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化新农民随着规模化、现代农业的发展应运而生。他们的农业生产技能、经营管理能力以及资金等方面已有初步积累。但一些基层干部和种粮大户谈到，“三农”中对地、粮、技、村的政策设计中，对职业农民队伍建设的政策设计不够，政策上对农民职业前景的稳定预期不足，有可能造成职业农民发展“短期化”，不利于现代农业发展。
政策依赖强队伍稳定难
去年以来，国内粮食市场价格低迷，一些地方政策性托市收购执行不彻底，仍有不少粮食至今还囤在农民尤其是种粮大户手中。
“去年收上来的晚稻，粮食经纪人收不完。政策性托市收购也因为没有仓容，不收了。现在还有几万斤粮囤在手里。价格从一块三毛多一斤降到九毛钱一斤，损失惨重。”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上顿渡镇东梁村种粮大户黄才贤愁容满面地说，如果今年粮食价格低迷情况再持续下去，政策性托市收购不给力，将影响一批农民继续走职业化的信心。
记者采访发现，土地流转周期短、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部分农产品托市收购政策执行等是影响农民职业化长期规划的因素，更直接关系着职业化农民队伍的稳定。记者对江西554位粮食生产规模长期在50亩以上的职业农民的问卷调查显示，他们的政策诉求也集中在这些方面（图一）。
除农产品托市收购政策执行情况外，土地流转不稳定等对农民的职业化前景预期有直接影响。“流转关系难长期固定，我现在不敢在农田基础建设和土壤改善上投入太多。”34岁的江西丰城市小港镇青年农民张俊杰说出了多数“种粮大户”的担忧。他告诉记者，近三年来，他流转的田总量从500多亩增加到近1800亩，但多数签的都是一两年的短期流转合同。
“流转必须自愿，但必须想办法解决一些地荒在那也不拿去流转的情况。”江西南昌新建区农业局局长孙昌平说，现在土地流转竞争激烈，价格变动大，影响了流转关系的稳定。
农田设施建设标准的高低和规模影响农业规模化发展和职业农民长期生产规划。采访中不少规模经营的农民对更大规模、更高标准的农田整理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需求。江西安义县种粮大户凌继河说，他流转的1.9万亩田地，基本满足全程机械化作业的高标准农田不到两千亩。田块小、基础设施差的田地，每亩要增加成本近一百元。
江西南昌市新建区石岗镇种粮大户涂爱保流转的田在丘陵地带，稻谷亩产仅有800斤，这些年他赚的数十万元钱陆续投入到农田平整、机耕道、水利等方面。他说，10年的土地流转期限只剩下两三年，随着土地流转价格越来越高，合同到期以后，他就不敢再承包了。
城乡户籍差异导致不能享受农业扶持政策，也影响了一些想在农业上“干一番事业”的城镇户籍新“职业农民”。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上顿渡镇种粮大户李会娥是城镇户籍，他在当地流转了1100多亩土地从事水稻生产。因为农机具购置补贴只针对农村户籍农民，他的不少补贴都是假借农民的户口本申领的，存在“冒领”嫌疑。
采访中，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反映，近些年来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比较多地来自于土地制度改革、技术推广、农业机械化等，农业生产者所获得的发展推动力不如其他生产力要素。
重视具体技术培训，缺乏全面素质养成教育。由于纯粹销售肉牛利润太低，去年参加了一次农产品营销课的江西省丰城市泉港镇养牛大户黄登高准备延长生产链，自己屠宰并以实体店和电商相结合的方式销售牛肉。但这一转型应该怎么具体实施，需要办理哪些手续，这些对于以前只懂养牛的他来说困惑不少。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职业农民接受的培训内容主要针对农业生产技能，组织管理、市场营销、职业规划等涉及不多。
近两年，江西省农业部门共培训了7万多名职业农民。山西省是我国首批职业农民整省推进试点省。这个省部分基层干部反映，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面临协作机制不畅、投入资金不够、政策力度不足等问题，尤其是在基层市县，仍需政府加强重视，进一步整合相关资源，畅通协作机制。
农村交通、网络、娱乐以及子女教育等硬件条件，与城市差距确实太大。“除了吸引新鲜人才难，就是长期留住现有的人也比较难。工人有社保，有各种职称职业晋升渠道，获得荣誉的机会也比农民多。”江西吉水县绿丰果业合作社牵头人肖小春说，职业农民精神层面的激励太少。
根据安徽省农业部门的计划，安徽今年要培训新型职业农民5万名。培训要求由注重“培训从业者”向“培育事业者”转变，重点把热爱农业、扎根农村的农民选出来，通过教育培训、认定管理和政策扶持等造就一批发展现代农业的生力军。
职业化升级之路
有关专家表示，要切实推进农业现代化、保障粮食等农产品安全，今后需全面加强职业农民队伍建设，要从政策扶持、培训体系改进等方面稳定职业化预期，树立职业化责任，构建职业化精神，打造升级版新型职业农民。
构建稳定的政策支持体系，提升农民职业化前景预期，扩大职业农民来源。江西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尹小健提出，在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完善统一的区域性农村土地流转平台体系，让农民在收益有长期保障的基础上，通过自愿交易出让土地经营权，实现职业农民对流转土地的长期稳定经营。
同时，有关农产品托市收购政策的执行和调整既要着眼于当前市场的变化，也要注意稳定职业农民的收益预期。可加快出台土地休耕补贴政策等措施，并将之与粮食等大宗农产品购销政策相结合，实现“农产品结构性调整与农民职业化收益保障”的双赢目标。
江西省农业工程职业学院书记谭酬志介绍说，近两年学校有上百名毕业生到农村创业，趋势值得关注。今后国家可以制定引导政策鼓励扶持大中专毕业生到农村创业。
部分基层干部表示，可参照城镇自主择业者参保方式，试点将社会保障制度向职业农民群体延伸，解除有较大贡献的职业农民发展后顾之忧。
建立“职业农民”标准体系，构建明确的职业责任、职业精神。随着国家政策层面对培育职业农民的重视，目前各地实践中也从“生产经营型、职业技术型、专业服务型”对职业农民进行了划分，但仍需在定义性条件和标准方面进行明确，对职业农民群体的社会责任、职业道德规范等方面也要做出系统的规定。
职业农民培育机制体制亟待完善，需进一步确立责任主体，形成培养合力。江西永丰县农工部部长傅伟等基层干部提出，应改变由农业部门“兼职”培训职业农民的现状，确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的责任主体。整合现有涉农培训资金和项目，引导政府各部门、社会各层次培训机构形成合力培训职业农民。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瞭望》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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