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三五”时期，城镇化应实现以下六个方面的转型。
第一，从以土地为核心的城镇化转向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速度最快的是土地，土地城镇化的速度远快于人的城镇化。在土地城镇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忽视了对人的服务与保障。我国却面临着半市民化、半城镇化的问题。许多人的就业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这是一种不完全的迁移。根据世界银行的调查，我国只有20%的流动人口是家庭式迁移，剩下80%的流动人口是劳动力的迁移，这直接造成6000多万留守儿童，5000多万留守老人，5000多万留守妇女，在家庭与社会层面付出巨大代价。
以后要向重视人的城镇化转变。新型城镇化最重要的特点是以人为核心。对于非常严重的半城镇化现象，我主张采取两种路径：一部分人可以通过改变户籍实现市民化，另一部分人通过居住证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
我国“十三五”规划提出了三个“一亿人”目标：促进约1亿农业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在这三个目标中，我觉得第三个目标非常好，是农民最欢迎的。但让一亿农业人口落户城镇的目标十分艰巨，因为许多农民不愿意放弃户籍。如何使这一亿人有意愿改变户籍，如何把城市户籍的含金量落地，这些都是在人的城镇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
我曾经到北京做过很多调研，发现北京的农民工很纠结，即使北京放开户籍之后他们也不能融入到北京。有很多农民工在北京工作过一段时间以后回到老家，拿出20万元就可以买到很好的房子，然而这笔钱在北京连厕所都买不到。我们不能靠户籍改革来把这些农民工固化在一个地方。根据我们的调查，80%的新生代的农民工只需要所在地解决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稳定的就业，并不希望改变户籍。这种状况下如果我们盲目进行户改和土改，可能会导致大量的问题。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是，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当中，要让农民自主地选择，根据农民的意愿推进城镇化的制度改革。
第二，城镇化的要素使用从低效转向高效。城镇化使用了五大要素：人、业、钱、地、房。其中，人、地、钱这几种要素的使用效率非常低下。中国过去辉煌的发展成就得益于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但这种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还有很多后遗症。面对土地红利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城镇化的要素使用必须向更高效的目标转变。
第三，从粗放式污染型的城镇化转向绿色城镇化。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对于城镇化而言，最为重要的就是绿色发展。中国应以绿色加特色引领新型城镇化发展。
第四，从政府主导的城镇化转向市场驱动型的城镇化。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大量的农民进城之后没房住，也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最后政府只能动员他们回到农村去。后来在文革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背后的原因就是这个时期的城镇化速度太快，没有办法维持。现在仍有很多违背市场规律的盲目城镇化。我认为在城镇化的问题上应该是应该以市场为主体。政府当然应该有所作为，起到引导作用，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要做好规划，提供公共服务、环境保护、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等。
第五，城市集群应从分散外延型转向集中集约型。我认为应该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模式：一方面发展城市群，另一方面要在城市群中间发展中小城市。我国城市体系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小城市太少，导致了严重的大城市病。我国2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只有4个，20万到50万人口的只有47个。本来城市分布应该是正金字塔，但我们国家却不是这样的。背后的原因是，1997年以后我国停止了县改市。这导致从2000年到2010年，小城市从350个减少到250个，不仅没有发展，而且还在绝对的减少。最近，发改委在温州龙岗展开特大镇改市的会议，会上我提出应该把特大镇有序地改为小城市，配备城市的管理者，并对其进行正名，使得小城市重新发展起来。
最后，从滞后型的城镇化转向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同时要大力发展智慧城市，推动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度融合，以智慧城市来治愈大城市病。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 公众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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