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胜:现代化的不同步演进与乡村振兴前景的忧虑

[ 作者:陈文胜  文章来源:中国乡村发现(授权发布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8-02-07  录入:王惠敏 ]

——在第二届复旦城市治理论坛上的发言

感谢唐亚林教授的邀请,刚刚听完曹锦清教授的精彩观点,这种世界眼光和中国历史大格局的叙事方式,为我们思考中国的当下和未来提供了很好的方法和思路。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目标,就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而所谓现代化,就是以工业化发端的整个社会变革与发展。如何正确理解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首先把握中国现代化的基本现实,从工业化、城镇化的历史演进中,建立目标体系,明确核心任务。

不同步发展的中国现代化进程

世界上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大多是中小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基本可以同步。中国作为特大型国家,区域极为复杂,资源禀赋和文化差异使不同的地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这种不同步发展,不仅是工业化与城镇化不同步、工农不同步,而且是城乡不同步、区域不同步。作为一个有十多亿人口的全球大国,世界上任何一个已经现代化国家的人口规模无法与之相比较,这种不同步发展的现代化进程无疑具有着十分巨大的差异性和复杂性,由此带来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乡村发展不充分就更加非常突出。

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是从农耕时代进入工业时代、再进入信息时代的逐渐演进进程,我们置身于农耕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在同一时空并存这样一中国现代化的基本现实。像北、上、广等地区是绝对不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已处于信息时代,二线、三线城市和大多数县城进入了工业时代正在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很多乡村和偏远地区还是传统农耕社会正处于为摆脱贫困而发展的进程中,这是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发展史。不仅是城乡发展不平衡,而且是区域与区域、乡村与乡村发展不平衡,因为每个乡村发展状况都不一样。因此,无疑会发生传统与现代、制度与现实、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等方面的激烈碰撞,给全面现代化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在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乡村发展不充分、城镇化与工业化不同步的现代化进程中,完成了现代化上半程的工业化,还有下半程的城镇化正在推进。那么,中国的工业化在什么时候实现的?我有一篇《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逻辑》的文章,刊发在我主编的《中国乡村发现》2017年第5辑上,提出全部取消农业税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的根本标志。根据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论断,只有农业的剩余才是工业化的先决条件。在2006年全部取消了农业税,并且提出“新农村建设”,标志着中国的工业化已经不主要依赖于农业的剩余了,也标志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开始进入工业反哺农业、财政补贴农民的新时期。因为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都是农民养政府、农民养军队的历史。2006年不仅取消了农业税,而且国家财政开始补贴农业、补贴农民了,国家财政开始向农村转移支付,从而宣告了两千多年以来以农养政、以农补工的历史正式终结,这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千年大变局。

而作为全球人口大国,需要约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近20%的人口这一特殊的国情,既要全力以赴解决自己吃饭的问题,又要加快推进工业化,“谁来养活中国”始终是伴随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达摩克利斯悬剑”,紧绷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根神经。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是美国,粮食总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五分之一,除了养活自己还可以出口养活1.7亿左右的人。根据资料显示,2011年美国小麦、粗粮、棉花和油籽出口量分别占世界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20.8%、45.7%、43.7%和37.6%。美国之外还有几个国家能够有这么多的农产品出口?如果中国不能养活自己,是谁也养不活中国。所以,西方有很多人预言中国会崩溃。为什么呢?全力养活自己就必然要求大多数人去从事农业,就是劳动密集型生产,工业化和城镇化就不可能快速推进,就只能永远是贫穷落后的,始终处于落后国家的行列。如果以牺牲农业来成就工业化和城镇化,即使能够避免拉美化的陷阱,可谁能养活十多亿人口的中国?这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两难问题。

所以,在中国现代化上半程的工业化进程中,工农关系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更是工业化的核心问题。党中央在把三农工作列为重中之重的同时,始终强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破解了这个两难问题,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发展奇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个进程中突出地把三农工作列为重中之重,强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难道是要求全社会都去搞农业吗?那就大错特错了。都去搞农业就没有可能实现工业化,就不能使社会财富快速增长,就始终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但工业化、城镇化使社会财富呈现出倍增的态势,具有难以抵御的诱惑力,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战略位置最容易被人忽视。因此,中央发出一号文件连续锁定三农,成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风向标。有人说中央一号文件没有什么作用,这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缺乏深刻的认识所致。中央一号文件主要是明确国家战略方向,避免犯颠覆性的错误。如果缺乏这个政治约束,没有多少人会对发展农业感兴趣,无论哪一级地方政府都会是搞工业化、城镇化。中国经济发展能够快速发展到今天,工业化、城镇化能够这样顺利推进,在某种程度上,一号文件就是压舱石。谁能想到,在改革开放到今天的短短四十年间,从1984年废除布票,到1992年废除粮票;由食品短缺的饥饿时代,到现在要求粮食去库存的时代,中国的农业从来没有今天这样高水平的生产能力。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2011年开始到2016年城镇人口就不断超过农民,以城镇为主的人口分布格局基本形成,因此,中国现代化进入了下半程向城镇化跨越的窗口期。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破解一个重大的新时代难题:城镇化大趋势难以逆转,人口不断向城镇聚集这个大趋势也就必然难以逆转,如何在加快推进城镇化的同时避免乡村衰落,核心是要如何处理好城乡关系。所以,在中国现代化下半程的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关系问题是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更是城镇化的核心问题。就如同在工业化进程中始终没有忽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那样,必须始终突出乡村在城镇化中的战略地位,将乡村发展作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强调乡村的战略地位,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非是要求全社会都到乡村去,都去建设乡村,也并非是所有的乡村都能够振兴。比如有些乡村是必然会自然消亡的,文学家当然有理由去感伤,但理论研究者首先要遵循的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客观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十九大报告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出城乡融合发展,就是要求在加快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使乡村成为一个与城市共生共荣、各美其美的美好家园。在中国人中有两个生活空间,一个是城市,一个是乡村,让中国人往返于城乡之间,享受着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的时候,英国一个教授就告诉我,说退休后就把城里的房产卖掉了,回到乡村小镇养老去了,所以,城乡是能够往返的两个生活空间。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特征及其相应的战略指向

对照十九大提出的战略安排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特征及其相应的战略指向。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因此,可以把中国的现代化划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的现代化是工业化,战略指向主要是处理好工农关系,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第二阶段的现代化是城镇化,战略指向主要是处理好城乡关系,推进农村现代化进程。第三阶段是全面现代化,战略指向主要是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也就是人的全面现代化,特别是推进农民的现代化进程,成为第三阶段全面现代化的一个必然要求,成为未来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这个现代化的现实演进中,不能用文学家的想象来美化乡村的发展定位,尤其是不能用来判断现实的乡村图景。我母亲在的时候每一年都回老家过年,春节拜年有一个习惯就是全村都要走到,发现这个村在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所以就写了一篇《家乡的村庄发生了百年巨变》的文章,用老家的一个退休的80多岁教师的话来说,这个村子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变化“是百年巨变”: 绝大多数的农民住房由以前的土砖房改建了红砖房,绝大多数农户家里有彩电、冰箱等现代化的电器家具,不少的农民家庭逐渐购买了小汽车,一千多人口的村子有两百多户购买了县城以上的商品房,村级道路硬化基本到户,手机信号实现了全覆盖,还实现了“三网融合”,一根缆线看电视、接电话、上网方便快捷。一个老人感叹,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政府这样对农民好过,包括人民公社时期,乡村道路都要农民出钱出力,现在的县道、乡道、村道大多都是政府出钱,不仅修了这么多的路,而且修了这么好的路,这是中国过去没有哪一个政府所能相比的。

农民收入结构的变革导致乡村社会结构的变革

进一步观察还会发现,没有工业化、城镇化这个村庄就不可能发生这么大的变迁,因为村庄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在外打工的工资性收入。这个曾经令我的父老乡亲纷纷逃离的穷乡僻壤,大多数人摆脱了贫困,不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扶出来的,而是工业化、城镇化带出来的,是在外打工农民工和进城经商创业农民商人的自我奋斗实现的。刚才曹锦清教授就提到,当前2.9亿农民工才是推进广大农村脱贫的巨大支撑。

在这样一个进程中,就需要审视一个新的问题,很多乡村衰落的突出表现在,乡村留守的都是老人、儿童和妇女,房屋无人住,空心化严重。而问题是,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乡村居民,都处于动态的变化中,都在不断进行结构性的变化。比如过去称为农民的,就是指固定在这一个区域内从事农业劳动的群体。而现在谁是农民就很难定义了,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民,有土地经营权的农民;有开名牌小车、家有豪华别墅、家产上亿的农民,有游手好闲、不事稼穑的农民;有长期在外打工、很少回乡的农民,有守望家园、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等等,不是具体的哪一个农民,就很难确定谁是农民、是什么样的农民。

农民结构的复杂性,导致乡村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农民的动态性,比如他现在是农民不能确定以后是农民,他现在不是农民不能确定以后不是农民,导致乡村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在外打工的农民工现在不回来、明年不回来,过几年会不会回来?这个村庄现在是衰落的,未必未来不繁荣?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才导致农民收入结构的变革和乡村生活方式的变革,这到底是不是衰落?我认为,有很多人在过度的解读乡村的衰落,而且有不少人是以文学家的情怀在看待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变迁。这个社会变迁到底是好还是坏?如果没有近3亿的农民工置身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中国的全面脱贫有可能实现吗?

回归乡村是现代化新进程与城镇化新方位

十九大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标志着中国社会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拐点,也就是从过去全力解决温饱到今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变革。中国几千年一直强调以农为本,就是粮食的问题。手中有粮,心里不慌。我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吃白米饭,因为从小就在粮食短缺的时代度过,日常都是粗粮杂粮,很难有干净的白米饭吃,没想到好的生活来的这么快,丰富多彩的农产品任你挑选,湖南的大米、东北的玉米居然成为卖不出去的库存。

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怀疑粮食是否真的存在“去库存”问题,在十多亿人口的中国,人均不足的耕地即使再丰收也不可能有太多的剩余。在基层调研时发现,连农民自己都吃什么泰国大米、东北大米,虽大多是假冒伪劣,但说明了什么?说明社会的生活要求发生了重大变革,即使是生产粮食的农民消费都在向高品质需求转变,让人真切地感受到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后生活方式变革。随着主要矛盾的变化,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就要重新定位和思考了,再不能按照过去的观念来定义今天的“农民”这个概念了。

农业也是一样,原来提农业大多是从粮食安全的角度出发,以工业化、城镇化为发端,导致了农业具有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功能的变革,不再只是单纯的粮食供给功能,还被赋予了生态保护、环境调节、生物能源、观光休闲、文化传承、国际竞争等多重功能。乡村也是一样,原来只是把乡村作为一个农产品供应基地。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特别是信息化的不断推进,极大地改变了城乡的空间距离,导致了乡村具有生态、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变革,使乡村进入了多元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生态产品能离开乡村吗?美丽中国能离开乡村吗?乡村的生态价值优势对满足美好生活的需要具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乡村发生了多功能的变革,城镇化就要赋予城乡融合这样新的时代内容,就再不能把建设城市等于城镇化。如欧美发达国家,大企业和著名高校都在小镇,日本的IT行业等很多新兴产业都往乡村转移,普遍出现了回归乡村运动。这是现代化的新进程,是城镇化的新方位。

美好乡村就是乡村振兴的主题

那么,什么是乡村振兴?也就是说,乡村振兴的主题是什么?遵循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应该是美好社会。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的实践探索,从新农村建设到美丽乡村建设,再到美好乡村建设,使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因此,美好乡村就是乡村振兴的主题。

我写了一篇文章还没有发表出来,把美好乡村概括为五个美好。一是美好产业。产业兴旺最核心的产业是农业,在全国乃至一个县的层面都应该是农业,如果中国的粮食出了问题,乡村振兴就偏离了方向,这是国家的战略问题。因此,粮食安全是首要任务,核心问题是竞争力和效率低。长期以来,过度注重量的满足,以提高产量和扩大生产规模来不断提高农业发展水平,忽视了质量要求以及市场需求多元化、多层次的变革,忽视了质量是农产品竞争力的核心,造成农产品结构单一,生产粗放,生产与市场严重脱节,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矛盾突出。在产业兴旺上,就是以品牌建设为引领推进质量变革,以市场为导向推进效率变革,使农业成为一个具有无限生机的美好产业。

二是美好家园。生态宜居必须以绿色发展为取向,乡村特别是村庄的主色调是绿色,主旋律是生态。每个村庄有不同的颜色,有四季变化的不同景致。美好家园,就是怎么用绿色点亮乡村,使乡村成为支撑中国现代化全面推进的美好家园。在今年起草湖南一号文件征求意见的时,我就提出,如果文件一级抄一级,就架空了。如十九大报告兴奋点很多,到下面的文件大多在照抄照搬,就没有兴奋点了。一年也只能做几件事,比如生态宜居,有的村搞个厕所也可以,有的村搞个自来水也可以,有的村搞个垃圾分类也可以,每个村每一年搞一件事地推进,比什么示范村等形象工程都要强。

三是美好风气。2006年提出新农村建设就有乡风文明这个要求,十多年以后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再次提出,说明乡村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乡村振兴,风气为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风俗。因此,要把树正压邪作为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采取适合乡村特点的各种有效形式,开展“文明村”、“文明户”等文明创建活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主题在乡村文明创建与评议的小活动中落地生根,使乡村好习俗、好习惯、好风尚的文明乡风和良好家风蔚然成风。如我回老家就发现,凡是环境卫生好的和不好的,都在公开的地方公布,好的没有奖励,不好的也没有处罚,但全村都是很自觉的,这就是正风俗。古时候,伤风败俗的就不许进祠堂,这就是树正压邪。

四是美好秩序。如何实现治理有效,党的十九大报告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要求“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法治为保障,无论自治还是德治都必须以法治为前提;德治为引领,无论是法治还是自治都要通过德治来引领,这都没有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无论是德治还是法治都能否通过自治来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其中让村民群众当家作主是乡村治理的本质和核心,是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所决定的。因此,能不能以自治为核心,不仅是能否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更是能否调动广大的村民群众积极性使之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的关键。

五是美好生活。美好生活不应该只是经济上的富裕,而是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生活富裕怎么体现?不能只是经济上富裕了就是生活富裕了,精神层面的满足、社会权力的满足怎么发展?既然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推进动力变革就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是社会主要矛盾倒逼变革。因为最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不充分是乡村发展不充分,受不充分不平衡影响最大的群体是农民,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成为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倒逼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城乡平等发展和乡村全面发展。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就提出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二是外力推动变革。因为新的四大发明,使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在乡村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特别是互联网把城乡关系空间大大的缩短了,造成了很多传统产业、传统村落与高科技直接对接,直接跳上高科技的快车,使乡村的多元发展加快新动能成长,成为推动城乡二元结构变革的外在动力。

是什么农业现代化?就是农业发展的前沿变化。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改造的关键是引入现代要素。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论断,就是“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实质就是农业的技术装备现代化。按照这个逻辑得出的第二个判断,就是“农地规模经营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必由之路”。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就是,没有耕地面积的规模就不能实现农业机械化,也就不能用现代技术装备来经营农业,结果就是无法实现农业现代化。而随着小型农机、微型农机的问世,就弥补了很多自然条件的缺陷,不仅北方平原地区承包到户的人均几亩地实现了机械化,而且如湖南的大多数丘陵地区、偏远山区的人均几分地也都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因此,科技作为重要的变量,使小块土地实现了机械化,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规模经营概念,打破了小农户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经典论断,创造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奇迹,将引发农业发展方式的重大变革。

科技对乡村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变革,就是每一个村庄现在都可以通过互联网直接与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对接,每一个村庄的资源要素的流动半径得到了所未有的延伸。用经济学术语来说,资源要素的流动半径有多大,发展的活力和潜力就有多大,发展的水平就有多高。所以,这是新动能的外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变革,必然进一步推动制度变革。

“农民主体”的核心就是乡村自主发展

实现乡村真正振兴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只要能够像四十年前中国农村刚开始改革的时候那样,能够那样的放活农业、放活农民、放活农民,使中国最贫穷的农民、最落后的农村最先发展起来。1985年,新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农村消费占全国绝对比重的态势,农村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占全国的64%。作为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都是来自农村的农民,首先富起来群体的万元户。有媒体报道,那时候一万元相当于今天的225万元。让农民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改革红利,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就是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我1992年参加工作就在乡政府,当时农民稻谷卖到83块钱一百斤。那时的物价水平83块钱一百斤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还有什么比市场价格更能够增加农民收入?更能够提高农业效益?

在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我最大的担忧是什么?就是如何防止在实践中出现“降低标准”和“吊高胃口”的现象,特别要警惕基层工作中最易产生大跃进运动的官僚主义和消极应付的形式主义不良倾向。

在农村基层工作中,行政化难以避免,久而久之,就是政府主体,农民客体。农民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也就越来越处于服从地位,越来越丧失自主能力和创造能力。在基层调研的时候,农民说,知识分子来了要求这样,政府官员来了要求那样,就是没人问我们自己要怎样,既然都是你们要求的就你们去干吧,我们只能看着你们干。因为知识分子用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看待乡村发展,潜意识中是用先进的指导落后的;政府官员是围绕政绩和行政效率来看待乡村发展,潜意识中是来管制和把舵的;会有多少人站在农民的主体立场、站在农民的村庄,去激发农民的自主能力创造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因此,农民就这样客体化了。像不少学者甚至不少基层干部,动不动就说台湾是怎么搞的、韩国是怎么搞的,却不问这个村庄过去是怎么发展到今天的?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与这个村庄是什么样关系?没有站在这个定位上来看待乡村发展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对接,这不能不让人忧虑乡村振兴的前景。

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坚持农民主体的原则,但怎么实现是个大难题。什么是农民主体?核心就是实现乡村自主发展。过去是以工统农,以城统乡,是农业服从于工业的需要,农村服从于城镇的需要。现在要推进城乡平等,就要重塑城乡关系,使农业不再服从于工业发展的需要,乡村不再服从于城市发展的需要。既然要实现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那能不能实现乡村自主发展?如果还是像过去一样,从新农村建设这一路走过来,农民客体化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那乡村振兴就会是一场浩浩荡荡的形式主义。这决非危言耸听。

(作者系湖南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乡村发现》主编,本文系作者2018年1月19日在复旦大学国务学院“第二届复旦城市治理论坛——美好生活视野下乡村社区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的发言,中国乡村发现网根据录音整理,题目为编者所加)


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18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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