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尔茨(Schul tz)指出,农业发展过程中存在两个阶段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粮食问题(fo od pro blem)和发达国家的农业调整问题(farmpro blem)。速水和神门(Hay ami and Godo) 又在两者之间加入了一个新问题——中等收入国家农民的贫困问题(poverty problem)。在发展中国家,如同现在非洲的情况,随着经济的起飞和收入的扩张,非农部门对粮食的需求急剧增加。但是,由于粮食产量低下、人口增长, 发展中国家的粮食总是不足以满足人民的需求因而可能导致高昂的粮食价格并阻碍其他产业的发展, 这就是粮食问题。幸运的是,通过保持粮食产量的持续增长,控制人口增长, 中国还是成功地解决了粮食问题, 而中国现在面临的则是农民的贫困问题。正如速水和神门所言,由于经济发展后,农民因为土地资源的制约,其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必然逐步扩大。在过去的30年,中国农民的收入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绝大部分贫困农民的生活得以改善,具体表现为农村贫困率的急剧下降。由于数据的限制,这里仅给出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收入和贫困状况的变化。农民的名义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57元增加到2003年的2622.20元,25年间提高了近20倍。即使考虑到通胀因素,纯收入也增加了6倍之多。同时,贫困人口和贫困率从1978 年的2.5亿人(占总人口的30.7%)降至2003年的2900万人(占总人口的3.1%)。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中国的贫困人口数字,更改变了世界范围内的贫困人口版图。[ 3]在过去的30年,中国是如何做到持续提高农业产量、增加农民收入的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吸取哪些经验教训?在查阅诸多国际文献的基础上,笔者试图对这3个问题作出回答。更重要的是, 希望这些讨论能对中国和其他低收入国家正在进行的农业变革以及贫困人口的减少带来一些启示。
二、中国农业增长的源泉
大多数经济学者把中国农业的发展归因于投入增加、技术进步和体制改革。下面, 笔者将对这些结论逐一进行讨论。
(一)实物投入
一般情况下, 土地、劳动力、资本和肥料被认为是农业的主要投入。中国的农业也不例外,很多关于中国农业发展的文献验证了上述投入要素的作用。虽然这些研究存在一定差异,但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共性的结论:由于土地在中国属于相对稀缺的资源, 因而土地的生产弹性普遍高于其他投入。相对于土地投入来说,其产出显得非常敏感。期中国农业发展的来源进行分解, 从中可以发现,对于中国农业的发展来说,肥料在实物投入中的贡献最大。根据樊等人的研究, 从1965 年到1993 年, 中国农业增长的21.7 %来源于肥料的投入,电力的投入对粮食产量增长的贡献为12.9 %,而土地和劳动力的贡献很少。对于中国而言,扩大耕地面积在实践中是不可能的,且由于土地荒漠化和城市化的影响,耕地面积更是在不断缩小。中国70 %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而基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农村劳动力的边际农业产出接近于零。肥料对于绿色革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现代品种的水稻和小麦有秸秆矮小、叶片细小特点。矮胖茎可以支撑较高的产量,而叶片细小能保证更好地接受太阳光照。这样就为大量的肥料投入带来高产量提供了保证。统计表明,1950—2002年,中国粮食产量和化学肥料投入的变化趋势是相同的。①比较中国和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的氮肥使用情况, 可以发现中国已经成为在农业中使用化肥最密集的国家之一,其每公顷的化肥使用量要比非洲国家高出10倍。②随着肥料使用量的增加,中国农业的产量显示出边际收益递减的特点。统计表明,在2000年前后,虽然化学肥料的使用量持续增长,但粮食产量开始停滞不前。樊等人指出,1965—1985年,肥料的产出弹性是0.43;而陈(Chen)等人发现, 该数值在1995—1999年在全国范围内降至0.22一般而言,灌溉地粮食产量要大于旱地产量,所以灌溉对中国农业的增长也至关重要。樊等人发现,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灌溉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约为9%,而在1978年之后则几乎为0。1950年以后的统计表明,灌溉面积的扩张和中国粮食单产量的变化是趋同的。在计划经济期间,中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资源来建设农业灌溉系统,即使在1978 年之后,这个系统仍为中国农业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 随着水资源的稀缺, 中国不得不停止灌溉土地面积的扩张
(二)技术
许(Xu) 指出, 1979 —1996 年, 中国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加了47%,而大多数的技术创新发生在1987 年以后。其中有两个重大的变革:杂交种子的利用和复种体制的改变。黄(Huang)等人发现在1975 —1990年,所有导致水稻产量增加的因素中,技术变革占60%,这其中杂交种子的利用占49 %,而复种体制的改变占11 %。和许的研究类似,黄等人还发现大多数技术变革发生在1985 年以后。毛(Mao)等人的研究也显示,1984—1993年,技术创新对于中国的大部分省份来说都是农业增长的最关键要素。而金(Jin)等人的研究也给出了相同的结论。根据浙江省1986 —2000 年的数据,布鲁莫(Bruemmer)等人发现,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主要发生在1990 年以前, 而在这一时期,技术效率提高得非常快,而资源配置效率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而在这之后, 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都变得有些停滞不前了。林指出, 像中国F1号杂交水稻这类的技术创新和推广正是由于市场需求所致。研究和教育是技术变革的发动机。樊等人发现,在1965—1993年,农业增长的19.5 %来源于科学研究。1978年的改革开放, 特别是1990年之后,为了养活日益增长的庞大人口,中国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生物技术的研究以提高粮食产量。一份对中国生物学家的调查表明,中国逐渐成为除北美国家之外拥有最高生物技术研究能力的国家.林也研究了复种体制的改变对中国农业的贡献。他发现,在1978—1984年,多熟作物的传播在中国农业增长的贡献中占1.94 %, 而这一数字在1984—1987年为20.9 %。林的研究指出,耕种体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1984 年以后。
(三)制度
制度的变革与中国农业的增长密切相关。林在一系列的研究中认为, 由于农民易于懈怠和监督成本的高昂, 计划经济中的人民公社是没有效率的。林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1979—1984 年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为46.89 %。与林一样,樊等人的研究表明,1978—1984年,中国农业增长中的38.6 %来源于体制改革, 而这一数值在1985—1993年变成了42.1%。这意味着对于农业增长来说,1985—1993年的体制改革比1978 —1984 年的贡献更大。改革计划经济中的人民公社形式是一项系统的工作。20世纪50年代,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中国推行了大力发展重工业的政策, 同时抑制粮食价格以便从农业部门榨取资本积累。为了使该政策得以实施, 中国发展了一种合作性耕作形式——人民公社制度。从计划经济中的人民公社制度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只是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一个侧面。正如我们所知,改革真正的重点是价格政策。如果忽略价格政策的变化,可能会在研究中国的体制改革中得到一些矛盾的结果。
三、农业发展:价格与效率变化
(一)价格
正如舒尔茨(Schultz)所指出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总是存在粮食问题。粮食短缺通常会带来粮食价格的升高,这会压迫工资上涨,继而会损害工业化政策。在1980年以前,许多发展中国家抑制它们的粮食价格以榨取农业部门的剩余获得资本积累,使得能以低廉的价格向非农业部门提供粮食;同时以农产品出口来增加政府收入。为了保护本国工业和纠正国际收支失衡现象, 政府通常会高估本国货币。在这样的体制下,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价格总是相对低于工业产品的价格。根据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在计划经济时期,在政府的价格政策下投入品价格(如肥料等)相对粮食产出价格较高,导致农民对化肥等要素投入的数量很低,从而使粮食产量很低。由于农业产量低下和累积的经济失衡, 该政策于20世纪70年代末被放弃。在20 世纪80 年代以后, 许多发展中国家改变了它们的价格政策,并开始像中国一样放开了粮食价格。部分国家甚至对化肥等产品的投入给予补贴,以求让投入品价格低于均衡水平。因此,价格政策的改革使得粮食价格相对高于投入要素价格, 农民开始增加化肥等要素的投入。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提高粮食的购买价格, 并补贴诸如肥料等的农业投入。统计表明,在1978—1984年,中国的粮食收购价格增长非常迅速,同时农业投入的价格变化则不太明显。因此,在1978—1984年,工农业价格剪刀差(即投入价格指数与粮食价格指数之比)下降的速度非常之快。从这个角度出发, 我们可以认为,在1978—1984年,中国农业的飞速增长来源于价格政策的改革,特别是纠正了工农业价格剪刀差。正如林所提到的, 价格改革对于1978 年以后中国农业的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价格的变化导致了农业资本积累的变化,所以在计量分析中,变量是存在自相关的,生产函数也应该是动态的, 而现有的分析并没有对这一点作出说明。所以考虑到价格政策的变化因素和生产函数的动态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于中国农业增长的贡献可能要小于林的结论。
(二)效率与人力资本
拜耶理(Byerlee)、渡边(Watanabe)、速水(Hayami)等人指出,人力资本对于后绿色革命的农业发展是相当重要的。绿色革命使得农业生产系统比传统的农业系统更为复杂。如化肥、农药的使用, 灌溉的管理等,农民需要更多的知识来管理农业生产。耶理认为,在绿色革命之后,由于农民人力资本不同,南亚的生产效率不平衡开始增加,这同样也发生在中国。许(Xu)等人发现,1985—1986 年, 江苏省常规水稻生产的技术效率、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效率分别为0.94 , 0.88 和0.83 ,而杂交水稻的这些数值则分别为0.85,0.72和0.61。常规水稻的技术效率、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效率均高于杂交水稻。樊通过对1993 年江苏省超过900名农民的数70据进行研究之后发现, 农民的技术效率、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效率分别为0.81, 0.71 和0.57 。通过与历史数据进行对比, 樊认为, 在1980 —1993 年,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还是有所提高的。同样,布鲁莫(Bruemmer)等人在浙江省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1992 年以前, 该省的技术效率低于0.4 , 而之后则高于0.7。樊还使用省级数据计算了1965 —1985 年的技术效率, 发现该数值从1965 年的0.646 提高到了1985年的.843。刘(Liu)等人研究了1990 年四川省和江苏省7 000余名农民的调查数据, 发现当时四川省和江苏省的技术效率分别为55 %和77 ,而教育水平变量对两省技术效率差异的解释在统计上是显著的。王(Wang)等人也指出,1991 年农民的平均利润效率只有0.62,教育、家庭规模和人均纯收入对于利润效率的解释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并与其呈现正相关。陈(Chen)等人则使用家庭数据计算了不同区域的技术效率。他们发现, 中国北部、东北部、东部和西南地区的技术效率分别是0.80 , 0.85 ,0.73 和0.69。而年龄则是影响技术效率的重要因素。结合上述研究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1)由于生产管理的逐渐复杂化, 杂交作物的技术效率往往低于常规作物。(2)1990 年以前, 中国农业的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在不断提高, 而之后则停滞不前。(3) 中国农业生产的地域差异带来的技术效率差距非常大, 通常西部地区的技术效率要低于东部地区。(4)对于提高中国的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来说, 人力资源是至关重要的。
(三)人口变化与人力资本积累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消灭了大量传染病如疟疾等,这显著降低了人口死亡率,并提高了中国人民的预期寿命,为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还成功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国家的人口出生率明显下降。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提高了社会劳动力的比率。布隆(Bloom)等人将东亚的经济奇迹归功于人口的变化。蔡(Cai)、王(Wang)等人认为,中国人口的改变为包括中国农业在内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即产生了所谓的“人口红利”。贝克(Becker)等人指出,儿童的数量和个人质量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可能使得家长们更多地投资于儿童的人力资本以提高儿童的个人质量。一些研究表明,“计划生育”政策确实增加了家长对儿童人力资本的投资。于(Yu)等人还发现,由于人力资本与未来的高收入预期密切相关, 生活在中国农村的农民甚至愿意降低他们的粮食质量以投资于人力资本。统计数据表明, 农民的文盲率从1985年的27.9%骤降至2003 年的7.4%,同时期的平均教育年限也从5.6 年上升至7.8年。和樊、布鲁莫等人的研究也是吻合的,教育水平的提高必然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
四、贫困与环境
(一)贫苦与农民收入增长
按照速水和神门的分析, 随着中国成功解决了粮食问题之后, 现在面临的则是贫穷问题。中国的现状是, 农民的收入增长滞后于非农业人口收入的增长, 而农民相对更为贫困。这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情况是一致的。虽然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农民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提升, 但增长率还是低于城市居民。统计表明, 自1984 年以来,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大大增加。现在城市居民的纯收入比农民的纯收入高出3.20倍,而这个数字在1984 年则是2.57倍。同时,农民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农村住户调查统计显示, 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1上升到2003 年的0.37 。速水和神门发现,以日本为例, 寻求农业外就业是非常有效的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法,这会缩小农民与非农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1955 年, 农民收入的72 %来自于农业, 而他们的全部收入只相当于城市居民收入的77 %。到了1998 年, 这些数字则分别变为14 %和105 %。在日本,农民比城市居民的收入要高, 而其中的86 %来自于非农业部分。[ 3]类似的趋势在中国也存在,农业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从1983 年的68 %下降到2003 年的46 %,来自于农业部分的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份额已经大大减少。就像从农村向城市的移民一样,资源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转移对于农民收入的增加是相当重要的。曾(Zeng)认为,乡镇企业就是一个资本和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成功案例,乡镇企业对于增加农民收入来说意义重大。对于在农业外就业,人力资本再次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杨(Yang)以四川省的调查数据进行研究, 他发现,高学历水平的人更愿意到距离更远的大城市就业,以获得更高的收入。那些中等教育水平的人往往倾向于在当地的非农业部门工作并获得中等收入。低等教育水平的人则通常在农业部门工作,而他们的收入也最低。赵(Zhao)、舒尔茨(Schultz)的研究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
(二)环境污染和农业中国的水污染非常严重, 有大约75 %的湖泊被污染。特别是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 中国开始密集使用肥料以提高农业产量,主要湖泊的氮、磷富营养化问题急剧恶化。因为作物对化肥吸收能力的边际递减, 大量的化肥都流入了河流和湖泊。过于密集使用肥料的另一个负面影响是,它可能损害土壤的肥力并使土地盐碱化。化肥的分解物, 如氨气(N H3 )和氮氧化物(NOx) 等对地球的温暖化产生影响。同时, 由于中国土地的边际收益非常大, 农民往往无法抗拒开发新耕地的诱惑而破坏森林和草原, 它导致许多山区的洪水和干旱。这样, 反过来, 土地的盐碱化和森林的破坏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土地流失,并伤害到农业本身。中国试图纠正这种消极趋势并在1999 年开始了退耕还林计划。然而, 由于粮食安全的阴影,化肥的使用还在不断地增加, 虽然它的边际效应已经很低了。
五、中国农业的未来
通过以上关于近30 年中国农业发展过程的讨论, 我们可以发现, 30 年来中国农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对于现代农业来说, 化肥的使用是非常重要的。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对肥料实行补贴, 以刺激农民使用更多的肥料来增加产量。但这种影响正在逐渐减少, 同时政府也应该设法减少由于大量施用化肥所带来的环境面源污染和土地盐碱化。
2.人力资本对于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非常关键。为适应新技术的出现, 提高中国农民的教育水平是至关重要的。3.鉴于土地资源十分有限, 仅靠农业不能解决中国农民的贫穷问题, 所以, 农民由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和寻求农业外就业机会对农民的增收来说非常重要。在这一迁移过程中, 人力资本扮演着重要的角色。4.人口红利为中国农业的增长贡献良多, 然而,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 这个贡献在不断减少, 甚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变成负面的。为了发展一个可持续的有活力的农村环境, 现在有必要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重新思考。
作者简介：于晓华, 男, 江苏南通人,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和人口学博士, 德国哥廷根大学副教授;赵国庆, 男, 北京市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 年第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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