一种探索。
近几年又现出一种新情况，就是非农业领域、非本地区域的互联网创业者进入贫困地区从事特色农产品网上销售的现象，最典型的案例出现在新疆，聚集了大量的外来农产品电商从业者。比如到新疆推销工业产品而转入农产品电商领域的李春望，打出明确的原产地直销概念，由个人网店经营新疆土特产到创立西域美农，年销售已达3亿元。再如刘敬文团队深入喀什农民家庭和田间地头，通过真实农民家庭生活和农业生产场景的宣传，增进城乡之间的互信，促进当地农产品的销售。
（五）百万新农人群体崛起。
2015年2月7日，由阿里研究院和南方农村报社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新农人大会”在广州举办，会上阿里研究院正式发布了《中国新农人研究报告（2014）》，这是国内首部针对新农人群体的研究报告。报告披露，仅阿里零售平台上的新农人数量就已突破100万人，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新农人以微博、微信为主要的活跃平台。而这些新农人相当的群体在从事贫困地区农特产品的销售，他们同样也是电商扶贫的自发实践者。
四、工商资本下乡与互联网巨头跨界
（一）褚橙、柳桃、潘苹果。
褚橙，红塔集团前董事长褚时健的二次创业项目。2002年,74岁的褚时健保外就医后,与妻子承包荒山开始种橙。2012年11月,褚时健种植的“褚橙”通过本来生活网站的策划开始在电商售卖，引起轰动。柳桃，联想前董事长柳传志近年来致力于进军农业板块，继2013年5月首推蓝莓后,11月12日又推出了“金艳果”猕猴桃，还推出了“褚橙柳桃”的组合包装。潘苹果，2014年1月13日,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石屹代言的“潘苹果”在北京望京一家超市上市。潘石屹说,“潘苹果”来自其家乡甘肃天水。他表示,代言苹果没有得到广告费,为义务代劳。褚橙、柳桃、潘苹果的出现，为贫困山区的农产品品牌化营销带来新的思路，让人眼前一亮，也迅速引发一系列模仿潮流。
（二）乐视网的螃蟹与任志强的小米。
大约在褚橙、柳桃、潘苹果的刺激下，2014年8月乐视网正式向外界宣布进军农业,成立乐视互联网生态农业(北京)有限公司,并公布了乐视农业的全盘布局，其食品电商平台"乐生活"同时上线测试。为了体现其跨界农业的雄心壮志，乐视选择了螃蟹这个高度品牌化的品类，首先从破解“阳澄湖”大闸蟹的神话开始，认为阳澄湖有好蟹、高邮湖、盘锦、黄河口、太湖、沱湖……中国大多数的江河湖泊中都有好蟹，希望让大闸蟹回归“食材”的本质，回归人们日常餐桌，改变以往大闸蟹价格昂贵、通常被作为礼品的传统观念。但可惜的是，这种大胆的营销手段似乎并没有被市场认可。而绰号“任大炮”的任志强也跟风在内蒙古种起了大米，2015年11月正式网上开卖，说“任小米”是沙漠小米，由任志强、王石等企业家们号召在内蒙古阿拉善地区种植，但对于49.9元/4斤装的售价，大批网友的评论只有一个字，“贵”。既然如此，也就只剩下曲高和寡了，注定形式大于实际意义。
（三）腾讯的社交电商扶贫。
在电商平台大张旗鼓地做电商扶贫的文章时，腾讯的扶贫似乎少了手段，因为旗下的电商板块已经连窝送给了刘强东，后者却选择了永久关闭。但强大的社交基因却让腾讯在网络公益扶贫方面有了良好的载体。腾讯旗下的腾讯公益于2009年6月发起 “筑梦新乡村”项目，以民族文化保育和传承为核心，展开互联网企业西部乡村帮扶的创新尝试，定点云贵两县一州（贵州黎平县、雷山县，云南迪庆州），投入公益资金，探索互联网企业利用自身核心优势，汇聚公益力量，推动西部乡村教育、文化、经济综合发展的新模式。根据腾讯公益平台通报数据，至 2012年11月，为乡村筑梦累计直接投入资金 5760.62元；自主设计执行20类项目，落地全国17个省、734个受益点，超过20万名师生、村民受益。
五、电商扶贫面临的困难与推进建议
电商扶贫被正式纳入扶贫十大工程只不过一年时间，可谓草创期，困难、问题自然不可少。汪向东先生提出电商扶贫面临“四大挑战”，概括起来讲，就是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贫困主体互联网运用能力有待提升、电商扶贫行政推动理念需要深化、电商扶贫的机制急需创新。在此基础上，我想再延伸一下，总体感觉有“六个有待”：
思维有待转变，这个既有贫困地区政府的扶贫理念问题，也有贫困主体的发展理念问题；
习惯有待养成，农村互联网普及率本来就低，而能把互联网作为生活生产工具的比率更低，其普及还有一个过程；
基础有待改善，突出表现在网速不快，费用不低；物流落后，又慢又贵；还有交通运输、产业基础落后等；
人才有待培育，现在能推出来的还是王小帮、赵海伶等老典型，还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电商扶贫事业必须要有更多的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参与；
视野有待开阔，既不仅仅是买得物更美价更廉，也不仅仅是卖得货更俏价更优，而是要在经济社会的深层次带给贫困地区改变，从根本上改变当地的生产生活方式；
力量有待协同，电商扶贫牵涉面广，新旧体系交汇，目前各行其事的情况多，需要一个好的公共平台和融合机制，更好的体现齐心协力与各负其责。
进一步推动电商扶贫要放宽视野。在2015年5月国务院印发的“电商国八条”中明确要求电商要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要成为“四化同步”的关键性因素。与这一要求相比，目前的电商扶贫，显然格局太小，程度太浅。因而，有必要进一步拓宽电商扶贫的视野，从更宽广的层次去推进。
首先，要提升电商扶贫在贫困地区的战略定位。将之作为系统推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真正将电商作为发展新动力、新基础设施、新常态下的新型经济业态来深刻思谋；不是作为一个单项工作、单一工程来推进，而是作为重要战略、中心工作，增强谋划的科学性、系统性。
其次，要在打造电商扶贫生态上下功夫。即使马云亲自上手，但青川的电商帮扶计划仅仅是出现了赵海伶等创业英雄，并没有催生出一个电商扶贫的“青川模式”来。电商扶贫一旦启动，一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多部门协调，多领域联动，多要素聚集，形成完备的生态系统，包括“一把手”推动、大量项目资金的推动、优势资源的系统开发、电商主体的培育、电商服务体系的建设等，要有“打大仗、打硬仗、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
再次，在激发农民群众创造力上下功夫，长期的宣传报道，让我们对贫困地区的发展现状产生了偏差性的认识，长期的单向扶助、公益补助，并没有让当地群众成为真正的脱贫主动者。阿里巴巴把农村淘宝模式迅速从1.0版本升级到2.0版本，最重要的原因是，如果不能从内心深处激发农村青年的创业激情，使其成为村淘事业的合伙人，而还是简单依托现有门店形成兼业经营，那么真实的运营成效是差强人意的。所以，无论是电商扶贫中的政府部门还是企业，都要认认真真地走群众路线，细心听取当地群众的真实想法、主要诉求，在把他们变成电商扶贫的主力军上下功夫。只要贫困地区的农民主动参与到电商扶贫，这项事业就一定能大踏步前进。
最后，需要对扶贫政策进行改革。电商提出了政府服务的若干新命题，好多按原有思路是解决不了的。目前的电商扶贫，已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个工程，而是在实际上跨越了行业扶贫、专项扶贫、社会扶贫三大领域，明显具有综合性。所以，扶贫政策也要相应调整，比如到户到人的政策如何体现在电商领域，再比如电商发展所需要的基础建设能否纳入扶贫项目范畴，而一些专项资金能不能补贴给电商平台与服务商，还有电商人才培养、产业链整合等新领域，需要研究以什么名义、用什么项目来支持等等。
总之，电商扶贫已经开启了扶贫的又一个新路径，期间的亮点与困难同在，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新事物，也是一个亟待加强研究的新课题，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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