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杜润生差不多就是这个办法，从来没有一句肯定的话，也不轻易表扬，决不会批评。不断在积极研究农村问题上鼓励你，同时提醒你，同时用他的经验知识、判断力，校正你的看法，然后把你一次次引向农村调查，那时候真想去，因为去了可以学到东西。
其实这一代人都很普通，就是77、78上来的，当时你看就是因为对课堂上不够满足，然后参加这样一个小组，杜老办法就是跟你提问题，跟你讨论，说得你心服口服，从来没有批评我们小组当中任何人，就是问问题。
最近老谈论人类思想的源泉，有希腊文明，希腊文明源头上就是苏格拉底对话，就是你一句他一句，他再一句，这个问题你越想越深了，当年杜润生差不多就是这个办法，从来没有一句肯定的话，也不轻易表扬，决不会批评。不断在积极研究农村问题上鼓励你，同时提醒你，同时用他的经验知识、判断力，校正你的看法，然后把你一次次引向农村调查，那时候真想去，因为去了可以学到东西，你以前懂的事情发现不懂，你就去找答案。
那一段80年代对我们这一伙人，很大的锻炼。当然上头给好多架构，给翁永曦，比较年轻的跟我们接上话的干部，不是官僚气很重的干部，同时我们这个架构里面也得有一个层面，搞农村研究一把手叫陈锡文，就是当年我们小组党支部书记，没有陈锡文可不行，因为我们讨论问题可以，说话比较顺便。但是对于政治纪律，政治文化，真是不懂。所以有很多因素错过了，给我们这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深入中国的时机，可以从村，从户，一直越过所有中间层次到参加所谓一号文件起草。这样对国家整体的运行，比单独读书本稍微多了一点知识。
本文整理自周其仁2013年9月20日在中国国际金融博物馆主办的“江湖”沙龙上的发言。
(作者简介：教授、博导、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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