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农业一向是很高效的。满清时代每次打败仗都要被赔款。这一沉重的负担基本上都落在农民身上。因为那时候别的产业产出很有限。尽管如此，国家都顶过来了，没有发生全国性的大饥荒。抗战八年中日本人在中国大肆收刮粮食，再加战争对生产的全面破坏，中国的农业也顶过来了，也没有发生全国性的大饥荒。但是解放后由于对公有制的迷信，造成对工农业的大破坏，特别是农业。五十年代初实行统购统销，取消了农产品的市场，接着搞合作社，初级社还没有稳固就强迫农民组高级社，大跃进时直接建了人民公社。从1949 到1978的29年粮食供应越来越紧张，吃饭问题变成中国的第一大问题。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大家最迫切希望解决的就是如何能吃饱肚皮。饿着肚子别的什么都谈不上。可见那时候大家关心农业的程度。杜老肩负农业改革的重任，为全国目光聚焦之所在。每年中央的一号文件就是谈农业的改革，其重要性无与伦比。现在四十岁以下的人在记忆中没有挨饿的经验，不能体会挨饿的滋味。也很难领会当时全国人民对农业改革的期待。
杜老不负众望，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力排众议，支持包产到户。就在一两年内粮食紧张的程度就得到缓解。我和杜老很少个人接触，但是他对解决全国人民吃饭问题中的贡献，让我从心底里钦佩。特别是他手下的研究班子很多都是我的朋友，因此有不少间接的沟通。
杜老不仅仅对农业改革贡献巨大，他对中国整个发展的道路也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中国要走市场化和民主化的路。这一点在老干部中是很少很少的。可以说他是老干部中的凤毛麟角。我认为他在当时对中国道路的认识超过了邓小平。可惜的是在八九事件以后，他的影响被消弱。
（作者系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天则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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