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很多对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分析，以及提出的未来出路，都缺乏一个整体的视角，缺乏农民群体所处社会和历史中的阶级位置的相关分析。人们往往从国家三农政策的视角来看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或者把城市和农村当做两个二元对立社会，仍然以小农经济来定义农村社会，从而提出单独的乡村治理的问题。作为体制内外学术或者国家雇员的一项工作，我们可以表示理解。但是农民群体遭遇的巨大变化，以及未来的出路，就不是那些工作所能说清楚的。那些工作提出的改良政策建议，诸如合作社、综合农协、集体化等等，就都沦为官僚主义敷衍了事的政绩，或者知识分子维护颜面的花瓶。因为，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推动着农民的命运的改变，是任何政策及法令都无法阻止的。
其实，关于农民问题，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还有另外一种分析框架的传统。因为后发的追求工业化的国家，当遭遇世界性的革命时代，比如俄罗斯和中国，就面临着本国农民人口占绝大部分、工人阶级占很少部分的状况，所以革命必须提出如何对待农民的问题。无论是追求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农民这个群体虽然都不是革命的真命天子和主体，但农民群体所处社会地位和经济关系随着革命进程而发生巨变，他们将不可避免的扮演某种积极的角色。特别是以中国和俄罗斯革命为例，因为当时农民还处于小农经济的农村社区或者公社，背负着沉重的封建地租的压迫，所以民主主义性质的土地革命都被提出来了。相同的地方是，两国土地革命目的都包括没收贵族和地主的土地。不同的地方，俄罗斯依靠工人士兵苏维埃为革命主力军，只说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没说革命成功后一定要把土地平分给农民。中国则依靠农民为革命军主力，在革命的持久战当中，是边革命边土改，承诺革命成功后耕者有其田，并以此来动员农民参加革命军。在两国革命随后的资本原始积累及工业化建设发展进程中，农民的遭遇和命运的确也大不相同。具体过程，列宁和温铁军对两国分别有很好的分析可供参考。
那么，直到今天，我们按照这种革命的传统又该如何提出农民问题呢？后革命时代，由于农民、农村、农业都成为了资本主义发展和积累的生产要素，在这个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农民群体发生分化，传统乡土社会发生解体，人们哀叹于三农是个大问题，却没有意识到社会本身的问题。三农种种表象无非就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外在体现罢了。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传统提出农民问题，就是要遵循政治经济学的客观分析。类似于当今中国存在各种各样的关于三农问题的改良试验，19世纪的俄罗斯在资本主义初步发展阶段的农村也是如此的景象。俄罗斯当年的类似探索和理论流派被称之为民粹主义，列宁批判民粹主义最核心的点，并不在于指出它的改良性质。而是，民粹主义认为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所以只能通过农村公社来实现社会主义。列宁则针锋相对的论证，俄罗斯即使在没有外部殖民地市场，也没有农村内需市场，资本主义在俄罗斯也将发展起来。
20世纪初的中国革命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当今的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取得了极大的发展。我们现在已经无需像列宁那样探讨中国的资本主义究竟能不能发展起来，而是资本主义在农村是怎样的发展。相比于革命前甚至改革前的传统小农经济社会，今天的农民发生了哪些根本性的变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如何渗透进农村，生产力如何改造农业，农民问题又该怎么提出来呢？
1．农民劳动力的市场化
目前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导下的城市和乡村，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但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农村农民劳动力中的绝大部分已经市场化，即由服务于个体小家庭生产的非市场劳动力转化为服务于市场的自由雇佣劳动力，由自己为自己劳动转变为替他人打工。农村劳动力占整个劳动力总数的比例1952年是83.5%，到1979年的时候仍然高到72.5%。而到2012年，农村纯农户的比例约18%，最近几年更是进一步下降，土地流转明显加快。
这个变化是传统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农村经济的根本差别之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劳动力成为市场商品，是资本主义区别于以往社会形态的本质特点。于是出现农民劳动力被市场定价。传统小农经济社会，农民为自己家庭劳动，一般是不核算劳动力成本，没有或者很低的为劳动力计价。而现在这个市场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统一市场，劳动力价格已经出现根本性的提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民劳动力市场化过程，与早期西欧向资本主义转型时期的农民无产化表现不一样。特别是英国，作为西欧仅有的两个大土地制农业地区之一，农民劳动力市场化同时也是无产化的过程。持续几百年的“羊吃人圈地运动”，农民被强行驱逐出土地，因此土地市场化了，农民失去土地才被迫市场化。而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及土地流转比例一直不高的现实，则表明土地并未充分市场化，但农民劳动力却高度市场化了。
这说明有一点值得注意，农民并不一定只有无产化之后，才能成为工人阶级。农民工，是中国真正的特色。在马克思的思想里，无产阶级是个哲学意义上概念，是哲学的继承人和实践目标。工人阶级才是现实的概念，他们中的个体并不是绝对的无产，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是无产阶级时就代表着他们的政治自觉。相反，资产阶级既是哲学意义上的概念，也是现实存在的概念，两者合二为一；它代表着现实，也意味着即将成为过去。无产阶级才是代表着未来。
图（1） 深圳历年最低工资标准
图（1）是深圳历年最低工资标准的变化曲线，全国其它地区城市也是大体类似的变化趋势。而最低工资标准基本上就代表了农民劳动力市场化的价格，城市市民的工资一直都要更高。这个农民劳动力价格的变化趋势，不仅体现在远离农村的城市，也同样体现在农村本地。如图（2），在农村，从事农业的雇工价格也相应上涨，在高峰的2014年，日工价全国普遍都是100元以上。无论从变化趋势来看，还是具体价格来看，城乡农民劳动力价格都趋向于统一。
图（2） 农业劳动力价格变化
与此相伴随的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在逐年提高，而土地生产率则停滞不前。就是说，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农业发展方式开始发生历史转型，它从过去的一直以高劳动投入来提高土地生产率的发展模式向以资本投入、机械投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的模式转型。传统小农经济是过密化的，高劳动投入的，现在则随着农民劳动力市场化，这一转型无可逆转。
图（3） 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变化
从以上三张图的数据来看，我们发现这一历史性的转型大致开始的时间是2003年。因为伴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国产业资本加入全球化竞争，同时也是全球产业资本大举转移到中国这个劳动力价格要素低谷的“价值洼地”。这意味着中国同期将开始狂飙突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仅如此，中国几乎是同时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国家战略，大力向三农领域投资，向中西部投资。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不仅大量农村劳动力市场化外溢，而且劳动力价格不断加速上升。不仅在生产领域发生这样的变化，在农民生活和服务的消费领域也发生同样的变化。一是城市工业消费品大量下乡，二是教育、医疗、金融等服务相继撤离农村。这导致农民生活成本快速现代化，生活方式越来越城市化，传统小农经济乡土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逐渐瓦解。改革开放以前农村那种半自给自足、非货币化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解体，意味着廉价劳动力、非市场化的劳动力供给将不复存在。农民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历史性飞跃，与劳动力市场化，传统小农经济乡土社会的解体，这完全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体现形式。如果没有打工收入，绝大部分农民家庭将完全无法承担现在的生活支出。
最重要的是，这个转型过程是不可逆的。他们一旦获得了依靠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收入维持生活的方式，过去那种小农经济社会的生活方式就再也回不去了，农民的文化心理和消费习惯正在或快或慢的发生现代化转变。有一种说法认为，哪天农民找不到工作了，就可以返乡回家继续搞家庭农业，完成劳动力再生产。这不可能，哪怕用法令强行维持农民家庭的土地承包权，也保证不了回去的路。劳动力商品化这个历史范畴一旦出现，劳动力使用就要被核算成本，正如利息这个历史范畴一旦出现，资金就是要被核算使用成本的。当前的城镇化建设和公共服务提供只是相对滞后，所以才看起来城乡二元结构似乎依然明显，乡村看起来依然很土，但这只是表面现象而已。历史正是要通过农民劳动力成为市场化商品，改变着他们的个体劳动者属性，国家和资本在这个过程中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但也必然会因为生产过剩的到来，经济危机的爆发，农民工人已经获得的依靠市场化工资收入维持的生活方式，将难以为继，一种城乡融合的生产和分配体系、一种可持续生活方式才需要被重新建立起来。
2．资本主义农业地租的普遍出现
能够说明现在的乡村出现了不同于传统小农经济社会的根本性变化，不仅在于农民劳动力的市场化，还包括农村普遍出现的资本主义农业地租。中国近代以前的传统小农经济社会，大体上每个村落社区都是由地主乡绅主导，特别是北方，地主拥有大部分土地。一般的农民都要租用地主的土地，并提供地租给地主。考虑到一般小农家庭缴纳地租后，基本上勉强养活一家人，甚至还不够。所以，在传统乡土社会的商业流通领域，一般小农因为没有剩余，也就很少进入市场。能够作为合格的市场交易主体的，恰恰是那些占有乡村社区剩余的地主乡绅。因此，在这个所谓地主乡绅主导的村落社区“小共同体”内，地租这个范畴是独立于市场经济的，地租率的决定不受市场平均利润率的影响，只由村落社区内部的道德文化及伦理关系决定。正因为如此，很多人提出传统乡土社会是“皇权不下县，县下乡绅自治”，从而容易浪漫化的想象村落社区内部的温情关系。抛开这些文化和伦理表现，我们关注的是传统小农经济社会的核心经济关系，并将这种不受市场影响的地租定义为封建地租，区别于如今大行其道的资本主义农业地租。封建地租大多表现为实物地租，或者劳役地租，很少是货币地租，而资本主义地租那就完全是货币地租了。
土地上的劳动者不直接参与市场交易行为，就把地租给了地主，这是封建地租，基于半人身依附关系或者村社依附关系，不够自由啊。资本主义地租，土地上的生产经营者，得先将收获成果进入市场交易，受到平均利润率调节的价格影响，之后才给地主缴纳地租，这是超额利润。为什么说现在的中国农民大部分都是地主，并且基本上是在收地租而不是自己种地呢？不要以为中国农民土地少就不是地主，也不要以为中国宪法规定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农民就不是在收地租。历史上的英国最早出现资本主义农业，那时候地主都是那些封建贵族转型过来的，是大土地所有者。大规模农场才需要机械化为代表的的资本投入，减少劳动力投入，提高效率和利润。但要注意，规模化需要的只是土地面积，而不是土地所有权的规模。比如，1000个分散所有权的中国农民，他们的土地集合起来照样是规模化和机械化生产，然后产生的地租再分散给每个农民。这依然是资本主义地租。不信请看原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的一个讲话：
【现在麦收已经接近尾声了，你还能看到什么现象，比如说今年的麦收，今年的麦收农业户一共组织了50多万台收割机，实行跨区作业。每家每户都是十来亩地，你让他买一个联合收割机怎么办，开进地里15分钟就收完了，一年买个粮食收割机就用15分钟，猴年马月能收回投资呢，那大家都用小镰刀，效率就不行，人们就不愿意种地了，于是聪明的农民就想出了办法，我买了联合收割机，不仅可以把本村的几百亩甚至临村的合在一起几千亩地都包了，你付我点钱就行了，正是因为这个结合给我们提供了机遇……
我们国家联合收割机的作业天数大概是美国和加拿大的2—3倍，说明我们农业投资的效率就要比他们高得多。收获上可以这样，从耕种到播种，到中间的管控，其实都可以采取，所以越来越多的地方出现了一种形式，叫耕种收这样一些重要的农业环节，大家都花钱买服务，通过购买农机服务来降低自己的劳动强度，来提高农业的效率。日常的田间管理又加强，所以越来越多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农民种地实际上是看着庄家，什么时候应该翻地了，什么时候可以播种了，什么时候要浇灌了，什么时候要施肥，一个时候要撒药，一个电话就解决了，你就付点钱就完了。
所以很多人担心农村的的留守老人越来越多，靠他们怎么种地，我告诉你，他们是在看地，种地的是服务体系，而且潜力非常大，我们目前耕种收综合农业管理，今年到年底估计能达到60%，小麦联合收割我们今年夏天可以达到92%的机械化生产。】
截至2015年底，全国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流转面积4.43亿亩，占比达33.3%。这一部分是直接出租流转的，还有更多的土地，特别是平原地区，虽然没有流转出去，由农民自家留守老人照看，但事实上它们都进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农民家庭得到的无非就是地租收益。大体符合以上情况的，无论是从土地面积来看，还是从农民家庭数来看，都已经占大部分比例。还剩下小部分直接从事农业，不获取地租的专业农民，我们后面探讨产业化农业时再专门分析。截止到2012年，这部分纯农户的比例约18%，最近几年因土地流转明显加快，其数量必然进一步下降。它们是中国数量巨大的小资产阶级的基础。
图（4） 各类农业机械投入增长
图（5） 主要作为亩均用工量
正是因为正规农民劳动力的市场化，抛弃过去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模式，导致农村以留守老人和妇女为代表的的残值劳动力或半劳动力承担起家庭农业生产，相应的劳动力投入减少就需要其它替代的农业生产资料的增加，比如农药、化肥、机械等等。那么，从整个社会的农业总体情况来看，资本的投入都是明显增加，资本主义的农业经营方式更是已经占很大比重。只不过，它提供的总体地租被数量庞大的农户家庭所分散。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再来看那些喋喋不休纠缠于土地私有化、规模化的知识分子，得有多么无聊啊。既然传统小农经济社会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充分渗透到乡村，绝大部分农民家庭从农业中只能得到一点点资本主义地租，那些还高喊农村合作社、集体化、综合农协是为了拯救农民的知识分子，又是几个意思呢。
解放以前的传统乡土社会，村落社区内部确实存在土地阶级分化，尽管单纯的看中国南方很多地区的农村，地主人数及其占地数量都很少，但在大革命的背景下，农民问题被以土地革命的形式提出是有相当的道理。大概估计一下，这块封建地租总量每年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一，约700亿斤左右。解放后土地改革，按人分配，这块地租就再也不会被地主商绅阶级所掌握。中国共产党革命可看做是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延伸和引发，土地革命被当做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第一步，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范畴。土改也只是解决农民问题的第一步，或者说历史的一个阶段，在随后的的工业化建设和资本积累发展过程中，土地制度出现过多次调整和变动。土地究竟是国有化还是平均分给个人，以中共和苏联的历史经验来看，基本上是根据工业化的剩余提取要求而制定。以此来看，列宁在土地问题上是有远见的，毛泽东则是灵活的。我们这里先不论土地革命后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历程，只是说在当前资本主义地租出现之前，经历过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户家庭的自耕农时期。这些时期，农民自主经营兼业化农业，不需要向地主缴纳地租，地主已不存在，但往往受到政府各种高额税费的剥夺。直到国家免除农业税，并且通过财政补贴支持农业时，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快速发展。
3．农业产业化及其生产过剩
传统小农经济以家庭为基本生产经营单位，依靠自家劳动力投入为主，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生活和村落社区的需要，大都采取兼业化经营方式，产出只有很少部分剩余能够进入市场。没有土地兼并形成大地主，没有苛政猛于虎，没有天灾战争，小农都是自耕农，这就是中国千年王朝所能期待的最好状况了。中国在解放初期的前几年，以及改革开放后的20年左右，都实现过这种状况。但当中国进入到现代化进程，这种自耕农状态就只能是一个过度阶段，不可能一直停留。1956年后中国就试图在合作化的条件下搞机械化、规模化农业，这也是产业化农业的一种方式。只是因为当时这个做法要求农民承担更大的成本，同时农民又没有其它就业渠道，最后在农民反抗中以失败告终。
改革开放后，这种半自给自足的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社会，在城市工业化货币经济的影响下，特别是农民生活及服务消费越来越需要以货币支付的情况下，农民不得不寻求专业化生产以求得尽可能多的货币收入。兼业化生产逐步被放弃，乡土社区自我生产、自我服务的内部化运转体系逐步瓦解，主要原因尽然是乡村的公共服务体系选择现代化进城而抛弃了农民。过去，地主乡绅占有农村社区剩余，并同时承担社区的道德教化等公共服务组织成本；现在，所谓的基层政府通过“三提五统”代替地主乡绅提供类似的社区公共服务。但，随后这些服务的主体都进城现代化去了。这个转变进程与各朝代反复发生的土地兼并完全不一样，土地流转一直被鼓励，但很少发生，农民追求货币收入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更多选择去打工。政府为了推动农民增收，一方面力推区域专业化、规模化种植，另一方面则是允许和鼓励资本进入农业搞产业化。我们引用温铁军教授的一段话供读者参考：
【这是1998年开始的。背景是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工业对外的出口订单大幅下降，出现产业过剩危机。这时候，产业领域中收益下降的企业家们开始要求产业资本进入农业。当年开两会的时候，有20多个大型企业联名写了个提案要求大型工商企业要进入农村，理由就是今天文件上都写到的“促进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的技术含量”，“延伸产业链”以使得农业产业化收益增加，等等。提案转到我这儿处理（我当时在农业部工作）。
今天我们都会说的这套话是1998年提出的，这就是农业的第二次以产业化为主的现代化高潮。
第二次农业现代化之所以被称为农业产业化，因其主要背景在于城市中发生的产业过剩。要求城市资本下乡以产业方式对农业做车间化的改造。由此而不再是第一次农业现代化主要是产品下农村，搞拖拉机站及其配套的五小工业。现在到处推进的是设施农业。
连带发生制度演变上的不同，在于90年代末期这次是产业资本下乡，试图把土地兼并变成企业资产，把农民变成农业工人占有其剩余价值，这也是各级政府要求农村做的事情。其实质，无外乎是使得农业去资源化而实现资本化。因此，这是一次农业遭遇的资本深化过程。】
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正好就是产业化农业和专业化农业快速发展的时期。一个规模巨大的、完全转变为经济人理性的专业化农民群体出现了，他们主要从事着养殖、蔬菜、水产、瓜果经济作物等四大类的专业化生产经营。他们完全是为市场服务，并依据市场来安排生产计划。他们是整个产业化农业产业链中重要的一环，但受到商业资本的牢牢控制和压榨。尽管他们看起来还是家庭经营，甚至不雇佣劳动力，但他们绝对不能被看做是自成一体的小农经济社会中的个体，他们是前后两者不同性质的农民。他们周围的环境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是村落社区而是市场为他们提供交易化的公共服务。他们可以被看作是农业领域中的小资产阶级生产者。因为资本进入拉长农业产业链，他们越来越成为依附于资本的简单生产者，小资产阶级的地位都难以保障。除此之外，比如像养殖这种占地少容易形成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领域，资本更是进入占据绝对优势，导致全国大部分村庄家庭养殖基本绝迹。而粮食种植这块，近年来政府推动的规模化种植，或者说规模化机械服务也越来越多。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农业领域的绝大部分都已经成为资本以多种形式主导的产业。也正是如此的市场逻辑，导致农业生产很快达到生产过剩。比如：中国是世界第一大淡水产品生产国，全世界70%的淡水产品在中国生产；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蔬菜生产国，我们搞设施农业，全球70%以上的大棚都建在中国，全世界67%的蔬菜在中国生产；还有全世界51%的生猪、40%的柑橘和苹果等大宗农业产品中国都是世界第一生产大国……中国人口占世界的19%。也就是说大宗农产品中国的人均占有量都是世界2倍以上。再比如粮食过剩。最近中央电视台已经讲了，中国现在浪费的粮食够养活3.4亿人，那我们还有多少人口增长的区间呢？按现在测算最多是15.6亿，但如果很多变成丁克族，不生孩子了就会下降到15.2亿，那就是说现在13.4亿，未来顶多增加2亿人口。现在浪费的粮食够多养活3.4亿，也就意味着不用再追求粮食增产，也足够养活15.4亿中国人，还能再多养活1亿。还有蔬菜过剩。据有关部门测算，蔬菜浪费一半以上。
结语
当乡村的劳动力、农业生产和服务都被市场化后，乡土社会就不再成其为社会，只剩下农民的分散居住点这一单纯功能。然而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民也更多的选择集中到城镇去居住。这个时代巨大的技术进步和应用，特别是交通物流设施和技术，通讯设施和信息传播技术，已经造成城乡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快速缩短。甚至很多农民家庭一边在城镇居住工作，一边抽人抽空乘车去村庄地里种点菜和粮食，毫无违和感。前几次工业革命的最大成就，就是解决了城乡在吃穿住用行五个方面的差距。现在城乡差距最大的体现在文化、教育等软性服务方面。
以上分析都说明，我们不能再以小农经济社会的视角来看待和提出农民问题。农民不再是一种社会身份，以后更多是市场化专业分工的职业称谓。把农民放在整体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来看，问题就更清楚了。为什么国家要把更多的资源都用于城市化建设，几乎所有的公共服务体系都放在城市里，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都是城市先进乡村落后，以致人们都要拥挤到城市去生活。这恰恰是官僚体系和资本过度追求利润积累导致的，因为这种集中布局是资本积累和少数人占有财富的要求。广大农民劳动力被排挤出去，散居在享受不到公共服务的乡野角落和城中村贫民社区。我们完全可以想象，通过资源和劳动力的合理利用，以人民的生活为本而不是以资为本，围绕乡村和中小城镇建设生活服务体系，工业合理布局，就足可以让绝大部分人民过上可持续的现代化生活。现代人们的大城市病越来越严重，资本过度集中的副作用越发明显。
毛泽东曾经要将集中于城市的文化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体系重点布局到乡村去，结果得罪了整整一代精英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至今仍不反思自己，耿耿于怀自己那并不长的上山下乡经历。农民一辈子生活在农村，农民就不是人。毛泽东难道不是有先见之明吗？知识分子反感于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还要继续搞社会主义革命，要将人民民主专政升级为无产阶级专政等一套理论话语和实践。然而历史事实证明，他们并没有比毛更好的提出和解决农民问题。事实上，中俄革命从一开始就具有双重性，或者说承担着双重任务，既要发展生产力，又要解放劳动者。无论列宁还是毛泽东，对此也都是很清楚的。所以，那个革命时代要单独提出农民问题和土地革命。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过去隐藏的萌芽状态的生产关系现在已经全面展开，传统的农民正在消逝。这个时代已经不需要再单独提出农民问题，只有部分小资产阶级农业生产者的市场困境问题。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察网 2016-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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