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傅高义《邓小平时代》中文版问世时出版社曾约我写评论，但一写就收不住笔，最后搁置了。这次邓小平110周年诞辰又有约稿，汲取上次教训，就写个简单的感想吧。反正评论邓小平，110周年是不够的。十八大的“改革60条”和最近的“大反腐”都表明中国的转型还在继续，全面评价他恐怕还要等到中国“定型”的那个时代了。
“走出文革”共识和邓小平时代
我想过去人们评价邓小平，重点是放在他结束文革、开肩改革方面，这当然基本是对的。不过近年来，尤其是2008年“改革三十周年”回忆高潮中，使人对他在这个“结束一开启”关头的作用认识更客观。“十年文革”(这是标准的说法，有人不同意这个时限，这里不讨论)，我把它称为一场历史上罕见的“负帕累托改变”。这是什么意思?绝大多数的历史性改变(包括1949年的中国革命和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改革)都是有人得利有人受损，只不过是两者的多少问题，这叫“非帕累托改变”。对这些改变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多数人得利少数人受损，还是少数人得利多数人受损自然非常不同。
但更罕见的是两种情况：一种是所有人都得利，只有得利多少之别，而无人(对于十几亿人的大国而言当然不是完全没有，只是极少极少，近乎无人)受损，这叫帕累托改变，怎么实现帕累托改变(通常叫帕累托改进，所有人都得利，当然配得上“改进”这个褒义词了)是很多人研究的话题。另一种是所有的人都受损，只有受损多少之别，而无人或近乎无人得利，这种情况我把它叫做“负帕累托改变”，这个词好像是我提的，以前的人讲的都是帕累托和非帕累托，似乎没人谈“负帕累托”。所有人都受损，谁愿意搞这样的改变?这样的改变怎么可能发生?的确很罕见，但不是不可能，尤其是在一人绝对威权的情况下。中国历史上有两次这样的改变最典型：古代的一次是王莽改制，除了他王家和极少数近臣，从权势贵族、平民富户直到赤贫百姓全都得罪了。再一次就是“十年文革”，把上下左右的中国人都“折腾”得够呛，从“走资派”到“造反派”，从“红二代”到“狗崽子”都怨声载道，市场被“割了尾巴”，计划也被“大轰大嗡”冲得乱七八糟;本土的是“封”，外来的是“资”，连正统社会主义也是“修”;“铲除封、资、修，砸烂洋、名、古”，真的是把一切“文化”的命都革遍了。从林立果那个《五七一工程纪要》中的主张，到丙辰清明天安门广场上的诉求，不同背景不同阶层甚至不同价值取向的中国人在“走出文革”这点上已经出现高度的“共识”。身后的中国可以说无论谁执政，出现大变化的机率都已经极高。中国从“文革”走向“改革”犹如洪水出闸，已是大势所趋了。
现在已经清楚，抓捕四人帮主要是后来被指为“凡是派”的华国锋和汪东兴之功，连叶帅等老将也是在华决策后才发挥了影响，当时还在逆境中的小平更是完全无所施其力。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常被认为是“凡是派”倒台和改革时代之始。而变局在此前为期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已经出现。而这个会议是华国锋决定召开的，会上“放炮”猛轰“凡是派”、改变了原定议程的，是后来被认为坚持计划经济的陈云。正是陈云的放炮使会议成了“改革派的胜利”。而邓小平那时还刚恢复工作，不但相对低调，而且会议开始时还出访在外，回国参会时已在陈云放炮改变了会议气氛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有两次推进改革和解放思想的重要会议，即1979年1-4月间开了两个半月的理论务虚会和1980年的“四千人大会”。这两个会议更是一开始就气氛热烈，不用什么发动就形成了思想解放的高潮，邓小平的作用反而主要是在会议后期定调降温，规定了变化的限度，其中的典型的就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
从这些情况看，1976-1980年间的中国实际上是发生了“剧变”，它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是巨大的。1984年人民公社制度的终结就是其在经济社会层面的反映。
教育与外交上的超前变革
在这一时期，邓小平在教育、外交上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后来，他推动改革深化时对两任总书记的支持和“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态度也是至关重要。
从邓小平复出到取代华国锋成为事实上的领袖之间的这个时期，中国的教育与外交在他主持下的“剧变”可以说十分“超前”。邓小平复出后首先是抓教育，1977下半年的仅仅几个月内，中国教育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文革时的乱来要结束是大家都想到的，但一般人的预料不过是回到文革前——虽然有正常的考试、升学，但政审、“阶级路线”十分明显，教育内容高度意识形态化，教育体系基本是苏联式的。而实际的变革很快突破了这一套：1977年为讨论变革，恢复高考延迟到12月，但紧接着次年二月就恢复了研究生考试，而且一下就比文革前还要走得远，政审、阶级路线基本没有了。初次高考录取有的地方还有点政治化，据说正是邓小平发现后亲自决定，又来了个第二次录取，对(主要因政治惯性而)高分未录考生再选遗珠。而研究生考试更是采取前所未有的破格方式，在文革十年基本没有正常本科教育的情况下向全社会开放，彻底实行“考试平等”。很快学位、博士、留学潮等陆续而来，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学制从文革前的学苏联转向了学美国。而这一切都是在“凡是派”尚在位、邓小平分管教育时完成的。
接着邓小平又兼管外交，尽管为抵抗苏联威胁而与美国(乃至西方)和解是晚年就已开始的转变，但邓小平仍然把这一改变发展到出入意料的程度。“访美归来就打越南”、果断停止对东南亚毛派革命的支持和在全球政治格局中联美反苏，已经远远超出了出于国防压力而对美缓和的限度。根据近年发表的回忆文章，就是在反“凡是派”的冲锋者中，对这样的外交转向也是存在异议的。但是，这的确给当时的改革和经济腾飞创造了最“有利的外部环境”。
当时的中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已形成高度的互动。邓小平就在这样的互动中成为中国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尽管“走出文革”当时已经是古今中外罕见的高度共识，但是“走向”何处，那时实际上是有潜在分歧的。在“凡是派”退场后，这种分歧首先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上体现出来。一些人“走出文革”只是要回到文革前，或者甚至即便“走出毛体制”也只是要回到苏联体制(即生前也敌视的“苏修”那一套)，这些人厌恶文革主要是憎恶“造反派迫害当权派”，“乱折腾破坏了严格计划”，而对文革时当权派乃至当权派支持的“保皇派”作恶，尤其是他们对“造反”民众的作恶视而不见，对文革前体制更是缺少反省。不但政治上文革被看成“民主化的灾难”而得出坚持绝对威权主义的结论，甚至经济上，文革时期温州等地由于计划体制瘫痪而出现的市场缝隙(后来“温州模式”的胚胎)也被当做“四人帮复辟资本主义的重灾区”来挞伐。
处理文革遗留问题
但是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包括绝大多数老干部在内，并不希望这样。他们“走出文革”是希望走向一个政治上更加民主、经济上更加自由(即更加市场化)的方向。邓小平那时也是这样的，虽然至今经常被称引的1980年“八一八讲话”(即以反“封建遗毒”、发展民主政治为基调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很快被束之高阁，我国高层对同年波兰工人反抗苏联式体制的民主斗争也很快由赞许、同情转为警惕和反感，但是，在1980年代的“拨乱反正”中，尽管“彻底否定文革”主要还是以渲染“造反派迫害当权派”为主调，实际上邓小平和当时的最高领导层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抵制了一部分政治家那种“从保皇派角度否定文革”的意图，不仅为大量的所谓“走资派”即文革中被迫害的老干部、为知识界和被践踏的弱势群体(所谓“狗崽子”、“牛鬼蛇神”之类)恢复了公道，而且事实上也为大量的“造反派”恢复了公道。
今天文革已经过去40多年，年轻人往往很难理解当年“走出文革的共识”。他们知道的文革就是“支持‘造反派’整‘走资派’，邓小平平反‘走资派’肃清‘造反派’”。这个“事实判断”很少有人质疑，双方只是价值判断相反：有人说毛主席支持人民反官僚是对的，有人说老百姓犯上作乱不行，邓小平平定造反才对了。如果只是在这样的“事实”上讨论，那是永远不能搞清文革灾难的教训、改革的意义，也无法认识邓小平的重大作用的。其实不仅是中国人，就是傅高义这样的外国学者也如此，他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仍然把迟群等人称为“造反派”，其实这些人恰恰是派来镇压“造反派”的——但是至少在清华，迟群治下被整死的人要比“造反派”蒯大富治下更多。
文革中当然有“造反派”迫害“走资派”的一幕，但绝非仅仅有这一幕，而且如果我们承认“十年文革”之说，那么这一幕其实非常短暂。重要的是几个被忽视的“真相”：“造反派”得势时确实也很野蛮，但那时镇压他们的人往往更野蛮，总的来说在那十年中他们受难百倍于“当权派”和“保皇派”。换言之，造反派受难主要在时代，而非邓小平时代。另一方面“走资派”(老干部)长期受大难、改革后才解厄者固然不少，但其中受“造反派迫害”只是一瞬，90%是受的“常规党内迫害”，当然，实际上造反派也是“奉旨迫害”的。
更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的“名实”分离，当年把95%的“造反”者都收拾了，理论上“造反”却仍被说成是对的。而与毛生前对造反派的镇压相比，邓小平时代虽然理论上整体否定了造反运动，并清理了一些“三种人”。但不仅这种处理无法与的镇压相比，而且事实上，大量造反派的冤案却是在邓时代得到纠正的。关于文革，无论是官式的“彻底否定”还是“毛左”的“毛主席支持民众反官僚”论都回避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绝大多数“造反派”被打倒是在时代，而不是在邓小平时代。
邓小平时代以清理“三种人”的名义，把残留在党政机关中的一些曾经的造反派予以驱逐，一些人还被判了刑。但其实到1976年时仍然得势的“造反派”人士不但已经极少，而且大都像王洪文那样以镇压其他造反派的方式交过“投名状”，实际上已不再是造反派而只是文革新贵。这场“清理”对“造反派”的打击其实远不如时代的镇压。更有不少如蒯大富这样的人其实在生前已经坐牢很久，但那时盛行的是不讲任何理由和程序的随意关押、无限期的黑牢;即使放出来也是“黑五类”式的贱民，无法拥有正常生活。邓小平时代开始讲“法治”，就把他们正式审判定罪，判了刑期。由于此前的羁押折抵刑期，他们中绝大多数其实在时代坐牢的时间还长于邓小平时代。出狱后尽管也受到歧视，但程度比时代对贱民的歧视差得远，他们基本上都能恢复正常生活。
更应该指出的是：邓小平时代虽然理论上彻底否定了在时代受到理论肯定的“造反派”，实际上却有很多时代镇压造反派的冤案，是在邓小平时代被平反的。例如改革初年获得平反的最出名的几个文革中遇害的异议人士(有的平反后被宣布为烈士)，当年他们其实并非同一立场，其中因反对打倒刘少奇而被害的张志新自然不是造反派(她应该算“保守派”)，但遇罗克(因编辑造反派的《中学文革报》反对保皇派的“血统论”而遇害)、李九莲、钟海源(都在军人政权镇压造反派时遇害)等多数人其实都属于造反派。还有那些活着的人：武汉的鲁礼安、湖南的杨曦光(即后来名满天下的杨小凯)、广西的钱文俊等，他们不仅是造反派，而且是造反派中最激进者，他们都是时代坐大牢、邓小平时代获平反的。
因此就不难理解，尽管今天有不少不懂历史的年轻人从“造反派反官僚”的角度同情文革，但实际上在1970-80年代之交，走出文革、实行改革是包括绝大多数前“造反派”和“走资派”在内的几乎所有国人的共识。经济上就更不用说——今天也许很少有人记得，文革结束后曾经放过一部渲染四人帮在温州“破坏集体经济、复辟资本主义”的著名纪录片，它反映的温州那时因计划经济被“大轰大嗡”所破坏而滋长的市场萌芽完全是真实的(当然它并非文革当权者所希望的、只是他们忙于上层斗争而无暇消灭的东西)。但是很快，连计划经济的坚定拥护者也忘记了这部片子。因为即使对于计划经济而言，文革时代胡乱折腾的危害也远远超过了温州那种弱小的“资本主义”因素。事实上，改革初期，无论市场因素还是计划因素，都从摆脱文革时期那种既压制市场也扰乱计划的胡闹中获益，并且共同促进了中国的经济起飞，这是与东欧“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之初期阵痛完全不同的。
改革初期的“帕累托改进”
也正因为如此，1980年代的初期改革成了古今中外罕见的“帕累托改进”——所有人都得利，只是获利有多少，而几乎无人受损。
如今有人认为，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成就得益于文革经济的成就，他们的理由主要是改革前打下的初步工业化基础和文革时教育、卫生等福利造就的“高素质劳动力”推动了改革时期的经济起飞。这个说法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解释中国改革时期的经济增长为什么快于宏观上同样以市场经济为方向的东欧。因为无论就改革前的工业化成就还是就旧体制的教育、卫生等福利保障程度而言，改革前的中国都远远不如苏联东欧乃至古巴、朝鲜，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果这两个因素是改革后“经济奇迹”的主因，那“奇迹”就更应该发生在这些国家而不是在中国。可是这些国家，无论是搞了市场化改革的东欧还是拒绝市场化、“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古巴朝鲜都没有发生“奇迹”。如果说现今东欧经济、更不用说中国经济毕竟远远好于古巴朝鲜，证明了市场经济改革的必要性，那么现在同样走向市场化而过去旧体制下这两项成就比东欧差很多的中国能够取得更高的增长率，当然就不能用这两项成就来解释了。
事实上我们不必引西方的自由派言论，国际著名的左派大家、对中国革命完全持肯定态度的佩里·安德森几年前发表过一篇名文，论述中苏旧体制与改革成就的关系。在他的比较视野中无论是旧体制的工业化成就，还是社会福利水平，苏联东欧都远远超过改革前的中国。所以佩里强调的倒是相反的原因：中国“一系列消极的优势”“以不那么显著的方式为中国改革提供了便利”。例如，时代的经济失败使得中国的工业化程度比苏联东欧低得多，于是“在中国的经济体中，废弃的旧工业要少得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消极优势”。如果不是这样，整个中国会沦为一个庞大的“锈区”，就像沈阳的“铁西区”一样。但是亏得因反复折腾耽搁了中国的工业化，使“中国的锈区怎么也比苏联的小得多。即使是在锈区，中国需要清除的旧工厂也比较少”。福利保障也是如此，正是由于中国的教育、卫生保障都比苏联差，尤其是“农民得不到城市工人所享受的社会福利，中国外在的城乡不平等比苏联更为严重”，使中国农民成了义无反顾的改革动力。
我们还可以以越南为例，在经历几十年战争后没有怎么搞旧体制下工业化、就很快进入“革新”时代市场化过程的越南，改革后经济增长率仅次于中国，也明显高于俄罗斯。而在越南内部，受战争蹂躏更甚、也更少有旧体制下工业化基础和“公有制保障”基础的南方，革新时期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增长率明显超过北方。难道这也可以用“旧体制的两项成就”来解释?
但是，“一系列消极的优势”当然也不是“越坏越好”，事实上如果不改革，“消极”本身只能是劣势而绝不可能是优势。然而改革一旦发生，摆脱“负帕累托改变”的过程本身就自然成为“帕累托改进”——尽管这两种过程都非常罕见，但停止一个所有人都受损的过程，就是启动一个所有人都得利的过程。而在绝大多数其他情况下，停止一个“非帕累托改变”的过程都只是意味着另一个非帕累托改变——原来的得利者受损，原来的受损者得利，改革遇到的阻力和代价也会比较大。如果说改革后中国的经济不同于东欧，如果说文革对于改革的成就有什么作用，恐怕都只能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邓小平的选择成就了今天的“经济奇迹”
但是这种“消极的优势”不可能长期起作用。随着改革的进展，计划理性与市场激励在摆脱文革混乱的过程中共同推动经济增长的局面逐渐过去，计划体制与市场经济的矛盾逐渐凸显，改革的“帕累托改进”特征也越来越受到挑战。“走出文革”的共识逐渐淡化，而“走向何处”的分歧逐渐明晰。到了1980-90年代之交，情况已经是：如果说的“反修经济”是“中国式社会主义”，那么在旧体制淡出之后，是走向苏联式社会主义或复辟“苏修那一套”呢，还是走向“西方式资本主义”(即市场经济加民主政治)就越来越成为大问题。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经历了1989-1992年间的剧烈动荡，先是所谓“西方式的”发展取向受到沉重打击，再有邓小平“南方谈话”堵住了苏式体制(党国政治加计划经济)的回归之路，不但经济改革大规模重启，而且首次明确了脱离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方向。
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所起的作用才真正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如果说1976-1980年间中国“走出文革”的共识异常强大、连“凡是派”(在抓捕四人帮时)和计划经济派(在炮轰“凡是派”时)都曾经在推动中国“走出文革”的过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那么无论是在1989年还是在1992年，邓小平无疑是一人定乾坤。在“共识”已经被尖锐对立所取代的情况下，如果没有邓小平，后来中国的历史就完全可能改写。
在1989、1992年两次排除了另外的方向后，邓小平引导中国走向了延续至今的发展道路。
尽管有著名的传统格言说是“名不正则言不顺”，但邓小平显然体现了另一种东方智慧。他强调重实轻名，主张“不争论姓社姓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叫什么名字，这条发展道路的经济成就是无可置疑的：1992年后中国经济再度起飞，并且在1996年前后的大规模国企和乡镇企业产权改革、2001年成功入世与“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接轨后，经济发展明显加速。全球资本涌入中国，中国商品充斥世界，中国的“经济奇迹”更加耀眼，各方面的国力也更加增强。但是毋庸置疑，与这种发展道路相关的内外各种矛盾也越来越突出。
而且在沿邓小平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进了22年后，中国的道路已经具有了世界性影响。在连续几十年全球资本涌进中国之后，近年来中国资本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而中国模式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也越来越明显。积极的一面是打破西方国家的“道路垄断”，推动全球的经济增长，并且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提高了中资自身的素质。消极的一面是出现“竞劣”现象：如我国驻坦桑尼亚大使所说：有些人“恶习缠身”，“甚至有些企业还在当地政府内部去寻找代理人，各自收买一批为自己说话的当地官员，2012年，两家公司把坦桑尼亚的交通部长、副部长同时搞垮了，他们为了争项目挑起正副部长的内斗，结果总统把两个人都撤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资本输出给别人带去了什么?带去了社会主义?带去了儒家文化?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的标志性人物，他于1997年辞世，但他的影响在中国将长久地存在，并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长而影响世界。这个影响在他诞辰110周年之际还远未定格。邓小平改变了中国，而中国人今后如何走，也反过来影响着他开辟的这条道路的声誉，如何继承他留下的宝贵遗产，解决他未及解决的改革和发展中诸多问题，是我们无法推卸的责任。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发自：《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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