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当代乡村建设实践为例
日益“时尚化”的生态议题绝不是少数人制造出来的末日预言，它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普遍现实，也作为当代乡村建设相比历史实践所新增的内容与角度。对于国家来说，它意味着能源紧张、环境污染、物种急剧减少；对于农民来说，它意味着自己及后代是否有田可种（土地板结），是否有水可浇（水位下降并污染），是否还能种的起地（种子、农资、灌溉成本增加）等问题。而对于城市消费者来说，它意味着是否还有可能让自己和家人吃到真正健康的安全食品。
正如汪晖（2008）所指：“生态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态问题，而是整个发展模式的问题”。其表现出的问题和危机与现代化依靠转嫁“成本”才得以实现的普遍逻辑与整体困境有着内在相关。因此，生态可持续既是当代乡村建设新的工作内容与面向，更是乡村建设结合其它工作进行深入思考的重要角度。所以，乡村建设必须讨论生态与可持续议题，但需要结合以更广阔的视野。下文将结合笔者所参与的实际案例展开分析。
1、毛驴、牛及其它
2005年春天，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内部有一场非常激烈的争论，前后讨论半个多月，为是否要养一头毛驴。
支持者认为：牲畜曾经在乡村扮演着重要角色，农耕的历史其实也是畜耕的历史。由于石油农业与化学农业的到来，那些世代和农夫一起耕耘了几千年的牲口从土地里“解脱”了出来，农业也似乎获得前所未有的大丰收。
但短短的几十年，各种蓄力牲畜（牛、毛驴、骡子等）迅速地从田野里消失，特别是在已经高度机械化的华北平原。与之相伴，在农村掌握驾御牲畜技术的农夫也日益减少。既然乡建学院需要发展生态农业，畜力的使用与相关反思自然是很重要的方面，它既可为学院翻耕农地提供不依赖石油的持续动力，也不会有其它污染。又因乡建学院是公众教育平台，一头活驴可成为当前能源与生态危机下思考另类出路的好教材，也是探索实践“生态技术”与思考“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反对者认为：养驴是一种倒退，石油怎么会没有呢？农民都已经不养驴了，我们这些刚刚下乡的“秀才” 是不是太“浪漫”了？想开时代倒车？如果真的想演示毛驴在传统农耕中的角色与作用，拍成照片或录像即可。而且养驴成本很高，如此是否过于极端，把可持续理念僵化……，它也一定会遭受外界的普遍攻击，况且略有耳闻的村民已经在暗暗嘲笑我们“傻、落后，不求上进”了。
双方争持不下，更多村民得知后，意料之中地表示了非常强烈的不解与反对。最后，不得已之下由温铁军院长的妻子个人出钱认养，并对其拥有“教授”的命名权，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
从此以后，这头颇具争议的毛驴“教授”一方面勤勤恳恳地为清理校园搬砖拉瓦，在拖拉机进不去的地方翻耕土地，更显优势的实践着生态农业所倡导的多样化种植。另一方面，也继续成为一个饱受议论的“活教材”，很多在都市中呆腻了的参观者，或新奇或嘲讽的观看并评说着，连同那些召回毛驴的青年志愿者们。
2010年的又一个春天，我们把这头饱受争议的“毛驴教授”迎接到受其启发并以之为名而办起的小毛驴市民农园。但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经告别畜力的北京郊区农场里，这头毛驴更加寂寞甚至生存艰难——既因周围很难找到同类伙伴，它的大小疾病更难获得应有的治疗。
有过较多接触的小毛驴市民农园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都对“毛驴教授”的困境与难处有所认识，而类似尴尬还发生在同样有着悠久农耕文明的邻国印度，从“圣牛”到“疯牛”的例子揭示了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的普遍宿命。
牛，在印度被认为是圣牛，是印度文化的象征，并且还有宗教的情感在里面。“印度牛不需要与人争夺食物，而且还提供有机肥，印度村庄所需能量的三分之二来自8000万头牛的牛粪燃料。然而，这个以对牛的全面利用为基础的可持续生态系统，却在效率和发展的名义下解体”（范达娜·席瓦，2006:75）。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包括肯德基在内的跨国公司在长期以素食为主要饮食习惯的印度进行了各种宣传 ——肉食营养好，更容易让人聪明，虽然深受疯牛病冲击的欧洲已经大大减少了肉类的使用。于是印度人的饮食习惯也逐渐发生变化，增长的需求相应被创造出来，越来越多的资源和土地被用来种植饲料，越来越多的“圣牛”被送进了屠宰场，而原来提供“畜力、有机肥、燃料”等多功能的“圣牛”被简化为牛奶或牛肉生产工具。同时由于这些利用功能单一，以及由分散到规模化的养殖方式转变，也使牛的种类和相关就业机会明显减少。类似变化在范达娜·席瓦（2006:94）看来：“正使隐喻着生态文明的印度‘圣牛’变成了隐喻着工业文明的‘疯牛’”。
毛驴和牛不仅作为物质性的存在，其作为自给自足传统农耕文明的一个缩影，同样还以特定的位置处于一整套“正向运动”参照下的“意义系统”中：慢（低效率）、麻烦（日常需看护）、风险（生病或死亡）、低技术含量、不卫生、落后……。总之，不符合现代农业的产业化与规模化方向，但它们无疑都只是相对于工业文明与现代社会之坐标，如果转化为以农业文明或生态文明为坐标，很多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除“生产/生活/生态”不应割裂对待外，象征“落后”的毛驴和牛实际也是可持续和生态循环的象征，其带出了传统农业的重要原理——善于巧妙安排和利用不同生物的共生互养关系。而从物质再生产过程看，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主要使用人畜力、比较简陋的农具和农家肥，属内循环。后者大量使用机械、电力、化肥、农药，属外循环 。“正是这种外部投入，现代农业才可能大幅度提高产量和劳动生产率，但由此导致其自我稳定功能大大降低，在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都丧失了可持续能力”（鲁静芳、左停、苟天来，2008：17－19）。中国科学院石元春院士也因此指出（2006）：“现代农业更加开放，开始进入了一个更大的循环系统，但其带来的结果是：高投入、高产出、高成本和高资源环境代价”。
无论是中国的毛驴还是印度的“圣牛”，自然都不是孤立性的存在，它们背后是一整套的做法、文化与价值。当我们屏蔽了所有的这些，在承载它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基础与认识坐标不复存在的条件下，抽象意义上的毛驴和牛——除食用价值外，就像动物园里的其它动物一样，只具备有物种或某些怀旧价值，当再度被强行拉入我们的眼前，自然显示出浑身上下的不协调。
与拖拉机取代耕畜同时出现的，还有化肥、良种、农药、除草剂、大规模单一种植等，它们都被归类于一个很好听的变革——“绿色革命”。然而“绿色革命”其实并不绿，也没有真正解决粮食生产问题 ，其高产的定义仅基于狭隘的效益观与严格的排他性。全面采用依赖石油的“绿色革命”不仅直接参与着全球气候的变化，它更以胜利者的姿态与优越感，深刻的摧毁着大部分农业人口相对“低碳”的传统生活方式，并实际联系着十分重要的经济利益与“冷战”政治脉络（J．托德，1983：106；乐钢，2000：228-229；马格林，2001：280；徐国伟，2003:34-39；范达娜·席瓦，2006:9；阿图罗·埃斯科瓦尔，2011：184-185）。
正是在“丰收”的名义下，始终由发达国家操控着的“绿色革命”一方面在那些渴盼着与世界接轨的广大前殖民地或发展中国家所向披靡，并深刻的影响着这些国家的种植结构与耕种模式——“绿色革命”影响下使用农药化肥正成为当下农民理所当然的新常识。让农民重新相信不用农药化肥也可以种出东西，已经日益困难。另一方面，数十年来与“绿色革命”所衍生相关投入品和产出品的加工、贸易、技术、宣传媒介等产业资本已经在这种生产方式之中形成了复杂的利益关系，不可避免地对其后的发展与制度变迁形成一定的路径依赖，各种利益集团及其代表都不大可能为生态文明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让出眼前利益（温铁军，董筱丹，石嫣，2010）。
所以，只有将毛驴和牛置于历史性脉络与结合起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整体性视野下，才能准确的加以理解。与其说仅是毛驴和牛们的尴尬，不如说是我们自己的实际处境，更是当代社会文化脉络下恢复传统农耕及尝试更为根本的去思考与乡建实践所面对的深层困境。
2、农民的选择？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农民的选择却不断减少。但越来越多人仍然坚持认为“绿色革命”与化学农业的“胜利”是农民自己的意愿和选择，正是他们“用脚投票”的结果。否则，当初毛驴之争中，为何是与毛驴最有感情的农民会成为最大的反对力量？
然而这种农民“自动”淘汰毛驴的说法首先抽离了中国上世纪50年代国家工业化这一重要的历史背景，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限制下，让小农放弃灵活的牲畜而自动选择农机无疑非常困难，但因朝鲜战争与“国防需要”，在接手苏联援助全套重工业生产线的特殊条件下，利用农业合作化自上而下进行农机化推广，本身就和统购统销及人民合作社体制一样，都是特殊时期的“国家战略需要” 。同时，人民公社这一特殊体制依靠组织的力量，也代为承担了新技术推广应用中的较大风险，改变了传统小农面对新技术时的谨慎与保守 ，使得“许多新的农业技术通过人民公社的一次次会议引进了自然村落”（张乐天，2005：232）。
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举办的农业交流会上，全国各地的老农回忆了农药、化肥的推广过程：最初老百姓是排斥这些东西的，它们刺鼻的气味使农民觉得这些是对生命有害（后来事实证明正是如此），然而政府强行把这些东西“扔”到农民的土地上，因为只有这些代表着“进步”与农业“现代化”。在当前的新条件下，虽然很多农民也意识到农药化肥本身的问题，但农民依然选择它们，因为他们有着更精确的计算：如果减少化学投入，则不仅需花费更多时间和劳力，而且还需更多的现金成本 ，在当前更大外部环境与参照坐标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实践有机农耕反而对农民来说意味着高风险 、低回报和低竞争力 。
这种整体的悖论性困境 ，不仅存在于中国。在印度学者帕沙·查特吉（2007：196）看来：“过去三十年中，随着国家作用的深化，全球范围内后殖民国家中政府技术的不断传播意味着政府对于农业群体而言不再是一个外部的个体。负责教育、健康服务、食品、道路、水电、农业技术、紧急救援和其他各种福利服务的政府机构已经深入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是，它不是一般的渗透，其更结合着价值、观点等文化要素而表现出某种强势的霸权性（Hegemony）力量。正如研究者所指，石油农业的主导性力量体现在——“虽然全球范围内绝对意义上的机械化、石油化和化学化农业可能只有3%，但这种数量上的少数却可以成为全球范式，成为包括中国在内诸多后发国家模仿的对象 ”（周立，2010：25）。因此，农业改革并不是出于农业自身的意愿，对于现代农业技术革命的需求，而更多是出自资本的需求，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现代农业的秘密就是用资本取代土地和劳动力”（吕新雨，2008：127）。
面对生产要素市场化、人才城市化和资本全球化的多重压力，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体前途不明（何慧丽、古学斌等，2009：5）。我们自然不应“归罪”于中国农民采取不适当的农业生产方式，而更需体认“两害相交取其轻”下农民的无奈 。况且这些选择显然不发生于孤立状态下，它们多重受制于主流的文化、社会与经济结构。
首先，在全面都市化浪潮影响与参照下，农耕渐渐剥离了原来丰富存在的生活方式功能与意涵 ，而窄化为纯粹的物质生产。在这样的脉络与背景下，农村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分裂——它为我们提供基本的食物来源，但城市才能满足我们“欲望化”的需要；它可能是我们生产的地方，但却不是我们期待着的生活乐土；它是将来不再年轻力壮者和竞争失败者们不得不回来的归宿，但城市才是他们年轻时的向往；它可能是我们的“童年”和“老年” ，但城市才是我们的“青年”。总之，曾经高度统一的生产和生活、生产和消费都不同程度地分离并分裂着。“身土不二” 似乎成为高速发展进程中不乏浪漫但却略显奢侈和无实际可能的生活状态 。这些都不同程度的导致农民的整体性认同危机，由之引起他们对于自己传统技能和乡村文化信心上的丧失，对于乡村前途的迷惘与失落都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传统生态技术作为某种意义上的“技艺”，其存在于各种关系网络中，同时嵌入在广泛的社群、宗教与知识论的领域和语境中（马格林，2001：308；丹尼尔·A·科尔曼，2006：20-21）。但伴随着农业商业化的出现，由于失去了与社区和熟悉语境的整体性关联，农民所知变的越来越零碎，“农民的知识被吸纳到一个更强大、更理性化的话语里，受到关于新技术和新目标的资讯和规劝之框限”，同时被编入一张由狭义的技术性资讯所织成的天衣无缝大网，当中农民“已知的”、“不太清楚”和“不懂得”的界限越益模糊。“乡土社群自身的知识论结构因此而被视为落伍，这与分割了的技术和环境，以及社会和经济分层的知识刚好相符，它强化了乡村地区的不平等和支配性的结构”（阿柏杜雷，2001：209、215-216、234）。
由此可见，借农民选择之名进一步边缘农民，并将复杂脉络简化和单一化，既造成身处现代化进程的农民们从“被代言”到“失语”这一基本现实，更使得乡村建设这样尝试在主流中突围的“另类”实践空间有限。
3、生态建筑的“力”与“困”
自2004年始，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一直在尝试大众的、从生产领域开始的、农民可以参与的生态实践，也可说是一种从源头开始的可持续生产与生活。在台湾建筑师谢英俊 的推动下，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2005年成立了生态建筑工作室。所试验推广的乡村生态建筑正是基于农民广泛的基本需求与可持续发展这一基本原则。一方面，因地制宜的使用可回收再利用或农民可自己生产或就地取材 的建筑材料，如木、草、土，减少建筑垃圾及加工、运输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同时因这些材料（木、草等）使用之前都需生长，其过程本身就因吸收二氧化碳而对环境有利。另一方面，发挥这些天然建筑材料的优势，结合各地传统智慧与现代建筑科学，真正盖出居住舒适的房子，比如采用保温的草土墙体、高效节能炕等。在这一过程中，还将建筑知识平民化、使用简单工具与技术，以便于普通农民的学习和掌握，以此形成在地化的自主营建体系，使之成为当地社区生态建筑的建造者和推广者。立足这些基础，进一步发育出“在地”能够独立发展与自我服务的合作组织，有效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参与协作?
除便宜外，房子的结构功能还需能够满足村民的生活生产需求。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农村所能找到的一切资源都可能用来建造房子。谢英俊曾说道：“没木头，用石头；没石头，用泥土；没泥土，那就竹子；竹子也没，秸秆你总有吧”（转引自王雯婷，2012）。这是生态建筑的材料观。其所经常采用的另一类“轻钢”材料抗震性好，但造价高昂。谢英俊通过10年试验简化了该结构，使其变得可预置、开放性、组装简易、空间灵活，所有衔接处均采用螺栓固定，让村民不请专业施工队也能够把房子盖起。正是完全不设门槛的建房技术，材料充分本地化后可降低的成本支出，让生态建筑与其他农房相比具有独特的优势 。
但其推广却在现实中“遭遇”到许多阻力与困难，笔者认为首先是来自于以现代都市美学为导向的特定“意义系统”。面对已经被强势传媒和房地产广告深刻影响过的村民，无论是河北定州翟城村还是河南兰考贺村，生态建筑都不同程度面对着理念与文化层面上的挑战。一篇题为《兰考合作建设生态房的理想与现实》的通讯，生动记录了当地农民对待生态房的两极化态度：“有人觉得加入合作社协助盖房的方法不错，有人觉得问题多多——已经参与盖房刘建忠妻子门凤枝指着对门邻居家贴着花花绿绿瓷砖的小楼一脸的羡慕，盖个房子不就是图气魄漂亮吗？这房子像个啥？将来娃子相媳妇都难” 。这个理由和河北定州翟城村某户准备推广的村民如出一辙，虽然她担心因此娶不上媳妇的儿子当时还只在上小学。原因为何？她们同样都认为这个房子用的材料太“土”，虽然她也承认土墙冬暖夏凉。可见“土”的担心不是来自实用角度，也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在现代和城市双重坐标参照下，大众传媒参与重构后反观的产物。
除此以外，生态建筑工作室于2004年暑期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修建的尿粪分离式生态厕所在推广中同样遭遇“责难”。之所以选择厕所作为乡村生态建筑的切入点，因为它是一个十分关键但却常被忽略的世界性议题 ——农村中的人畜粪便本是生态农业中的重要肥料，但当前我国肥料投入中只有约35%来自有机肥（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生态农业工作室，2009：25）。即使我们无需将其转化为肥料，只要未进行一定处理，这些人畜粪便不仅会造成农村居住环境的脏、乱、差，并已日益成为病菌传播、影响农村生活质量的重要原因 。但我们是否有条件在农村地区全面推广“卫生的”抽水马桶呢？且不说它将损失大量有机肥料，仅使用大量水 这一高耗能处理前提就让很多缺水的农村地区没有推广的任何可能性。
正是基于这一两难困境，乡建学院修建了尿粪分离式生态厕所并进行了推广。该厕所严格实行尿粪分离，既确保粪便干燥而减少臭味，加草木灰等无害化处理后可直接还田，节水与改进卫生条件两不误。厕所建设则充分利用本地可回收的生态建筑材料（草、土、柳条），相比砖及水泥的制造过程所要消耗能源并释放大量二氧化碳来说，这些来自本土的天然材料在生产过程中能够固定二氧化碳 。通过“减量化——只处理必须处理的粪便；无害化——处理掉污染环境与危害人体健康的有害病菌；资源化——自然能源与粪肥的循环应用，减少化肥的施用量；节水——少用或几乎不用水（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生态农业工作室，2009：29）”，小小一个生态厕所，多角度的体现了生态可持续理念。
然而很多人却认为这样的工作无足轻重，甚至有长期参与社会运动的朋友在网上称这一举动是对翟城的“文化侵略”，其他响应者干脆建议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更名为“晏阳初乡村厕所学院”（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生态农业工作室，2009：57）。
这种不屑与污名化所体现的日常生活盲点，恰好说明主流社会的影响已不受觉察的渗透进以“反主流”为目标和旨趣的主流社会运动中：既因其在物质层面上不带任何反思的接受“马桶”这一包含着复杂文化经济生态脉络的“产品”，更由于其准备通过“反抗”所努力争取美好生活的主流“想象”——只是以都市化和西方化为参照并以中产阶级趣味为导向，而马桶“崇拜”背后对现代“洁净”观念的不言自明则是其合理延伸。正是这种看似“就厕所论厕所”的“去脉络”处理和来自主流文化的定见，遮蔽了乡土社会及各种来自生态等限制的因素，强化了我们对“三农”的“偏见”，进一步影响了农民对“好生活”的标准与定义。
除以上来自一般公众文化观念的“偏见/定见”外，这些“另类”实践还直接“遭遇”着更多利益上的挑战与政治经济因素的其它影响。比如强调农民在建材、技术开发等方面需“自主、独立”的生态建筑一开始就面对来自各利益相关方或大或小的阻力，其中包括：建筑材料供应商、“城市中心”的建筑知识生产者、追求“样板化/小区化”农村建筑规划部门……，迫使生态建筑最后在河北终止 的主要原因则是其被指认为“非法建筑”的“审批权”与“专业资质” 。专业主义下的类似门槛作为一种商品化及“去社区信任”产物，符合已有的固化利益结构，排斥着成为潜在技术开发者与改进者（土发明，工匠）的可能存在，维护和继续着技术的日益垄断与神秘化，更压缩了“另类”与弱势群体进行创造性实践的有限空间。
4、小结
通过以当代中国乡村建设实践为案例所进行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分析，笔者认为：面对当代社会，“生态/可持续”一方面作为乡村建设的主要工作内容、重要特征与全新视角，内在体现着乡村建设的基本思想与原则。另一方面，生态问题不仅是生态自身的问题，我们既不可在不处理整体脉络情况下抽象的谈生态或可持续，也不可能仅在技术层面上孤立的进行相关实践。
乡村建设推动的生态实践绝不仅是拘于“二元对立”陷阱下的简单回归，而是批判中的新建构。乡村建设在进行与生态相关实践中所出现的困境，也需回到具体而又复杂的历史脉络中，重新连接文化、政治、经济等纬度，在社区与共同价值日趋瓦解的今天，重建可体现乡村及广大民众脉络之“生态/可持续”的在地化载体、条件与主体性。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潘家恩：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硕士生导师；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博士；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特邀研究员、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特邀研究员；重庆市梁漱溟研究会常务理事。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乡村建设研究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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