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胜朝: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乡风文明建设探索与思考

[ 作者:梁胜朝  文章来源:中国乡村发现(授权发布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9-01-22  录入:王惠敏 ]

——以绵阳相关县区为例

内容摘要: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最大成果就是现代化的速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以高铁为代表的现代工业建设打破了乡村的宁静,包产到户40年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农民生产生活的自主权得到释放,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迅猛推进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更多的择业创收机会,人们的日子好了起来,效益好的农民工返乡还坐了飞机,农村村民的精神境界和精神需求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传统农耕文明的价值观念与新兴的现代城市文明思想正在发生交汇和冲撞,然而普遍富了起来的广大乡村却没有了人气,失去了往日的生机和活力。因此要彻底完成“精准扶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移风易俗,开展以乡风文明为主体的新时代农民思想大解放运动势在必行。

主题词:乡村振兴  三农问题  精神文明

一、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乡风文明建设的内涵

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份和智力保障。乡风文明是指农民群众广泛认可和遵从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和审美价值理念不断完善,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在农村形成传承礼法文化精华、崇尚现代科学和敬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风气,农村的教育、科普、文化、卫生、体育和民族宗教等事业全面发展[1]。逐步适应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逐步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重新激活看得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2018年中央的中央一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农村建设的总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二十字方针。可以说十九大提出的振兴战略总要求,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总要求的升级版,其中“乡风文明”建设提法没有变化,至少说明两点,一是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不可替代;二是乡风文明建设工作进展不大,还需进一步壮大乡风文明建设的成果,目的是在农村要形成和谐奋进、健康向上、情操高尚和礼仪文明的社会风尚,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精神支柱。

二、乡村冷落与社会民风异化的表现

笔者通过调研走访,发现现在农村社会风气和村容村貌发生了很多变化,以“忠孝仁义”为代表的传统礼俗文化仍在传承,相信科学,遵从法治的现代民风正在形成,但是随着劳动主力军的外流,很多乡村“人去楼空”,逐渐冷落;打工归来的村民,带着城市里的各种现代思想在农村传播,科学文明诚信与迷信自私保守并存,乡村社会风气不良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一)卫生习惯差。一些农村还是没有每天漱口刷牙的习惯,被子半年至一年才换洗一次,还有句俗话叫“洗铺盖不如翻过盖”;农村普遍“人畜同居”,人与鸡、猪和牛等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有沼气也形同虚设而使用旱厕,动物粪便到处是;一些就是修了楼房的村民,屋内又脏又乱,外面像欧洲,里面像非洲。如梓潼全县37.8万人中约有13万人在外务工,这些“被城镇化”的农民工很多都在城里盖高楼,却没有命运住高楼,住在简易的工棚或租房内,艰苦的劳动环境,微薄的收入,没有条件享受城市文明的成果,更不谈不上卫生习惯,常年在外,生活没有依靠,爱情没有着落,一些男女民工不管婚否,在外组成“临时夫妻”,维系本能的性生活;遥远的山村,大量的留守妇女,在长期互帮互助过程中,也不缺少类似的感情搭档。负面的危害不仅是道德上的伦理问题,更重要的是有些人还把性病、艾滋病等带回家,祸害更多的人,为落后的乡村带回来的不是现代文明的福祉,而是家庭的灾难与毁灭。

 (二)村居建设风貌乱。修房造屋在农村是一个件大事,没有多年的经济积累和乡邻亲友的帮助根本完不成。梓潼县传统的民居以土坯房为主,有钱人家,把外墙涂上白石灰,白墙灰瓦,坡屋面,堂屋门和立面以群板(立木结构的木板为墙)为主,典型的川北民居风格。第一次大规模的建房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因为第一轮土地大包干以后,经过几年的发展,过去群居在一起的乡亲为了避免与邻居的种种纠纷,更主要是拓展空间发展副业,为小家禽和育肥猪及母猪的养殖创造条件,客观条件是有了自己的承包地和林坡,所以房屋主要迁建在自己的承包地内,一时间,“单家独户”成为农村一种时尚,但仍然是土木结构为主。第二次大规模建房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村民们经过十余年的积累,红砖、水泥和钢筋的普及,村民“土改砖”普遍升级改造住房,以砖木结构为主,风格以“红墙灰瓦”为主,在青山绿水之中,很有诗情画意。第三次大规模建房是2008年“5.12”地震后,国家政策的扶持做了巨大的动力支持,1998年和2004年国家两次修订《土地管理法》,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建房,但是在震后重建政策中,允许异地重建,实际默认了对耕地的占用。地震灾难以血的教训告诉人们房屋质量的重要,于是这期间建房就以砖混为主的多层楼房,预制板逐步减少,全现浇结构增加,房顶红、白、蓝色彩钢和红、灰机制瓦形成了新的村庄风貌。绵阳市又提出“三年重建两年完成”,一切都匆匆地进行,除了个别安置点外,基本没有规划,村民占用耕地现象严重,乡村很快完成了星星点灯式的重建。第四次大规模的建房是当下,正在进行的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扶贫战略中的“异地搬迁一批”,一些贫困户原址本来可以建房,但是为了实现“异地”要求,不得不想法另外选址,否则,无法过验收关领取建房补助。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梓潼县倡导的“消灭土坯房”运动正在进行;不能马上消灭或者说消灭不了的是宗祠、祖业堂屋和迁出乡村的非农户口的旧居或祖业。所以,没有对“根”文化的弥补措施,乡村中,各种结构的房屋和建筑将会共存共生很长期一段时期。

(三)殡葬乱象。在广阔的乡村,除了个别少数民数外,普遍还传承着土藏习俗。很多人通过读书、当兵、创业和投靠子女养老等户口迁入城市的变为居民,还保留着农村房屋、承包地和林坡,房屋没人居住、土地没人耕种、林坡没人管护,他们或许是在等政府征占可以获得补偿,更重要的是“叶落归根”,老人死后要“尸停祖屋,棺埋家乡”,不当“孤魂野鬼”火化后葬于城市公墓。近年来,村民日子红火起来,于是为死者立碑、固坟,为活动人建“生祠”,规模和排场越做越大,有些人趁机做起了墓地生意,形成了地下墓地卖买市场,提供给那些农村没有土地又想土葬农村的城里人。农村没有殡仪馆,老人去逝后,一般都在自家举行祭祀仪式,邀请民间的殡葬礼仪公司和阴阳大师,为了面子,都要讲讲排场,80岁以上的老人去逝称为“喜丧”,有的节目中还安排了艳舞。仪式要举行三五天不等,严重影响邻里生活,虽大多能够包容,不会报怨,但是在集镇上的人家办个白事,占用半边街道,整个集镇几天不得安宁。

(四)婚俗嬗变。农村的婚俗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的变迁,传统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已被简化,自由恋爱较为普遍,甚至网恋都有,但也有一部份属媒妁之言亲友介绍,上电视相亲节目那类烧钱游戏,只是很多农村少男少女的梦想。婚嫁对象选择反映了村民价值观的变化,“50年代嫁英雄、60年代嫁干部、70年代解放军(吃菜要吃白菜心,嫁人要嫁解放军)、80年代嫁大学生、90年代嫁老外、2000年以后嫁高富帅”,在当时那个年代就是普遍认同的价值标准,传统的彩礼和陪奁等礼数也传承至今,约定俗成。过去的“三转一响”已由“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录音机”1.0时代上升了好几代,现在很简单,有房有车有存款,普遍要求在城里至少镇里有房,有10万元以上的小轿车,另外有彩礼要求,五万、十万标准不等,结婚前的彩礼,往往是结婚后的负担。年青男女闪婚也很多,婚前认识不够,没有准备充分,离婚率很高,据统计,梓潼县民政局去年有917对协议离婚、梓潼法院有765对诉讼离婚,全县共计1682对夫妻离婚,上班时间平均每天有6.6对夫妻在离婚。很多父母出资为女子购了婚房或出了首付,又担心婚姻不稳定,除个别进行了婚前财产公正,绝大多数碍于面子,没有立下字据,有些婚后发生离婚纠纷(俗话称“砍草连子”),苦于没有证据而败诉。

(五)种懒庄稼。梓潼县是典型的川北丘区农业县,2018年上半年全县农民家庭人均收入6992元,农业收入只占34.7%,务工工资性收入占62%,土地流转等财产性收入占3.3%。可以看出土地的潜能和价值没有发挥出来,农业经营不赚钱,农村的青壮年都外出务工去了,家里留守多是老弱病幼残,缺乏劳动能力,缺少劳动技术,没有劳动激情,惜疼劳动投入,也不会精耕细作。种庄稼的目的就是供自已食用,让土地不至荒芜,没有增收的价值追求,种和收基本上是外请商业化的小型农业机械完成,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有些养殖了小家禽和肥猪等,产生的农家肥除了给房前屋后的果树施用点,很少去做成有机肥施用于庄稼。政府每年给农民的各项粮食综合补贴(地力补助)达到98.5元一亩,尽管如此,由于产值不高,很多农户还处于亏本状态,但他们并不在乎这一点,赶集时还到集镇上喝喝茶,打打麻将;当遇到招商引资或引进产业项目需要流转土地时,很多人又不愿意,个别贫困户还当起了钉子户。产业扶贫基金普遍投入国资或龙头企业,贫困户平均享受固定利息红利,不劳而获。

(六)庙上养老。今天的农村,传承香火的观念依旧深入人心,人们更多的是把心血付出在下一代的培养上。反过来,反哺上辈人的抚养之恩,对父母的赡养支出,就显得微薄了,为了讨生活,年青人普遍外出务工,留下妇女老人和孩子,每个家庭多少都有些翁媳不和,留在村里的老人,只得自寻养老之路。政府为解决养老问题,投资建修了一些敬老院,但并没全面覆盖,梓潼全县32个乡镇37.8万人只有16个公办养老院和一个城市老年服务中心,共2300多个床位,这些服务对象还是农村五保户和城市三无人员,全县60岁以上男41880人女51271人,共计93151人,占总人口24%,基本上是居家养老,在全县建有12个日间照料中心,给农村老人平常聚会提供了场所,由于没人管理,基本上处于闲置状态。多年来,全县358处50平米以上的神庙成了老年人最好的去处,信教的去念经,不信教的相互拉拉家常,聊聊天,庙上经常做法事,常常有人孝敬财物,庙上便有来源为香客准备素席和茶水,这样有吃有喝有人聊天,其乐也融融,很多老人每年都要定期到庙上居住少则几天,多则几个月,这里成为农村老人的心灵的驿站,结果是念经的比念书的多,打牌的比创业的多。

(七)金钱至上。在广大农村,本来文化水平就不高,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人们被禁锢在生产合作社里面,生产生活都有统一的安排和限制。土地包产到户后,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得到充分的释放,带着对城市的向往和发财的梦想,农村青年人纷纷涌向城市,没有文化、没有技术甚至没有劳力的女青年择业的道路更加艰难,部分打工女一方面因家庭的贫困,另一方面因为金钱的诱惑,被引诱到发廊、歌城和娱乐城等当了坐台小姐,靠出卖色相营生,有的甚至直接当起了有钱人的二奶,回到家乡,还引来羡慕的眼光,笑贫不笑娼。有些务工农民却没那么幸运,在别人的蛊惑下陷入传销组织,再骗取老乡和亲朋好友入伙,一家连着几家,最后弄得血本无归,家破人亡。

(八)集体向心力弱化。当今小农经济的新特点就是生产生活的分散性和人口的流动性,包干到户独立经营,村民们大都各自为阵,甚至错误地认为“土地名义是集体的,实际是村民自己的”,经常牵挂的也就是集体没有分配完毕的资产,所有东西巴不是分得锅干碗净,很多村民经常不参加村民会议,所以村社一年就开一两次会议,平常主要是组织党员开党员会,因为很多政治学习都要向基层延伸,如“走基层”活动,结果把基层群众忙得不可开交,天天陪同带路座谈。全县329个行政村除了11个城中村有集体经济外,基本上是空壳村。很多村民长年在外务工,从不履行村民义务,对于集体组织的抗洪抢险、环境整治、文明创建、应急救灾和一些文化活动等,从来不理不问,过年回家探亲,有些政策不明,便充分使用在城市学到的自媒体手段,到处信访,到处上网,若遇征地拆迁补偿未达到满意,更是以死相争,信访不信法。乡村管理基本上是行政化,乡政府管理的林业、计生、民政、综治等,很多工作委托村干部办理,本来以村规民约这种类似契约化制度指导下的“村民自治”,结果成了“村干部自治”,村民对村委管理并不信任,尤其是“三资”的管理。

(九)责任担当缺失。贫穷不是罪恶,但是贫穷可以制造罪恶。笔者在走访一个乡时发现该乡有一个残疾人曹文宝用自己的双手做力所能及的劳动挣钱养活了家里另外四个残疾人,被评为全国孝老敬亲的模范。但同时,也发现了几起父母遗弃子女、妻子和子女遗弃丈夫与父亲的真实事例。如银河村王某在外流浪多年,拐骗了一个女人非婚生育一子,已10岁,没有户口没有上学,86岁的婆婆独自在艰难的承担抚养责任;在邻村还有一个类似的事件,一对夫妻外出务工,一去18年,没往家里寄一分钱,年迈的父母把他们的女儿养到12岁,他们都杳无音信。村上曾帮助申请“孤儿待遇”,但因法律要件不齐,被民政部门驳回。另外在一个省定贫困村同心村,全村863人,精神病人就有18人,其中有一个精神病人蒲必清生活不能自理,被妻子和女儿遗弃于乡政府后玩失踪多年,政府找寻监护人未果情况下只得承担扶养责任,出钱委托当地乡医院在照看护理。这种没有责任意识,没有风险负担能力的人,遇到巨大困难时,选择了逃避,那管法治与道德。

(十)选举宗族化。在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生活中一件大事就是选举,村委会是目前唯一由选民直接选举的组成权力机构,村民们对谁当村长、谁当支书,非常上心。一个行政村往往由几个自然村组成,自然村落基本上由几个或一个大家族组成,为了家族荣誉和利益,他们会推出自己的候选人,外来户和杂姓基本上没有好多话语权,他们也会见风使舵,权衡利弊后依附于比较大的家族,所以,换届选举出来的村干部实际上就是大家族的代言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家族势力此消彼长,轮流上台掌权。除了家族关系外,就是乡村干部后继无人,村干部连选连任者居多,有的一直当到60岁以上。另一个极端就是以贫困村为代表反而选不出来干部,村干部微薄的工资补助无法养家活口,稍有能者都外出打工去了。选举竞争激烈的往往是以城中村为代表的有集体经济和发展项目的行政村,竞选的潜在动机就是把当村干部作为谋取利益的平台,很多从“从山上下来的”人还顺利被选为村干部,他们劳改的经历便成了治理乡村社会的资本,他们的小毛小病,政府都会包容,因为政府要搞好基层治理和完成诸如征地拆迁之类的艰难任务,大学生村官一类的文化人反而束手无策,非这类强势村干部的鼎力支持不可,他们所在的宗族也会得到庇护而获得巨大利益。

三、乡村社会风气出现异化问题的主要原因

目前我国正由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迈进,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农村村民的文明素质也有较大的提高。但是,精神文明发展程度仍处于“不全面、不平衡、低水平”的状态。广大的农村文明乡风建设面临着许多方面的问题,乡村社会风气异化现象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塑造文明乡风的推手:集体组织的弱化与衰落。中国近十年来,每天消失近百个村,乡村还常年分散生活着约5.7亿农民。现在许多农村集体组织的力量弱化,不仅是村社干部的素质低下,更重要的缺少有力的集体经济支撑。集体能给我带来利益,我就会热爱集体,因而正能量的文化在基层传播缺乏有力的组织保证。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的“初税亩”到2006年中央政府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取消了所有农业税赋,标志着在中国征收了2600年的农业税的终结。农业税取消后,农村基层干部人数大大减少,农村干部队伍的经费主要依靠上级财政拨款。此前一些乡村干部为了交清提留税费,私人在农村信用社贷款,这种“私贷公用”还成了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受经费制约,绝大多数乡村财政仅能维持最低限度的正常运行,最近两年村集体才有了5-8万元的公共运行服务经费。对于集体经济不强的村庄,许多干部缺乏工作激情,得过且过,缺乏积极宣传正面文化的勇气。

(二)传播文明乡风的主体:农村村民的陌生与失落。从1958年的《户口登记条例》固化了城乡利益格局,户口红利如粮油供应和城市就业等,让城里人独享,从此城乡二元结构逐渐形成,多年来,“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成了公共财政和各种利益分配的主要依据,我国目前户籍城镇化率超过40%,生活城镇化率58.5%,其中差额主要是奔走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2.87亿农民工,他们没有进城落户的太多动力,因为中小城市的户口除了教育资源对农民还有吸引外,我国户口背后这个利益链条正在萎缩。[2]

一是费孝通《乡土中国》中描述的“熟人社会”已不复存在,很多村民常年在外,大有“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味道,对逐渐长大的后生晚辈很多不认识,同村的“流动儿童”随着父母天南海北的流动生活,就是同村同辈人长大以后,在外认不到同乡,回乡认不到老人,挂青找不到祖坟,乡村社会正在走向陌生。

二是城镇化进程就像水波,以城市为中心逐步向城中村、近郊村、远郊村扩散,土地被征占后就是撤村建居,获得征地拆迁巨额补偿的村民一夜暴富后,大多成为新的食利阶层,很少继续劳动,打着麻将包着二奶,过着麻木不仁的生活。而边远农村,因为交通、水源、电力和网络等资源缺乏,耕作条件恶化等原因,陆续外迁或投靠亲友,逐渐空心化。各级政府热衷于撤乡建镇,以提升城镇化率,在村民看来撤乡建镇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对官方这一举措并不认可。

三是“农民工”劳动生活在城市,但吃穿住医学藏和养老等仍然是农民待遇,城市文明的福祉,他们看得见,就是摸不着,享受不到,第一代农民工现已年老体衰多病,不得不回乡养老,农村确实也有“新农合”等医疗保险,保费从最初的50元,逐步上涨到现在的180元,低保户还可不交,理论上药品零差价销售和本地住院的农村报销率可达90%以上,而实际上只有“小病大医”和“自费药品”销售量做大医生和医院有才丰厚的隐形收入,新闻热点报道的绵阳市人民医院的“走廊医生”事件就是例证。所以除了建档贫困户,普通群众药费报销通常不高,甚至不到50%,异地看病报销比例就更低。高额的生活成本,也拟制生育二孩的激情,过去的超生游击队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三)展现文明乡风的载体:土地房屋的闲置与荒凉。村庄内的建筑主要是农房、村集体公共用房、宗祠和小庙以及零星散布在草丛中的一些文物。现在的村庄普遍显得凌乱与萧条,主要表现在:

一是建筑没有规划,基本农田上山。多年来,乡村没有规划师只有风水先生,房屋的选址关系着村民的平安和运势,必须遵从风水规律,一般会选择交通便利、水源饱满、前后宽敞的承包地、自留地、林地以及村民互换取得的土地,这样目的是方便耕作生产;就出现了在一大遍田野中,中间凸出一家房屋,大刹风景的现象;政府每两年要调整一次土地规划,县城和集镇周围的良田常会被调整为一般用地,便于开发使用;在交通不便,水源缺乏的山顶上常会划定为基本农田,因耕作条件恶劣,这些往往成了村民抛荒的首选。

二是没有人气,有房没人住,有人没房住。很多村民举家外出,土地抛荒,房屋闲置多年,没人居住,过年过节才偶儿有人回来看一下,给老祖先人烧点纸钱,冒点青烟。很多在城里定居的原村民,尤其是他们的父母不愿离土离乡,仍住在老家破旧房屋中,因为这一部分人他们实际上不愿或没有能力在农村投资建房。还有就是散居在乡村的五保户,住着危旧老屋,没有安全的周转房屋。闲置的旧房及设施,影响着村容村貌,无法拆除的主要原因是现在还没有一个宅基地有偿退出制度和城市资本注入乡村不动产的合法机制。

(四)纯洁文明乡风的手段:治理方法的单调与局限。文明乡风建设,离不开基层治理的科学方法和有效手段,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效果并不理想。

一是潜移默化,自然更替。这种情况是泥沙俱下,没有经过“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过程,这种自发方式好处就是群众广泛认可,知晓率高,执行力强。乡风文明建设关键在于形成与时俱进的传播模式,要做到深入人心,转化为长久风尚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二是靠政府主动作为,以行政强制、行政指导和行政许可等手段,移风易俗,推陈出新。从改革开放40年实践来看,虽然提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但实际上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精神文明的建设还是软了一手,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主要是通过一些活动,但走形式的多,收到实效的少,群众参与度不高,基层政府和组织的创建动力来源于上级考核加分和物质奖励。如文明创建活动,梓潼全县32个乡镇329个行政村,仅有1个全国文明村,省级4个、市级12个、县级55个,覆盖率仅有16.7%。还有科技三下乡(文化、科技、卫生)活动、道德讲坛、安全社区、平安乡村、无毒乡村等创建活动;在村上还有“善行义举道德红黑榜”,对村内好人好事进行表彰,现在都流行网上投票,什么“十佳青年、道德模范、最美乡村教师、明星儿童和行风评议”等,于是基层开会基本没人听,因为人齐好拉票,大家都忙着玩手机。文化部门为村上建了农村书屋,乡场镇综合图书室,配了书籍和电脑等,并进行免费开放,基本上没人去看,因为村上留守人员这个群体都没有看书的文化基础和求知热情,为了应付检查,村上文书只好定时在借阅登记簿上编造一些记录。通过精准扶贫“一超六有”,基本开通了网络、有线电视、天然气和自来水集中供水设施。组织系统为农村党员干部专线开通了远程教育平台,配置了终端设备,很多乡村干部连电脑开关都找不到,也晓不得怎样用,于是就由乡上的驻村干部或村官大学生来编造记录,川北这地方本来就潮,几天不用,电脑就开不了机,所以,尽管没有实际使用,可怜的村干部一年到头都在修电脑,否则上级检查到了过不了关。

(五)承载文明乡风的客体:文化教育的变味与无奈。一是教育问题。现在农村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扫清了文盲。村上早已没有幼儿园和小学,每个乡有1个两三百人规模中心小学和1个百人左右的私立幼儿园;每个原区公所所在地有一所初中,规模一般五六百人,有的人更少。现在生源还在不断的减少,加上这些学生80%以上都是留守儿童,乡镇小学教育会更加艰难。高中以上基本上是精英化与产业化有机结合,学生成了做题的机器,名校升学率带来的不仅是成就与荣誉,更重要的是滚滚利润和GDP。作为祖辈务农的父母,都有望子成龙的梦想,教育投资商由此看到了商机,于是各种培训班、提高班、补习班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农民工子弟成了主要客户。传道授业解惑正在走向商品化,通过资本运作营利性的教育园区应运而生,殊不知寒门难出贵子,农村学生读高中和大学的屈指可数;不可思议的是家长普遍存在歧视职业教育的思想,不让考不起普通高中的子女选择读职业高中。

二是娱乐问题。目前农村文化娱乐生活普遍缺乏,各种文化娱乐方式都在抢占农村市场。随着农村传统生活模式的逐步改变,不同类型的文化娱乐活动方式都在农村不断尝试,健康和不健康、高雅和低俗的都在存在,茶馆、歌城、麻将馆在一些集镇和乡村广泛普及。传销、封建迷信、邪教、毒品和赌博现象盛行,一些保健品和长寿药品骗取了很多农村老人的积蓄和感情,既伤了民财,也毒害了农村的风气。[3]

四、新时代加强乡风文明建设的建议

改革开放40年来,迎来了各种社会思潮相互交流、碰撞,中国已进入振兴乡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阶段。随着乡村经济和社会收入分配形式的多样化,农民内部收入差距日益显现,农村社会文化风气呈多元化趋势,家风、社风、乡风、民风和政风,相互传染和渗透,只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前提下,科学规划乡风文明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彻底解决“三农问题”。但是受几千年封建残余思想和传统小农社会的影响,农民整体素质偏低,加上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基础设施薄弱,农村基层对乡风文明建设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等原因,乡风文明建设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乡风文明建设是一种隐性建设,它贯穿于农村发展的全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九九为攻,长期不懈地努力,笔者建议乡风文明建设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着力:

(一)加强农村经济建设,为乡风文明提供物质保证

俗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没有农民增收为目标的乡村经济振兴,乡风文明建设就是无本之木,如何拓展农民的增收路径、调控合理分配方式和创新传统生产方式便是当前农村改革之要。

一是要增加农民资产性收入。建立集有建设用地包括农村宅基地自由流转制度。要振兴乡村,解放农村生产力,就要激活资源最丰富的农村土地市场,秘鲁经济学家德.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一书中揭示,发展中国家贫穷的重要的原因是没能把资产转化资本,缺乏财产权的表达机制。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总面积为66.9亿亩,其中农用地55.3亿亩、建设用地3.1亿亩。根据农业部数据显示,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账面资产(不含资源性资产)为2.86万亿,村平493万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课题组研究,我国农村净资产达127万亿,其中集体所有的87.35万亿,占68.6%。巨额的集体资产转化成财产权利,农村面貌将发生巨大变化。[4]

 二是要让传统小农经济向合作化经济转向。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和世界一体化进程突飞猛进,要求分工更细,生产要集约化和智能化,可以说现行的乡村生产模式已阻滞了生产力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小农经济实力有限,高质量发展成为不可能;土地分片包干,其分散性和碎片化,影响了规模化生产和机械化生产。要与时俱进,终结传统小农,代之以现代新式农场主或农业合作社,各户的土地和资产入社,建立起分工明确的合作化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把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轨道,这将是一次巨大的社会革命。[5]

三是实施质量兴农战略。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春节来川视察,指出四川要打好农业这块“金字招牌”,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迈进。方向已指明,要建立健全质量兴农评价体系和政策扶持体系。深入推进农业绿色化、品牌化,推动农业由增产转向提质。实施产业兴村强县行动,推行标准化生产,培育农产品品牌。

 (二)加强农村政治建设,为乡风文明提供组织保障

乡风文明建设是党在农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份,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确保党在农村工作中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一是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引领作用。先进的组织会才能让农村的社会风气都好起来,基层党组织要更好发挥好战斗堡垒作用,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要整合资源解决好现在农村人气不旺的问题,可以试行在几个行政村建立联合支部或总支等组织,在外务工的就地建立流动党员支部。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因此,要使得农村的风气变好,必须充分发挥基层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充分发挥“政风带乡风”的作用,而党员干部自身也要提高廉洁自律意识,自觉抵制腐败文化的侵蚀,为当地的民风民俗树立正气;要带领群众抵制愚昧落后观念和陈规陋习的影响,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健康、文明、进步的风尚占领农村阵地。

二是要加强法治教育,促进农村法律知识的普及。现在农村提倡“法治、德治和自治”的“三治”协同,普法工作不能走形式,做资料,行政空转。广大农村特别需要关于婚姻家庭、财产继承、土地承包等方面的法律知识,广大的农民工特别需要劳动工伤、矿难事故、传销等方面的法律知识,要通过各种媒体平台以案说法,要通过具体案例来告知农村群众污染环境、滥伐林木、捕杀保护动物、乱占耕地、传播谣言和破坏选举等是违法犯罪行为,号召广大农民依法行事,坚决打击农村陋习和不法行为。引导广大农民主动学习法律知识、树立法治观念。

 三是要重新安排基层政权建制布局,完善基层民主制度。要实现民主管理和高效运转,让民主观念在农村落地生根,需要在各方面做出努力和创新。首先,要重新安排好行政村的建制。现在便利的交通、信息化和网络化成熟技术,为基层行政村精减提供了有利条件,可以将几个小村合并为一个大村,如梓潼全县329个行政村有农村人口26.7万,平均每个村811人。如果每村按2000人建制,只需设立133个村,每村按5职计可减少196个村980个职数,按现行年补18000元标准,每年可减少财政补助经费1764万元。这样精减基层干部数量,提升干部素质和薪酬待遇,实行全脱产工作,事业化管理,避免老牛拉破车,劳而无功的现象。其次要实行村务公开,加强农经工作的监督与管理,更重要地是要挥村监委会的作用,全程参与村务和党务的实施过程。再次,可以因地制宜地制定村规民约,以规范当地村民的行为,明确村民的权力和义务及其责任后果。

(三)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为乡风文明提供智力保障

乡风文明建设离不开农村文化建设,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一是要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必须倡导一种与拜金、享乐主义不同的价值观念,形成新时代、新农民的伦理底线,避免“人无横财不富”思想而误入歧途。我们要提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价值取向,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优良的品德教育农民,逐渐在广大农村形成尊老爱幼、邻里和睦、见义勇为、艰苦创业、崇尚科学、抵制迷信等健康文明的伦理观念。[6]

二是要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按照有人办事、有钱办事和有场地办事的“三有”原则,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农村土地广阔,行政村普遍建有农村书屋,但普遍没有文化广场,所以,农闲时老人们就自发去赶小庙,年轻一点就到乡集镇打牌、搓麻将、喝酒。农村普遍有“村村通”户外高音喇叭,基本没有发挥作用,强烈建议恢复乡镇广播站,坚持户外喇叭天天播放。乡镇一级建有文化站,但没有文化专职干部,没人做事。其实农村有很多的乡村特色的民间文化队伍,如秧歌队、采莲船、龙灯队、狮灯队、阳戏、杂技、唢呐队、小川剧团等,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乡村特色,近年来打工返乡归来组建来的广场舞蹈队带回了城市文明的特色,但这些基本上是自娱自乐,自生自灭。对这些人才应建立统一的管理制度,加强业务培训和指导,在经济上给予一定扶持和奖励。

三是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展移风易俗行动。首先要学传统,以“忠孝仁义”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要旧缸装新酒,取其精华,推陈出新。其次要立足乡村文明,吸取城市文明及外来文化优秀成果,加强农村科普工作,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养。发挥“家风促乡风”的作用,广泛开展星级文明户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再次要遏制大操大办、厚葬薄养、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加强无神论宣传教育,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最后要深化农村殡葬改革,要堵后门,开前门,与其让村民乱建小庙和祠堂,不如在农村因地制宜,依自然村落具体情况,统一规划建立乡村殡仪馆和乡村公墓,解决村民去逝后的殡葬难问题。这些问题,缺少的不仅是投入,更重要的是上层重视和科学规划。

(四)加强农村社会建设,为乡风文明建设提供民生保障

大力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要解决“农业低效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的“新三农”问题,我们必须要在农民最基本的保障问题上下功夫。

一是解决看病难问题。建议撤消村卫生室,加强乡镇卫生院。实际上在交通便利,距离乡、县城不是太远的农村,完全没有必要建村卫生室,水平、设备、资质都不规范,实践中也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反倒是一张处方5元钱,报了很多假账。目前需解决的主要在三个方面:首先要解决如何杜绝“小病大医”和自费药品占比高的问题,这种行业腐败人为地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其次要解决好农民工就地住院报销比例门槛高的问题。如农民工一个阑尾炎手术,必须回家住院治疗,跨省就医的话报销比例要减少一半以上,分诊治疗需要科学规划,不能照顾效率,而牺牲了公平。再次,要做农民健康档案。全民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如同身份证一样,每个人生来就应有一份健康档案,伴随终身,这样既有利于个人健康,又有利于公共卫生防疫和重大疾病治疗技术提高。可以适当提高新农合征收基数,这种举措将是农民继续参加新农合的直接动力。
    二是解决救助难问题。农村的救助制度是以农村低保、五保、孤儿、精神病、弱智、失独家庭和特困户及流浪人等为主要对象,国家采取物质帮助、扶持生产等多种形式,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就是精准扶贫,国家对贫困户的帮扶制度。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些制度还是存在着立法滞后、制度缺乏规范性和操作性的问题。如既存在“优亲厚友”,不符合条件人员,又存在生活确实困难,因为申报“法律条件”欠缺而无法得到救济的现象,笔者调研过程中发现几例“准孤儿”和“准五保”就是如此,甘肃省康乐县杨改兰事件就是个典型悲剧案例。因此我们必须大力推进社会救济体系建设,尤其是政策执行者,要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特殊情况变通处理,不要为表面的公正而伤害无辜的人,良法也需要善治。

三是解决好农村保障房问题。首先要解决分散问题,要鼓励村民由“单家独户”独立社区,走向适当集中,便于水电气、通信和电视网络的资源配置优化和降低成本。其次是危旧房改造补助机制不公平的问题,如“5.12地震”后重建时户平补助2.2万;新农村建设时户平补助0.8万;精准扶贫时人平2.5万。如果错过这些机会,将无法得到政府任何补助。各种资格的认定混乱,如年收入低于3600元就是贫困户,那么3601元临界户呢,于是村民中形成了争资格现象,村干部没有办法只好搞平衡。再次要解决农村老人离土不离乡就地养老周转住房问题,儿女不愿意让老人住危旧房又无力建新房的情况,建议实行农村周转房或廉租房制度,提供给这些老人居住,让他们拆除农村危旧房屋,有偿退出宅基地还耕,不仅资产变成资源,同时也避免影响村容村貌。

(五)加强乡村生态建设,为乡风文明提供环境保障。

一是要加强农村突出环境综合治理。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开展农业绿色发展行动,减少农药、化肥、农膜等的使用。推进有机肥替代化肥、畜禽粪污处理、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梓潼县“1+5”种养结合生态循环模式被评为四川省十大转型升级案例就是最好的实证,作为生猪调出大县解决了猪粪便有机还田,顺势发展了20万亩蜜柚出现已口创汇而闻名遐迩。加强农村水环境治理和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禁止肥水养鱼。在广大乡村要开展“扫把行动”和“厕所革命”等,改水改厨改厕,坚持农村环境治理和垃圾分类,彻底改变脏乱差的乡村面貌。

二是要统筹山水林田林路系统治理。由于农业部门分工太细,权限不一,因而保护和治理上步调不一,导致效果不佳,因而要把山水林田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开展农村河塘清淤整治,现在很多河堰还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修筑的,损坏严重,河长制不仅要管环保,也要关心治理。

三是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作用。农民既是乡风文明建设的推动者,也是乡风文明建设成果的享受者,要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宣传方式,让农民群众形成推动乡风文明建设的自觉,如清明、春节祭祀祖先要举行鸣炮和烧纸钱等仪式,不要简单地归结为封建迷信,要尊重这种民俗,但是又要让村民组成防火巡逻队,巡山防火,让村民逐渐认识到传统的祭祀方式不卫生又不安全,而自觉变更祭祀程序,只备鲜花或纸花“挂清”而不烧纸放炮。乡风文明建设是一个长期渐进过程,只有改造村民的主观世界,才能保障乡风文明建设持久进行。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梁胜朝,男,汉族,梓潼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擅长党建、法学和公共管理方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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