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乡贤是乡村秩序的维护者，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乡贤是有公益心的贤达，是乡土道德的标杆。”“乡村振兴战略呼唤大批新乡贤。”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名誉院长、教育部首批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政治局集体授课专家徐勇在第十三届中国农村发展论坛上，就“乡贤”与“新乡贤”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传统乡贤是乡村秩序的维护者
徐勇表示，传统乡贤是指在乡村社会中德才兼备，被乡人所推崇敬重的人。乡贤是乡村秩序的维护者，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在乡村的自我运转中，乡贤是一股相当重要的力量。
徐勇认为，从财富、权力与声望三重视角来看，有钱有权的人不一定有声望。“中国农村是由一个个小家户构成的，各自为私。公共活动需要有不计个人功利回报的人出面号召和付出，将自私的个体联系起来，共同解决所面临的公共问题。乡贤便是有公益心的贤达，是乡土道德的标杆。”
从上层与基层的双层视角来看，古代中国的体制性权力只到县，功能性权力直达家户，需要建立上层与底层的沟通。沟通不畅、中间堵塞、政治淤滞、下情不能上达，上意不能下传，问题随之出现。徐勇指出，乡贤有知识、有文化，扮演着上传下达的中间阶层的角色，同时作为道德标杆，是国家施行德治的地方实践者，能被民众认可拥戴。
从城市与乡村的双向视角来看，中国城乡二元社会古已有之，城市人“见多识广”，乡巴佬“闭目塞听”。乡贤要进城参加各类考试，跨越城乡，广结名流，有着相当大的信息优势，可将新知识、新信息带回家乡，让乡亲们心生敬意。过去，国家重视利用乡贤，选贤任能，通过保荐为官、表彰纪念等方式鼓励乡贤。“《白鹿原》中的朱先生就是传统乡贤的典范形象，是乡土秩序的维护者。”在徐勇看来，“没有乡贤，国家治理基础就不稳固，乡土社会就无法自我运转。”
将乡村建得更美好、更吸引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发生很大变化，但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始终突显。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徐勇指出，这项战略性的规划有两个目标，一是近期迅速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实现全面小康；二是远期要将乡村建设得更美好、更吸引人，“未来要把农村建成一个让人们自己愿意在那里居住和生活的地方，而不是用户籍制度限制在农村。”
徐勇认为，在小康社会到现代化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将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三农”和城乡。农村不再只是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存在多种产业；农村不再只是农民居住的地方，城市人也将下乡居住。在他看来，未来社会的人口将流动于城市与农村双重生活空间。“小康社会之前，主要目的是挣钱，逃离乡村；小康社会之后，主要目的是更美好地生活，要新鲜的空气，舒适的环境。乡村具有城市不可比拟的优势，将出现逃离城市现象，由此实现城乡发展的深度融合。”
新乡贤是乡村发展的新动能
徐勇指出，“乡村振兴”战略呼唤大批的新乡贤。与传统乡贤是乡土秩序的维护者不同，新乡贤被定义为乡村发展的推动者或新动能。今天的农村正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自然经济状态下的乡贤主体为读书人，无法解决乡村发展问题。市场经济状态下涌现出一批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闯荡出来有实力的企业家，这是新乡贤重要的力量，也是当前乡村振兴最稀缺的资源。
我们为什么提“乡村振兴”？是因为乡村靠自身的力量无法摆脱乡村困境，甚至会导致乡村衰败。那么靠谁呢？靠政府？政府还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再强大的国家，政府的力量也很难接这么庞大的“乡村振兴”问题。那靠谁？靠什么力量来实现“乡村振兴”？就是要靠在市场经济中获得了资本的财富的这些企业家们，即新乡贤。
富使人羡慕，贵才能受人尊重。徐勇认为，能人和富人想赢得敬重，就要做公益，回报社会。有两种方式可以实现：一是做慈善，公益心是乡贤的精神内核，传统乡贤表现为修桥补路；二是做投资，投资是一种新型公益。他为贫困村开了张“药方”——农民进城、资本下乡、政府整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清除阻碍要素下乡的各种障碍，这里的要素包括资本，没有资本下乡，只靠原来乡村简单的生产要素，永远无法摆脱贫困的状态。”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大批能人进入城市，拥有比仍处乡村的人不可企及的优势。但他们的根在乡村，与乡村有割不断的血缘关系和乡土情结。徐勇认为，他们回报社会的首要目标是造福乡里，获得乡亲的尊重。“中国几千年来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为八个字：发家致富，光宗耀祖。”他还指出，乡村振兴战略中形成的城乡双重生活空间也为他们提供了回归乡里的动力。当他们荣归故里时，就会将外界优势带回家乡，加速乡村振兴。
“在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新乡贤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充分发挥新乡贤的作用，将大大加速乡村振兴。”徐勇说。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南方农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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