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革命实践中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基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深刻揭露了无产阶级陷入贫困有其复杂的原因。纵使时代变化发展,马克思贫困理论依旧焕发出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和现实解释力。在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应继续以公有制为主体,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坚持以解放发展生产力为导向,为扶贫提供物质保障;将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唤醒贫困主体积极性。

一、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主要内容

《资本论》通过对无产阶级贫困产生的根本原因及其表现形式等维度对无产阶级贫困问题予以全面的理论澄明和揭示,完善了其反贫困理论的科学体系,为无产阶级认识贫困、消除贫困、获得解放展示了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一)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本原因

1、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无产阶级贫困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在圈地运动中形成的,他说:“对国有土地的掠夺,特别是对公有地的不断的盗窃,促使在18世纪叫做资本租地农场或商人租地农场的大租地农场增长,并且促使农村居民变成无产阶级,把他们‘游离’出来投向工业。”(P6)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因为圈地运动而失去土地的农民与原本拥有的生产资料相分离,被迫成为资本家的雇佣工人,为了生存只有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而拥有生产资料和货币的资产阶级成为富人。换言之,无产阶级贫困是随着社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来实现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必然产物。

2、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致使无产阶级长期贫困

对剩余价值的无尽追求是资本家不断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内在动力。马克思说:“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P269)这句话表明资本家通过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不断榨取雇佣工人生产的超过工资部分的剩余价值,不断积累财富,变成高高在上的富人,而雇佣工人只能成为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工具人,只能在社会底层和贫困线上挣扎。

(二)无产阶级贫困的表现

1、物质生活贫困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资本家拥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失去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只有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维持生存,这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还表现为一种奇特的“平等交换”,一方出卖劳动,一方支付工资,但这种表面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掩盖了资本家从经济上剥削无产阶级,从政治上、文化上以及人格上压迫无产阶级的事实真相。马克思说:“他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时所缔结的契约,可以说像白纸黑字一样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后却发现:他不是自由的当事人”,(P334)这句话表明劳动者被雇佣后以为是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其实他是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实际上,“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P335)。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谈到工人被资本雇佣,而领取工资时深刻指出:工资表现为劳动的价值或价格,掩盖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真相,因为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但工资却表现为全部劳动的报酬,事实上工人在劳动中创造的大于工资部分的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通过劳动力与货币关系的转变过程不断积累财富,而工人只能通过工资维持生存。资本家和工人阶级这种日益扩大的财富悬殊,一个日益富有,一个日益贫困的巨大鸿沟就这样出现了,并且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而固化下来,延续下去。在资本主义社会,工资是无产阶级生存的唯一经济来源,低水平的工资直接导致了低水平的购买力,生活用品匮乏、衣物破旧、营养不良成为无产阶级生存的常态。

2、精神文化贫困

教育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资产阶级为培养维护自身阶级统治的工人,认为工人接受教育就是多此一举的,成年工人更应该像机器一样源源不断地为自己创造剩余价值。资本主义是从封建社会脱胎出来的,知道无产阶级一旦接受教育,接受文化知识,就必定会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当无产者意识觉醒,资产阶级的统治就岌岌可危了。只有让工人不接受教育,控制他们的文化水平,就能够将他们牢牢地所在机器上。工人不需要较高的教育,需要让他们在生产中逐渐习惯,不让他们产生过多的想法,这样也就达到了目的。同时工人的子女在适龄阶段接受教育的比例十分低下,而大量修建的宗教学校,宗教教育是教育的主要课程,宗教课程的设立使孩子们每天都接受晦涩难懂的神学教条,根本就不适合孩子的身心发展,这种神学的、缺乏理性的、带有阶级性质的思想穿到孩子脑海中之后,将孩子培养成了“神态呆滞,麻木得像石头人一样”。孩子即使长大也摆脱不了根深蒂固的被统治思想。

二、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当代价值

人类社会的发展一直伴随着贫困现象的存在,消除贫困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只能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不断地运用于实践并逐渐消除贫困,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马克思对贫困问题的研究背景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社会形态,所面临的贫困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国家的建立和相关的意识形态教育也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我国目前的贫困并不是物质资料和劳动者相分离所导致的贫困,而是贫困人口的低收入所导致的贫困,但低收入的导致的贫困也表现在物质资料的缺失、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和生存环境恶化等方面。马克思对贫困现象分析的合理内核仍然可以借鉴。

(一)以解放发展生产力为导向,为扶贫提供物质保障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变革的关键,要实现社会形态的更替,必须以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摧毁原有的与历史发展趋势相悖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资本主义正是凭借其创造的巨大生产力战胜封建主义,成为暂时的历史霸主。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出于对财富的狂热追求,资本家阶级借助各种方式推进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这会给处于被动地位的无产阶级带来身心的双重折磨,另一方面也为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积累了物质基础。无产阶级要摆脱贫困,就必须不断催生强化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无法容纳的新的生产因素,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建立更高的社会形态和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打好物质基础。

导致贫困地区落后的原因有很多,但归根结底是由于生产力低下的问题和物质匮乏,这两个问题的存在使得贫困地区人口不能满足基本的温饱,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基于此,有必要着重推动贫困地区生产力的加快发展。

2013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湖南考察时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难点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湘西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区域,党委和政府要更加重视这项工作,发挥自身优势,制定好目标,通过优化生产力布局、统筹城乡发展、加强对口帮扶等措施加快发展。通过解读习近平同志对湘西扶贫工作的指示,可以深刻的理解到解放和发展贫困地区生产力的重要性。贫困地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能够增加贫困人口的整体收入,消除绝对贫困,解决温饱问题,为实现全面小康创造物质基础。在如何发展贫困地区生产力的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生产力布局优化,重点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构建连接东中西、贯通南北方的多中心、网络化、开放式的区域开发格局,不断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引导贫困地区发挥地缘优势和资源优势,挖掘生产力促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整体性发展,逐步形成“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最终确保贫困地区整体脱贫,按期建成全面小康,实现共同富裕。

(二)以公有制为主体地位,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P26)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贫困是不能根除的,只有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建立公有制才能消除贫困,这个是任何时候不能动摇的,公有制经济必须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市场经济是调节是通过市场来调节社会资源,并不存在所谓的姓“社”和姓“资”的问题,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调动市场经济配置资源优势相结合,能够最大限度的促进经济的发展,为保障全社会共同富裕提供发展动力。

(三)将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唤醒贫困主体积极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注到在资本重压下的劳动异化和人的异化,工人在劳动中失去自由,沦为机器的奴隶,畸形发展而成为局部的人,以致萎靡不振、意志消沉、得过且过,更甚者道德堕落。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历史终极目标一致,反贫困理论延伸到精神贫困、道德贫困等非物质性贫困层面。《资本论》的反贫困,不仅要打破无产阶级在资本的重压下物质性的贫困桎梏,还要砸碎非物质性的贫困枷锁,真正实现无产阶级自身解放,以致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人患志之不立,扶贫贵在扶志。习近平指出,“如果扶贫不扶志,扶贫的目的就难以达到,即使一度脱贫,也可能会再度返贫。”那么何谓“缺志”?部分表现为人生目标感比较模糊,“身在贫中不知贫,懒散无为混春秋”,安守贫困,陶醉于低生活境界中,这些人往往把“扶贫”与“送钱给物”等同;还有部分人自身认同度低,畏惧社会竞争,缺乏创新的胆识,选择扶贫项目时往往首鼠两端,不愿承担风险。“志”是根源,这种“内在源头”式扶贫,唤醒村民自力更生的脱贫意识和努力致富的坚定意志,从而激发脱贫的内生动力,摆脱现有的贫困状态。

有言“贫困的脑袋”造就“贫困的口袋”,可见扶贫工作中“输血”式的物质给予远远不够,内部的教育“造血”更为重要。习近平强调“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扶贫必扶智,农村贫困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环节”。贫困代际传递问题是我国反贫困实践中遭遇的新难题。贫困代际传递问题最早追溯到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其中首次指明贫困将会在资本重压下无法摆脱受剥削压迫命运的工人阶级及其家庭中代代相传。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工人的精神贫困往往会代际传递给子女,“贫困堕落的人教养起来的子女中流行着无知和放荡的现象……他们的道德极度败坏”。从社会学角度,以阶层继承和地位获得的研究视角衍生出贫困代际传递概念。贫困代际传递就是指继承父母或一定的阶层范围内的贫困及导致贫困的不利因素并传递给后代的一种恶性遗传链。在受教育程度不高,保守自安的状态下,在教育资源稀缺、文化环境不佳的现实条件下,村民缺乏理性认识与决策能力,难以为下一代提供科学的人生规划及恰当的行为指导,造成他们思维的局限、行为的乖张,这就形成了贫困的代际传递。重视村民教育,开发人、改变人、完善人,以打破思维的局限和发展能力的不足,以致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对扶贫脱贫产生持久功效。

贫困问题不止在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在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存在,各个国家为消除贫困做了巨大的努力,也成为了各个国家的施政方向。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新时代,消除贫困最有力的体现就是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人民的温饱的满足。但是,截至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之际,我国部分深度贫困地区依旧存在大量贫困人口,最基本的物质需求都没有得到基本的保障,存在的部分贫困人口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全面解决社会中的贫困现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环,是打好脱贫攻坚的最后一战。理论是实践的先行者,科学正确的理论必能够指导具体时间的有序推进。追根溯源,马克思无产阶级贫困理论就是指导我国现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科学之理论。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