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祥:实现乡村产业兴旺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的若干重大关系

[ 作者:李国祥  文章来源:中国乡村发现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8-03-19  录入:王惠敏 ]

一、引言

产业兴旺是振兴乡村的首要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产业兴旺是其中第一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解放乡村生产力,大力发展乡村生产力。产业是乡村最重要的经济基础,直接关系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关系农村劳动力就地就业。如果没有产业兴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无从谈起。

产业兴旺是新时代乡村产业更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农办主任韩俊认为,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在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设定乡村经济发展主要目标是“生产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时明确设定“产业兴旺”新目标,这是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到新阶段中央提出的更高要求。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要优先制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7年12月18日至20日召开的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科学制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实际上,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都在抓紧制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通过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中央将出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行动方案和政策措施,地方将推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方案和举措。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产业兴旺,必须要回答:怎样才能称得上乡村产业兴旺?乡村产业的现状和问题是什么?如何才能实现乡村产业兴旺?产业兴旺的前景是什么?尽管有党的十九大报告权威解读提及产业兴旺的内涵,如韩长赋认为产业兴旺就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形成,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活力旺盛,但目前这些回答总体上仍然比较笼统,是粗线条的。当然,随着对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的不断深入,人们对乡村产业兴旺的认识一定会进一步提高,理解更加精确,从而对乡村产业发展和兴旺实践发挥指导作用。深入探讨与乡村产业兴旺相关的重要关系,是深化产业兴旺认识的有效途径之一,这不仅有助于科学制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而且有助于为确保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断取得成效和减少偏差或者避免偏差提供思想基礎和理论武装。

探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中与产业兴旺相关的重要关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将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产业兴旺与经济增长、城镇化、农产品供给保障和农民增收、农业现代化以及农村全面深化改革等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试图探讨产业兴旺的一些具体内涵和意义。

二、乡村产业兴旺与国民经济的关系

长期以来,一般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乡村产业与国民经济之间是什么关系?科学定位乡村产业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界定乡村产业兴旺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主要功能,有助于明确乡村产业发展的方向,从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乡村产业的积极作用。

把乡村产业兴旺放在我国经济社会全局和国民经济整体中来把握,不难看出产业兴旺是我国现代化的重要有机构成。党的十九大报告是新时代我党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全党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全篇内容来看,乡村振兴战略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第四部分,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提出的,意味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历史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部署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五部分,即“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经济体系”中进行阐述的,意味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领导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无疑,乡村产业是实体经济,要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协同发展,并构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作为实体经济的一部分,实现乡村产业兴旺需要对我国乡村产业经济的现状有所认识。但是,目前如何评估我国乡村产业经济现状仍然非常困难。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没有乡村产业方面的直接统计数据,很难直接测算出乡村产业的经济规模和结构等情况。

如果把第一产业作为乡村主要产业,那么乡村产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很小,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很小。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实际增长速度也相对较小,在GDP(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率总体上趋于下降。从表1可以看出,2005年和2010年,我国GDP分别比上年实际增长11.4%和10.6%,属于高速增长;第一产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实际增长5.1%和4.3%,明显低于GDP实际增速,且第一产业增加值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5.2%和3.6%,对GDP的增长拉动率分别为0.6%和0.4%,都非常低。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第一产业实际增速进一步下降,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贡献仍然相对较小。2015年和2016年,我国GDP分别比上年实际增长6.9%和6.7%,而第一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实际增长分别下降到3.9%和3.3%,在GDP中的比重分别下降到8.8%和8.6%,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仅有4.6%和4.4%;这两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对GDP的增长拉动率仅有0.3%,微乎其微。

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扩大,估计未来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实际增长速度将继续保持相对稳定的低速增长,在GDP中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对GDP的贡献和增长拉动也不可能提升。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产业兴旺,即使是第一产业发展,也不应理解为追求乡村产业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的提升。

从严格意义上说,乡村产业除了第一产业,还包括第二、三产业。但是,我国多数乡村经济基本上只有第一产业,二、三产业微乎其微。历史上乡镇企业曾经“异军突起”,但由于缺乏竞争优势和国家产业政策调整等因素的影响,乡村第二产业经济规模估计不会很大,即使是农产品加工业,也主要集中在城镇产业园区内。近年来,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发展迅猛,2017年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各类经营主体达到33万家,营业收入近5500亿元,但是2016年年末开展旅游接待服务村在全国乡村中的比重仅有4.9%,即超过95%的乡村是没有旅游产业的。

经过多年的农业区域化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我国不同乡村的产业经济差异悬殊,有的乡村基本上只有农业生产,而有的乡村农业已经占很小的份额。但是,总体上说,全国绝大多数乡村的产业比较单一,基本以农业生产为主。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我国乡村产业发展的实践表明,乡村产业发展很难对经济增长有很大贡献。乡村产业兴旺,不是所有乡村产业形态千篇一律。各地在制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时应围绕产业兴旺的目标任务,在尊重不同乡村资源禀赋基礎上进一步实现差异化的产业发展,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要求,合理定位当地乡村产业的主要经济社会功能,优化乡村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

三、乡村产业兴旺与城镇化的关系

中农办主任韩俊认为,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不矛盾的,二者互相促进,互相联系,构成命运共同体;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里落户,是对农业发展的极大促进。因此,城镇经济发展和乡村产业兴旺理应相互促进,并构成一体化的格局。

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产业兴旺,势必需要引入科技、资本和人力资源到乡村发展经济,但这并不意味现阶段实现乡村产业兴旺在我国现代化大局中是为了追求逆向城镇化,让城镇人口流向乡村,让乡村人口更多地留下来。我国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仍将处在进一步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当然这并不排除少数乡村产业兴旺吸引大量外来人口的情形,包括吸引来自城镇人口的个案。

长期以来,我国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践证明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之一。2012—2017年,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此作为我国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表2可以看出,2012—2016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由52.6%上升到57.4%,提高4.8个百分点;与城镇化快速推进相对应,农民工数量持续增加,同期由26261万人增加到28171万人,累计增加近2000万人。城镇化率提高,农民工数量增加,为减少乡村富余劳动力,提高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做出了重要贡献。2012—2016年,乡村就业人数从39602万人减少到36175万人,在全社会就业人数中的比重由51.6%下降到46.6%,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由25773万人减少到21496万人,在全社会就业人数中的比重由33.6%下降到27.7%。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是我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之一。之所以出现较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根本原因是城乡劳动生产率的差异。2012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在全社会中的比重与第一产业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相差超过20个百分点,2016年,这两个比重仍然相差近20个百分点。因此,减少乡村劳动力,就意味着乡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乡村劳动力减少,对农民增收至少具有两方面的直接作用:一是外出务工直接增加工资性收入,二是提高乡村劳动生产率增加家庭经营收入。从表3可以看出,2013—2016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9429.6元增加到12363.4元,其中人均工资性收入从3652.5元增加到5021.8元,经营净收入由3934.9元增加到4741.3元。比较而言,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可支配收入的贡献更大,在农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呈现出上升态势,而农民家庭经营净收入对可支配收入的贡献相对较小,在农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呈现出下降态势。2013—2016年,工资性收入增加对农民可支配收入增加的贡献率为46.7%,工资性收入在农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由38.7%上升到40.6%,累计提高1.9个百分点;经营净收入增加对农民可支配收入增加的贡献率为27.5%,经营净收入在农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由41.7%下降到38.3%,累计减少3.4个百分点。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总抓手。我国“三农”方面的很多难题,仅仅在农业农村内部是很难解决的。我国人地关系紧张,人均耕地少,乡村存在大量的富余劳动力。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特别是智能化农业机械的应用和农业规模经营水平的提高,还将进一步释放农业劳动力,乡村富余劳动力将会更多。如果不大规模减少农民,农业现代化必需的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就很难培育。当然,推进城镇化,转移农业人口和乡村富余劳动力,不是为了消灭农业,不是为了让农业后继无人,出现没有人种田养殖的结局。因此,各地在制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时必须处理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不是放弃城镇化,更不是在现阶段总体上推进以城镇人口向乡村迁移为标志的逆向城镇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其中重要目标之一也是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缺一不可的两股重要驱动力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近年来我国采取多种优惠政策鼓励农民工返乡回乡创业,2017年回乡返乡创业农民工达到700万人。2016年进城农民工达到13585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48.2%,但进城农民工比上年减少157万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要走逆向城镇化道路。农民工返乡回乡创业就业,最直接的效应是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实现乡村产业兴旺。

着力解决“三农”问题的新型城镇化,不仅要让城镇吸纳更多的农民工就业,提高人口城镇化率,而且还应让更多的农民家庭离开乡村进城,成为市民。2016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7.4%,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1.2%,二者相差16.2个百分点,表明虽然越来越多的乡村劳动力进城就业,但他们的家庭仍然在乡村,突出表现为进城就业的是乡村青壮劳动力,而生活在乡村的往往是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推进新型城镇化,要着力推进户籍人口城镇化,就是要让具备条件的农民家庭全体成员成为市民,一方面让市民化的居民同等享受美好生活,另一方面缓解农村人地紧张关系,促进农业现代化,为乡村产业兴旺提供更多更好的基础条件。

显然,新型城镇化并不是简单地要消灭乡村,市民化并不是简单地要消灭农民,而是促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形成良性循环,促进资源要素双向流动和均衡配置,实现乡村产业兴旺,共同在解决好我国“三农”问题上发力。

四、乡村产业兴旺与保障农产品供给和农民增收的关系

长期以来,我国把保障农产品供给和实现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作为“三农”工作的最重要的两大任务。其中,保障农产品供给,最重要的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最迫切的任务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继续把保障农产品供给和实现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作为突出任务,指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

乡村产业兴旺与保障农产品供给之间是什么关系?传统上,我国农产品供给基本上立足国内生产。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产品进口越来越成为国内农产品供给的一条重要渠道。2014—2016年,我国粮食进口总量连续3年超过1亿吨,进口最多的是大豆。估计2017年粮食进口量仍然超过1亿吨,其中进口大豆约9000万吨。因此,要多途径提高我国粮食抵御国际市场冲击能力。

在部分粮食品种进口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国内粮食却出现了部分品种阶段性过剩,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粮食生产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匹配,普通粮生产数量相对过多,导致稻谷等库存过多。乡村产业兴旺必须把粮食生产和相关产业转型升级放在突出位置。

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划定9亿亩耕地用于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其中6亿亩用于稻麦生产;划定2.38亿亩耕地用于大豆、棉花、油菜籽、糖料蔗和天然橡胶等5类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建设。B11各地在制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时应结合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以及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等农产品供给保障要求布局乡村产业发展。

稳定增加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护粮农利益、确保国家掌控粮食合理储备规模,都应是战略目标,不能丝毫动摇。普通粮供给偏多、稻谷等库存规模过大,属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战术性问题,迫切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加以解决。面对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遇到的多种问题,必须正确处理好战略性问题和战术性问题,绝不能因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动摇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目标,绝不能因为调整粮食种植结构而削弱生产能力,绝不能因为粮食去库存削弱国家调控能力,绝不能因为完善粮食收储制度而损伤农民种粮积极性,要确保国家粮食生产战略能力的不断增强,这是在乡村产业布局时必须充分考虑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长期来看,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对谷物消费和粮食消费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要满足新时代人们对粮食和食物消费的更高要求,就要按照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质量兴农和绿色兴农要求,增加绿色优质专用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供给,大力发展乡村农业产业经济,推动农业绿色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部署實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明确提出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乡村产业兴旺的一个重要标志理应是乡村产业发展能够实现农民持续较快增收。从表4可以看出,在2014—2016年的农民家庭经营中,第一产业人均净收入虽然相对较多,但是增速明显地滞后于第三产业人均经营净收入。2015—2016年,农民家庭经营第一产业人均净收入由3153.8元增加到3270.0元,名义增长3.7%;第三产业人均经营净收入由1073.7元增加到1184.0元,名义增长10.3%;第三产业人均经营净收入虽然大约只有第一产业的1/3,但第三产业人均经营净收入增速却大约是第一产业的3倍,即使是2015年和2016年的第二产业人均经营净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速度也分别比第一产业高出1.4个百分点和0.6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要实现乡村产业兴旺对农民增收做出更大贡献,推动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势在必行。

随着新型城镇化不断推进,现有的粮食主产区和其他典型农区的劳动力与人口将进一步外流外迁,这类地区的乡村产业格局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将会进一步分化。一部分乡村产业主要是种养融合,种植业为养殖业提供饲料,养殖业为种植业提供肥料,长期难以解决的农业面源污染物将逐步被资源化利用替代,产业实现循环发展,供给的农产品主要是绿色有机农产品,满足远距离市场需求,实现优质优价,靠农业内部循环和融合发展实现提质增收,这类地区将通过粮食生产功能区、主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实现。另一部分乡村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休闲体验、乡村旅游产业等蓬勃发展,农民持续快速增收主要靠新产业新业态培育实现。

五、乡村产业兴旺与深化农村改革的关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及的农村改革包括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这些改革与乡村产业兴旺直接相关。乡村振兴战略与深化农村改革之间是目标和手段的关系。深化农村改革是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的不竭动力。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强调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要清除阻碍要素下乡各种障碍。有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强化改革手段和措施,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农村要素活力。

日本是较早推进乡村振兴运动的国家之一,虽然促进了乡村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提升了乡村风貌,但仍然未能阻止乡村青壮劳动力流失、人口高龄化、农地荒弃等态势。换言之,日本乡村振兴运动总体上存在着很多不成功的方面。日本乡村振兴运动之所以没有完全成功,与乡村土地私有制和长期阻碍城乡要素特别是资本下乡等体制直接相关。

一般来说,多数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是乡村大量优质资源要素流向城市,导致乡村产业“空洞化”和农业萎缩,这种现象在我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实现乡村产业兴旺,必须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档升级,进一步扩大农村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并提高服务水平。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10多年来,我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基本社会服务不断向乡村延伸,不仅多数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在乡村实现了广覆盖,而且乡村道路等公共品和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供给正在提档升级,这些变化充分表明国家推进城乡协调发展优先实现公共品供给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成效卓著。坚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进一步加快城乡融合发展,进一步巩固完善城乡一体和相互融合的基础设施,缩小并最终消除城乡间和农村地区间社会基本服务差距,更好地为乡村产业兴旺提供基础条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更加有效地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和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构建乡村产业体系总体上要促进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和农业服务业转型升级与融合发展。通过结构调整优化,促进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销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大力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和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

实现乡村产业兴旺,构建种养融合或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乡村产业体系,需要首先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这必然要求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大量青壮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和非农产业后,现有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在实现乡村产业兴旺方面往往会显得力不从心,这就必然要求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吸引必要的返乡下乡创业创新人才。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行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办法的关键是要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让拥有承包地但不再依赖农业家庭经营收入的农民放心流转土地。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让职业农民能够获得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从而吸引高素质年轻人成为现代农业发展有朝气的新生力量。稳定承包权,促进农村劳动力更加合理地在城乡和工农之间流动,促进小农户有机地融入现代农业发展中,健全利益联结机制,从而形成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的重要举措,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关键应是构建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长体制机制。李克强总理在2017年12月1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尽量少靠行政支持示范基地等‘戴帽子的办法,而应更多依靠改革并动用市场力量,实现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B17

加快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就是要提升农业科技和装备应用水平,实现良种化、机械化和信息化,实施质量兴农战略,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全程化监管,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放在突出位置,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加快构建社会化服务体系,应大力发展多元化的农业生产性服务,重点是深耕深松、机播机收、疫病防治等生产性服务以及烘干、收购等产后服务。构建现代生产体系和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才能有效地解决地怎么种和乡村产业怎么发展等问题。

沿海和城市郊区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乡村以非农产业为主。这类地区的乡村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难题是外来人口与原集体成员的融合。有效保障原集体成员的财产权利,并让外来人员能够分享乡村产业的发展成果,必须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合理界定集体成员,推进乡村集体资产股权改革。

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发展乡村产业中遇到的融资难融资贵、现代化农业设施用地不易获得、用电价格偏高、社会负担过重等难题,要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加大惠农强农政策实施力度。更多地发挥金融保险支持乡村产业发展的积极作用。深化农业补贴制度改革,加快财政支持为主的农业信贷担保公司向市县延伸,发挥财政支农的倍数效应。在加强农村金融信用体系建设的同时,拓宽乡村产业发展融资抵押担保范围,支持金融部门开展农业设施设备抵押贷款和生产订单融资。深化农业保险改革,积极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拓展农业保险覆盖自然灾害、新技术应用和市场价格波动等主要风险源,提高可以补偿全部农业生产成本的保险补偿水平。

要改革完善财政补贴政策,更加注重支持结构调整、资源环境保护和科技研发等,探索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的利益补偿机制。要深化粮食收储制度和价格机制改革,最低限度降低财政补贴的市场扭曲效应,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干预,保护生产者合理收益。2018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每斤已经下调0.03元,稻谷最低收购价应更大幅度下调,以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为优质绿色专用粮食市场发育创造积极条件。

总之,产业兴旺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各地在制定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过程中有必要研究清楚产业兴旺与当地经济发展全局、城镇化、农产品供给保障和农民增收以及农村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优化乡村产业结构,形成现代乡村产业格局,实现乡村产业兴旺。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农发所研究员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州学刊2018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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